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宏：戴着“绿帽子”的改革家（2 / 2）

这个少年天子最初的皇帝生涯实在有些不堪，表现得像个受气包。

面对冯太后的百般虐待和苛责，拓跋宏完全是“逆来顺受”。他实在太聪明了，充分汲取了父亲的教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遭遇，一直坚决践行八个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拓跋宏的好态度取得了良好成效，冯太后内心对他的成见和担忧逐渐消逝，打消了废掉拓跋宏的想法。继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把他作为接班人悉心培养。冯太后为此亲自做了《劝诫歌》等权威教材，教导拓跋宏如何修养德操，做个好皇帝。

要论教育，冯太后算是行家里手，她知道“言传身教”比书本更为重要。

有一次，冯太后本来要服用中药，厨子估计头一天没睡好，完全晕了头，居然端上一碗米粥，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粥里面居然有条虫子，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即使被杀头也太正常不过。

但见冯太后不动声色，只是轻轻地挑出了碗里的虫子。在旁边的拓跋宏却搂不住火了，下令将这个糊涂厨师拖出去砍了，冯太后不同意，表示这并非厨师故意，只是一时不小心，没必要小题大做，下次注意就好了。

没想到，许多年后，同样的剧情又一次上演，此时冯太后已经去世多年，拓跋宏在自己的碗里也发现了虫子，他同样没有处罚厨子，只是一笑而过。

一个轻轻的无声的举动有时远胜过喋喋不休的说教。

冯太后眼见拓跋宏一天天长大，自己则一天天老去，便让他全面参与朝廷事务，做好接班准备，拓跋宏此时表现得很有分寸，不缺位但更不越位，对于朝政不过多发表意见，一切大事还是由祖母定夺。

一切都回归了正常，冯太后变成了慈祥的祖母，拓跋宏继续着自己的温良恭孝，这种和谐在一场宴会上达到了高潮。

有一次，冯太后带着孝文帝，在灵泉池大摆宴席，宴请朝臣百官和藩国使臣。宴会的氛围非常好，拓跋宏在酒宴中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太后祝寿。冯太后非常高兴，情不自禁随着节拍唱起来，拓跋宏索性放开歌喉唱和，一时间歌舞四起，唱和者达九十余人，这样的氛围，实在祥和得可以。

只是这种美好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后病逝于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

她生前要求将自己葬在平城北面的方山，这个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在此之前，历代北魏君主和皇后都葬在龙兴之地——盛乐。据说冯太后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她有次游览方山，觉得此地风景甚好，她对左右说：“舜葬于苍梧，英、娥二妃都葬于湘水之滨，何必远去附葬先帝的陵寝以为贵重，我百年之后，请将我葬于此地。”不过，这恐怕是冯太后的一个托辞，她之所以不愿意葬到盛乐，恐怕是不想面对被自己毒杀的拓跋弘。

她的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禁止设置各种陪葬器具。这不是冯太后最后的作秀，俭朴是她一生的品格。

冯太后临朝之初，便下令取消了鹰师曹，这是一个北魏特设的官署，主要负责鹰、鹞等用于出猎的羽禽的饲养。她平日穿戴，都是些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冯太后改变了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这样的几案摆不了几个菜，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之八九，杜绝了铺张浪费。

对于自己祖母的去世，孝文帝拓跋宏丝毫没有获得自由的轻松，而是显得悲痛欲绝。

据史书记载，拓跋宏五日内滴米未尽，相当于绝食五天，一般人很难做到，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大臣们苦苦相劝，五天后拓跋宏才勉强喝了点米粥，总算结束了绝食生活，不过他的伤痛并没有停止，坚持要服丧三年，不脱孝服。

服丧三年原本是儒家的孝礼，根本不符合鲜卑的旧俗，况且即使是汉人皇帝也没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不少王公大臣站出来表示皇上无须这样，还是把精力放到朝政上更为重要。拓跋宏对此反驳道：“两汉以来之所以没有严格执行三年服丧的制度，是因旧君死去，新君继位，朝中之事千头万绪，无法实施。而朕在位二十年，如果还照此办理，于心不忍。”大臣还是不甘，屡屡陈请，最后把拓跋宏逼急了，他放出狠话：“如果你们还坚持让我脱去孝服，那么，我就三年内闭口不言，你们任选其一吧。”这一下群臣们只好认怂，总不能让皇帝三年不说话吧。

或许是因为拓跋宏表现得太过高调，导致后世对他的“孝心”有些怀疑。

柏扬先生就此提出疑问，他认为：“冯太后是拓跋宏的嫡祖母，不但毫无血缘关系，更惊人的是，冯太后既杀了拓跋宏的娘，又杀了拓跋宏的爹，更杀了拓跋宏娘亲的一家，拓跋宏对这个血海深仇的老太婆，不但没有复仇之意，反而深为爱戴，守丧守的哭了又哭，骨瘦如柴。”

拓跋宏为何如此表现？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虽然拓跋宏一直生活在冯太后影子中，但在冯太后身上，拓跋宏学到了坚强，学到了隐忍，学到了如何去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拓跋宏这样做算是感恩戴德。不过也有人认为拓跋宏这样做，是因为冯太后的势力根深蒂固，一上台便改旗易帜，恐怕很难控制住朝局。

还有人觉得这样琢磨拓跋宏，是把这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看得有些小了，他注定是要干大事的，冯太后所干的事业，正是他想做的。旗帜就是方向，拓跋宏以如此高调的方式悼念祖母，就是要向世人表示，自己将会一张蓝图绘到底，会继续沿着祖母设定的道路走下去。

无论何种解读更接近于拓跋宏内心的真实想法，总之，一个时代结束了！

二十四岁的孝文帝拓跋宏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不过，北魏群臣对这位皇帝到底有几把刷子，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毕竟拓跋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长期以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唯冯太后的命是从，如今没有了冯太后这把遮阳伞，这位年轻的皇帝会不会被晒爆了呢？

事实上，北魏群臣们的担心显然有些杞人忧天了。

刚结束服丧期的拓跋宏，便搞出了让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大招——迁都洛阳。

迁都历来是国之大事，当年因为灾荒，拓跋嗣想迁都，但在崔浩的反对下没有实施。

拓跋宏为什么又心生这个念头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缘问题，平城地处塞内外交界之处，气候寒冷，风沙天气频繁，不适合进行耕种，再加上人口大量涌入，经常闹粮荒，为此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南边运送物资。

