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宏：戴着“绿帽子”的改革家（1 / 2）

他力排众议，掀起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招”。他勤于政事、任用贤能、虚心纳谏、生活俭朴，堪称一个完美的帝王。但他的个人生活却是一场悲剧：两岁时，母亲被赐死；九岁时，父亲被毒杀；在他临死前两年，太子元恂因参与阴谋被赐死；在临死前，最心爱的冯皇后因私通之罪被赐死。他注定充满着争议，功过是非只能留待后世评说。

延兴元年(471年)八月，正是平城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候，在这座北魏王朝的都城，一场禅让大戏正在上演，这倒不是有人谋逆篡位，想通过这样的程序来实现改朝换代，而是父子俩之间的一次交班。

只是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即将成为太上皇帝的这位父亲，并非垂垂老矣，看上去也就是刚成年的样子，而即将成为天子的那个儿子，居然只有四五岁的样子。

一个刚成年的父皇将江山社稷禅让给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儿子，这样的做法在历史上闻所未闻，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怪异的气氛。

原因很简单，这父子俩只是台上的演员，有位导演在幕后策划着一切，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总导演竟然是一个女子，她便是南北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明太后冯氏，而这父子俩，一位是当朝皇帝献文帝拓跋弘，他的儿子则是在历史上留下更加浓重一笔的孝文帝拓跋宏。

冯太后为何要导演这样一场禅让大戏呢？

说来话长，这还要从文明太后冯氏的身世说起，《沙家浜》中《智斗》里的一句台词可以准确地形容她，那便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她的祖父是北燕的末代皇帝冯弘，北燕被拓跋焘平灭后，她的父亲冯朗归顺了北魏，被封为西城郡公，还先后担任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同时归顺的还有冯弘的另一个儿子冯邈，他被封为辽西王、车骑大将军。

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冯氏出生于长安。不幸的是，她来到人世间不久，家里就遭遇了重大变故。冯邈暗中勾结柔然，被发现后索性叛逃到柔然，冯朗受此牵连，被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杀。

按照惯例，年幼的冯氏被没入宫中，成了一名婢女。只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姑姑此时是拓跋焘的左昭仪，她对自己这个落难的小外甥女照顾有加，将她收留在身边养育。

对于冯氏来说，苦难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没过几年，她迎来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这个贵人就是她的夫君，也是北魏王朝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

这位给冯氏带来曙光的皇帝老公，是统一北方的太武帝拓跋焘的嫡长孙，他的老爸是太子拓跋晃，拓跋濬年少时聪慧敏达，深得皇帝爷爷的喜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被称为“世嫡皇孙”。

据《魏书》记载，时年五岁的拓跋濬跟随爷爷拓跋焘北巡，恰逢酋帅押解一名奴隶要施以刑罚。拓跋濬对他说：“这奴隶今天碰到了我，你应该把他放掉。”酋帅奉命解除奴隶的绑缚。拓跋焘听说此事，说：“此儿虽小，欲以天子自处。”言外之意，这个孙子是个当皇帝的料。

按说“根正苗红”的拓跋濬，登上帝位只是时间问题。但历史却没有如此发展，他走向皇位的道路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充满惊险。

其实怪不得别人，要怪也只能怪最疼爱他的那位皇帝爷爷拓跋焘，拓跋焘听信身边宠幸宦官宗爱的谗言，杀死了几个深受太子拓跋晃信任的官员和一些东宫属员，摸不准自己老爸脾气的拓跋晃又惊又怕，最终一命呜呼。这一下引发了连锁反应，宗爱生怕拓跋焘明白过来让自己的脑袋落地，索性先下手为强，找了个机会杀掉了拓跋焘。

北魏王朝有时显得很怪异，宦官杀掉皇帝，如此天大之事，朝中的重臣却居然不知情，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侍中薛提只闻皇帝暴毙，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能选择秘不发丧，赶紧一起商议接班人选。

要说本来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拓跋焘和拓跋晃都死了，“世嫡皇孙”拓跋濬应该是唯一的选项。但当时拓跋濬只有十三岁，兰延等人认为主少国疑，怕拓跋濬压不住阵脚，准备拥立拓跋焘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他们秘密召拓跋翰进宫，安置在一个房间内，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昭告天下。

本来三人已经基本商量妥当，但薛提却临时变卦了，他认为拓跋濬是拓跋焘指定的接班人，如果改立他人，恐怕会引发内乱，所以还是应该立拓跋濬，其他两人对他这种“拉抽屉”做法颇为不满，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又给宗爱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宗爱探知了三人商议的消息，他突然被一种深重的危机感笼罩，因为在拓跋焘的儿子里，他素来和秦王拓跋翰不和，如果让兰延等人得逞，拓跋翰上位后首先收拾的可能就是他，所以绝不能坐以待毙。

宗爱决定再干一票，既然连皇帝他都敢杀，这些皇子根本就不在话下。

要论玩弄阴谋，兰延这些人都不是宗爱的对手。宗爱假传皇后诏令，召兰延等人入宫。兰延等人实在缺乏斗争经验，皇上莫名其妙死亡，其中一定有蹊跷，但他们对宗爱却毫无警惕之心，因为这些鲜卑贵族平日里都不拿正眼看宗爱，觉得这样一个阉人掀不起什么风浪，于是大摇大摆入了宫。

结局可以想象，宗爱提前埋伏了三十多个宦官，他们手持武器隐蔽起来，见到三人，便一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手起刀落，兰延等人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便人头落地了。

秦王拓跋翰此时还做着皇帝梦，他听闻屋外有脚步声，满以为是兰延等人准备妥当，要拥立自己继承大位，内心充满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但谁曾想，大门被几个太监撞开，然后不由分说押着他，推搡到了永巷后一刀将其砍死。

宗爱如愿以偿，清除了兰延等人，整个朝政彻底由他说了算，随即拥立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南安王拓跋余成为新皇帝。

这位拓跋余是拓跋焘最小的儿子，要说根本就没有继承大统的机会，只是因为平日和宗爱交往甚密，居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感恩图报，封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总之，把重要的头衔悉数给了这位大恩人。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宦官居然成了北魏王朝的实际掌控者。宗爱一时威风八面，史载“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王公大臣都拜倒在这个太监脚下。

