刘义隆：元嘉草草赢得仓皇北顾（1 / 2）
他的一生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就像抛物线一样，到了一个峰值后急剧下坠。作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他本来没有希望继承大统，但徐羡之、傅亮等人将他大哥、二哥杀掉，让他捡了个大便宜。登基后励精图治，他将老爸刘裕留下的基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使得刘宋王朝成为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但是北伐的接连失败，使得元嘉盛世半路夭折，刘宋王朝自此走上了下坡路，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最终的结局，竟然死于两个儿子之手，“孽由自作，岂命也哉”，算是对他大起大落一生的总结陈词吧。
景平二年(424年)七月，江陵城，宜都王府，一场事关刘宋王朝前途命运的讨论正在激烈地进行，主题是“登基称帝”，具体来说，就是宜都王刘义隆是否要到建康去做皇帝。
按说这是天下最大的喜事，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有多少人朝思暮想惦记着，如今似乎唾手可得，为何还要浪费时间讨论来讨论去呢？原因很简单，这个幸福来得实在太突然、太诡异了。
说太突然，是因为刘义隆在兄弟里排行老三，没有任何的排位优势，更何况他从小就不受父皇刘裕的待见。
刘义隆的母亲叫胡道安，出身寒微，生下刘义隆不久后被刘裕赐死。至于她为何遭此厄运，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被谴赐死，时年四十二。”因此刘义隆不到两岁，便成为了没娘的孩子。由母及子，刘裕对胡道安的厌恶之情延伸到了刘义隆身上，这点可从史书的记载中看出些许端倪，里面有不少刘裕喜爱刘义符、刘义真、刘义恭等其他儿子的描写，却找不到他宠爱刘义隆的只言片语。因此，对刘义隆来说，继承大统宛若黄粱一梦，在此之前，他打死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说太诡异，是因为他的大哥，刘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刘义符竟然被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废黜并杀掉，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的二哥刘义真也被这些人处死了，而且没有听说他们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换句话说，两位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如今另一位顾命大臣傅亮却带着人赶来江陵，说是要拥立自己登上帝位，到底是凶是吉，刘义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刘宋朝局如此剧烈的变化，完全算得上是“惊涛骇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距离开国皇帝刘裕驾崩才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场场接踵而来的腥风血雨，想必让尸骨未寒的刘裕“死不瞑目”。不过，如果追根溯源，刘裕和两个儿子的死脱不了干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就是始作俑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东晋的一代战神和后来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刘裕虽然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在教育子女上，却是一个相当失败的父亲。
这应该与他“老年得子”有很大关系。作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刘裕戎马一生，他平孙恩，破桓玄，灭南燕，定卢循，征刘毅，又平灭谯蜀、后秦。他的人生时光，基本上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忙得顾不上生育和教育下一代。
所以，除长女会稽公主刘兴弟外，其他子女都是在刘裕中年以后所生。长子刘义符出生时，刘裕已经四十四岁了，中间隔了整整一代人。因此，他和这些孩子不像父子，倒像是爷孙。
俗语说：“隔代人最亲。”除刘义隆外，刘裕对刘义符、刘义真等子女很是溺爱，缺乏必要的管教，导致这些皇子公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从小便没有规矩意识和良好教养。
刘裕的二女儿吴兴公主刘荣男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汉子”，她嫁给了东晋名臣王导的后人王偃，这位公主脾气相当大，经常对自己的老公实施“家暴”。有一次，两人发生矛盾后，她竟然令人将王偃的衣服剥光，捆绑在树上吊打，当时正值数九寒天，亏得王偃的哥哥王恢及时赶到，才让被冻得不省人事的王偃捡回一条命。
刘裕选定的太子刘义符也不成器，他最大的毛病是“贪玩”，史书上称他“多狎群小”，如果换做他人，这算不上是太大的问题，毕竟恰逢爱玩的年龄，但身为储君，未来要治理天下的帝王，这样的表现显然是不合格的。
刘裕的近臣谢晦对此感到很忧心，他劝刘裕说：“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就是说，“陛下年纪已高，应该考虑万世帝位的事情，君王的位置至重，不应该使没有能力的人承袭帝座。”这话说得很直接也很重，摆明了说刘义符作为储君不合格，应该考虑进行替换。
刘裕对此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非但没有斥责谢晦，反而几乎不假思索地问道：“庐陵王刘义真如何？”他这样问，表明刘裕心里非常清楚太子的德行如何，废长立幼的念头应该在他脑中酝酿许久了。
庐陵王刘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史书上说刘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是一个容貌和气质俱佳的帅哥。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对他予以重点培养，当年北伐后秦时便带着他出征。
在平定关中后，刘裕班师回朝，任命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都督雍、梁、秦三州。作为留守关中的最高领导，为了能让刘义真站稳脚跟，刘裕给他配备了最强的“领导班子”，太尉咨议参军王修为长史负责政务，名将王镇恶、沈田子、傅弘子等镇守各地。
刘裕把手头最能打的将领几乎都留给了刘义真，但名将扎推并不一定是好事，关键是要有能驾驭他们的统帅，就如同一个球队球星如云，但没有一个好教练，这些明星便很难齐心协力，往往会因为相互瞧不上或者争当老大而使队伍陷入混乱。
只有十二岁的刘义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刘裕前脚刚走，很快就爆发了王镇恶和沈田子的内讧。这两位在刘裕灭掉后秦的过程中都立下了大功，沈田子以千余人破后秦兵数万之众，而王镇恶则率先进入长安城，接受了后秦君臣的投降。
刘裕退兵前，任命王镇恶为征虏将军、安西司马兼冯翊太守，沈田子受其节制，这让沈田子很不满意，他带着傅弘子来找刘裕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王镇恶的祖父是前秦时叱咤风云的王猛，长期生活在关中地区，而刘裕身边的其他名将则都是南方人。
刘裕劝慰他们说：“现在留下你们两位和万余精兵，如果他有不法行为，只能自取灭亡。”他继而引用三国时曹魏灭蜀的故事说道：“钟会之所以造不成反，就是因为有卫瓘，你们十几个人，难道还怕对付不了王镇恶。”
不知是刘裕故意和稀泥，还是运用权谋之术，一方面他用王镇恶节制沈田子等众将，另一方面又鼓动沈田子等人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措施，刘裕不曾想到，他这样做造成的后果空前严重。
果然，刘裕退兵后，一场内斗如期上演。心怀不满的沈田子借机杀掉了王镇恶，王修又以擅杀重臣将沈田子斩首，自此平灭后秦的两位大功臣同归于尽。
局势变成这样，应该和刘义真关系不大，完全是刘裕自食恶果，但接下来该轮到刘义真犯浑了。
这位皇子从小在深宫娇生惯养，没经历过什么风浪，虽然他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稳定关中的重任实则落到了王修身上。刘义真天天与侍奉他的小人们嬉戏游乐，经常给这些人大量赏赐，这让王修很是担忧，他屡次规劝刘义真，并阻拦对这些人的奖赏，这让刘义真身边的人恨透了他，于是他们对刘义真说：“王镇恶当时要造反，所以沈田子才杀了他，而王修又杀了沈田子，正是他自己也要反。”
在这些小人不断撺掇下，刘义真竟然下令杀掉了王修。这完全是自毁长城，王修是留守关中晋军的“主心骨”，他一死，晋军“人情离骇，无相统一”，很快便陷入无政府状态，关中地区彻底乱了。
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看准机会，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长安城里的晋军陷入了困境。刘裕闻讯大惊，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心爱的儿子有半点闪失，于是他立即派辅国将军蒯恩前去护送刘义真回江南，令相国右司马朱龄石都督关中诸军事，替代刘义真坐镇长安，同时又派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去洛阳接应。
朱龄石刚到长安，刘义真便迫不及待地准备开溜，走之前，他的手下对长安城进行了大洗劫，带着抢来的金银珠宝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赫连勃勃得知消息，派三万骑兵追击刘义真。由于抢掠来的东西过多，刘义真所率人马行进得非常缓慢，奉命和蒯恩一起护送刘义真的傅弘子对此心急如焚，他劝刘义真说：“现在辎重过多，一日都走不了十里，追兵将至，我们怎么办？只有丢掉这些东西，轻装快进，才能避免灾难。”