长史王肃随孝文帝拓跋宏北巡，作为久居江南的诗人，沿途看见塞北的风，塞北的雪，塞北的寒冷，于是写下了《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虽然贵为北魏都城，但平城确实让人感到颇为荒凉。

同时代还流行一首童谣，“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纥干山位于平城东边，山头终年积雪，异常寒冷。这首童谣的意思是说纥干山头冷得要冻死鸟雀，为什么不飞往别处去求生之快乐呢，这也说明了平城的气候和环境确实恶劣。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拓跋宏，一心想将鲜卑民族带出落后愚昧的泥沼，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大力推进汉化改革，但平城距离中原腹地较远，而且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要想实现心中的理想，就必须将都城由游牧民族气息浓厚的平城迁往农耕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

拓跋宏最早的选择并非洛阳，而是邺城。这座后赵、前燕的都城，历经繁华，而且与南朝有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缓冲区，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拓跋宏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他看来，在邺城建都的王朝并不长寿，这里是个不祥之地，更关键的是，这里虽然比平城更接近中原，但还是太靠北了。而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于加强同中原汉族地主的联系，又可以摆脱鲜卑贵族旧势力的束缚，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

于是拓跋宏决定一步到位，迁都洛阳。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很骨感。迁都谈何容易？从北魏建都平城，已经过了好几十年，鲜卑贵族和王公大臣们在这里置办家业，生儿育女，如今让他们放弃一切，奔赴千里之外的洛阳，近乎像杀了他们一样。

拓跋宏最不缺的便是智慧，他知道事关重大，所以绝不能来硬的，否则不仅会使自己变成孤家寡人，迁都的事情也很有可能泡汤，当务之急必须要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由头。

拓跋宏想来想去找到了一个理由——讨伐南齐。

不过这个理由很勉强，因为拓跋宏亲政时间不长，内部还未完全稳定，况且南边的齐朝也没有招惹北魏，双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战事，如今不远千里，兴师动众，听上去确实有些唐突。

拓跋宏知道大家心里所想，为了提高公信力，他让太常卿占卜凶吉，太常卿呈上的卦象是“遇革”。他借题发挥，说“革”字是当年商汤革命的“革”，表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这是一个大吉之兆。

皇上拿天意说事儿，大臣们心里虽然不赞成，但也不好说什么，不少人希望“带头大哥”此时能出来发声。

这个“带头大哥”便是拓跋宏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

拓跋澄是拓跋宏的堂叔，不仅辈分高，而且为人正直，文武双全，在鲜卑贵族中有崇高的威望。他果然不负众望，在一片沉默中挺身而出，对拓跋宏的南征想法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占卜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革命”应该发生在君臣之间，所以臣子商汤革国君夏桀的命，确实是吉兆，但现在已经“帝有天下”，“革”字就不再是吉兆了。

拓跋宏本来以为群臣沉默，能够蒙混过关了，没想到自己的叔叔跳出来据理力争，他板着脸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拓跋澄并没有退缩，说道：“社稷是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能不讲？”

拓跋宏看到这个叔叔如此执拗，害怕当面争论下去，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况且拓跋澄不仅辈分高，而且在拓跋贵族中有崇高的威望，如果自己占不了上风，便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于是他找了个台阶，说：“各言其志，没有关系。”

拓跋宏的脑子确实好使，退朝后，他第一时间召见拓跋澄，私下里做叔父的工作，他这样做，是因为对说服自己的这位叔父，心里还是有谱的，因为他知道拓跋澄不是保守派，而是一位汉化很深的鲜卑贵族，南朝使者见到拓跋澄后曾大为赞叹：“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因此两人取得共识不难，只是自己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孝文帝拓跋宏见到拓跋澄，第一件事情便是连声道歉，表示刚才在朝堂上，没有给叔父好脸色，那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随后，拓跋宏全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南征是假，迁都洛阳是真，他对此解释道：“平城是用武之地，不能实施文治，而洛阳自古就是帝王建都之所，如果能迁都洛阳，将是北魏王朝之大幸。”

拓跋澄其实并不反对迁都，既然皇帝对自己交了底儿，他立刻表示赞同道:“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拓跋宏有些担忧地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拓跋宏听了此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就是说，任城王就是自己身边的张良。

拓跋宏扫清了所有障碍，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他下令由太尉拓跋丕和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自己则率文武百官和步骑百万余人南征。

离开平城前，他特意到安葬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辞，不知道他在祖母的墓前会想些什么，但想必一直致力于改革的冯太后，看到拓跋宏有比自己更为磅礴的举动，应该会含笑九泉吧。

这一路走得非常辛苦，整整走了一个多月，人困马乏。快到洛阳的时候，正赶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一不小心便人仰马翻，但拓跋宏却不管不顾，下令部队要克服困难继续南下，一副不成功便不罢休的样子。

其实这不过是拓跋宏导演的一场大戏，看到群臣疲惫不堪的模样，拓跋宏意识到，这场戏剧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如何能让群臣们心服口服，从而同意迁都洛阳呢？他要祭出自己的法宝——“群众演员”。

就在拓跋宏勒马准备前行时，一些大臣扑倒在地，哀求不能再往前走了，“最佳男配角”李冲站出来跪在马前，高声道：“今日之举，天下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个人想做，汉文帝说：‘我一人驾着千里马，又能去哪里呢？’臣一心报效国家而却无法阻止陛下南征，请陛下赐臣一死。”

根据脚本，“群众演员”出来相劝，只是这一出大戏的前奏，还远没有达到高潮。拓跋宏故作生气地说：“我正想着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却百般阻拦，使我梦想无法得以实现，谁再敢多言，绝不轻饶。”说完便要策马扬鞭，疾驰而去。

该那些不知内幕的王公大臣隆重登场了，他们看到拓跋宏像铁了心一样，便不顾一切，先是拉住御马，然后一拥而上，在马前集体下跪，声泪俱下地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往南走了，否则没开战就已经被拖死了。

拓跋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对群臣说:“这次出征规模很大，如果没有任何收获，如何和后人交代？”看到大家都不说话，他装出很善解人意的样子，说出自己内心最想说的话：“既然都不愿伐南齐，当迁都于此，诸位以为如何？愿意迁都的人，站在左边，不愿意的站在右边。”就是说，现在只有两条路，接着往南走，或者在洛阳住下来，由每个人来选择。