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拓跋余渐渐觉得宗爱的权力过大，害怕他像赵高一样篡权，也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秦二世”。于是便想方设法剥夺和限制他的权力，宗爱觉得拓跋余实在忘恩负义，被逼急的他又祭出自己的绝招——杀皇帝，宗爱利用拓跋余祭祀宗庙的机会，派小太监用一个绳子将自己扶立的拓跋余送上了西天。

一个不起眼的太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居然接连干掉北魏两位皇帝，还包括叱咤风云的太武帝拓跋焘，而他所依靠的不过是一群宦官。

宗爱觉得这次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宫中带宿卫兵的羽林中郎刘尼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建议宗爱应立皇孙拓跋濬为帝，宗爱坚决予以拒绝，他觉得刘尼实在没头脑，他说：“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翻译过来就是，你真是个大白痴，我若立了拓跋濬，他能忘了正平年间我曾经陷害他的太子爸爸的事吗？

刘尼问宗爱应当立哪位亲王，因宗爱杀拓跋余纯属突然之举，所以他根本未曾考虑皇位继承者的人选问题，只知道不能立拓跋濬，于是回复刘尼说：等回宫之后，在诸王当中挑一个贤能点儿的便是。

刘尼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惧怕一贯心狠手辣的宗爱会将陷害矛头对准自己，便将此事报告给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知道事关重大，赶忙找南部尚书陆丽、禁军将领长孙渴侯等商议。源贺说：“宗爱已经立南安王为帝，随即又杀害了他。现在不能拥戴皇孙为帝，以顺应民心，国家就危险了。你打算怎么办？”陆丽说：“只有秘密地奉皇孙为帝了。”

一场军事政变即将上演。

四人做了工作分工，源贺和长孙渴侯控制禁军，负责监视皇宫。刘尼和陆丽则去上林苑迎接拓跋濬。陆丽将这位拓跋焘的嫡皇孙抱在马背上，向京城飞奔而来，而刘尼则向太庙跑去，并口中大呼：“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

宗爱本来就不得人心，众人一听嫡皇孙得立，压抑在心中的愤恨郁闷顿时迸发出来，皆大呼万岁表示支持与庆贺。源贺等人也率兵向宗爱处进发，宗爱一伙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束手就擒了。

杀掉两位皇帝的宗爱，是时候接受命运的审判了。他被具五刑并夷灭三族，具五刑是指削鼻、砍下双脚，用鞭抽打，斩首示众，剁成肉酱，可谓残酷至极，但对宗爱而言，算得上罪有应得。

拓跋濬，这位“世嫡皇孙”，绕了一大圈，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自己的皇位，他成为北魏的第五位皇帝，是为文成帝。

拓跋濬成为皇帝，历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不单单在于北魏王朝“拨乱反正”，走上了正轨，而是让一名著名的女政治家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拓跋濬登上皇位时，年仅十三岁，不久他便册立比自己小一岁的冯氏为贵人。这两位的年龄在今天看来还属于少年儿童，远未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但作为皇帝，早早册立嫔妃，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倒是拓跋濬为何会看上冯氏，成了一桩谜案，大概和她入宫较早，一直得到姑姑悉心调教有关，想必冯氏不仅容貌出众，举止也颇为得体。

冯氏在宫中生活的时间长，这是她相比于其他后宫嫔妃最大的优势，她天资聪慧，很会为人，把宫里上下关系处理得很好，同时因在宫里待的时间长，对宫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游戏也耳濡目染，见识自然比别人广，这些优势悉数转化为了胜势，使她在很快到来的皇后之争中一举胜出。

这场皇后之争发生在拓跋濬登基四年后，这位即将成年的天子，决定选立皇后，候选人有李氏、曹氏、沮渠氏和冯氏，这几位都是拓跋濬喜欢的妃子。

怎么选择呢？答案是“铸金人”，这是北魏王朝一个很奇怪的规矩，妃嫔如想被立为皇后，就必须亲手铸造金人，铸成则立，铸不成则不得立。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葩的规定？史书上没有言明，只是说“以成者为吉”。宋末元初的大历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说铸金像是为了占卜。

四名候选人奉命开始铸造金人，表面上看四人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在宫中长大的冯氏实际上已经领先她们有几个身位之多。因为她早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铸造之术也略知一二，所以正当其他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冯氏在两位老太监的指导下，成功铸造了金人，由此冯氏一跃成了当朝皇后。

“技多不压身”，确实如此，比别人多懂些东西没有坏处，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人要走顺了，运势挡都挡不住。

拓跋濬册立皇后一个月后，又准备要册立太子。当时，冯皇后没有为文成帝拓跋濬生下子嗣。通常而言，“母以子贵”，即使身为皇后，但如果没有子嗣或者自己的儿子当不上太子，宫中的位置往往会一落千丈，而一个普通妃嫔，如果自己的儿子被确立为储君，她的命运将会迎来根本性的改观。

但是在北魏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妃嫔的儿子被册立为太子，那对于这个妃嫔来说，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是因为王朝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了祖制——子贵母死，为的是防止太后或外戚专权，这条很不人道的规矩，在北魏得到了很坚决的落实和传承，在此之前储君的生母无一例外，没有一个活着看到自己儿子登上皇位。

这些太子的母亲实在可怜，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时，她们正值芳华，却要撒手人寰。虽然太子即位后，通常会追封自己的母亲为太后，但是“死去元知万事空”，纵有再尊贵的封号，对于黄土之下的这些亡灵也都是枉然。

这次倒霉的是拓跋弘的生母李氏。

她原本是南朝人，父亲曾经做过刘宋王朝的济阴太守。后来北魏与南梁交战，永昌王拓跋仁率军攻破寿春，发现了姿容美貌的李氏，将她抢入军中纳为小妾。拓跋仁后因谋反被诛杀，李氏被没入宫中作奴婢。身份虽然低贱但无法掩饰她出众的容貌，有一天，拓跋濬登楼眺望，忽然看到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问左右说：“那女子漂不漂亮？”手下都说漂亮，拓跋濬就将李氏纳入后宫，不久后李氏怀孕，生下了拓跋弘，李氏由此也被封为贵人。