刘义真的手下对此直摇头，好不容易抢掠来的大量财宝，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这比割他们的肉还难受。果不其然，夏军的追兵很快就到了，傅弘子、蒯恩让刘义真先跑，他们率军拼死抵挡，但寡不敌众，两人兵败被俘。
刘义真只有十三岁，身材瘦小，躲到了草丛里，成功躲过夏军的搜捕。之后，他恰好遇到了晋军将领段宏。段宏把刘义真绑在自己的背上，策马狂奔，好不容易跑回了江南。
由于刘义真走之前，在长安大肆抢劫，百姓恨透了晋军，发动了起义，朱龄石无奈只好退出长安，他的弟弟朱超石赶来与他会合，但他们很快被夏军团团围住，并被切断水源，朱龄石兄弟被俘后被夏军杀掉。
经过如此大的变故，按说应该痛心疾首，刘义真却显得满不在乎，他对段宏说：“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意思是说：今日的失败，我推脱不了责任，但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怎么可能知道创业的艰难。换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经历一些挫折怎么能获得成长呢？
但是，这份成长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场惨败不仅使关中地区全部落入赫连勃勃之手，使得刘裕的北伐成果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王镇恶、沈田子、傅弘子、朱龄石、朱超石、蒯恩等名将全都命归黄泉，刘裕从此再无北伐的资本。同时，它也造成晋军的大量伤亡，赫连勃勃攻陷长安后，把数万晋军的人头堆在一起筑土成“京观”，称其为“骷髅台”。
如此惨重的后果，到头来只换得刘义真口中轻飘飘的一句话。
刘义真跑回江南后，换了另一种活法，他开始走文艺路线，天天和谢灵运等文人泡在一起，摇身一变成了“风流名士”。《宋史》说他“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充满“文艺范儿”的他似乎离皇位越来越远了，但万万没想到，他的父皇心里一直惦念着他，使得他重新回到争夺储君的轨道上，而且看上去占据了相当有利的位置。
刘裕令谢晦前去拜见刘义真，实际上是做“任前考察”，如果能顺利通过，刘宋王朝储君或许会换成刘义真。刘义真听闻此讯，欣喜之余，深知事关重大，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想要在谢晦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见到“考察组”组长谢晦后，刘义真表现得毕恭毕敬，谈起政见则口若悬河，只是谢晦一直不动声色，他回去向刘裕复命说：“德轻于才，非人主也。”这八个字对刘义真而言是致命的，自此皇位和他再没有半点关系。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六十岁的刘裕走到了生命尽头，临终之际，他为太子刘义符选定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和护军将军檀道济。
徐羡之是刘裕的老相识，他们当年在桓修府中一起共事，两人都“起自布衣”，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良好教育。经历颇为相似的他们，共同语言很多，所以私交甚好。刘裕掌权后，先是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禅代称帝后，升迁他为司空、录尚书事、尚书令、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徐羡之由此成为朝中的第一重臣。
从两家通婚的情况，也可看出这对君臣的关系非同一般，刘裕的嫡长女会稽公主刘兴弟，年龄比其他兄弟姐妹大许多，刘裕对自己这个长女很是宠爱，让她嫁给了徐羡之的侄子徐逵之。后来，刘裕又将另一个女儿富阳公主许给了徐羡之的儿子徐乔之。
徐羡之虽然学问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朝臣们对他都很信服。傅亮、蔡廓经常赞誉他说：“徐公晓万事，安异同。”所以，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非他莫属，算得上是众望所归。
傅亮得到刘裕信任，起初是因为他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当年还是东晋权臣的刘裕，有了篡位之心，但又不好把话讲明，有一次，他宴饮群臣，酒过三巡，刘裕对大家说：“桓玄篡位时，是我发义兵，复兴了晋室。多年来南征北讨，平定四海，这才敢接受九锡之礼。但是，现在我年纪老了，享受荣华富贵太多，觉得很不安，想把爵位还给皇帝，回京师颐养天年。”众人不知刘裕为何突然说出这样的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一味地称颂。
酒宴结束后，当时担任中书令的傅亮已经走到了门外，恍然大悟，赶忙返回去拜见刘裕，表示自己愿意回趟京城。刘裕知道傅亮已经明白他的意图，感到很高兴，直接说：“需要几个人送你？”傅亮道：“几十个人就够了。”
傅亮回京后，立即投入到刘裕篡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中，联合其他大臣逼晋恭帝下诏将刘裕召回京城，然后又起草了东晋皇帝的退位诏书。刘裕称帝后，对傅亮自然很感激，对他委以重任，诰命诏令都由他一手承办。
檀道济作为军方代表，谢晦作为世家大族代表，也成功入选了四人核心权力圈。
刘裕选定这四位，一方面是他们能力不错，更重要的是觉得自己对他们“知根知底”，他对刘义符说：“檀道济虽然有才干谋略，但没有大的欲望。徐羡之、傅亮追随朕多年，他们二人应该没有二心。谢晦屡次随我征战，颇懂得应变，如果出问题，肯定在此人身上。你即位后，立即将他调到会稽、江州等郡任职，以免除后患。”
从刘裕的临终嘱托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徐羡之、傅亮是最可信赖的，也是四人中的核心，手握军权的檀道济是有力保障，而谢晦是最不让人放心的，能入选主要是为了照顾高门士族的情绪。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彻彻底底扇了刘裕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托孤由此也成为历史上最失败的托孤之一。
徐羡之坐在首席顾命大臣的位置上，他的内心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压力山大”。刘裕将太子刘义符托付给他时曾说：“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这意味着，刘裕将所有权力都给了宰相，排除了外戚干政的可能。
但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徐羡之深怕自己做不好，辜负了刘裕的重托。
其实，就徐羡之而言，在政治上并无太大欲望，他曾这样表露心迹：“位至五品，官为两千石，我的愿望就满足了。”但世事难料，历史的浪潮将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的设想。徐羡之清楚，无论自己愿不愿意，只能硬着头皮前行，这不仅关乎自己的前途，更关系到刘宋王朝的命运。
但是，徐羡之很快便意识到这个差事并不轻松，因为新皇帝刘义符实在不让人省心，按说他已经十七岁，已近成年，心智应该成熟了，但刘义符“贪玩”的脾性丝毫没有消退，而且没有了父皇的监督，他更加肆无忌惮，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刘裕去世第二年，太皇太后也病故了，至亲之人接连去世，刘义符却没有悲戚之情，召集乐公伶官，歌唱奏乐，怎么欢乐怎么来，史书说他“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昵，游戏无度”，这让徐羡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就在此时，北魏皇帝拓跋嗣趁着刘裕新丧之机南征，对刘宋发动了猛烈攻击，虽然毛德祖等宋将率军奋力抵抗，给了北魏军队很大杀伤，但还是寡不敌众，丢掉了滑台、虎牢等地。对徐羡之而言，可谓“内忧外患”，一时间搞得他寝食难安。刘义符却丝毫不挂念前方战事，依然表现得无忧无虑，得快乐时且快乐。
该如何破局呢？徐羡之苦思冥想，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开始浮现，那便是废黜当朝皇帝刘义符。
徐羡之有这样的想法，除了“公心”以外，也有私心在作祟，当初，谢晦在刘裕面前明确提出刘义符不适合即位当皇帝，这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而是与徐羡之、傅亮等人商议过的。这等大事，刘义符不可能不知，如果这位新皇帝成年后将大权收归己有，徐羡之等人的下场想必好不到哪里去。
思来想去，徐羡之决定将想法付诸实施。
四个顾命大臣中，檀道济在外地，徐羡之找来傅亮和谢晦商量。傅亮没有二话，他唯徐羡之马首是瞻，徐羡之说干就必须干。谢晦虽然与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但正是他直接向刘裕提出废黜刘义符的太子之位，在这件事上打了头炮，刘义符将来要报复，头一个倒霉的恐怕就是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徐羡之、傅亮完全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甚至他可能比徐羡之更着急。
既然在废黜刘义符的问题上达到空前统一，那便转向另一个问题——该立谁为新皇帝？
按照长幼排序，理所应当是刘义真。但一想到这个名字，三人心里只有两个字——“不行”。当初谢晦的一句话让刘义真彻底失去了继承大统的机会，同理，这想必也是三人共同商议的结果，刘义真对此肯定恨得牙痒。徐羡之更是落井下石，说服刘裕将刘义真赶出了京城，让其担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历阳。
更为重要的是，刘义真有自己的“小圈子”，包括诗人谢灵运、和尚慧琳，以及颜延之。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有一天登上皇位，定会封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徐羡之、傅亮等人什么事儿。