因贪腐被削去王爵的南安王拓跋桢，看到戴罪立功的机会来了，他率先站到左边，大声说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迁至中原以延长王业，前有周公，今有陛下，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京师，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因此，请求陛下保养好身体，让百姓安心，定都中原，停止南伐，这是臣等的肺腑之言，也是万民的幸福！”

这马屁拍得相当及时相当到位！群臣看到有领头的，立刻山呼万岁，表示同意定都洛阳。

只是洛阳早已被战火焚毁，重新营建需要时日，李冲建议拓跋宏说：“请陛下暂时回到平城，命臣下修建，等营造完毕，再请陛下迁到洛阳。”拓跋宏没有答应，他说：“朕正好要到各地巡视，先到邺城停留一段时间，等到明年春天再回洛阳。”

拓跋宏很聪明，好不容易从平城出来，千万不能再回去，否则自己会被保守势力所包围，而已经同意迁都的大臣想必大半也会反悔，所以不如先到邺城躲清静，不过他还是担心平城有变，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去告诉留守人员有关迁都之事，并做好思想工作。

拓跋澄不负重托，回到平城后他通报了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决定，他的话使留守平城的王公大臣们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拓跋澄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引经据典，充分开导，还是慢慢将大家说通，使得平城风平浪静。

拓跋宏连蒙带骗，再加上软硬兼施，总算把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不过，对于立志于全面汉化改革的拓跋宏来说，迁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原动力是他对汉文化的疯狂崇拜，这又与他从小喜欢读书学习有关。

史书记载，拓跋宏熟读六经，善谈老庄，对于儒学经典名句经常脱口而出。他学习得越深入，越感觉汉文化博大精深，也感到鲜卑实在落后愚昧。

在拓跋宏看来，汉人的一切都好，似乎南方的月亮都比北方的圆。有次他当着群臣和南齐使者的面说：“江南多好臣。”这让手下大臣听着心里非常不舒服，大臣李元凯终于忍不住站出来说：“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意思是说，南朝的大臣这么好，几乎一年换一个皇帝，北方没有好的臣子，而今一百年还是大魏。李元凯的话有真凭实据，拓跋宏觉得自己失言，顿感非常惭愧。

如何缩小南北差距呢？拓跋宏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鲜卑人加速汉化，所以能改的要全部改，到最后让鲜卑人和汉人分不出彼此。

首先从“改装”开始，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刚刚到达洛阳的拓跋宏下诏禁穿胡服，改穿汉装。不仅不能穿鲜卑人服装，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也不能穿着，为何改革要从改装开始？因为这个改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从风俗入手，很直观，也能够强化身份认同。

对于着装上的改变，拓跋宏很看重，有次他南征回到洛阳时，看到车上有妇人还穿着胡服，很是生气，召来留守洛阳的拓跋澄进行质问，拓跋澄表示穿汉服的是大多数，穿胡服的毕竟是少数，拓跋宏对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满意，说：“任城王难道想让全城的人都穿吗？你知不知道，一言可以丧邦！”一怒之下撸掉了拓跋澄的官帽。

接着是“改语”，朝廷上不准讲鲜卑语，只能说“正音”，就是洛阳一带汉人说的普通话，将汉语作为北魏王朝唯一的官方语言。

拓跋宏深知改语比改装难得多，所以他把群臣召来，提前统一思想。拓跋宏问群臣道：“各位想要朕效仿商、周的善政，还是想要朕连汉、晋都不如呢？”咸阳王拓跋禧道：“群臣希望陛下的功绩可以超越前王。”拓跋宏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墨守成规呢？”群臣答道：“希望陛下施政可以不断改进，日新月异。”孝文帝问：“朝廷的万千基业是要止于一身，还是传给子孙呢？”群臣答道：“希望陛下传承百世。”孝文帝说：“既然如此，就一定要加以变革，各位不得违背。”群臣答道：“朝廷颁布政令，臣下服从遵行，是没有任何人胆敢违抗的。”

拓跋宏循循善诱让群臣上套，然后和盘托出说：“现在我想要禁止说鲜卑语言，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早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容许他不立即做出改变。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为官的，不可以再说鲜卑语；如果还故意说鲜卑语，就要革职查办，各位一定要谨记啊！王公卿士们认为这样怎么样啊？”群臣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答道：“陛下说得有理。”

拓跋宏把深得自己信任的李冲拎出来做反面典型，说：“朕曾经和李冲讨论过这件事情，李冲说四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又有谁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陛下说的是哪一种语言，那么哪一种就是标准的语言。李冲说出这样的话，应该被处死。”拓跋宏此话一出，所有的大臣都惊出一身冷汗，连李冲都是死罪，其他人自己掂量掂量吧！孝文帝转头对李冲说：“你辜负国家社稷的重托，让御史官撵下殿去！”这实际上是免死了，李冲赶忙摘掉帽子磕头谢罪，退了下去。

统一群臣思想后，拓跋宏随即下诏改语，“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胆敢不改者，一律撤职免职。

活人要改，死人也不放过。迁都后不久，广川王在洛阳病逝，这位王爷的妻子早亡，葬在了平城，是应该“两地分居”还是“合葬一处”，下面人拿不定主意，便上奏请示拓跋宏，他就此做出重要批示：代人(平城及周边地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得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接着他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这项举措有效切割了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

这些改革只算是小试牛刀，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也有些阻力，但总体上的推进还算顺利，拓跋宏由此对改革越来越有信心，他接着要连出大招了。

第一个大招是改姓。鲜卑族最早并没有姓氏，后来他们的姓氏是由部落名称转化而来的，基本上都是复音，而汉姓多数为单音，因此只要一听名字，便可知道是汉人还是胡人，这使得旨在让胡汉融合的拓跋宏感到很不爽。太和二十年(496年)，他下诏改姓，这次依然是以上率下，首先将北魏的皇族姓氏由“拓跋”改为“元”。

为什么要改成“元”呢？拓跋宏诏令如此解释：“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就是说，鲜卑人以土为拓，王为跋，北魏的祖先出自黄帝之后，以土德而称王，因此叫作拓跋氏。土地拥有最纯正的黄色，又是万物之源，所以将“拓跋”改为了“元”。