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只有两岁的儿子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根据惯例，李氏当晚便被赐死。

冯皇后因祸得福，没有子嗣反而成了一件大好事，她不仅没有命丧黄泉，反而以皇后之尊，受命抚养拓跋弘，从而成功取代李氏，成为太子的母亲，她成了“子贵母死”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相夫教子”，从此成了冯皇后生活的全部。据史书记载，她和皇帝夫君的感情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琴瑟和鸣。

拓跋濬当时正值盛年，好不容易上台后，一直想干一番大事业，但无奈他那位雄才大略的祖父拓跋焘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四处征战使得国力损耗巨大，整个王朝经不起更大的折腾，拓跋濬只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拓跋濬在有限的皇帝生涯中，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严格禁酒，在拓跋濬看来，酒实在不是好东西，粮食歉收时，酿酒会加剧粮荒。年成不错时，酒酿多了，醉酒之人很容易发生冲突和纠纷，官员喝高了妨碍处理政务。太安四年(458年)正月初一，拓跋濬下达禁酒令，凡是酿酒、卖酒和饮酒的都处于死刑，如果遇到喜事、丧事时，可以暂时开禁，但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喝酒都有性命危险，好酒之人，如果活在拓跋濬时代，想必苦不堪言。

第二件事是整顿吏治。在这方面他手段极为强硬，拓跋濬下诏：“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这个标准要比拓跋焘在位时的“赃三匹皆死”更严厉。为此他增设了内外侯官，专门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过失，这些侯官经常微服私访，主动找寻官员过错，一旦发现严加追查，搞得官员们都颇为紧张。在高压肃贪的同时，拓跋濬也注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隆重推出了廉洁奉公标兵——高允，就是与崔浩一起编纂史书的那位。

高允曾经做过太子的老师，但生活却很拮据，基本上依靠两个两个儿子砍柴为生，拓跋濬提拔他为中书令，陆丽看到高允升职，对拓跋濬说：“高允虽蒙受恩宠，但他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拓跋濬大怒道：“怎么不早说，现在我用他，才告诉我真相。”于是拓跋濬亲自到高允家，果然如陆丽所言，只见草屋几间，床上只有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盐和青菜。拓跋濬见状叹息道：“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下诏赐给高允锦帛五百匹，粮食千斛，一下子让高允成功脱贫。从此以后拓跋濬更加敬重高允，不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第三件事是恢复佛教。拓跋焘大规模地灭佛，使得佛教从兴盛跌入了低谷。拓跋濬执政之初，即于兴安元年十二月解除禁令，“初复佛法”。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主动从中山(今河北定州)召回高僧昙曜，两人共同演绎了“马识善人”的佳话，说的是昙曜赶回京城，恰巧路遇正在出行的拓跋濬，拓跋濬乘坐的马匹遂将昙曜的衣角含在嘴里，任凭随从怎么驱赶都不撒嘴，并抬蹄刨地，发出嘶鸣，所谓“御马前衔曜衣”，这不是传说演绎，而是真实记录在《魏书》中。

拓跋濬对昙曜高度信任，将北魏最高的佛教事务主持人——沙门统委任于他，沙门统是北魏最高的僧官，原称道人统，拓跋濬将其改为沙门统，足见文成帝对他的器重。为回馈拓跋濬的信任，昙曜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于是向拓跋濬提出了“凿窟雕佛”的建议。拓跋濬接受了昙曜的建议，将这一重任交给他，并给他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任其财用，不制会限”。

昙曜受命后，选择在平城武州山的崖壁上开凿，盖因此段崖壁属砂岩石结构，适合在上面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在借鉴敦煌石窟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越的创造。

他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五位皇帝的形象为蓝本而雕凿，意为皇帝就是如来佛祖的化身——君权神授，形同山川，不可动摇，永远屹立。昙曜亲自主持开凿的石窟共有五座，也就是今天云冈石窟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后世称“昙曜五窟”。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气势恢弘的云冈石窟正是由拓跋濬下令开凿的，当然，这只是第一期工程，经过后世的不断修建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巨大、气势宏伟的石窟群。

拓跋濬对官员“狠”，但对百姓却很“暖”，他喜欢深入民间调研，看看百姓生活过得如何。如果遇到灾荒，经常“开仓廪以赈之”，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帝王。

冯皇后这段时间完全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她深知自己的皇帝夫君治国不易，尽力为拓跋濬排解各种烦恼和不快，不仅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给夫君足够的温柔体贴，每次拓跋濬忙完政事或者出巡出征回来，冯皇后总是能用自己的柔情蜜意化解他满身的疲惫。

如果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一对皇帝夫妇的佳话应该可以流传千古。

可惜天不遂人愿，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年仅二十六岁的文成帝拓跋濬因病驾崩。家里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这对冯皇后来讲，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她整日以泪洗面，一方面和拓跋濬恩爱的场景如电影镜头般不断涌现在眼前，另一方面将来的命运会怎样也让她充满着担忧和不安。

冯皇后的这份情绪，到了“烧三”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所谓“烧三”，就是按照北魏旧制，皇帝驾崩三天后，要将他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焚毁，朝廷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就在众人痛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只见冯皇后突然高声悲叫，径直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她这一举动快如闪电，周围的人都来不及反应，等缓过神来，才急忙去救冯皇后，虽然她最终性命无忧，但烟熏火燎让她顿时不省人事，经过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对于冯皇后的这千古一跳，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真情所致，她的命运坎坷多艰，好不容易遇到心灵相契之人，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但老天却不开眼，让心爱之人与她阴阳相隔。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冯皇后一场逼真的“现场秀”，如果真的想要追随拓跋濬而去，方法很多且更容易见效，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搞得如此充满“仪式感”，而且还效果不佳。

真情也好，作秀也罢，冯皇后宛若“飞蛾扑火”的举动，彰显了她超人一等的不凡勇气，也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再怎么悲痛，拓跋濬也无法回到身边，当务之急是拥立新君。于是就在文成帝死后的第二天，年仅十二岁的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皇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冯太后。

