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2 / 2）

一语点醒梦中人，拓跋焘想想也是，如果像李顺说的那般荒凉，北凉早就灭国了，还用得着自己出兵吗？

拓跋焘就此决定心意。

太延五年(439年)夏天，他亲率大军征讨北凉，到达姑臧时，发现李顺简直就是一个“大骗子”，城外水草丰美，根本就不是蛮荒之地。他在给太子拓跋晃写的信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从地下涌出，在城北汇合，水势如同大河。”

拓跋焘庆幸听了崔浩的意见，他对随军出征的崔浩说：“你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崔浩表示：“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拓跋焘成功灭掉北凉，露馅的李顺命运可想而知，三年后，他奉旨赏赐大臣时接受贿赂被人告发。此时崔浩又旧事重提，他上表说：“顺昔受沮渠牧犍父子重赂，每言凉州无水草，不可行师。及陛下至姑臧，水草丰足。其诈如此，几误国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谗之于陛下。”拓跋焘大怒，新罪旧罪一并处罚，将李顺处死。

崔浩以他神奇般的表现使得拓跋焘彻底折服。

拓跋焘对他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祖父与父亲，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于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有不能采纳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这话可谓“推心置腹”，很难想象出自拓跋焘之口。

拓跋焘让作曲家制作歌颂诸位重臣的歌曲，其中对崔浩的颂词是“智如崔浩”，高度评价了崔浩的智商，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但这哪里是能学得来的。

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拓跋焘指着崔浩对归降的高车酋长说：“你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胜过百万甲兵，战前犹豫不决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一向狂妄的拓跋焘居然变得如此谦虚，不过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确实是有感而发。

拓跋焘对崔浩的信任后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百官说：“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才可实施。”

一句话，崔浩成了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

然而一切都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这个夏天戛然而止。“如鱼得水”的崔浩，突然被拓跋焘扔到了岸上，落了个凄惨无比的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北魏王朝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暴扬国恶”，就是说崔浩主编的《国书》写了不少不该写的东西，让拓跋氏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曝光于天下。

北魏修史要从道武帝拓跋珪说起，他令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后来因邓渊之死，这项工作没有完成。明元帝拓跋嗣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

常言道：“盛世修史。”志得意满的拓跋焘为了让后世子孙铭记他的丰功伟业，于是下令编修国史。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他任命崔浩为司徒监事，担任总撰稿人，带着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续修国史。

崔浩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动笔前他特意请示拓跋焘，让皇上明确修史原则，拓跋焘给出的指示是四个字——“务从实录”。就是说，真实地还原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就如实地记录在史书中。

崔浩坚决贯彻落实拓跋焘的指示精神，他带着写作班子秉笔直书，把该写的不该写的通通写进了史书。完成任务后，崔浩颇为得意，参与写史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书》和崔浩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头上，以向天下展示崔浩的才华以及如何“秉笔直书”。

闵湛和郗标都是“马屁精”，崔浩曾经注解过《易经》《论语》《诗经》《书经》，当时闵湛、郗标向拓跋焘上疏说：“马融、郑玄、王素、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所著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投桃报李，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说他们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让他们加入了写史班子。

如果崔浩拒绝刻史于石的建议，将所编修的史书藏于深宫，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但关键时刻崔浩的耳根子软了，因为这两人平日里把崔浩拍得很舒服，崔浩不加犹豫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国书》的实际撰稿人之一高允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搞的这一套，我担心日后一不小心会成为崔门的万世灾祸，这样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事的人都要大祸临头。”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向他说了建立碑林的想法，拓跋晃表示支持，下令在平城郊外开工建设这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文化工程。

说它“规模庞大”，是因为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余步的庞大石刻群。而这些石头本地并没有，需要从外地开采运来，同时对石块的要求也很高，每块高不低于一点二米，宽不少于一米，石质要细腻，色泽也要统一，把石块运来要精心打磨，调动各地工匠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将《国书》和经书一个字一个字刻上去，大约有二百多万字，可见工程量之大。据记载，整个工程动用人力达三百万，耗时三年多。

碑林的落成，成为当时平城一件极为轰动的事件，人们争相去看，从这些石刻里才知道，过去不少关于拓跋氏的“八卦”，居然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于是人们在石碑前指指点点，搞得整个平城议论纷纷。

碑林建成时，拓跋焘正在南边和刘宋打仗，等他出征归来，看到鲜卑贵族们人人义愤填膺，说起崔浩都咬牙切齿，强烈要求严惩崔浩。拓跋焘去碑林亲自调研一番，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平息众怒，他命人收捕崔浩及其同党，审查罪状，在拓跋焘的质问下，崔浩承认为编修国史选拔著作令时曾收受过贿赂。拓跋焘一听，这还得了，不仅“暴扬国恶”，居然还收黑钱，震怒之下下令将崔氏一族灭门。