从现在起，我们将拓跋宏改称为“元宏”。

元宏改完自己的姓，接着就让其他人全部效仿，“姓或重复，皆改之”。只要姓里有超过一个字，就必须改。一时间改姓成为北魏朝廷最流行的事情，拔拔氏改为长孙氏，伊娄氏改为伊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

皇帝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这场汉化改革逐渐到达了高潮。

第二个大招是改革官制。此前北魏的官职是鲜卑、汉杂用，既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又有八部大人。元宏下诏实施九品官制，按照西晋的官制表，将北魏所有的官名进行汉化。

第三个大招是建立门阀制度。这项改革也被称为“分定姓族”，姓族就是门第，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诏，采用魏晋的门阀制度，将鲜卑人也划为不同的等级，当年与拓跋氏打天下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成为一等望族。

元宏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鲜卑人过去不讲究姓族，即使是功臣的后代，也与寒门贱人没有区别，一些位居三公、公卿的，他们的直系亲属还做着非常低级的官吏。

“分定姓族”的原因很简单——不能让功臣流血又流泪，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不过，这似乎只是孝文帝的一个托辞，他在鲜卑族搞门第区分，和汉族也有关系，那便是汉人有门第，所谓“门当户对”，如果鲜卑族不搞出个上层社会，便很难与汉人的世家大族真正对上话，孝文帝在诏书里说鲜卑八姓和汉族崔、卢、郑、王四大姓门户相当，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如果真正搞“唯才是举”的话，“大老粗”居多的鲜卑贵族根本就不是汉人的对手，会拱手交出统治权，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在元宏看来，推行“分定姓族”，会赢得鲜卑大贵族和汉族豪强的支持，上层领导班子成员间的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此，北魏选官机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取士于门”“以门见举”，对于高官和好位子，门阀子弟有绝对的优先权，最后的结果是“以贵承贵，以贱袭贱”。

这项举措和其他改革不同，事关每个家族的前途命运，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因此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有次孝文帝与群臣们议论选拔调派官员之事，他问道：“近世以来，出身高卑贵贱，各有一定，这样划分如何呢？”李冲反问道：“国家设置官吏其目的是为了那些膏梁子弟们呢？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呢？”孝文帝回答：“当然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顺势反问：“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门第出身，而不注重才能方面的选拔呢？”孝文帝辩解说：“如果有过人的才能，不怕人所知。君子门第出身，即使没有为当世所用之才能，但德行方面要更纯洁笃实，朕所以选用他们。”李冲再反问道：“难道古代的贤相傅说、吕望二人，可以凭门弟出身得到吗？”孝文帝再回答：“这种不平常的人才，旷世才有一二。”大臣李彪、韩显宗等接连站出来批评这种做法，但无论别人怎么说，孝文帝是铁了心要推行门阀制度。

元宏建立门第制度，还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功效，那便是模糊了民族界限，代之以士庶之别，鲜卑和汉族的高门形成了北魏的权力核心，其他人很难进入。令人感叹的是，想当年崔浩正是为了这个理想最后惨死，而如今元宏把它变成了现实。

元宏所做的一切，目标指向只有一个——融合。

在建立门阀制度后，他找到了加速融合的好方法，那就是鲜卑皇族和高门与汉族的望族通婚。这样生下的后代就是鲜卑和汉人的混血，一代代持续下去，以后就很难分清是胡人还是汉人了。

说干就干，他以身作则，娶了几个汉族美女做老婆，同时下令自己的六个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等北方汉人大族联姻，这六位王爷本来已经娶鲜卑女子为正室，无奈元宏一纸诏令，这些鲜卑正室夫人非常不情愿地将主位让给汉族女子，自己则由“大老婆”变成了“小老婆”。

这些改革可谓疾风骤雨，不过在一些历史学家来看，这些举措都是体制或形式的变革，真正触及灵魂深处的改革，当属“宗庙祭祀”。鲜卑族每年最重要的祭奠是“西郊祀天”。据《魏书·礼志》所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让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再“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西郊祀天仪式的重要意义是使鲜卑贵族保持古老的原始崇拜，从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

元宏下诏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而改用汉族帝王祭祀天地的仪式，就是说，不祭祀本部族崇拜的天、神，改而去祭祀汉族的天、神。这意味着元宏将拓跋部的精神和信仰基础都放弃了，从文化认同到精神皈依，完完全全地归附了汉族。

元宏如此激进的汉化改革，在本族内部肯定会让许多人不习惯、不满意，这点他早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想到的是，带头站出来反对自己改革的人居然是太子元恂。

元恂是个苦孩子，因为他一岁时，他的母亲林氏被赐死，成了“子贵母死”的牺牲品。元恂一直被自己的曾祖母冯太后抚养，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初五，元恂被立为皇太子，正式成为北魏王朝的储君。

令人怪异的是，元恂身上丝毫找不到他老爸的影子，他从小就非常不喜欢读书，特别是对于学习汉语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不爱学习的元恂，想必非常喜欢美食，因为史载他“体貌肥大”，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洛阳的炎热天气，常常想回到凉爽的旧都平城。

元恂是个坚定的“反汉化”者，他不仅不喜欢汉语，也不喜欢穿汉服。他老爸赐给他的汉服，元恂只在朝堂上穿着做做样子，回到府上便迫不及待地换上胡服，东宫有个属官叫作高道悦，他害怕元恂这样做会得罪皇上，经常劝他要注意言行，和他的皇帝父亲保持一致，但元恂不以为然，高道悦说多了，反而让元恂非常反感。

不听劝的元恂很快就出事了！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七日，孝文帝元宏前往嵩山祭祀，让元恂留守洛阳金墉城。元恂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他与身边亲信密谋，杀掉了高道悦，率左右准备跑出洛阳，跑回平城。

领军将军元俨得知消息，深感事态严重，立刻下令关闭洛阳各处城门。结果元恂折腾了一夜，也没有跑出洛阳城。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将此事快马飞报到前往嵩山途中的元宏。

元宏听后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太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立即取消嵩山之行，但又担心大张旗鼓引发不测之事，所以整个队伍对外严守秘密，按照原计划一直走到汴口后，才悄无声息地赶回了洛阳。