所以，说什么也不能让刘义真实现自己的夙愿。
老大要废，老二也不行，那龙椅到底该让谁坐呢？他们将目光瞄向了远在荆州的老三刘义隆，这个从小不受父皇喜欢的皇子，为人一直很低调，同时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不良嗜好，而且他自幼丧母，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力量，如果被扶上皇位，定会对徐羡之、傅亮等人感恩戴德，因此三人都觉得他是个理想人选。
扶立老三，那老大、老二该如何办呢？这是个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危及社稷安危。
徐羡之等人苦思冥想，决定打出一套“组合拳”。第一步是解决老二刘义真，他们上书宋少帝刘义符要求废黜刘义真，给出了五大罪状，首先是丢掉关中，其次说刘义真在刘裕病重期间日夜纵酒，其他罪名还有擅离藩镇、图谋不轨等，总之刘义真所作所为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做藩王。刘义符对这个弟弟素来没有好感，徐羡之等人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下诏将庐陵王刘义真废为庶民，流放到新安郡(今浙江淳安)。
第二步是找个由头将江州刺史王弘和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召回都城建康，向他们通报废立计划。檀道济是四位顾命大臣中唯一的武将，而王弘又是高门大族的代表，他们一个在建康东边，一个在西边，而且两人关系很好，如此大的事情必须赢得他们的支持，否则定会生出大乱。不知是因为他们对刘义符的作为也感到不满，还是觉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不同意恐遭杀身之祸，结果是王弘、檀道济对废黜刘义符没有表示反对。
万事俱备，只欠动手！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二十四日，宋少帝刘义符这天和往常一样玩得很嗨。他在皇宫北面的华林园布置了一个自由市场，刘义符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小商贩，与近臣们讨价还价，买入卖出，好不热闹，这是刘义符最喜欢玩的游戏。尽兴后，他又与左右在天渊池泛舟嬉戏，或许是因为玩累了，刘义符当晚就在龙舟上过夜，由于饮了不少酒，这一夜他睡得特别踏实。
就在这夜，有人却睡不着，此人便是谢晦，在动手前夜，所有人马留宿在他的领军将军府中。为此他以府邸破败，需要修缮为由，将家人提前迁往他处。整整一夜，谢晦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倒是檀道济倒头就睡，不一会儿便鼾声四起，谢晦打心里头佩服檀道济能沉得住气。
第二天天刚亮，一队人马从领军将军府中拥出，带头的是昨夜睡得很香的檀道济，徐羡之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们的目标是——皇宫。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走到云龙门时，皇宫的大门居然大开，这是因为徐羡之早已在宫中安排了内应，檀道济、徐羡之很快便到了天渊池。
刘义符此时还在熟睡，被一阵喧闹声惊醒，看到自己的两个侍从被军士砍倒在地，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说这位皇帝“有膂力，善骑射”，刘义符不愿意束手就擒，于是从床上跃起与军士搏斗，反抗的结果是几个手指被砍伤，几位军士挟持他出东阁，押回太子宫软禁了起来。
按照既定计划，徐羡之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将刘义符废为营阳王，废黜的理由罗列了七项，说来说去核心问题只有一个——玩乐过度。刘义符随即被赶出京城，软禁到吴郡阊门内的金昌亭里。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徐羡之等人想必会是另一种命运，历史也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正面评价，他们废黜刘义符，除了想保全自己，更多的是出于公心，毕竟刘裕对他们予以重托，希望社稷能一直传承下去，但刘义符玩心太重，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为了江山社稷，将其废黜另立明君，完全说得过去，一如西汉的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一样。
但接下来，徐羡之办的事情只能用“愚蠢”来形容了，那便是杀掉了刘义符和刘义真。
在政变后整整一个月后，徐羡之派中书舍人邢安泰带人去吴郡弑杀刘义符。这位废帝仗着自己身体强壮，又一次选择了反抗，他果然身手不凡，经过殊死搏斗，居然从金昌亭成功逃出，就在他试图闯出阊门时，追兵用大门闩将其砸倒在地，邢安泰赶上，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刘义符死时只有十九岁，他到死或许也不明白，仅仅因为“贪玩”，不仅玩掉了皇位，也玩掉了自己的性命。
接着，徐羡之又派人将刘义真诛杀。不过，关于两个兄弟到底谁先被杀的问题，史书记载的不一样，但这已经无关轻重，结果是两个皇子的人头落地，而杀掉他们的竟然是刘裕眼中“无异图”的徐羡之和傅亮。
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费解，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都看不出徐羡之、傅亮痛下杀手的积极意义，这样做，不仅让他们背负了弑君的恶名，也将自己的命运推倒了悬崖边上。
受命赶往江陵迎接刘义隆的傅亮，本来开始心情不错，但路上祠部尚书蔡廓的一席话，搞得他忧心忡忡。
蔡廓对他说：“营阳王在吴地，要好好儿对待。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这些大臣肯定会背上弑主之名，岂能再想安命？”此时，傅亮已和徐羡之商量好要杀掉刘义符，听到蔡廓所言，觉得很有道理，不禁冒出一身冷汗，他赶忙写信给徐羡之，让其取消原定计划，刀下留人，但信使回到建康时，刘义符已经被杀了。
傅亮从此被深深的悔意和后怕笼罩，他原本是一个行事极为谨慎的人，为此他曾写过一篇《演慎论》，开篇写道：“大道有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咏其多福；仲由好勇，冯河贻其苦箴。《虞书》著慎身之誉，周庙铭陛坐之侧。因斯以谈，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于慎乎。夫四道好谦，三材忌满，祥萃虚室，鬼瞰高屋，丰屋有蔀家之灾，鼎食无百年之贵。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进忘退者，曾莫之惩。前车已摧，后銮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险而徼幸，于是有颠坠覆亡之祸，残生夭命之衅。其故何哉？流溺忘反，
而以身轻于物也。”
翻译过来就是说：人们常说，自始自终谨慎，就不会有失败之事。《易》说：“括囊无咎。”谨慎是没有害处的。又说：“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谨慎到了极点。文王事事小心，《大雅》咏颂他多福；仲由为人勇猛，冯河给他良苦的劝戒。《虞书》中著有为人谨慎的格言，周庙中把它刻在陛座之侧。由此说来，要能够保全自身及其品德，就要谨慎。四道喜欢谦逊，三材忌讳圆满，吉祥聚于空室，鬼魅俯视高屋。殷实之家也许有倾家荡产之灾难，钟鸣鼎食不会有百年的富贵。然而纵欲贪生之人，忽视谨慎而又不戒除陋习；只知前进而不知急流勇退，没有不受到惩罚的。前车已被摧毁，后面的车子仍不知停息，车正在危险之中只不过是暂时安全，侥幸走过一段险路，这样必有颠覆坠落灭亡的灾难，生命惨遭伤亡之祸。这是什么原因呢？流连沉溺而忘返，把生命看作比俗世之物还轻的缘故啊。
如今连傅亮自己也搞不清楚，一生谨慎的他怎么会做出弑君的事情呢？
从前他在宫中值班的时候，看到飞蛾扑火，触景生情，写下了一篇《感物赋》，其中写道：“习习飞蚋，飘飘纤蝇，缘幌求隙，望爓思陵。糜兰膏而无悔，赴朗烛而未惩。瞻前轨之既覆，忘改辙于后乘。”他不由得琢磨，自己将来的命运是否会像那一只只扑火的飞蛾。
宜都王府内的讨论一步步接近高潮，刘义隆的绝大多数手下持反对意见，认为徐羡之等已经将他的大哥、二哥都送上了黄泉路，杀戒已开，很难收手，保不齐下一个就是刘义隆，所以不能贸然进京。只有司马王华、长史王昙首和南蛮校尉到彦之认为问题不大，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王华分析说道：“先主立下大功，为四海所服。少帝虽不堪重任，但皇室的威望并未改变。徐羡之出身贫寒，傅亮不过是一介书生，他们都没有司马懿和王敦那样的野心，他们受到托孤重任，不可能马上就背叛。庐陵王聪明果断，如果即位，肯定不会饶了他们，因而被杀。
殿下您仁慈宽厚，远近皆知，所以他们迎立殿下，是希望殿下对他们心有感激。废主活着，他们担心将来遭到灾祸，这样才导致少帝被杀，这都是因为他们贪生之心太重，如此胆小如鼠，怎么会怀有二心，阴谋造反！不过是想掌握大权巩固地位，以此让年轻的君主依靠他们罢了，根本不用担心。”
应该讲王华分析得很到位，但并没有完全打动刘义隆，他对王华说：“你想当我的宋昌吗？”这里的典故讲的是，当年西汉周勃等人除掉吕氏家族，准备迎立远在代郡的刘恒为帝，刘恒当时犹豫不决，手下宋昌力劝刘恒入长安称帝。
在王华、王昙首等人反复劝说下，刘义隆最终打消了顾虑，同意东下。此时傅亮已经到了江陵，在城南立行门，题为“大司马门”，并带领众官到门前拜表，礼节搞得非常威严隆重。
刘义隆见到傅亮后，便开始失声痛哭，由于哭得过于伤心，旁边的左右侍从都跟着流下了眼泪。情绪稍微稳定后，他问庐陵王刘义真以及少帝刘义符被杀的经过，边听边哭，这次哭得更厉害，以至于侍立在旁的人不忍抬头相视。刘义隆的表现让本来忧心忡忡的傅亮更加感到惊恐，他战战栗栗，汗流浃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哭极为重要，刘义隆一下子让自己站到了道义的高点，化身为正义的象征。