冯太后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车骑大将军、太原王乙浑趁乱掌控了朝政大权。他与宦官林金闾联手矫诏杀害了尚书杨保平、平阳公贾仁等重臣，隔绝内外，百官震恐。

这位奸臣的来路有些不明，史书上只记载文成帝在位晚期，曾有一次大行封赏，他被封为太原王。除此之外，在登上权力巅峰前，乙浑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是如何一步登天，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大权，史书中也语焉不详，总之他四十三天之内给自己连升三级，成了朝中第一人。

当时朝廷最有名望的大臣陆丽正在在代郡汤泉疗养，对平城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乙浑矫诏让司卫监穆多侯来到代郡宣陆丽回平城，穆多侯劝阻陆丽说：“乙浑有谋反的心思，大王是众人所仰望的，去平城必然危险，不要急着回京，应该好好想想再做打算。”

但陆丽深感责任重大，国难之际必须要稳住朝局。于是他不顾穆多侯等人的劝阻，拖着病体毅然踏上了回京之路。结果一如穆多侯所料，陆丽回到平城后，立即找到乙浑，厉声斥责他的不法举动。浑不吝的乙浑将陆丽杀死在皇宫，顺带还杀掉了穆多侯。

冯太后一直以来只是深居后宫的弱女子，但是严峻的形势不由分说地将她推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她似乎天生就有政治家的天赋，一开始便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能力。她虽然对乙浑的专权看在眼中，急在心头，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为了进一步麻痹乙浑，她授意献文帝拓跋弘加封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冯太后这样的做法非常聪明，在保存自身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时间。她思来想去，定下了除掉乙浑的计策，示意拓跋弘降诏从外地召回五位皇叔。

五位藩王一齐进京，动静足够大，但并没有引起乙浑太多怀疑，因为冯太后选择的时间合适。拓跋弘十月降诏，等藩王们进京的时候就快到冬至了，而冬至大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又赶上先帝驾崩，各位在外的藩王回到京师参加大祭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些手握兵权的藩王进京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了乙浑。暂时稳定危局后，冯太后只等待着收拾乙浑的良机。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冯太后终于等来了绝佳机会，侍中拓跋丕赶来告发乙浑即将谋反，她当机立断，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捕杀了乙浑。

在处理乙浑余党的问题上，冯太后又一次让人刮目相看，她担心一次性解决可能引发动荡，于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杀掉乙浑后，她根本不提还有乙浑余党这回事，越是这样越让和乙浑有关的人感到恐慌，不知靴子会什么时候落下来。

五个月后，冯太后让拓跋弘突然下了一道处理乙浑余党的诏书。诏书表示可以免除乙浑余党的罪行，但涉案人员必须如实写一份检讨书交给朝廷。如果爵位是与乙浑勾连诈取的，削爵；如果祖辈、父辈是通过钱财购买的爵位，不准子孙继承；如果官位不是因为劳苦功高，而是被乙浑违法越级提拔的，一律降回原来的官位。如不如实上报，将以“大不敬”罪论处，就是要满门抄斩或者诛三族。

就这样，冯太后彻底扫清了乙浑篡权带来的“余毒”，也让所有人看到她能够成为政治女强人的巨大潜质。

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冯太后终于走到历史前台，为了稳定朝局，她更进一步宣布临朝称制，也就是说朝中大事要经过她才能决策，在人心动荡的关键时刻，她做出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凭借冯太后的资历和胆识，北魏王朝一度混乱的政局归于平静。

在政治圈子里打拼，似乎并不是冯太后心中所渴望的，多少有些被迫加入的意思，十八个月后她将权力悉数归还给献文帝拓跋弘，这样做，除了觉得自己一手养大的这个皇帝可以掌控朝政外，更重要的在于她此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祖母。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献文帝拓跋弘的妃子李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字叫作拓跋宏，这个长孙长得白白胖胖，冯太后非常喜欢，于是她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还政皇帝，自己则一心一意地抚养皇孙拓跋宏。

冯太后这样的做法，应是中国大部分老人最为朴素的选择，但与这些老人不同，冯太后实在太过年轻，升格成为“祖母”的她只有二十六岁，因为拓跋弘实在是早婚早育的典范，他当上父亲时只有十四岁。

按说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北魏王朝应该归于正轨，但谁曾想到，这却成为另一个巨大危机的开始。

献文帝拓跋弘从太后手中接过权杖后，迫不及待想按自己想法行事。他深刻地意识到关键的关键在“人”，于是他降贬了一些冯太后任命的大臣，将效忠于自己的心腹提拔到了重要位置。对此，冯太后不太高兴，但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所以忍着没有发作。

不过，让她忍无可忍的事件还是发生了，那便是拓跋弘杀掉了大臣李奕。

李奕是何许人，为何让冯太后彻底搂不住火？原因很简单，他是冯太后最心爱的“情人”。

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会有一个女人，反过来说，一个成功的女人的后面通常也会有一个男人，拓跋濬死后，对于冯太后来说，这个男人便是李奕。

当年“烧三”时，冯太后不顾一切扑向大火，正是担任宿卫的李奕奋不顾身地第一个冲进火海抱出了她，不知道是否是这一抱，让冯太后对李奕暗生情愫，但至少她应该对这位俊秀伟岸的救命恩人心生好感，在后来的诛灭乙浑及同党的过程中，李奕也出了大力。

史书记载，李奕仪表堂堂、多才多艺，而且善解人意，既是帅哥，又是“暖男”。冯太后将身心寄托于他身上，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这也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

拓跋弘对此有所耳闻，心里感到很不爽，觉得李奕实在可恶，敢给自己死去的老爸戴“绿帽子”。他的老丈人李惠也在旁边“敲边鼓”，提醒他说李奕兄弟广结党羽，培植亲信，恐会谋逆，建议找人告发李奕兄弟的不法罪状，将其一网打尽。趁势也让太后收心，逼其归政。

拓跋弘觉得言之有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李奕的兄长，南部尚书李敷有个好友，名字叫作李欣，此人在相州刺史任上因收受贿赂获罪，拓跋弘派人将其押到京师，判处斩首之刑。