元宏进入皇宫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召见太子元恂，他怒不可遏地下令棍棒伺候太子，元宏亲自用大棒体罚太子，自己打累了，又让自己的兄弟咸阳王元禧接着打，前后打了一百多棍，搞得这位胖太子皮开肉绽，被人抬出皇宫，在东宫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元宏的气并未因此而消散，他决定废掉元恂太子之位，他颇为痛心地对群臣说：“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日若不除去这逆子，将给国家留下大祸患，若等朕死后，恐怕会重演西晋的永嘉之乱。”于是，他下诏将元恂废为庶人，并软禁起来，每日只供应粗茶淡饭，宛若囚徒一般。

元恂为什么急于跑回平城？原因并非想去避暑那样简单，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在平城有一群人对元恂翘首以盼，准备扶立他为新皇帝，另立中央，与孝文帝元宏分庭抗礼。

这个阴谋集团的头目叫作穆泰，当年冯太后想废黜元宏的时候，他站出来苦苦相劝，元宏因此对他很感激，亲政后对他委以重任。但随着汉化改革的推进，元宏更信任身边的汉族儒士，离穆泰、陆睿等鲜卑重臣距离越来越远，这让他们颇感失落。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元宏的举动是将整个鲜卑族送上了灭绝的道路，孝文帝从本质上变成了汉人，已经不适合领导北魏王朝，为了正本清源，重塑鲜卑人的权威，必须要推出一个新皇帝，与在洛阳的元宏抗衡。

他们心中最理想的人选无疑是太子元恂，想必在下面双方早有默契，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这位胖太子居然没有跑出洛阳城，而且还被废掉了太子之位。

元宏并不知内情，但穆泰等人深怕阴谋泄露，他们决定拥立阳平王元颐为皇帝。元颐没有这个胆量，他一边假意答应，一边派人密报元宏。元宏收到信息后，再次请任城王元澄出山，让他到平城平叛。

元宏没有看错人，在关键时刻屡屡建功的元澄，这次表现更为神奇。他只带着少数精骑出雁门关直入平城，不费吹灰之力便瓦解了穆泰集团，将穆泰、陆睿等骨干分子悉数缉拿归案，使得元宏不由称赞：“任城王真乃社稷之臣啊！”

平定叛乱后不久，废太子元恂的死期也到了。中尉李彪密报说元恂仍与左右密谋反叛，对元恂已经彻底失望的元宏，让咸阳王元禧携带着诏书和毒酒，到元恂的软禁处，毒死了废太子。元恂死后，尸首就用平常的衣服和粗木棺材收敛，草草下葬了。

这位胖太子死时仅仅十五岁。

元宏一辈子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改革，二是南征。如果说第一件事算是成功，那第二件事只能用失败来形容。

第一次南征是在太和十八年，当时李冲督造的洛阳城尚未完全完工，拓跋宏在洛阳立足未稳为何就急于讨伐南朝呢？主要原因是南边的齐朝发生了内乱，齐武帝萧赜驾崩后，辅政大臣萧鸾杀掉第三任皇帝萧昭业，改立其弟萧昭文，不久又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自立为帝。然后大开杀戒，搞得人人自危，南齐雍州刺史曹虎送来一封信，表示愿意将襄阳城献于北魏，请求拓跋宏派军队来接应。当然，除此之外，拓跋宏想成为千古一帝的心理也在作祟，他从不掩饰对统一天下的渴望，曾经作诗“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他决心迁都洛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如此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拓跋宏断然不会放过。

拓跋宏下诏兵分四路，大举南征。不过，在是否出征的问题上，朝臣们的思想并不统一，不少人觉得有些“操之过急”，包括四路大军其中一路的先锋卢渊，他起初不肯接受任命，拓跋宏很生气，斥责他贪生怕死。卢渊说：“臣并非畏战，只怕曹虎成为第二个周昉。”周昉是三国时的吴将，他假降引得魏国曹休发兵，结果魏军大败于石亭。相州刺史高闾也上书说：“洛阳刚刚建好，曹虎尚未派来人质，足见其人没有诚信，不可轻举妄动。”

拓跋宏看到反对声音颇多，便召集群臣开会商议。拓跋澄、李冲和主战派穆亮等在会上发生激烈的争执。李冲首先发表意见：“目前正是迁都伊始，诸事草创之际，大家都想有一段安定的时期，再加上对作为内应的曹虎并没有细加审查了解，很多情况不明，所以不宜于轻举妄动。”

接着任城王拓跋澄说了自己的想法：“曹虎没有派人质，也没有再派遣使者来联系，其中的诡诈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从代都迁移来的百姓，都有怀念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刚刚到达洛阳，住的是没有一根屋椽的房屋，食物储备没有超过一石，而目前冬季将近，春耕生产即将开始。然而，现在反而要驱使他们披坚执锐、出征打战，恐怕并非是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正义之师吧。况且，前面各路军马已经进发，他们之间能够相互接应。如果曹虎投降属实，就等平定了樊、沔之后，陛下您再顺势而动，到那时銮驾前往，也为时不晚啊！如今行动只能使军中上下疲劳，如徒劳而返，恐怕会有损于我朝的天威，反而使贼军的气势更为嚣张，所以万万不是妥善之计。”

司空穆亮却认为应该出兵，其他臣僚们也都同意他的意见。拓跋澄厉声质问穆亮：“各位在前不久之时，看见诸路军马出征，都流露出担忧之色，私下里议论时，都不同意南征，为什么面对皇上时就变了态度？万一这次南征不利，就完全是诸位所造成的。”李冲说道：“任城王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于国家啊！”

拓跋宏对任城王所言很不高兴，冷冷地说道：“任城王认为赞同朕的人都是谗佞，可是与朕所见不同的人难道一定都忠诚吗？常言说，小忠是大忠的敌人，这不正和眼前的情形十分相似吗？”拓跋澄回道：“我愚昧无知，虽然属于‘小忠’之列，归根到底也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为国家而考虑，不知道所谓‘大忠’究竟又是根据些什么！”

拓跋宏不听李冲、拓跋澄所言，最后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

卢渊、高闾说的没错，曹虎最初确实有降意，但萧鸾上台后，加授他为平北将军的封号，晋爵为侯，并增加食邑三百户。面对高官厚禄，曹虎打消了先前的想法。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底，南征大军从洛阳出发，拓跋宏统率的主力很快抵达了寿阳，当年苻坚的百万大军就是败于此地。拓跋宏看到寿阳守备森严，又想到苻坚的悲剧，决定放弃攻城，绕城而走，随即向钟离(今河南凤阳)发起攻击，但是并不顺利，齐军顽强抵抗，北魏军久攻不克。这时候，有个重大噩耗传到拓跋宏处，他的好友冯诞突然去世了。