刘义隆痛哭完毕后，登船起航，顺流而下，直奔建康。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他下令让自己的卫队负责贴身警卫，建康来的官员和军士一律不得靠近。
与去程相比，回去路上的傅亮心情更加忐忑不安，跪受先皇遗诏，蔡廓的告诫，刘义隆的痛哭……一幕幕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他越想越害怕，在途中写了三首诗来记录心境，其中有一首写道：“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四牡倦长路，君辔可以收。”
傅亮去江陵的这段时间，徐羡之也没有闲着，他以录尚书事的名义任命谢晦为都督荆州等七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荆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刘义隆继承大统后空出的这个位置，绝对不能让于他人。所以他要赶到刘义隆到达建康前，抢先任命谢晦为荆州主官，这样让谢晦占据长江上游，可以成为自己有力的外援。
经过二十天的颠簸，刘义隆一行抵达了都城建康，群臣们在城西的新亭迎候，徐羡之见到了相别近两个月的傅亮，颇为着急地问：“大王像谁？”傅亮答道：“在晋景、文之上。”“晋景、文”是指被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追封为晋景帝、晋文帝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徐羡之听后说：“既如此，那一定能明白我们一片赤诚之心。”内心一直有不祥预感的傅亮冷冷地说了两个字：“未必。”
第二天，刘义隆拜谒了刘裕的初宁陵后，登基称帝，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
刘义隆很快批准了谢晦的任命，正式封他为荆州刺史。这让谢晦颇感高兴，终于可以离开建康这个是非之地了。临别之际，他与蔡廓道别，屏退左右，问蔡廓道：“我能否幸免于灾祸？”蔡廓回道：“您受先皇顾命之托，以社稷为重，废昏立明，这没有什么过错，但你杀了人家两位哥哥却做了人家的臣子，挟震主之威，又占据上游重地，以古推之，要想幸免，恐怕很难。”
蔡廓实在厉害，先前一席话把傅亮搞得极度抑郁，如今又让谢晦脊背发凉。谢晦甚至开始担心自己出不了建康城。因此，当他的船起航，谢晦回头望着越来越远的建康城时，他喜形于色地说道：“这下终于脱身了。”
虽然长出了一口气，但一路上谢晦的内心还是起伏不定，直到刘义隆的亲信到彦之专门绕道拜见他，和他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临别时赠送他宝剑和马后，谢晦才彻底放心，感到自己性命应该无忧了。
殊不知，这是刘义隆故意让到彦之来安抚谢晦，虽然他顺利离开了京城，似乎像飞鸟出笼，但另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慢慢张开。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了庐陵王刘义真的封号，正当朝野觉得刘义隆将大规模“为皇族内室恢复名声”时，他却戛然而止，转而对徐羡之等人加官晋爵。
刘义隆晋升司空徐羡之为司徒，中书监傅亮为左光禄大夫。遇到军国大事，依然让徐、傅两人酌定，这样一来，徐羡之的疑心渐消，觉得这位皇帝算是选对了。
刘义隆这样做不过是演戏而已，对手握重权且杀掉自己哥哥的这几位，他自然不会放过，只是自己初登大位，羽翼未丰，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只能以退为进。
当然，天性聪慧的刘义隆不会坐等机会来临，他悄然间开始人事布局，任命亲信王昙首、王华为侍中，王昙首还兼任右卫将军，王华兼任骁骑将军，弟弟彭城王刘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刘义恭为江夏王，六弟刘义宣为竟陵王，七弟刘义季为衡阳王。更为重要的是，他征召到彦之为中领军，全权负责京师安全保卫工作，将禁卫军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刘义隆两边找平衡的做法，使得朝堂气氛看上去很和谐，这些原顾命大臣和刘义隆亲信之间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到彦之和谢晦，傅亮和王华私交都还不错。不过，这种和谐注定是暂时的。徐羡之、傅亮等看到朝政步入正轨，两人上表归政。刘义隆起初不同意，上奏了三次，刘义隆才批准。徐羡之继而又提出辞官归隐，这次刘义隆没有同意，在属下的劝说下，徐羡之没有再坚持。
徐羡之这样做，多少有些试探新皇帝的意思，刘义隆对此所表现出的态度，让他对前途命运不再担心，觉得自己最终能够全身而退。
但是，傅亮内心的焦虑并没有消退，他远不如徐羡之那般乐观。不过，徐羡之不退隐，同为顾命大臣的他也无法辞官告退，傅亮只好用老办法来排解心中的苦闷，他又拿起笔写了对前代隐士辛有、穆生、董仲道的赞文，称赞他们的见解正确，也反映了自己欲退不能退的无奈。
刘义隆一直在观察这几位，他清楚杀掉刘义符、刘义真的“五人组”并非铁板一块，徐羡之、傅亮算一伙儿，他们俩是主谋。谢晦只是担心刘义符、刘义真报复才与徐、傅合谋，而王弘、檀道济有些被迫加入的意思。自从自己登基后，这几位表现得也不一样，徐羡之、傅亮要求归政，徐羡之更是要辞官不干，谢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刘义隆的四弟、彭城王刘义康，另一个嫁给了刘义隆的堂兄弟新野侯刘义宾，拼命拉近和皇家宗室的关系。为了“冀以免祸”，身处荆州的他把自己的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休送到建康，有些充当人质的意思。而王弘、檀道济表现得更积极，王弘一再上书推辞司空之职，始终不接受加官晋爵，上奏中还暗示自己不是主谋，是被徐羡之等人拉下水的。檀道济也暗中与王弘联系，检举揭发徐羡之等人。
刘义隆心里有了底，他的策略是拉拢王弘和檀道济，分化瓦解“五人组”，集中力量对付徐、傅、谢。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因为王弘、檀道济已经和徐、傅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檀道济手握重兵，如果要对付拥有军队的谢晦，需要他的全力支持，而王弘属于琅琊王氏，这个高门政治地位特殊。更何况王弘的弟弟王昙首、族弟王华都是他的亲信心腹，重用弟弟而杀掉其兄，道义上也讲不过去。
元嘉二年(425年)年底的时候，宋文帝刘义隆突然声称要北伐，收复被北魏占领的黄河以南的地区，徐羡之、傅亮不知道刘义隆的用意何在，联合百官上奏劝谏罢兵，刘义隆未置可否。宫中又传出消息说，皇帝将派万幼宗去荆州征询谢晦的意见后，再决定是否北伐。傅亮听闻赶忙暗中给谢晦写信，告诉他如果万幼宗到了江陵，千万不能答应北伐的事情。
身在江陵的谢晦，一直没有等到万幼宗，倒是等来了弟弟黄门侍郎谢皭的密信，他告诉自己的哥哥，皇帝近期可能有大动作，但谢晦对此不大相信。接着，他又收到内史程道惠的密函，内容几乎一样，谢晦这才开始感到不安，他找来心腹何承天来商议，何承天认为事情已经很明朗，不应再心存侥幸了。谢晦问：“如果朝廷真对我不利，那该怎么办？”何承天出了两个主意：一是，出逃以求自保；二是，先集中力量打一仗，万一战败再跑。谢晦采纳了后者，他说：“荆州是用武之地，粮饷容易供给，还是先决战，战败再逃也不迟。”
就在谢晦积极谋划兴兵时，在建康的刘义隆开始动手了，他派人密召王弘、檀道济进京，王华觉得召檀道济不妥，刘义隆解释说：“檀道济不是主谋，只是被胁迫加入的，弑杀少帝和庐陵王和他毫无关系，对他加以安抚，使其出力，肯定不会有事。”
檀道济奉诏来到建康后，刘义隆立即下诏召见徐羡之和傅亮，他们俩毫无警觉，还以为像往常一样，有什么要事需要一起商议。刘义隆的计划接近实现，但百密难免一疏，当天宫中值班的竟然是谢晦的弟弟谢皭，他得知情况后飞马报告傅亮说宫中有变，傅亮于是推说嫂子病重，暂时无法进宫，并派人向徐羡之报信。徐羡之本来已经快到宫门，听闻消息，赶紧乘车逃离了建康城，出城后却不知要逃往何处，自感走投无路，走到建康二十里外的新林浦时，在一个烧陶的土窑中自杀。
傅亮也骑马跑出了城外，一直跑到哥哥傅迪的墓地，但很快便被屯骑校尉郭泓带兵抓获，进城时，刘义隆派出使者传达口谕，因傅亮在江陵迎驾时表现不错，可以保证他的儿子们安然无恙。傅亮听完后说：“臣身为平头百姓，受到先帝的眷顾，承担托孤重任，废暗立明，都是为了社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说罢，傅亮一直以来悬着的那颗心和自己的人头一同落下。
刘义隆兑现了承诺，没有杀傅亮的儿子们，将他们流放到了建安郡(今福建建瓯)，徐羡之的儿子则被统统杀掉，其中包括徐乔之，徐乔之的夫人是刘裕的女儿富阳公主，换句话说，他是刘义隆的姐夫，依然人头落地。谢晦特意送到建康的长子谢世休，也没有逃脱厄运。
又一场血腥的报复！
刘宋王朝建立时间不长，但却充满着一股血腥味道，这在之前的魏晋时代是比较少见的。虽然魏晋时代是一个空前的乱世，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无论是禅代还是动乱，皇帝大多能得以善终，曹丕和司马炎分别禅代汉献帝和魏元帝，但两位下台的皇帝过得还不错。后来，东晋桓温废立皇帝，桓玄废晋建楚，都没有杀掉皇帝，就连在东晋最大的内乱——“苏峻之乱”中，叛军也没有为难东晋皇帝。
开启杀戮皇帝纪录先河的正是刘裕，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一生杀掉了六位国君，包括东晋的两个皇帝，他身上的这股暴戾之气一直延续下来，受刘裕重托的徐羡之、傅亮不仅杀了已被废黜的刘义符，还杀了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刘义真，这种做法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刘义隆上台后又杀掉了主动要求放权归政的徐羡之、傅亮，这种暴戾之气犹如传染病，在刘宋王朝时代一代又一代地肆意蔓延，不断掀起一场场血雨腥风。
噩耗传到荆州，谢晦悲恸欲绝，自己的儿子人头落地，同盟徐羡之、傅亮被杀，他知道刘义隆下一个目标铁定是他。谢晦不想坐以待毙，事已至此，只能来个鱼死网破。他先是为徐羡之、傅亮举行了哀悼仪式，然后发布亲人的讣告，大张旗鼓地办理后事。
脱掉丧服的谢晦，从荆州各地调集三万精锐，准备东下。在出征前，他上表宋文帝刘义隆，表示少帝刘义符失德，所以才废黜了他，假如是为了专权，就会拥戴年幼的君主，岂能让皇位空置七十多天，苦苦等待刘义隆呢？这件事情天下人全都一清二楚。