在行刑前夜，李欣的女婿裴攸前来探监，表示朝廷已经暗示，如果李欣能够主动揭发李敷兄弟，可以免除死罪。李欣为了保住项上人头，罗织了李敷兄弟二十多条罪状。

拓跋弘得偿所愿，他立即下令将李敷、李奕兄弟打入死牢，随即诛杀。

冯太后再次陷入悲伤，“人生难得觅知音”，李奕就像是上天的恩赐，但没想到这位甚是相得的“男朋友”，却死于自己从小抚养的拓跋弘之手。据史书记载，拓跋弘杀掉李奕后，“太后不得意”。何止不得意，简直痛恨得要死。

拓跋弘却不管不顾，不久又在冯太后尚未愈合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他高调重用告密的李欣，提拔他为尚书并参与国政。

冯太后坐不住了！她轻易不出手，但只要出手必是狠招。

果不其然，冯太后利用自己的声威逼迫献文帝拓跋弘退位，看上去一场母子相争的大戏即将隆重上演，但令吃瓜群众失望的是，拓跋弘几乎没有反抗就选择了退让。

拓跋弘不放一枪就撤退，和他的信仰有关，这个皇帝虽然能文能武，但从小喜欢黄老之术和佛教，经常与道士和僧侣一起谈玄论佛，他曾在诏书中说：“朕希心玄古，志存淡泊，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得优游恭己，栖心浩然。”听上去好像对权力本来看的就不重，如今母子失和，太后逼宫，更让他心生倦意，想着借此摆脱俗物，出世修行。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拓跋弘想传位之人并非是太子拓跋宏，而是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

拓跋弘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是因为拓拔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不仅成年而且威望不错，如能登上皇位，应该能够对付冯太后，保证北魏王朝的统治稳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冯太后算计。

拓跋弘说出自己的想法后，群臣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不知这位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听说太子拓跋宏有什么过失啊，不仅没有过失，一年前的拓跋宏所做的一件事情赢得了大臣们的交口称赞。当时献文帝拓跋弘生病，身上长了一个恶瘤，疼痛难忍，年幼的拓跋宏亲自用嘴为父皇吮脓拔毒，这样的儿子打着灯笼也难找，皇位不传给他，而传给皇叔，简直是“乱弹琴”。

所以，没有一个人站到拓跋弘一边，纷纷摇头表示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任城王拓跋云，他说：“父子相传，历来如此。皇太子是正统接班人，而且拥有好的德行，假如陛下想颐养天年，那么皇太子理应继承大统。如果弃太子而另立他人，这不仅不符合先帝的遗愿，还将使得人心不稳。”源贺、拓跋丕等重臣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尚书陆馛甚至说：“陛下若舍皇太子，更方诸王，臣请刎颈殿庭，不敢奉诏！”意思是：如果舍弃太子，传位亲王，我宁可在金銮殿上自刎而死，也决不敢奉诏。

为此都有大臣要寻死寻活，拓跋弘觉得阻力远超想象，他去征询德高望重的高允的意见。高允不愿意卷入纷争，但是皇帝问他，他不能不表示，跪在地下哭道：“我不敢多言，愿陛下不忘祖先托付给您的重任，同时追念当年周公辅佐幼主成王的故事。”虽然语意隐讳，但意思也是让皇太子拓跋宏即位。

事已至此，拓跋弘不再坚持，他说：“那么就让皇太子登基，而由各位大臣辅佐他，这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又夸奖以死抗命的陆馛说：“陆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任命陆馛为太保，和源贺一同持节，并把皇帝的玉玺呈献给皇太子拓跋宏。

于是，便有了开篇那场令人颇感怪异的大戏。

新君拓跋宏在这个“大喜日子”却表现得相当悲伤，史书上说这个年仅五岁的小皇帝“悲泣不自胜”，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拓跋弘颇感奇怪，便“问其故”，拓跋宏说：“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就是说这位置本来是父皇的，现在却让给我坐，我的内心实在是万分悲切。

小小年纪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足够让人惊奇，当然很有可能是冯太后在背后教他的。

拓跋弘发出退位诏书后，群臣们上书称：“从前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尊称他的父亲为太上皇，表明并非自己统治天下。而今皇上年纪幼小，朝廷大政仍宜由陛下掌管，谨请上太上皇帝尊号。”献文帝拓跋弘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成为“太上皇帝”。

这个尊号与“太上皇”只有一字之别，但意思却差之千里，“太上皇”只是一个尊号，并不管事，一如当年刘邦送给他老爸刘太公的一样，但“太上皇帝”却依然大权在握，拓跋弘如此“换汤不换药”，表面看是遵从群臣的请求，实际上他并不想放弃手中所有的权力。

事实上，拓跋弘这个“太上皇帝”确实也没闲着，不仅朝中大事悉数都由他处置，甚至多次率军北征柔然，南巡河内，并多有斩获，一点不像有“遗世之心”的样子。

这是冯太后最不愿意看到的，她们母子之间的猜忌，并没有被时间抚平，反而越来越深。她祭出狠招，本来希望拓跋弘逐渐远离朝政，但没想到，这个“太上皇帝”似乎比当皇帝时干得还起劲，威望也越来越高，照此下去，笑到最后的可能会是拓跋弘，而非她自己。

一切都在验证着冯太后的担心，延兴五年(475年)，拓跋弘在平城北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他威风八面，搞得天下震动，似乎摆明了要向冯太后示威。

双方终于迎来了摊牌时刻，承明元年(476年)的一个夏夜，拓跋弘应召来谒见冯太后，但却一去不回，离奇驾崩于永安殿，死时只有二十三岁。

虽然史书上没有说谁是真凶，但几乎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冯太后，因为整个朝廷内外，唯有冯太后不仅有作案的动机，更有这样的能力，至于作案手法，普遍认为采用了老套路——酒中下毒。

北魏王朝充满着扑朔迷离的历史谜案，这也算是其中的一桩。

冯太后又升了一格，成为“太皇太后”。

拓跋宏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北魏王朝领导核心无疑是这位“太皇太后”，相对于第一次临朝称制，此时的冯太后已过而立之年，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