冯诞是冯太后的侄子，他和拓跋宏同岁，两人从小在同一张桌子上读书，后来娶了拓跋宏的妹妹乐安公主，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冯诞这次随军出征，半路上得了重病，不治而亡。拓跋宏十分伤心，抚尸痛哭了一个晚上。

经过这一番折腾，拓跋宏没有了当初的心气儿，他传诏“罢临江之行，召诸军回师钟离”，放弃了渡江攻打南齐都城建康的计划。

只是钟离城依旧岿然不动，为了防止齐军援军从背后袭击，拓跋宏下令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的沙洲)筑城，同时在淮河两岸也筑城，再用栅栏连接三城，将淮河拦腰截断，阻止齐军涌入。但是，南北二城被齐军名将裴叔业攻克，只剩下了邵阳洲还在魏军手中。拓跋宏看大势已去，只好拔营起寨，渡河北退。

拓跋宏这一路以失败告终，其他几路也好到不哪里。刘昶、王肃这一路最惨，他们两人都是南朝降将，因受到猜忌叛逃到北魏，本来想借着这次出征报仇，但现实却极其骨感，在义阳(今河南信阳)被齐军大败，大军损失殆尽，两人只身逃了回来。卢渊担任前锋的这一路也大败而归。只有拓跋英统率的一路得胜而归，但也无力改变战局。

这一场南征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北魏刚刚进行了大规模的南迁，军民十分疲惫，无力承受这样的大战，而且准备很仓促，基本没带什么攻城器械，可惜拓跋宏不听劝阻，固执己见，最终吞下了苦果。

志在统一天下的拓跋宏，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打退堂鼓，在顺利推行汉化改革和平定平城叛乱后，又准备率军踏上南征之路。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已经改姓的元宏下诏征伐冀、定、瀛、相、济五洲之兵二十万人，积极筹备发动第二次统一之战，这次他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再分兵，而是集中优势兵力主攻襄阳。

当年八月，元宏在华林园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随即随军出征。这一次阵势很大，史称“吹唇沸地”，就是大军吹口气，就可以使大地沸腾起来，这和当年苻坚统帅的前秦大军的“投鞭断流”有一比。

虽然气势很唬人，但实际效果和上次如出一辙。镇守南阳的齐军在将军房伯玉指挥下打得很顽强，围攻五天后，元宏留下咸阳王元禧等继续攻打，自己率军采取“跳城战术”，继续南下朝新野(今河南南阳新野)杀来，新野太守刘思忌一点也不逊于房伯玉，元宏也一时没有好的办法。

东方不亮西方亮，东线的北魏将领傅永大败意图“围魏救赵”的齐军统帅裴叔业。这位傅永是个励志人物，他出身平民，武艺高强，可以在马背上倒立驰骋，但他却是个“文盲”，二十岁都不会写字，有个朋友给他写信，他无法回信，被人嘲讽笑话，自此发奋读书，最终成了文武全才。

元宏听闻东线告捷，不由赞叹道：“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写文章，只有傅永一人啊！”受到东线胜利的激励，北魏主力连克新野、南阳两城，刘思忌被斩，活捉了房伯玉，南齐军队纷纷溃散。

形势发生了逆转，好消息接踵而来，齐明帝萧鸾病重，在病中继续杀诸王，境内发生叛乱，不久后这位暴君一命呜呼。

元宏终于迎来了实现自己宏图伟业的时刻，看上去四海一统指日可待，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元宏竟以“礼不伐丧”为由，结束了第二次南征。

元宏真的如此仁义吗？非也，因为他此刻也得了重病，有多严重呢？史书上说他十多天都不能见侍臣。还有一个细节更说明问题，太子元恪从洛阳匆匆赶来探望，说是探望，其实已经准备好托孤了。

元宏为何突然病成这样，除了连年征战，积劳成疾外，还和一个女人有关，此女便是他的第二任皇后冯润。正史未记载她的名字，“冯润”是野史中的名字，她还有一个小名叫妙莲。

冯润是冯太后哥哥冯熙的女儿，为了保证冯家的地位永世不替，她将冯熙的两个女儿冯润与冯珊同时送进后宫，嫁给了元宏，两人都被封为昭仪，不过冯润和冯珊风格不同，冯珊是“媚而不佻，静而不滞”，而冯润则是“风韵自娆，妩媚艳丽”，元宏更喜欢风情万种的冯润，除了处理朝政外，两人天天泡在一起。

三年后，冯珊因怀孕难产而死。“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时冯润也病倒了，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是什么病，但很可能是传染病，冯太后怕传染给元宏，就把她送出宫做了尼姑。

两个主力人选一个死，一个病，冯太后为了保证冯家“红旗不倒”，迅速找了一个替补——冯清。她是冯熙和文成帝拓跋濬的姐姐博陵长公主所生的女儿，可谓“大家闺秀”，冯太后特别喜欢冯清，在临终之时，一再叮嘱孝文帝，要立她为皇后。元宏很听话，守孝期满后，冯清就一步登天，母仪天下。

冯清虽然举止得体，但却缺少女人的风情，元宏对她很尊重，两人相敬如宾，但没有太多激情。元宏又宠幸其他嫔妃，还生下了几个儿子，但总找不到和冯润在一起时的感觉。

“高祖犹留念焉。”元宏又想起了美艳动人的冯润，他私下派人去打听，听说她病已痊愈，花容如初，便迫不及待地让太监将其接回宫中。“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

冯润又成了元宏的左昭仪，重新回到皇帝身边的她，使出百般解数来赢得元宏的独宠。据说她经常使用肌香丸，全身香气飘逸，搞得孝文帝如痴如狂。很快孝文帝元宏就废黜了皇后冯清，让她去寺庙里做了尼姑。