他继而说：“臣作为一方大员，政务不论大小都是先禀报陛下，然后才施行，又将儿子女儿都送回京师。徐羡之身为老臣，多次要求退休却没有得到你的准许。傅亮谨慎小心，一直忠心耿耿，他们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却因小人的谗言被诛杀。虽然我不知道檀道济的下场，但我揣测他不会独存，陛下刚刚亲政，年轻尚轻，很多事情并不知晓，王弘兄弟轻躁冒进，王华猜忌残忍，他们为了把持朝中大权，除去执政大臣，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将亲率义军，以清除陛下身边的这三个小人。”
谢晦上表的核心意思可以用六个字概括——“表心迹，清君侧”。
不过，让谢晦万万没想到的是，檀道济不仅活得好好儿的，而且还成为了讨伐他的主帅。这一切都是檀道济毛遂自荐的结果，檀道济对刘义隆说：“臣同谢晦曾一同北征，那些入关的对策，十有八九是谢晦想出来的，此人精明老练，很少有对手。不过，他从来不曾独自带兵，实战不是他的强项，臣对谢晦的智谋很了解，而谢晦对臣的勇猛也很熟悉，如今臣奉陛下的命令前去作战，肯定会大获全胜并将其生擒。”
刘义隆听后大喜，命彭城王刘义康、王弘留守京城，他自己御驾亲征，以到彦之为先锋，檀道济为统帅，逆流而上，讨伐谢晦。
谢晦令弟弟谢遁与兄长的儿子谢世猷、司马周超、参军何承天留守江陵，自己带着司马庾登之和两万多兵马顺流而下去迎敌。战舰从江津(今湖北荆州沙市区)一直排列到破冢(今湖北江陵)，旌旗蔽空，军容雄壮，谢晦见状不由得叹息道：“我恨这支大军不能为国君所用。”
谢晦大军很快到达江口(今湖南岳阳北洞庭湖入江口)，距离到彦之率领的朝廷先锋部队不远了，庾登之率部先占据了巴陵(今湖南岳阳)，此人生性胆小，不敢主动进攻，当时正值连日大雨，参军刘和之向庾登之进言道：“朝廷的后续部队即将到来，最好的办法是速战速决，先解决了到彦之的部队。”庾登之没有听从，而是让士卒准备了一堆易燃品，声称要用火攻，所以必须要等到天晴之日，这一等就是十五天。
不过，黄瓜菜并没有等凉，因为负责守卫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东北，长江南岸)的到彦之部将萧欣，更是一个胆小鬼。庾登之派手下将领孔延秀进攻，萧欣竟然躲在阵后，抱着盾牌瑟瑟发抖，看到孔延秀率军杀来，索性丢下部队，乘船逃亡，孔延秀乘胜占据了彭城洲。
初战告捷的谢晦，有了些底气，他再次上书宋文帝刘义隆，意思和上次一样，还是不停地解释自己无罪，并表示只要将王弘兄弟诛杀，他立即班师回荆州。
有意思的是，谢晦此时还不知檀道济已经成为讨伐军的主帅，他在信中还为檀道济的命运担忧，写道：“虽未知征北将军檀道济存之，不容独免。”
谢晦的情报工作差得实在可以！
檀道济统率的主力很快与到彦之会师，这时候谢晦才知道檀道济不仅活着，而且还带着部队来讨伐自己，心里大为吃惊。不过，他观察到朝廷的战舰不过一二十艘，心里略感安定。谁知，到了傍晚时分，东风大作，从下游而来的朝廷舰船借着风势，越聚越多，塞满了江面，谢晦部众看到此景，惊恐气氛迅速蔓延全军，荆州军斗志全无，还没开打便自行溃散。
谢晦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撤回巴陵，紧接着又逃回江陵。但人心散了，一切都无济于事，眼见朝廷大军压境，江陵守军也纷纷溃散。谢晦深知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带着弟弟谢遁、侄儿谢世基等七人骑马北逃，但谢遁是个大胖子，骑行非常费劲，谢晦经常要停下来等他，就这样走走停停，跑了几天，他们才跑到安陆延头(今湖北大悟县东南)，不料被当地的戍主光顺之抓获，七人被囚车押送到建康。
蔡廓当年对谢晦讲的话，如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去往建康的路途中，谢晦写下了《悲人道》，哀叹自己的命运。到了建康后，刘义隆下令将谢晦和他的两个弟弟谢遁、谢皭，连同他的儿子谢世祥、谢世平，侄儿谢世基、谢世绍、谢世猷一同斩首，谢晦一家的男丁近乎被杀光。
临死之前，谢世基作诗道：“伟哉横海鲸，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谢晦接着写道：“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
史书上称谢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赡多通”，是一个颇有学识和风度的美男子，他努力将这份风雅保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谢晦的女儿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妃子，她赶到刑场与父亲诀别，大哭道：“父亲啊父亲，大丈夫应战死于沙场，怎能被杀于闹市！”由于伤心过度，她说完便昏厥过去，路人看到此景无不落泪。
自此，刘义隆在与三位权臣的斗争中获得完胜。徐羡之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而对傅亮、谢晦而言，一直以来惴惴不安的事情最终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他们三人联手将刘义隆推上皇位，为了就是想逃脱被杀的厄运，却事与愿违。不过，他们手上沾满了刘义符、刘义真的鲜血，这样的结局也算一种报应吧，正如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所言：“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观于营阳、庐陵之遭害，及徐、傅三子之被诛，是正天之巧报复欤！”
刘宋王朝终于恢复了平静。
刘义隆可以把精力由内斗转向治理了，他清楚地知道，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出牌，确保政局稳定和社稷安全，关键在“人”，首先要做好人事布局。
刘义隆在这个问题充分吸取经验教训，他采取的方式是“分权制衡”，具体来说，就是朝中的中枢大权主要依靠琅琊王氏，地方实权则交给自己的兄弟。
王氏兄弟从江陵就跟着刘义隆，在拥立登基、诛灭权臣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深得刘义隆的信任。有一次，刘义隆曾拍着御座对王昙首说：“假如没有爱卿兄弟们，我不会有今天。”因此在朝廷中枢中，刘义隆对王氏兄弟委以重任，除了王弘、王华和王昙首外，尚书左仆射王敬弘、吏部尚书王淮之也都是王家的人。
不过，刘义隆虽然重用王家人，但还是很注意制衡，他在朝中不设宰相，本来侍中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官居侍中不一定就是宰相，凡是经常与宋文帝刘义隆议论政事，被他委以机密重任的都是宰相，所以，黄门侍郎、给中事、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等都可能成为宰相，完全取决于他们与刘义隆的亲近程度。
除王氏兄弟外，刘义隆还比较亲近殷景仁、刘湛等人。有一次，他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及刘湛四人开怀宴饮。宴会结束后，刘义隆目送他们离去，看着四人的背影不由得叹息道：“这四位都是人中之杰，同时辅佐在我的左右，后世恐怕再不会有这样的盛况了。”
对没有固定的宰相，王华有些意见，他经常在私下里说：“一时间竟然出现这么多宰相，天下怎么能治理得好？”殊不知，这正是刘义隆的高明之处，他不将大权委于一人，这样才能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刘义隆同时还起用刘义真的旧臣颜延之、慧琳和尚等人，将朝臣的权力不断稀释。
刘义隆在重用王氏兄弟的同时，则让地方实权牢牢控制在刘姓宗室手中。王夫之说：“营阳弑，庐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环任诸弟以方州。”刘义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朝中权力虽然给了以王氏兄弟为首的文官们，但他们手中并无军权，“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对皇权难以构成实际威胁，而地方大员则不同，有军队、有地盘、有赋税，他们如果兴兵作乱，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刘义隆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把地理位置最为重要的荆州给了四弟刘义康，让他负责看好长江上游。同时，他又把作为建康后院的南徐州和南兖州分别交由五弟刘义恭和堂兄弟刘义欣，将南兖州原来的刺史檀道济调任江州刺史，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示出刘义隆对这位将领并不太放心。
在进行人事布局的同时，刘义隆在内政上抓了几件大事：
一是大力减负，他在自己老爸刘裕搞的“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并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逋租宿债”。他还提高了男子服徭役的年龄。这个建议最初是由王弘提出的，当时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身体弱的即便到了服役的年龄，也根本不能胜任劳役。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官员为了完成“徭役指标”，弄虚作假，让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报岁数，结果造成百姓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因此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刘义隆觉得言之有理，便全盘采纳。元嘉七年(430年)，宋军发兵进攻司州、兖州，一改往常，军费都是由国库开支，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元嘉十七年(440年)，有几个州发生水灾，刘义隆下诏免除灾区租税，并调拨粮食和种子，历年拖欠的粮赋都减半征收。