她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下令杀掉李欣，给心上人李奕报了仇。她还以谋反罪诛灭了拓跋弘的老丈人，也是当朝皇帝拓跋宏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一家，当年正是李惠劝说拓跋弘干掉李敷、李奕兄弟的。

报仇只是第一步，冯太后有更大的理想。不过，俗语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冯太后深知作为一个女人，要想完全掌控朝局，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必须要有一个忠诚且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所以她上台后特别重视这个问题，非常注重培养扶植一些能干之人，很快组成了一个“核心圈子”，这个圈子里有鲜卑贵族，也有汉人。

汉人中有两个人物比较出名，分别是王睿和李冲，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身份——太后的“情人”。

李奕死后，耐不住寂寞的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丰富，王睿成了她的新宠。此人原本是太原人，由于战乱，他们一家流落到凉州，北魏平灭北凉后，又辗转来到平城。王睿的父亲精通卜筮，他深得真传，拓跋晃发现了这个人才，任命王睿为太史令。

王睿除了精通天文卜策之术，长得也是姿容伟丽，冯太后对他很动心，先是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他又像坐火箭般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

说起来，王睿对得起冯太后的宠幸。

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478年，冯太后和拓跋宏带着文武百官，去观赏地方进贡的几只老虎，但没想到发生意外情况，一只老虎突然冲出栅栏，向御座扑过来，在场的卫士被吓得四处逃窜，但见王睿挺身而出，操起长矛，用身体护卫住了冯太后和拓跋宏，最终转危为安。

王睿用自己的英武作为，彻底征服了冯太后的心，她不仅加爵王睿为中山王，同时赏赐珍宝无数。“睿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缯彩，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载，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冯太后给“情人”送礼物很有意思，为了不引起其他人非议，送礼总是在深更半夜进行，漆黑的夜色中宦官们用遮掩好的大篷车一车车往王睿家拉。

不仅如此，王睿的女儿出嫁，冯太后亲自主持婚礼，给足了王睿面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冯太后嫁女。

王睿虽然备受恩宠，但他为人却非常自律，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污点，相反他能进谏忠言，曾经向冯太后提出施政五要略，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这些建议都很有建设性，看得出王睿不单单靠恩宠吃饭。

只可惜好景不长，王睿在四十八岁时得了重病，冯太后对这位心上人绝对够意思，不仅派御医精心医治，还亲自去探望，但无力回天，王睿很快命丧黄泉。冯太后亲自去王府祭奠，痛哭流涕，伤心不已。

李冲接着走进了冯太后的生活。他是西凉国主李歆的后代，西凉被北凉灭掉后，李冲的父亲李宝逃到了敦煌，拓跋焘平灭北凉时，李宝献城投降，被封为敦煌公。

李冲是李宝最小的儿子，他年少时，父亲便去世，被长兄荥阳太守李承收留抚养，李承很看好自己的弟弟，常对其他人说：“这孩子气量不凡，将成为家族的希望。”李冲没有辜负长兄的期望，他先是到平城进入太学，成为一名太学生，就读期间，表现颇为优异，史书上称“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同辈的人都很敬重他。

作为优秀的高才生，一毕业就受到了朝廷的重用。拓跋宏破格任命他为秘书中散，掌管宫中文书事务，由于他做事严谨，灵敏聪慧，很快便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也许就在这段时间，他走进了冯太后的世界。

冯太后不偏不倚，对李冲与对王睿一样，让其“名利双收”，不仅升任他为中书令，进爵陇西公，每到深夜，也照样有一车车的礼物送到李冲府上。李冲“于是始为富室”，因他早年丧父，又不做搜刮敛财之事，所以素来清贫，由于冯太后的赏赐丰盛，一举脱贫致富。

李冲能聚财更能散财，他把太后的赏赐大多用作了慈善，亲戚朋友和乡里乡亲，都得到过他的救济，特别是对于孤老之人，李冲表现得更大方，这使他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冯太后的眼光确实不错，受宠后李冲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飞扬跋扈，而是不计爱憎，处事公正。当初，有一位叫来崇的人与李冲的父亲李宝同时从凉州归属北魏，李冲的四哥李佐与来崇有一点小过节。李佐便寻找了一个机会，罗织来崇的罪名，把他饿死狱中。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为报父仇，弹劾李佐有贪污行为。不仅李佐，李冲也因此受到牵连，兄弟二人遭到囚禁，只是后来赶上了大赦，才逃过了一劫。李佐由此对来护恨之入骨。

李冲后升任南部尚书，权倾朝野，而来护此时正是李冲的部属，来护非常惊恐，他时时担心顶头上司陷害自己，言行谨慎，处处退让。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李冲不仅没有加害来护，还时时安慰他不要担心。后来来护受到一件贪污案的牵连，遭受惩罚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冲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为他说好话，来护因此没有被处罚。

李冲不仅人品出众，在政治上的才干也远在王睿之上，史载，他“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不仅冯太后喜欢他，孝文帝拓跋宏对他也非常器重，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是直呼其名，唯独见到李冲，叫他“李中书”，表面上看好像是小事一桩，但在等级森严的北魏王朝却非同寻常。

冯太后死后，李冲并没有失势，而是继续得到拓跋宏的重用，史书称他：“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就是说他尽忠侍奉皇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朝入朝都勤劳忧国，表现于面容上，即使是朝中旧臣，皇亲国戚，也没有人比得上他，无不佩服他明白果断，审慎周密，因而从内心里信服他。

李冲越这样，拓跋宏越信任他，“群臣之间，情义莫二”，特别是在迁都和汉化改革中，李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冲能做到这样，因为他明白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冯太后的宠幸既可以使他一瞬间升入天堂，也可以使他转头进入地狱，恩宠并不永远可靠，只有才干和忠心才可以使他长久地赢得拓跋宏的信赖。因此他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忧国忧民，尽忠事上，最终较为完美地走完了一生。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李冲去世，活了四十九岁。他死时，拓跋宏正在征伐打仗，听到这个噩耗后，拓跋宏在悬瓠(今河南汝南)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悲痛得哭出声来。一年后，拓跋宏从邺城返回洛阳，途经李冲墓时，左右侍臣告诉了他，拓跋宏带病去坟前悼念，掩面哭泣了很久。