冯润成功上位，实现了自己的“皇后梦”。

冯清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她自身有问题，她的老公皇帝全力以赴推行汉化改革，身为皇后的她本来应该大力支持，发挥先锋表率作用，但冯皇后对改革却很不热心，她不爱说汉语，也不喜欢穿汉服，这让元宏颇感生气，母仪天下的皇后如此，让天下臣民如何效仿？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冯润在元宏面前搬弄是非，总说些对冯清不好的话，这种枕边风的作用不容小觑。

元宏对冯润很是宠爱，自从让她当上皇后以后，便不再临幸其他妃子，史载：“后有姿媚，偏见宠幸。”

按说冯润应该知足了。元宏雄才大略，而且“生而洁白，有异姿”，也算是一名美男子，可以说要相貌有相貌，要地位有地位，要才华有才华，要痴情有痴情，可谓“四有爱人”，但凡一个女子遇到这样的老公，人生应该不再有遗憾了。

然而冯润没有！

冯润虽然很得宠，但后来却很难见到自己的皇帝老公，原因是元宏跑去打仗了。寂寞成为冯润最深切的感受，但她本就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女人。每天无所事事的冯润，勾搭上了中官高菩萨。

史书称“诸中官，凡阉人给事于中者皆是也”，由此说，中官实际上就是太监，但不少人认为一如秦朝赵太后情人嫪毐一样，高菩萨是个假太监。真也好，假也罢，总之是两人宛若干柴遇烈火，共同给孝文帝元宏奉献了一顶绿帽子。

冯润听说元宏在前线生病的消息，可能觉得拓跋宏活不了多久，再管不了她，也没办法回来同她算账了，便“公然丑恣”，越发不管不顾起来。

纸包不住火，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元宏那里。

如此迅速地被元宏得知，要怪也只能怪冯润自己。元宏的妹妹彭城公主死了老公，而冯润的弟弟冯夙对公主垂涎已久，眼见公主成了寡妇，冯润想让彭城公主做自己的弟媳。彭城公主对冯夙是一万个不愿意，对冯润淫乱宫闱更是深恶痛绝。冯润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她定下婚期，意思是不想嫁也得嫁。彭城公主很生气，没想到冯润竟然欺负到自己头上，她一气之下，带了十几个侍婢家僮，冒着大雨坐着小车跑去前线找自己的皇帝哥哥告状。

可以想象，元宏听到消息会是怎样的反应，史书上说“闻而骇愕”，他简直不相信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会做出这等事来，本来已在病中的他，病情更加恶化。

不过，元宏还心存侥幸，担心是别人误传，“未之全信而秘匿之”，第一反应是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许任何人外传。

冯润知道彭城公主跑了，惶惶而不可终日，她此时唯一的念想，

便是盼望着自己的皇帝老公死于非命，这样就可以既往不咎。于是她和母亲常氏一起，请巫师在宫中大行巫术，想让元宏在回来路上一命呜呼。

但她们请的这位巫师水平实在不过关，元宏非但没死，还顺利挺了过来，并有好转的迹象。

只是聪明一世的元宏，痴情于这样一个风流恶毒的女子，真是瞎了眼。

冯润听说元宏病情好转，正在回师洛阳途中，她心里极度恐惧，开始巴结讨好身边的太监，对他们大施贿赂，并反复嘱咐他们千万不要泄露她的隐私。元宏回到洛阳后，这些宦官恪守诺言，没向孝文帝透露任何消息，可小黄门苏兴寿却向孝文帝告了密。

这回元宏不能不相信了，也许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并没有暴跳如雷，反而很沉得住气。史书载：“高祖问其本末，敕以勿泄。”元宏详细询问有关细节后，叮嘱苏兴寿到此为止，不要往外泄露。他首先将高菩萨等人抓起来，拷问实情，“迭相证举，具得情状。”这几个人没有一个“硬骨头”，相互揭发检举，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快就弄清楚了。

接着元宏亲自审问冯润，这位美人痛哭流涕，梨花带雨，请求宽恕。元宏表示可以，但首先必须要实话实说。冯润求他摒退左右，元宏便让人都出去，只留了侍卫白整。

冯润看看旁边的侍卫，欲言又止。元宏“乃以绵坚塞整耳，自小语呼整再三，无所应”，就是用棉花塞住白整的耳朵，然后小声呼唤他，确定他听不到后，冯皇后这才声泪俱下地开始述说。

两人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魏书》记载，“事隐，人莫知之”，这也成为了千古之谜。

只是元宏听完冯润陈述，将彭城王、北海王叫进来，两位王爷颇为犹豫，孝文帝说道：“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嫂，现在与路人没有什么区别，尽管进去，不用难为情。”二王刚刚坐下，孝文帝就指着冯润怒气冲冲地说：“这女人想把刀插到我的软肋上，现在你们好好拷问她，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谊，如果这贱人还有羞耻心，应该马上自己了断。”彭城王、北海王虽然是孝文帝的亲人，却觉得不便干涉这种事情，两人附和了一会儿，便托辞离开了。

元宏话说得狠，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废黜冯润，只是杀了高菩萨等人。之所以这样处理，元宏给出的理由是已经罢黜了冯清，看在故去冯太后的面子上，不能再废黜冯家的皇后了。

不过这样的理由显然非常牵强，一顶“绿帽子”如此结实地砸在自己头上，一般男人都无法忍受，九五之尊的元宏居然能够如此大度，唯一的可能就是元宏对冯润用情太深，对她还留有一丝念想。他的内心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那便是：“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冯润尽管失宠，但她对宦官和后宫的嫔妃仍然是趾高气昂。当孝文帝派宦官向她提问时，她声色俱厉地说：“我是皇后，应当面回答，你们是什么东西！”孝文帝听了宦官们汇报后，气得脸色铁青。他马上把冯皇后的母亲常氏叫入宫中，交给她一根拐杖，命令她痛打冯皇后。常氏在孝文帝的威迫下，直把冯皇后打得鲜血淋漓。

生气归生气，元宏还是继续让冯润坐着皇后的位置，以至于元宏再度南征的时候，“夫人嫔妾奉之如法”，后宫嫔妃们仍将她视为皇后，都觉得皇上还是爱着她，冯润的失宠只是暂时的。

处理完“绿帽子”事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元宏觉得自己身体有所恢复，为了弥补上次南征的遗憾，他决定再次御驾亲征。