二是劝课农桑。刘义隆登基之初，刘宋王朝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史载“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刘义隆大力鼓励农桑，一方面号召百姓“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另一方面将劝农业绩与各级官员的升迁挂钩，“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双管齐下，效果显著，一些废弃土地被大量开垦，财政收入直线上升。刘义隆身体力行，在都城建康的皇宫内，无论内外都种植着桑树，一些房子被腾出来养蚕，宫女们也被要求学习养蚕。
三是倡行节俭。节俭原本是他老爸刘裕的优秀品质。刘裕是个“苦出身”，所以身上没有高门大族子弟奢华的习气，后来虽然禅代称帝，但龙床床头居然是土坯做的，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帷帐，简朴得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他还命人将自己年轻时耕田用过的农具收藏起来，作为生动的素材，让后世知道稼穑之艰辛。
在这一点上，刘义隆继承了老爸的优良传统，他没有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他不仅厉行节俭，也劝自己的兄弟们不要奢靡，他的五弟刘义恭自幼聪慧，长得眉清目秀，是刘裕最喜欢的儿子，刘裕自己不舍得吃，但刘义恭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待遇远胜于其他皇子。娇生惯养的他，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后来刘义隆派他担任荆州刺史，刚刚到任，刘义隆便给这个弟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如今国家政事繁重，天下之事非常艰难，虽然我们现在是守业，但也非常不容易，以后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责任都在我们身上，岂能不小心谨慎！”
同时，他在信中力劝刘义恭要节俭，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一个月的消费不能超过三十万钱，如果低于这个数，则更好；二是荆州的府邸，刚去的时候可以修缮一次，但不要总是修来修去；三是官职爵位不要轻易赏赐，尤其对亲信们更应如此；四是声色犬马、嬉戏游荡不可过分，赌博喝酒、打渔狩猎要禁止；五是生活开支要节俭，奇装异服，古玩珍宝要远离；六是你已经有几个姬妾，不要一到荆州，就忙着挑选……”，可谓“事无巨细，苦口婆心”。
刘义隆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他的治世！
《宋书》记载：“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全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安宁恬谧，没有战争，没有暴乱，没人上鸣冤，没人拒交公粮、拒服劳役。人民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怡然自得，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元嘉之治”。
虽然史书上的记载，多少有渲染的成分，但不可否定的是，这个阶段是南朝最为稳定也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
让刘义隆颇感欣慰的是，在这个时期，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硬实力增强的同时，软实力也得到了提升，文化、科技等都显露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元嘉年间，范晔写出了《后汉书》，后来这本书与《史记》《三国志》《汉书》并称为“四史”，地位非同一般。其中，《三国志》是西晋时期的陈寿所著，刘义隆认为其记事过于简单，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于是，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极为重要和深远的《三国志注》诞生了。
这个时代的文坛上也是群星闪烁，“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粉墨登场，特别是谢灵运，此君出身高门，在政治上却不靠谱，不过，他在南朝诗坛却是头牌，粉丝众多，包括宋文帝刘义隆在内，他后来成为了中国山水诗的鼻祖人物。刘义庆则组织编写了《世说新语》，这本书记录了东汉后期至魏晋数百位人物的言行轶事，无出其右，是探究“魏晋风度”的敲门砖，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比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同时，它还开创了“志人笔记”的先河。
宋文帝刘义隆将刘宋王朝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对此评价道：“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东晋建国以来，江南地区内乱不断，彼此打打杀杀，百姓逃荒要饭，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由此更显得元嘉期间出现的安定平静局面难能可贵。
“元嘉之治”的出现，除了刘义隆的自身努力外，他必须要感谢自己的老爸刘裕，换句话说，他的成功是站在刘裕这位巨人肩膀上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裕不仅扫平南方各路割据军阀，而且整顿吏治、重用寒门、推行“土断”、改革赋役，一定程度改变了东晋王朝政治、经济中的积弊，为刘义隆所创造的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
刘义隆除了应感谢老爸刘裕外，是否还应该感谢一下已在黄泉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呢？如果没有他们废暗立明，如果坐在龙椅上的依旧是“嬉戏无度”的刘义符，如果刘义隆还是在江陵当着“宜都王”，整个王朝的情况又会怎么样？
由此说来，似乎也应该有他们一份功勋。
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欲望总是与实力成正比的，宋文帝刘义隆眼见国力蒸蒸日上，一个想法在他心头开始不停涌动，那便是“北伐”。
说起来，“北伐”是他老爸刘裕玩剩下的，刘裕这辈子最可标榜史册的不是禅代称帝，因为这件事水到渠成，几乎没有什么难度系数。他最为辉煌的履历应该是两次率军北伐，先后灭掉了南燕和后秦，将两国的末代皇帝押送到建康城闹市砍头，这对偏安江南的东晋朝野而言可谓“扬眉吐气”，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老子英雄儿好汉。”刘义隆也想和他爹一样青史留名，不过，他的野心没有那么大，目标只是想重新夺回六年前被北魏占领的黄河以南土地。刘义隆“先礼后兵”，他派使者出使北魏，传话道：“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就是说黄河以南的土地本来是我宋国疆土，后来被你们强行夺去，现在我要求恢复过去的疆界。这不是商量的口吻，而是居高临下的勒令，拓跋焘觉得刘义隆实在有些“好傻好天真”，他对左右嘲笑道：“龟鳖小竖，自救不暇，夫何能为！”
“先礼”不行，只能“后兵”了，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刘义隆下令北伐，在出兵前，他再次派人给拓跋焘带话说：“黄河以南本来是我朝的地盘，这次北伐只是想收复故土，不会对黄河以北发起攻击。”在刘义隆看来，这样的礼数算是做到位了。
拓跋焘听后，颇感气愤，说道：“我刚生下来时，就听说黄河以南的土地属于我们，岂能让与他人！”于是，他召集群臣商议，大部分人认为应趁刘宋尚未进攻，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只有拓跋焘最信任的大臣崔浩站出来反对，他表示刘义隆只是虚张声势，况且南方酷热潮湿，如果南进，恐怕军队会水土不服，瘟疫流行。即使刘宋军队胆敢来犯，等他们疲惫以后再行攻击，那时候秋高马肥，夺取敌人的粮食后全面出击，定会大获全胜，这才是万全之策。
拓跋焘本来对崔浩极为信任，听他所言觉得很有道理，便全盘采纳。没过多久，北魏在南边的诸将觉得刘宋这次要动真格的，上书请求拓跋焘增派援兵，并打造战舰以抵抗宋军，朝臣们对此都表示赞同，崔浩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不过，这次拓跋焘没有听他的，他下令修造三千艘战舰，并将幽州以南的军队全部调往黄河沿岸。
就这样，二十四岁的刘义隆和比他小一岁的拓跋焘开始第一次掰手腕。
刘义隆的作战部署是，令右将军到彦之统领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率领五万人马，乘坐战舰进入黄河；令骁骑将军段宏率八千骑兵进攻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一万人作为后应；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统率三万人驻守彭城。
这次北伐的核心人物是前敌总指挥到彦之，他被刘义隆派去担任如此重任，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他是刘义隆的铁杆心腹。翻阅到彦之以往的作战记录，实在有些惨不忍睹，此人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刘义隆之所以舍弃名将檀道济而重用到彦之，《南史》中说得很明白：“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就是说，他想让到彦之一战成名，凭借军功晋升他的职位。
刘义隆如此做，除了这个原因，也说明他对檀道济还是心存芥蒂，虽然这位名将已经归顺自己，并在讨伐谢晦的战争中立下大功，但他毕竟曾经与徐羡之等人搞到一起，参与了政变，所以对他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他急于在军中树立到彦之的威信，好让他与檀道济平起平坐，客观上起到制衡檀道济的作用。