冯太后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国“情人”，此人叫作刘缵，是南朝齐国的骁骑将军。刘缵是个美男子，器宇轩昂，冯太后一见倾心，史称“缵屡奉使至魏，冯太后遂私幸之”。南齐得悉冯太后喜欢这位刘将军，故投其所好，经常派刘缵前去北魏访问，两人在后宫缠缠绵绵、欢声笑语时，南北方也赢得了许多年的和平，史载“自此岁使往来，疆场无事”。

男宠误国？这个规律对冯太后根本不适用，她的这些“情人”要貌有貌，要才有才，国内的“相好”是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国外的“相好”又带来了两国的和平，在这点上，冯太后要比后来的武则天强太多，所以北魏朝野对于冯太后的众多绯闻，大多只是一笑了之，史书上也没有对此大加贬低和鞭挞。

说到底，还是冯太后不一般，在国事和私情问题上，她极有分寸，生活上给予他们厚重的回报，但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情人”们从不骄纵。

冯太后的高超之处还在于对宦官的控制和使用。

她临朝听政后，对其中有才干的宦官也加以重用，利用他们出入禁闱，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统治期间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太后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

史载：“后性严明，假有宠侍，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棰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

恩宠与控制，这个对于一般人很难掌握的尺度，冯太后却已经拿捏得炉火纯青。

魏齐两国实现和平后，北魏终于可以不用把主要精力放到备战打仗上，转而可以专心致志治理内政了。

冯太后敏锐地看到这个战略机遇期，她完成人事布局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她具备“改革家”的基本素质，史书称她：“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就是说她，多谋善断，雷厉风行，不轻易妥协，改革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

冯太后的改革举措首先指向了官员的收入问题。北魏王朝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便是“当官没有俸禄”。那这些官员靠什么为生呢？主要有三个途径——抢、贪、赏。最早是以“抢”为主，这与拓跋部出身于游牧民族有关，初期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战争的掠夺。

但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北魏统一北方后，几乎没有了敌手，仗越打越少，抢夺的财物相当有限，但各级官员总得要生活，那怎么办呢？只有“贪”了，一时间北魏王朝贪官遍地，“盘剥无上限，为人无下限”，这些人毫无顾忌地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一搞，使得民众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而时常发生民变。而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官员，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太子拓跋晃的老师高允便是典型的例子。

北魏几任皇帝在肃贪上煞费苦心，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先后颁布严厉的诏令，虽然杀了一些贪官，但效果并不好。献文帝拓跋弘更是祭出了“羊酒之罚”的狠招，规定：“各级官员，如果有哪一个敢接受下级一只羊，一壶酒的，一经发现，当即处死。凡是能够揭发尚书以下各级官员罪状的人，那么被揭发的官员的职位就由他来替代。”

这个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出台便引起了巨大争议。给事中张白泽站出来对拓跋弘直言道:“臣知道在周朝的时候，就连最普通的雇工都能领取为官员耕地的俸禄，而现在朝廷中的各级官员，虽然担任了繁重的工作，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如果实行了接受礼品被杀头而由揭发者去代替官职的措施，臣很担心，这样只会让小人得志，忠良寒心。臣认为，陛下应该按照从前的办法，发给官员任职的俸禄，给清正廉洁的官员们相应的报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实现廉政。”

张白泽说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官员也是人，不给薪水，又不让贪腐，总不能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吧。

拓跋弘觉得张白泽说得有理，于是撤消了新制定的这条严厉的诏令，但他没有决心和勇气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

冯太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她主持下，拓跋宏下达了“班俸禄”诏令，规定从该年的十月开始，按季节给官员们发俸禄。按照以前的法律，凡是贪污十匹布，受贿二百匹丝绵等织物的人，都按死罪处理。从发放俸禄那一天开始，只要是受贿一匹织物，无论贪污多少，都从严按死罪处理。

简单概括这项改革举措就是：用薪养官，高压肃贪。

钱从哪里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是老百姓负担，诏令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班禄制”表面上看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但实际却从很大程度上堵住了官员对百姓无休止的盘剥，所以对百姓来讲是“一时之烦”，得到的却是“永逸之利”，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北魏的干部队伍也更加纯洁了。

按说当官拿俸禄，本来天经地义，但一些鲜卑贵族觉得很不爽，他们认为这项改革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过去想抢多少抢多少，能贪多少则贪多少，现在每个季度拿到的却是“死工资”，消费不仅没有升级，反而降低不少。于是以淮南王拓跋他为首的鲜卑贵族们，强烈要求撤销“班俸禄”诏令。

冯太后召集群臣商议，大臣高闾站出来驳斥拓跋他等人的主张，他表示“班禄制”使得廉洁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对国家是重大利好。“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就是说，如果不实施这项改革，定会是撑死胆大的，饿死清廉的。高闾所言非常符合冯太后的心思，这场争论以拓跋他等人的失败而告终。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站出来唱反调，为了顺利推行改革举措，有时必须要“杀鸡给猴看”，当朝皇帝拓跋宏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就成了那只“出头鸟”。

李洪之拿到俸禄后依旧不收手，他不仅十分贪财，而且还很残暴。孝文帝拓跋宏命令手下人给他带上枷锁，把他押到平城，而且还召集了许多文武百官到场，孝文帝亲自列举了他的各种罪状，下令让其在家自裁。

政策实施后，不仅对国舅不客气，对王公也不客气，汝阴王拓跋天赐和南安王拓跋桢由于贪腐被查处，按律应杀头，群臣为他们苦苦求情，冯太后才同意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冯太后还派出巡视人员，到各地巡视，发现一起就从重从严处理一起，地方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处死的有四十多人。一些曾经贪污受贿过的官员都吓得半死。

“班禄制”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魏官员的贪腐问题，但确实使得整个王朝的吏治大为改观，贪污受贿者大大收敛，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实施，让北魏各级官员意识到冯太后是“动真格”的，这为接下来的改革起了个好头，也创造了条件。

“班禄制”解决了官员收入的问题，冯太后和拓跋宏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国家收入的问题。

