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要隐就真隐，别玩虚的（1 / 2）

公元405年一个冬夜，彭泽县衙，寒风吹着窗户噗噗直响，已经卸下官服的彭泽县令，此时正在烛光下奋笔疾书，从桌上倾倒的酒壶来看，他已经喝了不少，不过他的内心从未像今天一样清醒，他知道今夜过去，意味着过去四十余年所有内心的挣扎，都将随风而逝，一个真正意义的自己将隆重回归。

这位县令叫作陶渊明。

他写的不是文告，更不是上疏，而是一封辞职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封辞职信，名字叫作《归去来兮辞》。一千多年后，有另外一个辞职理由火爆异常——“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虽然同为毅然决然的离去，但方向却截然相反，与“想去看看世界”的激情和期盼相比，陶渊明显得更为从容安定，因为他要回归的是——田园。

这是他第五次辞职，但注定是最后的一次。

五仕五隐，是对他四十年人生的总概括，从这个数字就可看出，他在进退之间一直犹犹豫豫，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纠结”。

站在这两个字背后的是陶渊明的两位先辈，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左右着陶渊明。一位是他的曾祖陶侃，另一位是他的外公孟嘉。

陶侃，是东晋前期的大名人，在门阀士族当道的时代，作为寒门子弟，陶侃用他自己的努力，塑造了一个由寒门到显贵的杰出榜样。

母爱伟大，这话一点不虚。陶侃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母亲靠纺线织布含辛茹苦地养育他。陶侃的母亲不仅育他成人，而且用言传身教将儿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子弟。

《世说新语》记载，陶侃年轻时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一次，他把一坛腌鱼赠送给母亲。他母亲得知这是官府的，就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果然是廉洁自律教育的好教材。有一位这样的母亲，绝对是陶侃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更为牛气的是，是她用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儿子成功送上仕途。

鄱阳县有个孝廉叫范逵，有年冬天外出办事，途经浔阳。突遇天降大雪，他只好就近找人家借宿，刚好来到了陶侃家。大雪覆盖，找不到草料。陶侃母亲就把铺床的稻草铡碎，用来喂马。家里没有好酒好菜招待客人，她就把头发剪掉卖了，换回一桌酒菜。

范逵告别时，陶侃相送百余里。范逵问：“你想到郡中去任职吗？”陶侃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范逵回去后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听了陶侃母亲剪发买酒的故事很感动，便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迈开了陶侃仕途上极为重要的一步。

母亲的教诲，让善良和责任一直流淌在陶侃的血液里。有次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天寒地冻，主簿等僚属们都不愿意去，所以皆不作声，只有陶侃站出来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于是主动要求前往，张夔夫人由此捡回一条命，所有人都觉得陶侃绝对够意思，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陶侃后来升任荆州刺史，后改任广州刺史。

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陶侃并没有陷入温柔乡，“自律”是他心目中最沉的两个字，由此诞生了“陶侃搬砖”的趣事，说的是陶侃在广州任上，总是在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身边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觉得这位陶大人是吃饱了撑的，精力过于旺盛，陶侃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陶侃这样自虐型的“劳其筋骨”，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担负起天下之大任。

时机很快就来了，不久后东晋发生了“苏峻之乱”，这场动乱把整个王朝搞得天翻地覆，京城建康也被叛军所占，在所有人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陶侃又一次站出来，他率军攻入石头城，斩杀了苏峻，平定叛乱。战后，陶侃被封大司马、长沙郡公，掌管八州军权，威名之盛，到达顶点。

这位大英雄级别的曾祖，无疑给年轻的陶渊明树立了高大伟岸的标尺，他在《杂诗》中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一位热血青年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跃然纸上。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则给了他另外一种人生观感，这种生活态度从更大意义上影响了陶渊明。说来也有意思，孟嘉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孟嘉又把第四个女儿，嫁给了陶侃的孙子陶逸，陶逸便是陶渊明的老爸。

孟嘉和他岳父陶侃不同，他是读书人，可以说手无缚鸡之力，无法像陶侃那样用军功赢得殊荣，但是他靠着学识和气度，同样赢得了朝野的尊重。

“孟嘉落帽”，是发生在他外祖父身上最出名的故事。有一年的重阳节。当朝权臣桓温携下属游龙山，登高赏菊。一阵山风袭来，吹落了孟嘉的帽子。但他竟然浑然不觉。不久，他去了趟厕所。桓温就此搞了个恶作剧，让孙盛写篇文章嘲讽孟嘉，连同帽子和文章都放到孟嘉座位上。孟嘉如厕归来，看到嘲讽文章。立即要来纸笔，写了一篇作为回应。孙盛的写作水平本来已属顶级，哪知孟嘉所写却胜他百倍，“文辞超卓，四座叹之”。众人本来想等着看孟嘉笑话，结果反被他震惊四座。