到底崔浩编纂的史书记载了拓跋氏的什么丑事，让鲜卑贵族们如此痛恨？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因为石碑早已毁灭，无从知道上面到底刻了什么。《魏书》对此讳莫如深，只是说“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就是说写得过于详细，记载了不少避讳，其他史书则更加语焉不详。

所以关于到底写了哪些不应该写的，说法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便是史书中说鲜卑人是汉将李陵的后代。

李陵是西汉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汉武帝派他出击匈奴，他带领的八千人马被八万匈奴大军包围，力战不支，最后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终老一生。

《南齐书》记载：“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为什么鲜卑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黄帝的后代。

《魏书》里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就是说，鲜卑人的祖先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人，在他们看来，崔浩编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将鲜卑人祖先“严重降格”，搞成了是汉人和匈奴的混血儿，而这两个民族一直被鲜卑看不起，鲜卑贵族当然不会买账，认为崔浩是“欺师灭祖”。

这只是“暴扬国恶”中的“一恶”，想必还有不少让鲜卑人无法接受的“恶”。柏杨先生认为，“暴扬国恶”的“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绝对的“恶”，这个任何人不敢透露半点风声的避讳，是因为一个人——拓跋珪。

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拓跋焘的祖父。据《魏书》记载，他是北魏的前身“代”国国君拓跋什翼犍的孙子，在拓跋什翼犍被自己儿子拓跋寔君杀死后，拓跋珪成功复国并靠自己的雄才大略使得北魏称霸一方。

崔浩在史书中可能揭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便是拓跋珪根本不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而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拓跋什翼犍和自己的儿媳好上了。更为惊人的是，将拓跋什翼犍逼上绝路的不是拓跋寔君，这个和“弑君”同音的人物是被虚构出来的，真正的元凶正是拓跋珪。

虽然曝光了不少拓跋氏的丑事，但崔浩的死确因这个吗？历史上对此颇有争议，不少人觉得“国史之狱”充满诡异的气氛，一是编纂和石刻《国书》非一日之功，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在此中间，包括拓跋焘在内，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一下子就给崔浩惹来了杀身之祸。二是史书对整个过程记录甚少，感觉是在故意遮掩，特别是在《魏书·崔浩传》中，对改变传主命运的这个重大事件的经过没有交代，只说：“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更重要的是崔浩只是一个挂名主编，真正编纂史书的高允等人最后却平安无事。

高允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事发后，太子想让自己的父皇饶恕高允，便带着高允去见拓跋焘，请求他能恕罪。拓跋焘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说：“《太祖记》是邓渊写的，《先帝纪》《今记》是臣与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是总编，所以具体内容主要是我写的。”拓跋焘一听这话，气愤地对太子说：“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大，你说怎么饶？”但拓跋焘最终还是饶恕了高允。

后来拓跋焘想把涉及《国书》案的人都满门抄斩。高允又为此请求拓跋焘从宽处理。高允说：“崔浩犯的罪，假如另有罪行，这不是我所敢过问的。如果只是史书中触犯了忌讳，这种罪不应该判处这样重。”拓跋焘看高允这样得寸进尺，一时气得又想杀他。但后来还是听从了高允的意见，于是只将崔浩满门抄斩，其余人都只斩本人。

从拓跋焘和高允几次谈话中，可以得出几个判断，一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崔浩所写，他充其量是个挂名主编；二是书中的内容远远不到应该杀头的地步。拓跋焘最后杀掉了崔浩，却放过了一些真正的作者，使人感觉他似乎只是把《国书》当作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崔浩。

拓跋焘为什么处心积虑除掉自己最信任的崔浩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崔浩的死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颇为重要，那便是崔浩个性过于张扬，平日里树敌过多，每个人都等待着收拾他的机会，墙倒众人推，“暴扬国恶”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细数起来，崔浩主要得罪了三类人：同僚、贵族和太子。

“算无遗策”的崔浩经常成为“关键先生”，不可否认，他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有超强的战略眼光和预判能力，但同时他恃才自傲，狂妄无比，在他眼里只有皇帝拓跋焘，视他人于无物。

“羡慕嫉妒恨”，他才华高到使其他大臣突破了前两个阶段，对他只剩下了“恨”，可惜的是，崔浩的情商远低于智商，他依然不加收敛，说话通常不顾及对方的感受，经常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而且得理不饶人，虽然他在朝堂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是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他和这些朝臣们斗了一辈子，先是和长孙嵩斗，后来和刘洁、李顺斗，这样的争斗不单单是政见之争，而是充满着血雨腥风。