说到底，还是想搞权力制衡那套。
想法很美好，但刘义隆似乎忘记了一点，如果打了败仗那怎么办呢？刘义隆能做的只是尽量不要让这样的情况发生，为此他煞费苦心，下令将兵器库里最精良的武器都配发到了到彦之的部队。
到彦之率领的主力四月出发，从淮水入泗水，由于水少，结果每天只能行进十里，走了三个月，才到了东平郡的须昌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然后从清水逆流而上，进入黄河。
到彦之本来以为行进如此缓慢，想必北魏军队早已严阵以待，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到了军事重镇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再到了滑台(今河南滑县)，还是一座空城。虎牢和洛阳城门大开，到彦之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四个军事重镇，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圆满完成了刘义隆交给他的任务，他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喜出望外。
就在刘宋将帅笑逐颜开时，只有安北将军王仲德面露犹豫之色。
他说：“各位将军对北方的形势都不太熟悉，很容易落入敌人的圈套。敌人虽然不讲仁义，却非常狡猾。现在他们退回黄河以北，肯定是为了集中兵力，等黄河上冻时，全力杀过来，我们还是应有所防备才好。”不幸的是，他的话被惊喜冲昏头脑的到彦之当作了耳旁风。
王仲德所言非虚，拓跋焘此时正忙着攻打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如果刘宋军队能够趁机渡过黄河，全力往北攻击，拓跋焘将陷入遭受南北夹击之境地，这也是拓跋焘出兵之前最担心的事情，不过“神算子”崔浩认为刘宋军队肯定不会北渡黄河，这才让拓跋焘下定决心，但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算得上是一场惊天大赌。
崔浩预料得没错，到彦之本来就不强，再加上刘义隆给的指示就是攻占黄河以南，圆满完成任务的他已经想着加官晋爵，哪里还愿意继续往北打。
刘宋军队不进攻，北魏军队要进攻了，天气一转凉，北魏军队便全面出击。
十月二十二日，北魏大将安颉率军渡河，进攻金墉城和洛阳。就在此时，一支刘宋军队也出现在洛阳城下，领头的叫姚耸夫，他本来是受刘义隆指派到黄河边打捞大钟的，这个大钟是当初刘裕灭掉后秦后所得，在迁移过程中不小心沉入了黄河，姚耸夫带着一千五百人的打捞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守卫洛阳和金墉城的宋军将领叫杜骥，他对北魏的进攻深感恐惧。因为金墉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且军粮所剩无几，根本无力阻挡魏军的进攻，如果守不住，朝廷必将怪罪他。正在焦虑之时，姚耸夫来了，杜骥心头泛上一计，对姚耸夫说：“金墉城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现在敌军南下，应当全力以赴御敌，等将敌人击退后，再打捞大钟也不迟。”
姚耸夫觉得保家卫国是头等大事，便答应去镇守金墉城。到了那里之后，他方知上当，杜骥简直是个“大忽悠”，金墉城要啥没啥，根本不可能守住，于是姚耸夫率部弃城而去，金墉城是洛阳的门户，杜骥一听姚耸夫没有“上当”，也拍屁股走人。
第二天，北魏军队占领金墉城、洛阳，俘获并诛杀刘宋军队五千余人，杜骥为了脱罪，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说自己本来想拼死防守的，但姚耸夫先逃了，造成军心涣散。刘义隆大怒，下令将姚耸夫斩首。姚耸夫原本是一员猛将，曾经将拓跋焘的叔父拓跋英文斩杀，北魏用了一百匹马才将其头颅换回。在刘宋用人之际，如此一员虎将，竟死在杜骥这样的小人手里。
到彦之此时慌了，他赶忙向宋文帝刘义隆上表请求增派援兵，刘义隆也顾不上芥蒂，加授檀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领兵北上增援。
北魏在东线也发起全面攻击，到彦之已经等不上援兵，他心里只有一个字——跑。殿中将军垣护之听闻到彦之想不战而退，赶忙劝阻他不仅不能撤，还应派遣竺灵秀协助朱修文镇守滑台，而到彦之应该渡过黄河，主动进攻魏军。已经被吓破胆的到彦之哪里能听得进这样的话。
到彦之最初的想法是烧掉战舰，改由陆路南撤。王仲德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洛阳沦陷，虎牢肯定守不住，但如今敌人离我们尚有千里之遥，我们在滑台驻扎着大量精兵，如果突然烧毁战舰，将士们一定会惊慌失措，军心动摇后，撤退就变成了溃退，不如先坐战舰从清口进入济水后，再做打算。”
一句话，撤可以撤，但不能烧船。
到彦之只好硬着头皮，坐船从清水进入济水，部队行至历城(今山东济南)后，他迫不及待地下令焚舟弃甲，登岸步行，一路狂奔撤回彭城(今江苏徐州)。到彦之一撤，刘宋的整个防线顿时崩溃，驻守须昌的兖州刺史竺灵秀弃城南逃，青州、兖州陷入一片混乱。
此次北伐名义上的统帅长沙王刘义欣驻守在彭城，部将们都害怕北魏军队杀来，纷纷劝他放弃彭城撤向建康，刘义欣的表现像个皇子，至少比到彦之强太多，他慷慨激昂地说：“天子令我镇守彭城，我应与城共存亡，怎么能弃城而去呢。”
刘义欣忠心可嘉，但败局已定。
宋文帝刘义隆对前线将帅的表现既失望又生气，他先撤掉了到彦之、王仲德的职务，将竺灵秀下令斩首，对写信给到彦之劝他不能撤军的垣护之，升任北高平(治所湖陆，今山东鱼台)太守。
到彦之虽然率主力南退，但在淮河以北还有不少宋军，他们手里还掌控着黄河要塞——滑台。因此檀道济的援兵还不能撤，只是由救援到彦之变为增援滑台守军。檀道济率军一路上进行了十次战斗，胜多负少，好不容易进抵历城。
但檀道济没有想到的是，这里成为了此行的终点站。主要原因是粮草被北魏军队焚毁，军中出现了断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能打的军队也无法一直饿着肚子战斗下去。
刘宋在滑台的守军情况更糟糕，他们被北魏军队团团围困，已经断粮三个月，守将朱修之和士卒们忍饥挨饿，到最后只能吃老鼠果腹。本来寄希望于檀道济的援兵，苦苦支撑却连个援兵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们哪里知道援兵现在是泥菩萨过河。在北魏军队的多次猛攻下，滑台终于陷落，朱修之被俘。拓跋焘很欣赏他的忠勇，所以并没有杀他，反而授予他侍中之职，并将一个宗室之女嫁给了他。
刘义隆听闻滑台失陷，情绪陷入了低谷，提笔写诗一首来抒发内心的郁闷，结尾一句为“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感伤之情溢于言表，但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滑台丢了，檀道济失去了北进的意义，况且他此时也动弹不得，只能想办法安全撤退。魏军当然不会放掉这块快要到口的“肥肉”，派兵紧紧追击，情况非常危急。陷入绝地的檀道济上演了“唱筹量沙”的好戏。
晚上他让士兵们像量粮食一样一斗斗量沙子，按估计值高声报数，然后，将所剩无几的粮食盖到量好的沙堆之上。魏军听了一夜报数声，天亮后又看到宋军军营出现了一座座“粮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魏军觉得先前得到的情报绝对有误。
第二日，檀道济下令将士们全副武装，自己身着白衣，缓缓出营，大模大样地向南撤退，魏军觉得刘宋军队从容不迫，一点慌乱的迹象没有，像是要诱敌深入，北魏大军深怕中了埋伏，不敢再追赶，就这样，檀道济凭自己的谋略将宋军带出了险境。
这时便会有一个疑问，如果刘义隆任命檀道济为北伐前线统帅，情况会怎么样呢？虽然不一定能够扫平北魏，但至少应该不会遭遇到彦之那样的惨败。
遗憾的是，世间没有后悔药。
北魏取得了全胜，有人向拓跋焘上书，建议乘势荡平江南，一统天下。拓跋焘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凭借现有的力量不仅无法渡江进攻，连攻占的黄河之南的土地能否守住都是一个问题，如今最好的方式便是见好就收。因此他对此建议予以拒绝，反而派出使者到建康，主动和刘宋和解，还提出了和亲的要求，这搞得刘义隆实在有些尴尬，打不过但又不愿意结亲，只能对来使支支吾吾含糊其辞，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就此双方罢兵，刘义隆的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
刘义隆不会想到，这一次失败不是结束，而仅仅是个开始。
刘宋内部渐渐变得不安宁，这是因为一个人——刘义隆的四弟彭城王刘义康。
刘义康比刘义隆小两岁，他自幼不太爱读书，却非常聪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记忆力惊人，如果他参加“最强大脑”比赛，很有可能折桂。刘义隆登基后，任命四弟为荆州刺史，接替谢晦。将他安置在地位极为重要的荆州，显示出刘义隆对四弟的高度信任。
两兄弟一个在建康做皇帝，一个在荆州做刺史，看上去相安无事。
此时朝政大权掌控在王弘、王昙首等人手里。七十多岁的资深老臣范泰提醒王弘说：“你们兄弟掌权很久，应该考虑后路。彭城王是陛下的兄弟，应当征召入朝，共同参与朝政。”王弘听后如醍醐灌顶，想想范泰所言极是，天下毕竟是刘家的天下，如不知进退很可能重蹈徐羡之、傅亮的覆辙。正赶上这个时候发生了旱灾和瘟疫，王弘以此为由请求辞职，宋文帝刘义隆没有准许，没过多长时间，王弘再次要求让贤，刘义隆见状任命刘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进京与王弘共同辅政。王弘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去意已决，说是两人共同辅政，实际上是刘义康一个人说了算。
元嘉七年(430年)，王昙首病故。刘义隆对此很伤心，中书侍郎周纠在旁边说：“王家将要衰败了！”刘义隆则说：“这是我家要衰败啊！”又过了两年，王弘也病逝了。这样一来，刘义康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朝中第一人。