于是影响深远的“均田制”被隆重推出了！

顾名思义，这项改革就是把荒地按照标准分配给农民。最早提出这个改革建议的是大臣李安世，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十一岁时就被选为中书学生，本来文成帝拓跋濬见他年龄太小，不想选他，但面对征询的问题，李安世应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表现极为出色，最终成了年龄最小的天子门生。南朝齐国使者同时也是冯太后情人的刘缵很欣赏李安世，他曾这样评价李安世：“没有这样的君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

在改革之前，没地的农民靠什么生存呢？答案是“豪强”，就是说许多农民是靠给大族打长工为生的，这些人被称为“荫户”，豪强由此占据大量土地和荫户，这些荫户只为大族服务，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向豪强纳税，这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穷而豪强富。

李安世看到了北魏王朝的危机，提出了“均田制”，被冯太后和拓跋宏采纳。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按口受田”，即年满十五岁及以上的男性，国家授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性可获得“露田”二十亩，没有桑田。“露田”用于耕种粮食，解决吃饭的问题，受田者获得的是使用权，人如果死了，田地就要还给国家。“桑田”是用来种桑，解决穿衣的问题，是“永业田”，所有权归个人，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买卖。百姓获得了田地，也就有了相应的义务，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绢帛，还要以免费劳动力形式偿付徭役。

这项改革举措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实则充满智慧，它没有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引起豪强地主们的强烈反对，不仅很难推行下去，而且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王莽改制失败最终导致国灭身亡就是前车之鉴。“均田制”分配的是荒地，并没有触及到豪强地主的土地权益，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功在当代”是说这项制度使得失地农民摆脱了豪强的束缚，成为政府的在册农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了中央朝廷的“税基”，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孝文帝拓跋宏和冯太后后来召见大臣询问“均田制”的好处，南部尚书公孙邃表示，自“均田制”推行以来，征收赋税变得容易多了，对国家有大大的好处。冯太后听后很满意，她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爱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

“利在千秋”，是因为自两汉以来，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一直是个老问题，就像拔河一样，有时候国家强一些，有时候豪强又夺得主动权，反反复复。说来也有意思，这个老问题在两汉没有解决，魏晋没有解决，居然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得到了制度性解决。从此以后，直到唐朝中叶，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个制度都得到了遵行。

一个制度，能管三百年，足以说明它强大的生命力。

“均田制”设计得不错，但要想能够顺利实施，达到预想的目的，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地，一个是人。如今荒地有了，需要找到足够的受田人。而这些人大多都是豪强的荫户，所以推行这项改革，虽然不用从豪强地主那里夺地，但需要从他们那里抢人。豪强哪里肯轻易吐出口中的肉，为了让“均田制”发挥效应，冯太后随即推出了第三项重大改革举措——三长制。

提出“三长制”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非常宠幸的“情人”李冲。

所谓“三长”，是指邻长、里长、党长。这是什么样的官职呢？按照法令，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即二十五家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这些“长”主要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四大项：检查户口、征收税赋、管理生产、维护治安，实际上核心工作只有一项，就是落实“均田制”。

无利不起早，做“三长”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免除劳役。邻长之家可以免一人，里长之家可以免两人，党长之家可以免三人，不过免除的只是征戍劳役，其他的和普通百姓一样。当然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做“三长”，前提条件必须要有“群众基础”，选用之人皆为守法又有德望者。

“三长制”实质是“均田制”的配套政策，它直指当时北魏的宗主督护制，这种制度下，“均田制”根本无法实施，“三长制”将其彻底打碎，重新构建了北魏的基层组织。

这种“虎口夺人”的做法，让一些贵族大臣叫苦不迭，他们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三长制”。中书令郑羲认为这项改革必定失败，并表示：“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著作郎傅思益说：“各地民俗不同，难易程度也不同，过去的做法实施很久，一旦修改，可能会引发混乱。”

冯太后对此意志坚定，她说：“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就是说，这样的举措既确立了课征赋税的标准，又清查了荫附户口，让那些侥幸的人无法钻空子，这样好的政策哪里去找呢？所以不仅不能废止，必要长期坚持，至少要一百年不动摇。

“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是冯太后祭出的三板斧，都是在太和年间推出的，因此也被称为“太和改革”，三项重大改革举措，中间只隔一年，可以说是紧锣密鼓，密不透风，随着改革措施的纵深推进，北魏王朝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开始逐步地走向繁荣。

冯太后几乎凭一己之力，将北魏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对于冯太后推行的这些重磅改革举措，身为皇帝的拓跋宏什么态度呢？两个字——支持！

孝文帝拓跋宏是冯太后一手带大的，两人名为祖孙，更像母子，况且冯太后牢牢掌控着朝中大权，拓跋宏只能是言听计从，自己祖母说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改革诏令皆出于拓跋宏之手，但在背后呼风唤雨的却是冯太后。

但即便是这样，冯太后对拓跋宏还是不满意，这份不满并非拓跋宏不是当皇帝的料，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过于聪慧。冯太后一直琢磨着怎样废掉拓跋宏，让他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取而代之。

冯太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史书没有太多交代，或许是因为冯太后觉得她的双手沾满拓跋宏爹娘和外祖父一家的鲜血，害怕拓跋宏将来血债血偿，所以对拓跋宏表现得相当不友好。

不友好到什么程度？险些让拓跋宏“挂”了。

史书记载，在拓跋宏少年时代，寒冬腊月里，一个北风呼啸之日，她下令将只穿单衣的拓跋宏关在一间四处漏风的小黑屋，这还不算完，居然三天不给饭吃，搞得拓跋宏头晕目眩，瑟瑟发抖，奄奄一息。

这简直是在虐待少年儿童！

拓跋丕、穆泰等朝中重臣坚决反对废掉拓跋宏，连和冯太后关系最亲密的李冲也不同意这样做，这些人苦口婆心地劝谏冯太后，才使得她收回成命，也使得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拓跋宏死里逃生。

逃过一劫的拓跋宏，依然让冯太后感觉“不顺眼”，有些宦官揣摩上意，故意在冯太后面前搬弄是非，说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不由分说，对自己的这个孙子皇帝实施“体罚”，将其杖打数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