譬如崔浩和刘洁的冲突，刘洁虽是匈奴人，但深得拓跋焘的信任。在是否征伐柔然的问题上，他和崔浩发生了分歧，刘洁不同意北伐，最后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刘洁便怀恨在心，假传命令更改各路大军会师时间，使得拓跋焘孤助无援，陷入险境。他这样做，是想让拓跋焘放弃这次行动，并怪罪于崔浩。

不过拓跋焘没有听他的，说战事失利是因为诸将该到未到，不是崔浩的错。崔浩知道是刘洁搞的鬼，派人暗地调查，最终将刘洁的阴谋禀报拓跋焘，拓跋焘大怒，下令将刘洁和他的同伙夷三族。

在平灭北凉的事情上，崔浩和李顺又发生争执，最后搞得李顺掉了脑袋。崔浩死后，拓跋焘对李顺的堂弟李孝伯说：“李顺虽然误国，但朕本意并不想杀他，崔浩恶语中伤，致使朕非常恼火，杀你堂兄的，就是崔浩。”

同僚对崔浩的厌恶之情早就有之，就在拓跋焘登基之初，不少大臣一同发难，要求罢黜崔浩，拓跋焘为了息事宁人，让崔浩暂时归家闲居，后来等风头过去，才又让崔浩出山。

崔浩常自比张良，甚至觉得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两人确实颇为相似，但要论人生智慧，崔浩实在差得太远，他显得过于高调，甚至有些跋扈，走着走着似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最后听从闵湛等人的建议，将国史和自己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上，已经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得罪同僚，与得罪鲜卑贵族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要知道北魏王朝是鲜卑人建立的，汉人反而是“少数民族”，严格地说，两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根本不具备分庭抗礼的可能性。

崔浩起初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端倪。

崔浩年轻时经常给人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有次，一个叫作冯汉疆的人死了，他的家属来请崔浩写墓志铭，崔浩一听这个名字，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照实写，恐怕要出大问题，因为“疆”是“强”的古写体，“汉疆”连在一起就成了“汉族强大”，一个鲜卑王朝的官员敢直言“汉族强大”，那还了得。

怎么办呢？这点小事完全难不倒“智多星”，他把“汉”改成了“代”，也就是说将“冯汉疆”变成了“冯代疆”，一字之差，意思却完全变样，因为北魏的前身是“代”国，这样一改，便成了“代国强盛”，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使得鲜卑人很高兴。

不过，作为“清河崔氏”头面人物，崔浩掌权后，便抑制不住重振汉人门阀望族的冲动，他提出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汉人王朝评定世家大族的做法，整顿官员品级，辨明官员姓氏和出生家族，说白了，就是想在北魏王朝恢复门阀士族制度。

神?三年(431年)，拓跋焘下了一道诏令：“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

从内容上看，这显然是崔浩的意思，因为里面说到治理国家需要启用合适的人才，认真探访考察，公推的真正人才是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这些人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崔浩让朝廷重用他们，实际上就是将北魏的权力交给了世族。对于门第观念很重的崔浩来讲，这应是他毕生的理想。

但这样的改革受益者是极少数人，鲜卑贵族的地位受到挑战，而广大出身卑微但有志建功立业的中下层人士更加看不到希望，受损方远远要大于受益方。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此人是崔浩的表弟，同样出身于北方世族大姓范阳卢家的卢宏，他劝阻自己的表哥说：“重大制度的确定要因时制宜，不可太造次，赞成这样做法的，能有几人？希望三思而后行。”但崔浩根本听不进去，卢宏觉得“浩败颇亦由此”。

崔浩搞“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一套让鲜卑贵族炸了锅。这些人靠打仗杀人起家，祖上更是养马放羊出身，根本没有受到教育，大字不识几个，几乎等同于文盲，崔浩这样做，在他们看来，分明就是“釜底抽薪”，要活生生夺走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无奈崔浩后面有个拓跋焘，面对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他们暂时还不好发作，但鲜卑贵族对崔浩恨之入骨，等待时机欲除之而后快。

鲜卑贵族很快便抓住崔浩的一个把柄。

崔浩的弟弟将女儿嫁给一个叫作“王慧龙”的人，此君属太原王氏，这个家族选择了在永嘉之乱后南渡，位列名门望族之中，按说这桩婚事属于门当户对，但因王慧龙是从南朝逃到北魏的，所以有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觉得他不是真正的王家子弟。