这是他第三次出征，也注定是最后的一次。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在南征进军途中，孝文帝元宏突然病情恶化，继续往南走已无可能，只好下令撤兵，但是病体无法支撑他返回洛阳，在行至谷塘原(今河南南阳淅川县)行宫时，孝文帝元宏驾崩，仅仅活了三十三岁。

元宏死前最后的遗愿便是赐死冯润，他下诏说：“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两个意思，一是冯皇后必须要死，二是不能让她蒙羞，要用皇后礼仪与自己合葬。

北海王元详和侍卫白整，拿着毒酒去后宫找到冯润，冯润此时还心存幻想，认为元宏会永远爱她，而绝不会伤害她，坚决不肯就范，声称他们假传圣旨，说“皇上绝不会这样做，是诸王想我死”。白整不由分说“执持强之”，强行把毒酒给她灌了下去，这位风流皇后这才一命呜呼，时年三十岁，谥号为幽皇后。

该给这位传奇皇帝下个结论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改革是贯穿元宏一生的主题词，而长期以来，很多人恰恰在“汉化改革”问题上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

肯定派认为元宏通过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推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这也是大部分历史教材所持的观点。

元宏改革前，鲜卑和汉人的矛盾非常尖锐，当时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汉人驱逐在前，让汉人充当肉盾，消耗敌军，鲜卑族视汉人如草芥，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看。

歧视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汉人的反抗像星星之火一样无法扑灭，北魏的统治一直不得稳固。更重要的是随着北魏王朝的封建化，农耕方式逐渐取代了游牧方式，鲜卑人当初可以在马上用武力统一北方，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靠掠夺和放牧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只有依靠和振兴农业才能生存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魏王朝进入农耕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但鲜卑族的落后保守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照此下去，不仅元宏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长时间维持现有政权稳固也不敢打保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拿来主义”，学习、接受并吸收更为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和选择。

元宏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清醒地认识到，抱残守缺，在愚昧落后中打转转，没有任何出路，与其等着将来付出巨大而惨重的代价，不如主动求变。因此，不难看出，元宏的改革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因为在改革之前，北魏已经统一北方，统治还算稳定，没有达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但元宏站得高望得远，毅然决然进行汉化改革，显示出千古一帝的卓越眼光。

当然，汉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只有想法不行，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在元宏之前，有想法的帝王并不少。十六国时代的帝王，如前赵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皝，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也都想将汉文化为己所用，但都没有勇气和胆识走出这一步。

从效果上来看，汉化改革使得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鲜卑各族文化的北方文化，而且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洛阳由此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的中心，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极盛时期洛阳的壮观描述，使人非常地神往。

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之上。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陈庆之“回国”后说了一段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就是说北魏帝国治下的洛阳，竟然胜过了一向自诩为华夏正朔的江左。要知道，此时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由此可以想象它在极盛时是多么的辉煌壮丽。从当时的盛况来看，本是胡人的元宏主导的改革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竟然将江南的汉人政权抛在后面。

汉化改革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历史走向同样重要，那便是鲜卑人和汉族相互通婚，逐步孕育了集温文尔雅和彪悍勇猛于一身的新汉族，杰出的代表是创建大唐的李氏家族。在云冈石窟博物馆，竖立着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由此看来，这场改革的影响远超过元宏的预期，算得上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招”。

否定派则认为元宏只学到了汉人的腐朽因子，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的作用，反而让鲜卑丢掉了勇武质朴，导致了民族的柔弱和国家的衰亡。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认为，元宏的一切作为皆可归于“伪”，甚至他认为是“沐猴之冠，优伶之戏而已矣”。这样的评价看上去有些偏激，然而当时正值一个汉人政权被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所取代的时代，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也就不难理解。

柏杨先生认为元宏的改革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盲目的崇拜”，但可惜的是“元宏在中华文化最堕落的时候开始吸收，而且吸收的几乎全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

在柏杨先生看来，主要有两大糟粕，一是门第制度，元宏把已经破坏的门第制度重新恢复，他说：“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社会结构中，生硬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门第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公职永远被他们所把持，普通人民，既非国姓，又非郡县出生的‘小人’，天生是被统治者，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

另外一个糟粕便是“礼教”，“鲜卑民族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为了巩固权力，提高威严，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暴，亲切就是野蛮。”在柏杨先生看来，元宏将儒家学派那一套繁文缛节“全部下肚”，搞得君臣关系日渐疏远，也让统治阶级的生活更趋腐烂。

否定派的另一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便是元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主要因为改革造成了统治阶层的分裂，南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主导朝政，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好处，而留在平城和边陲的贵族的地位、待遇却一落千丈，最不高兴的是过去地位很高，待遇很好，被北魏视为政权屏障的六镇将士。不久后便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王朝在这场烈焰中灰飞烟灭。北方大地在统一了近百年后，重新陷入了分裂和战乱。

孰对孰错呢，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判断，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说到底还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元宏的改革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不加分辨地对精华、糟粕一并吸收，特别是将南朝已经逐渐没落的门阀制度全盘照搬，给北魏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再加上元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了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所以在其死后不久，北魏王朝便土崩瓦解。

但是如站到民族融合和文明传承的高度，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改革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的实现一统，也很难出现让华夏子孙一直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成为一代杰出帝王。

如果把汉化改革的争议放在一边，就元宏的个人表现来看，他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帝王。他不辞辛劳，勤于政事，十几年如一日，不是操劳于朝堂之中，就是奔波于疆场之上；他爱惜人才，任用贤能，对元勰、元澄、李冲、李彪、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不分民族一一予以重用；他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他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元宏表示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即可。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会修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

只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完美帝王的个人生活，只能用悲剧来形容。两岁时，母亲因“子贵母死”的祖制而被赐死；九岁时，父亲又被冯太后毒杀；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因参与阴谋被赐死；在他临死前，最心爱的冯皇后因私通之罪被他赐死。父母、老婆、儿子不是被杀，就是被赐死，有的还是被他自己下诏赐死，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不惜牺牲自己家族的一切，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虽然最终没有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地镌刻在中国历史的杰出帝王榜上。

北宋欧阳修如此评价元宏：“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意为元宏的作为与历史成就，足以比拟历代开国皇帝。

这也是元宏获得北魏高祖皇帝尊号的原因所在。而历代王朝，非开国之君而被冠以高祖的却是凤毛麟角。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帝王将相皆成尘土，但华夏文明却得以不断传承光大，千古一帝元宏也因此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