孟嘉的人生态度与陶侃不同，他对功名看得并不重，据史书记载，孟嘉好酒，“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迳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就是说内心有感悟时，就驾车直去龙山，顾影痛饮，至晚方归。看得出孟嘉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一直以来他都以“旷达真率”闻名于东晋。

陶渊明年轻时，同样渴望像自己的外祖父那样潇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所以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从内心来讲，他还是喜欢大自然，期盼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两种生活的理念在陶渊明心中不停地激荡，一会儿他觉得曾祖父陶侃的人生足以壮怀激烈，是男人就该如此，一会儿又觉得外祖父孟嘉“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挺好，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必搞得那么紧紧张张，苦苦哈哈呢？

二十九岁那年，陶渊明决心告别徘徊，出任江州祭酒。这个官称虽然有个“酒”字，但和喝酒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常听到是“国子监祭酒”，大致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江州祭酒”显然和校长无关，至于这个官职到底管什么，现在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是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

陶渊明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在太不靠谱。这位领导便是江州刺史王凝之，王刺史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夫人则是以“咏絮”著称的才女谢道韫，但这老兄却迂腐才疏，以致谢才女非常无奈地说：“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没想到天底下竟有王凝之这样的窝囊废。

更为奇葩的是王凝之迷信上了“五斗米道”，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徒，每天炼丹画符，神神叨叨，搞着整个衙门乌烟瘴气，陶渊明感到失望之极，无奈之下，开启了他写辞职信的历史，陶渊明的辞职有自己的特色，那便是递交辞呈便走人，根本不等答复和批准。

王凝之对这位下属很重视，觉得陶渊明撂挑子，是因为他觉得官小。没过几天，他派人找到陶渊明，让他担任江州主簿，这个职位参与机要，总领府事，有“诸职之首”之誉，以为这样陶渊明就会很痛快回来上班。但陶渊明实在不愿意伺候这位王教徒，于是挥挥衣袖，不带着一片云彩，回家抱儿子去了。

陶渊明的这个决定，只能用英明来形容。几年后发生孙恩叛乱，王凝之不积极备战，反而天天求神保佑，结果城池被破，自己和子女被叛军所杀，陶渊明跑路算是及时，免去了血光之灾。

陶渊明再次出山，已经是几年以后，在这中间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刚过而立之年的陶渊明，经历了一次丧妻之痛，亡妻为他留下一子。不过很快另一个女人走进他的生活，这便是他的第二任夫人——翟氏。两人的家庭生活想必很幸福，这位夫人一口气给陶家生下四个儿子。

多子多福，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如何养活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成为摆在陶渊明面前的现实问题，过去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首先要保证让这五个孩子吃饱。正当陶渊明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将军桓玄派人带着亲笔信，礼聘他到自己帐下任职。陶渊明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于是欣然应召。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公元396年，晋孝武帝驾崩。司马德宗即位，军政大事任由太傅司马道子父子摆布。这父子俩，操控朝政，卖官鬻爵，引起了朝野不满。公元399年，江州刺史桓玄起兵，讨伐司马道子父子。

陶渊明投奔桓玄，虽然有养家糊口的考虑，但更多的应该是想为国家出力，毕竟桓玄打的是“清君侧”的牌子，是为了社稷除掉奸臣，充满了正义感。陶渊明来到桓玄帐下，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种正义感所吸引。

时间久了，陶渊明感觉到不对劲，敢情这位桓玄不单纯是“清君侧”，而是想“清君”，既然如此，此地便不能久留，此时正好陶渊明的母亲去世，听到这个讯息，他第一时间递交了辞职信，还是不等批准便走人，径直回家奔丧去了。

这次又可以加十分。没过多久，桓玄除掉了司马道子父子。然后，又逼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陶渊明避免成为“乱臣贼子”篡位的帮凶。

丁忧三年期满，陶渊明又一次出仕，这次他显得比较主动，不排除有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但更多是壮志未酬，心有不甘，此时他已经将近四十岁，或许他觉得自己人近不惑，却没有什么功名，离当年的理想实在相差太远，内心也觉得愧对自己的曾祖陶侃，所以他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想着努力去搏一把。

他这次投奔的是桓玄的死敌——刘裕，担任参军，也就是幕僚的角色。但他很快也感觉到刘裕也是一个狠角色，野心丝毫不亚于桓玄，没办法，他又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这段时间，陶渊明写了不少诗歌，在这些诗中他多写到自然风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内心深处越来越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