怎么判断呢？崔浩经过调研后知道，王家有个独特的家族特征——酒糟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由此可见这家人鼻子酒糟得足够厉害。崔浩一看王慧龙的鼻子果然硕大无比，几乎占了整个脸部面积的一半，打个嚏喷就像下雨一样，据此，崔浩认定王慧龙是如假包换的正牌王家子弟。

鉴定完毕也就罢了，令鲜卑贵族无法忍受的是，崔浩逢人便讲：“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这让本来就极不喜欢崔浩的鲜卑贵族更加生气，如果汉人是贵种，那鲜卑人是什么，难道是贱种不成？鲜卑贵族推举长孙嵩为代表去拓跋焘那里告状，说崔浩这样夸赞南人，有“汕鄙国化之意”。

拓跋焘觉得崔浩确实有些口无遮拦，把他找来痛斥了一顿，崔浩脱帽磕头，不停谢罪后，拓跋焘的火气才渐渐消了下去，警告他下不为例。

虽然是件小插曲，但看得出鲜卑贵族对崔浩已经恨之入骨，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

如果说得罪鲜卑贵族，仗着拓跋焘的恩宠，崔浩还尚有些回旋余地，但得罪了当朝太子拓跋晃，便将自己加速送上了不归路。

说起崔浩和拓跋晃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崔浩的飘飘然，他根本没把储君拓跋晃放在眼里。

拓跋晃在五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监国，主持朝廷的日常工作，特别是拓跋焘出征期间，拓跋晃总理朝政。

有次拓跋焘出征打仗，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崔浩仗着功高和拓跋焘的恩宠，想在地方起用自己认定的人，一次就向朝廷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而且起步便是郡守。

拓跋晃觉得此事不妥，他找来崔浩商议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郡守入选的，他们辛勤劳苦却一直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做郡守，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郡守管理百姓，应该由有经验的人来担当。”

一句话，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崔浩根本不睬拓跋晃的话，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他破坏组织程序，将自己选定的人强行外派到地方做了郡守。

崔浩如此做，简直视拓跋晃如无物，不仅搞得拓跋晃很生气，也使不少人看不下去，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司徒这样做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他为了私心而和储君针锋相对，等到陛下万岁后，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双方的争议还发生在为拓跋焘嫡长孙选择师傅上，拓跋焘中意的人是李欣，但崔浩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崔箱子等人，有人向拓跋晃反映，崔浩任用自己的亲戚，拓跋晃很不满，于是向拓跋焘报告，拓跋焘问崔浩：“为什么不用李欣？”崔浩回答：“因为李欣外出了，所以没有选。”拓跋焘表示等李欣回来再说，崔箱子等人就算了，直接把崔浩给顶了回去。

崔浩和拓跋晃最大的争执是“灭佛”事件。

北魏佛教盛行，已经蔓延到王朝整个上层社会，拓跋晃和许多鲜卑贵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崔浩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教徒，史载“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就是说，崔浩的老婆郭氏是个佛教徒，他非常看不惯，不仅把老婆的佛经烧毁，而且还丢弃在厕所之中，由此可见，崔浩对佛教确实是深恶痛绝。

于是崔浩总在拓跋焘面前褒道贬佛，使得本来对佛教有好感的拓跋焘最终远离佛家而亲近道家，甚至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以示对道家的敬意。

拓跋焘后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这固然与佛教的快速扩张有关，但崔浩在其中极力挑唆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书记载，在镇压盖吴起义中，拓跋焘在关中寺庙里发现大量武器后，崔浩借机撺掇拓跋焘“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这让拓跋晃和鲜卑贵族们非常嫉恨，他们一致认为崔浩是“灭佛”的幕后推手。

这场佛、道之争，实际上演变为崔浩与拓跋晃的争斗，拓跋晃再三上表，恳请父皇不要灭佛，但架不住崔浩巧言令色，最终使得大量庙宇被捣毁，一些僧人被杀，这让拓跋晃深感痛心。

表面上看，崔浩笑到了最后，但这种暂时的胜利，却注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崔浩得罪了同僚、贵族和太子，最后因“暴扬国恶”得罪了自己唯一的靠山——拓跋焘，把所有人得罪光的崔浩，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关于崔浩被杀的原因，好像可以水落石出了。

但长期以来，却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给了崔氏灭门案另外一种解释，那便是崔浩是南朝的“卧底”，一心想着推翻北魏王朝。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在《宋书·柳元景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换句话说，崔浩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多年以来一直暗中帮助南朝，积极谋划推翻北魏，因为机密外泄，才遭此厄运。