一个皇帝，一个宰相，按说这样的兄弟组合很搭，遗憾的是，刘义隆的身子骨不做主，不知道是积劳成疾，还是操心过度，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卧床不起，史书上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不想事还好，只要一想事，心便疼得要命，但作为天子，又不可能不想事，而且想的都是大事，所以刘义隆时常进入病危状态，朝中大事都由刘义康来做主。
这段时间，刘义康表现得可圈可点，《宋书》中说：“义康入侍医药，尽心卫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寝，弥日不解衣。”就是说，刘义康对皇帝哥哥照顾得无微不至，端屎端尿，随叫随到，从不叫苦叫累。
刘义隆身体不好，头脑却很清醒，他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觉得这位四弟表现不错，值得信任，但又担心大权就此旁落，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为此他做了两个安排，一方面将朝中事务全权委托刘义康处理，另一方面征召刘湛入京担任领军将军，把自己的心腹殷景仁提拔为尚书仆射，将六弟刘义宣任命为中书监，这样的人事安排，说白了，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制衡刘义康。
刘义康此时的感觉好极了，“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他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快感中。每天一早，刘义康门口的车子不计其数，都是来请示汇报工作的。不仅朝中官员削尖了脑袋往上靠，地方大员们也趋之若鹜，把上等土特产首先进贡到刘义康的府上。
有一次，在冬日里刘义隆和刘义康一起吃柑橘，刘义隆觉得今年地方上贡的柑橘无论形状和味道都不尽如人意，刘义康则表示今年的柑橘还是很不错的，他派人到府中取来一些，刘义隆一看，每一个的尺寸居然比皇宫里的大三寸，而且味道也极为甜美。
刘义康这样做，完全是下意识的，觉得府中的柑橘比宫里的好吃，就想着与皇帝哥哥分享，但他忽视了一个柑橘的力量。这件小事，极大加重了刘义隆的忧虑，他觉得照此下去，他这个皇帝真的要可有可无了。
就在刘义隆琢磨如何能更加有效制衡四弟时，他选择的领军将军刘湛却投靠了刘义康。刘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服殷景仁。
刘湛和殷景仁起初关系还不错，正是由于殷景仁的推荐，他才被刘义隆征召进京。但刘湛有个最大的毛病——“寡恩”。他自感资历比殷景仁老得多，曾得到先帝刘裕的赏识，对他“赏遇甚厚”，如今殷景仁的职位却排在他前面，虽然殷景仁对他有推荐之恩，但刘湛并不感恩，他总觉得是殷景仁在宋文帝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于是便想把殷景仁排挤掉。但无奈殷景仁是刘义隆的亲信，刘湛琢磨着想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条路——投奔当朝第一红人刘义康。
刘义康对刘湛的投怀送抱自然不会拒绝，刘湛在他面前不断搬弄殷景仁的是非，刘义康便跑到宋文帝刘义隆那里说殷景仁的坏话，请求将殷景仁免职。
刘义隆心里像明镜一样，他非但没有解除殷景仁的职务，反而任命他为中书令兼中护军，将禁卫军交由他掌管。当然，熟稔帝王之术的刘义隆并没有冷落刘湛，他知道此人生性多疑，因此表面上对刘湛客客气气，照旧接见畅谈，心里却已生厌恶之情。他曾对左右亲信说：“刘班刚入京的时候，我与他交谈，经常抬头看看太阳，生怕他要离去，现在他再入宫，我也是经常看看太阳，担心他不早早出去。”刘班就是刘湛，因为他的小名叫班虎。
这样的感受我们有时也会体味到，如果看的是一部好电影，生怕它过早结束；如果遇到烂片，则希望赶紧出结束字幕。
面对刘湛变本加厉的诋毁，殷景仁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退让，他一再上书宋文帝刘义隆，以身体有病为由要求辞官，刘义隆当然不会准奏，但见他去意已决，允许他在家养病，但不同意他辞职。
殷景仁这样做，有很深的盘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刘湛之间的矛盾，不单单是两人之间的过节，站在背后的是宋文帝刘义隆和彭城王刘义康。刘义康虽然专权，但看不出有想篡位的企图，而刘义隆也需要刘义康在朝廷中撑门面，所以兄弟俩还远没有到摊牌的地步，这样一来，夹在中间的他就显得很尴尬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如果选择主动退让，自己不仅可以避祸，还可以使刘义隆直接面对刘义康、刘湛，他们双方的矛盾定会激化，有可能会让刘义隆痛下决心铲除刘义康集团。
殷景仁用的还是老一套——以退为进。
殷景仁的退让并没有让刘湛罢休，他计划派人假扮强盗，杀掉在家养病的殷景仁，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阴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刘义隆的耳朵里，于是将皇宫旁边原东晋时期鄱阳公主的府邸，改为殷景仁的护军将军府。刘湛不敢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这个阴谋就此破产。
殷景仁虽在家休养，但并没有闲着，宋文帝刘义隆派后将军司马庾炳之与他单线联系，庾炳之与刘湛、殷景仁两人关系都不错，所以刘湛对庾炳之经常出入殷府，并没有起疑心，以为只是好友探病，殊不知，庾炳之肩负着重要使命，他像“交通员”一样，传递着刘义隆和殷景仁之间的密件，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
就在双方“暗战”之际，刘义隆的病情突然加重，一度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使得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后事，环顾文臣武将，他最不放心的还是檀道济，这位刘宋王朝第一名将资历深、威望高、有兵权，而且手下的将领个个身经百战，如果起了异心，局面会很难收拾。
刘义康对檀道济也不放心。刘湛对他说：“皇上要有什么不测，檀道济就很难控制了。”刘义康找到皇帝哥哥商议，刘义隆也有此意，于是下诏以北魏在边境制造事端为由，征召檀道济入京商议。
檀道济接到诏书，立即收拾行李启程，他的夫人向氏有种不祥预感，对他说：“你功高位尊，必定招人忌恨，朝廷无故召你入京，恐怕大祸将要临头了。”檀道济对此不以为然地说：“诏书上说有边患，故召我去京师商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檀道济到达建康后，先是探望了病中的宋文帝，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正经事，在建康逗留了一个多月，刘义隆的病情有了好转，便准备返回江州。说来也巧，就在檀道济登船准备出发时，刘义隆的病情却又突然加重，这让刘义康又起了杀心，他派人通知檀道济速回建康城，檀道济一回到城里便遭逮捕，被诬意图谋反。
檀道济此时才意识到夫人的担忧果然应验。他大声斥责道：“乃坏汝万里长城。”就是说“你们这群小人竟然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但这已经无济于事，檀道济和他的儿子檀夷、檀邕、檀演，部将薛彤、高进之等十三人全部被诛杀，薛彤和高进之打仗异常骁勇，被当时的人们比作关羽和张飞。
檀道济被杀，最高兴的无异是北魏君臣，他们听闻此消息，非常开心地说：“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就是说：“檀道济一死，吴国(对刘宋王朝的蔑称)的那帮小儿中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人了！”
《南史》记载，檀道济被冤杀的当天，京师建康城发生了地震，随后地上生出许多白毛，一首歌谣由此流传开来：“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
就这样，凭借几袋沙子便吓退数万敌军的一代名将，最后落得了满门抄斩的结局，他留下的“自毁长城”的遗言，千年以来一直流传，既让人惋惜，又使人痛心。
宋文帝刘义隆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使得刘义康身边的亲信开始蠢蠢欲动，除了刘湛以外，还包括左长史刘斌、从事中郎王履、主薄刘敬文以及祭酒孔胤秀等，他们表示如果一旦宋文帝驾崩，应立长者为帝。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要废黜太子刘劭，拥立刘义康为帝。
有一次，刘义隆进入弥留之际，召刘义康入宫商量后事，让其担任辅政大臣来辅佐太子继位。从宫里出来回到尚书省后，刘义康见到刘湛、殷景仁等，将刘义隆托孤的情况告诉他们，他边说边哭，泪如雨下。刘湛听后，脱口而出说道：“现在天下局势艰难，幼主怎么能胜任！”此言一出，将刘义康和殷景仁彻底惊呆了，两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沉默以对。
他们拥立刘义康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积极付诸行动，祭酒孔胤秀等人私自到尚书典礼司索要东晋成帝去世后弟弟康帝继位时的法令，为刘义康接班做好准备。不过，这些都是私下进行的，并未向刘义康报告，换句话说，刘义康对此并不知情。
就在刘义康亲信紧锣密鼓地为他登基奔走时，宋文帝刘义隆的身体却奇迹般地康复了。
刘义隆身体好一些后，听到一些风声，派人调查后很快便搞清楚了刘湛等人所作所为，心里对刘义康极为失望。刘义康本来推荐刘斌出任丹阳尹，被刘义隆拒绝，只让其担任吴郡太守。刘义康又想让其改任会稽太守，刘义隆还是没有同意。
更为重要的是，从元嘉十五年(438年)秋天起，宋文帝刘义隆便不再光临刘义康的府邸了。
刘义康明显感觉到皇帝对自己的态度起了变化，前后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过去他说什么是什么，如今他推荐的人选大多被推翻；过去皇帝哥哥对自己无话不说，现在感觉是无话可说。
刘湛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此时正赶上他的母亲突然去世，按照惯例，他不得不交出官印去守孝，他对亲属说道：“这下要大祸临头了。”
刘湛的预感没错，元嘉十七年(440)十月初三，忍了许久的宋文帝刘义隆开始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