很快刘敬宣辞官，陶渊明也只能跟着辞了，就此四次出仕，皆“无功”而返。

很快陶渊明迎来了自己仕途中的最后一站——彭泽县令。如果说前面出仕，是抱有为社稷分忧的壮志，这次当官完全是为了家庭生计考虑，本来陶渊明心里对出仕已经心灰意冷，但“五个小子，吃死老子”，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在陶渊明犹豫之际，他的叔叔陶夔规劝他：“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啊!”这让陶渊明下定决心第五次出山，在陶夔引荐下，陶渊明做了彭泽县令。

七品芝麻官，看上去官衔不大，但对陶渊明来讲，有两处让他感到些许满意。一是离家近了，只有百里左右，坐船不久就能到达，不像以往要远涉山水。二是过去所干的多是幕僚，说白了就是为人出出主意，听不听完全取决于桓玄、刘裕等人，自己说了根本不算数，彭泽县令虽然官不大，但可以主政一县，在这个区域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陶渊明这次出来当官的初衷，是为了改善家人生活，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当时县官的待遇相当不错，有一百亩公田，种啥随便，收成全归自己，这点让陶渊明颇为满意。

看到如此大一片可以自由支配的土地，好酒的陶县令第一个想法是想种秣谷，因为秣谷可以酿酒，这个提议遭到了自己老婆的强烈反对，毕竟酒不能替代粮食，全家人还指望在公田里种些粮食填饱肚子，妥协的结果是，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这样两者都得以兼顾。

遗憾的是，粮食还没成熟，陶渊明又决定不干了，表面上看有两个原因，一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故事记录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陶渊明如此大的反应，和这位督邮有很大关系，此人名叫刘云，常以巡视之名索贿，凶狠贪婪远近闻名。当县吏提醒陶渊明说：“我们当备好礼，穿盛装，恭敬迎之。”陶渊明一下子就怒了，本来就不太想干，这更是火上浇油，于是他决心宁肯挨冻受饿，也不再忍受官场的污浊。

另外一个由头，便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去世了，陶渊明和这位妹妹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他《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意思说他早有了归隐之心，但没有马上付诸行动。但是他听说妹妹去世的消息，立即便下定了决心。

但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导火索”，引发陶渊明总爆发的原因并非那么简单，这次事件最终让他与官场彻底远离，背后的作用力一定是综合而强大的。

“官不好做”，恐怕是其中的外部原因，这和时局有很大关系，东晋王朝已经步入垂死的暮年，孙恩叛乱、桓玄篡国、刘裕专权，风雨飘摇，人人自危，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在“鱼骇鸟惊”的环境中，当官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事业，跟不对人，不要说很难得到荣华富贵，反倒是很容易人头落地，从保全自身和家庭的考虑，陶渊明不愿意再掺和其中。他的朴素想法是，由他们争斗折腾去吧，眼见别人起高楼，然后楼塌了，而自己耕耕田，喝喝酒，教育一下孩子，在乱世之中，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官做不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体制内为官，需要察言观色，四面玲珑，有时候该放下身段时就必须放下，在这方面，陶渊明显得相当“不合时宜”，他是一个把尊严看得很重的人，让他去阿谀奉承，靠投机专营获得步步高升，断然不可能。所以他知道自己这种人，并不适合在官场里混，几次出仕遇到的挫折也一再教育他，“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否则只能使自己内心越来越痛苦，最终无法自拔。

“听从内心声音”，似乎是他做出这样选择的源头所在。

仕与隐，像驻扎在他内心的两支军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一会儿“仕”占据上风，一会儿“隐”又拔得头筹，这让陶渊明颇感痛苦和纠结，年届不惑后，他终于参透了所有的疑惑，内心的一个声音不停呼唤他，让他感知自己的本性所在，用《归去来兮辞》的话说：“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就是说，为什么最终选择归隐呢，本性使然，这是勉强不得的。过去出来当官，很大程度是“皆口腹自役”，如今不愿意再过这样让自己身心俱累的日子，而要遵从内心由喧嚣的官场走向宁静的田园。

不过，彻底归隐是需要底气的，至少归乡后还要能够养活一家人。陶渊明有气节，但尚没有到不顾全家人死活而执意归隐的地步。虽然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把自己说得像揭不开锅的贫民，但陶渊明显然过谦了，也不排除为自己出仕找些理由，事实上，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交代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应该更接近于真实状况。

似乎也因为如此，陶渊明扔掉乌纱帽后，老婆孩子并没有很在意。陶渊明归乡时，“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孩子们早已等候在门口，陶渊明牵着孩子们的手走进家门，发现桌子上的酒壶已经温好了酒，这无疑是贴心的老婆为自己准备的，这个场面实在温馨得可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到自然之中的陶渊明，此刻心中涌动着两个字——惬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每天在田地里忙会儿，回到家痛饮一番。这样的小日子无疑是他渴望已久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旧林和故渊，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终于走出了内心的牢笼，在自然中获得了内心的解放和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