《柳元景传》所记载的是柳光世所言，而柳光世不是别人，恰恰是崔浩的小舅子，崔浩被逮捕后，他出逃到刘宋，然后便爆出了这样一个大料。

真的假的？柳光世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崔浩这个人确实很奇怪，打别的国家，比如北凉、柔然，他向来是积极支持，可一旦涉及南朝，他就百般劝阻，不是“礼不伐丧”，就是“时机不成熟”，当年刘裕征伐后秦，拓跋嗣想出兵，他反对；后来刘裕驾崩，拓跋嗣想乘机南征，他又反对。还有人说，崔浩当年力主册立拓跋焘为太子，是因为其生母为汉人，希望拓跋焘上台后对汉人有利。

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记载并非杜撰。从国史之狱本身来看，拓跋焘处死崔浩很突然，而且很残酷，根本没有顾及崔浩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样“快刀斩乱麻”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崔浩有谋逆行为。之所以需要“暴扬国恶”这个幌子，没有光明正大地以谋逆来处死崔浩，是因为崔浩威望很高，长期以来他是拓跋焘最信任的人，如果连崔浩都密谋反叛，拓跋焘不仅脸上无光，还会引起人心浮动。

只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柏杨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在他看来，“在一个日正东升，强大无匹的政府中，担任言听计从的宰相高位，他就永不会谋反。帝王杀人，对不是谋反的人，还要诬以谋反；对真正谋反的人，反而隐瞒逻辑的轨迹，岂不奇怪？”

另外一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荒谬，他认为：“崔浩深知当时南北两方的情势，他为鲜卑划策，可谓不遗余力。”也就是说，崔浩阻止南征，根本不是心向南朝，而是审时度势，说到底是为了北魏的利益。

现代的历史学家不信，古代的大家也不信，司马光觉得这样的说法不靠谱，所以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并没有引用柳光世之言。

那如何解释这样的说法呢？普遍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杜撰出来的，主要是因为柳光世想在南朝立足，才为自己姐夫编了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从历史记载看，除了《宋书》外，其他史书对此都无记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证”。

更为重要的是，在崔浩死后不久，拓跋焘便心生悔意，他叹息道：“崔司徒可惜！”试想，如果崔浩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地下党”，拓跋焘绝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也不会发出如此的哀叹。

当然，还有些人认为无须将崔浩之死的原因搞得过于复杂，其实简单得很，那便是拓跋焘统治后期，喜怒无常，很多时候处于丧心病狂的状态，暴脾气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让崔浩人头落地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套路，拓跋焘已经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接下来的目标只有“刘宋王朝”，从崔浩的一贯表现来看，对南征极不热情，推三阻四，因此崔浩不仅在以后很难发挥作用，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不如除掉他。

复杂也好，简单也罢，结局是崔氏一族，无论远近，几乎被杀绝，跟着一起倒霉的还有他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他们也因此连坐被灭绝，鲜卑人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北方汉人大族几乎来了个“一锅烩”，崔浩原本想复兴门阀士族，打压鲜卑权贵，没想到的是，到头来因为自己而使门阀大族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崔浩死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那个盛夏，他死前的那份深深的绝望和屈辱。这种遭遇，为几千年文人功臣所未遇，以至于撰写《魏书》的魏收发出如此感慨：“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崔浩遭遇之残酷，远远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报复。

崔浩的死，叠加了太多的因素，从民族矛盾的立场，似乎与华夷之争有关，从宗教的立场上，与佛道相争也脱不了干系，但是追根溯源，更多的是崔浩人性上的缺陷。

可怜之人自有可悲之处，如果崔浩没有严重的人格瑕疵，想必以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应该是另一个结局。

高处不胜寒，能够在高位上保全自己，着实不易，像张良那样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自比张良的崔浩无疑是失败的。一如秦观在《崔浩论》中说他“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

通常来讲，仕途的节节攀升，带来名利富贵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和挑战，会有一个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陷阱等着你，能够成功地躲避灾祸，最终全身而退，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楚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人该接近，什么人该远离。

反观崔浩的一生，他屡献奇计，在统一北方的征程中，居功至伟，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作为一个汉人，这已经是所能企及的巅峰。

一个人获得这样的成就，拥有满足感或者有些暂时的陶醉，实在难免，但是如果被成功和辉煌完全冲昏了头脑，变得忘乎所以，则祸端必然会跟随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

说到底，崔浩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只是一个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能到这个位置，完全取决于股东的信任，即使再有能力，对于这个家族来讲，你也只是一个外人，换句话说，你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都掌握在老板手里，有老板罩着，尚且还可以，如果保护伞一撤，一切都将不存在。

可惜的是，崔浩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更为遗憾的是，一生“算无遗策”的崔浩，却独独没有算到自己的结局，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