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我很丑，但我却很有才（1 / 2）

公元280年初夏的一天，天色尚未完全放亮，洛阳城中的一些店铺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并非是要发售什么回报率超高的理财产品，也不是年宵邮票上市的日子，他们急切想买到的东西是“纸”。

这些日子，“纸”成为整个洛阳城最稀缺的东西，不仅价码像坐过山车地往上涨，原来每刀千八百文的纸，一夜之间涨到两三千文。关键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天不亮就得排队、拿到号才能买到。还有好多的人骑马、坐轿跑到外地买纸，搞得朝廷一时动了要“限购”的念头。

这一切都因为洛阳城最近都在传抄一篇名为《三都赋》的文章，他的作者叫作左思。

左思看到自己的心血之作引发如此的轰动效应，百感交集，激动兴奋之余，心里有一种积压已久的心酸不断涌动，以至于悄然间泪水已经挂在自己的脸颊上。

他能有今天真的太不容易了。

左思有两个致命的先天缺陷，注定使他不能随随便便成功。

第一个缺陷是他的出身，左思生于寒门，他的父亲左熹最早只是一个小吏，努力往上爬，终于当上殿中侍御史的职务，但说到底还是属于寒门序列，和门阀贵族扯不上关系。

“根不正苗不红”，这基本决定了左思的前途命运。

要怪只能怪他出生的不是时候，当时门阀士族盛行，控制了社会阶层上升通道，门阀贵族子弟不想做官都很难，而寒门子弟无论如何努力，出人头地的机会却非常渺茫。

造成这样的局面，要从历史上的选官机制说起，两汉时期实行“察举制”，就是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通过这样的“察举”，确实涌现了不少人才。

但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便难以为继了，一些人为了走仕途，开始政治秀、道德秀。譬如孝顺是重要的考核指标，那要表现得比他人更孝顺才能出头。

如果父亲去世了，按照传统的丧礼制度应该守孝三年，就是说披麻戴孝三年就可以了，但是有人为了表示他非常地孝顺，不住家里而是住到他父亲的墓道里面。如果家庭比较富裕的话，墓可以做得很大，除了墓以外，前面还有一个不短的墓道，他们暗地里在旁边的地上搭一个小房子，通过墓道与墓相通。因此这些“孝子”名义上在墓道里守墓，实际上在房子里过着正常的生活，守孝的几年工夫居然生了几个儿子，后来被人揭发。这样以守孝而骗名的比比皆是。

察举制由此成为生产骗子的流水线，比这更具危害性的是，到东汉中后期，地方察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推荐只看是否是名门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副实，使得察举制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

所以当时流行一首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翻译过来就是：被推举做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被荐举做孝廉的人竟然不赡养父母；被选拔为寒素、清白的人竟然像污泥一样肮脏，被称为是干吏良将的竟然像鸡一样胆小。

没办法，后来一代枭雄曹操不得不搞“唯才是举”，因为察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满足不了他征战天下的需要，而且他也希望自己手下的官吏能有更多寒门子弟，从而不受制于士族。但战争时期可以这样，通过慧眼选拔几个得力的谋士能应付。天下已定，要构建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就需要大量的人才，迫切要求重新建立一套选人用人机制。因此魏文帝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隆重推出了“九品中正制”。

这个选官制度核心内容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供吏部选官作为重要参考。

这些“中正”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考察家世，就是要调查其家庭出身与背景，包括父祖辈的资历和仕宦情况以及爵位的高低等。二是进行行状，也就是对个人的品行才能进行总体评价，和现在的品德评语差不多。当时的总评都很简洁，大多用很少的字进行精准概括。三是定品，就是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主要依据行状，家世只能作为参考。将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

九品中的二品取得了做官的优先权，被称为上品，其余则被看作是寒门下品。为什么不是一品呢？因为从来没有人成为一品，只是个虚设罢了。

谁能到上品呢？这要看中正，由此“中正”成为关键之关键，“物盈则亏，法久则弊”，这个选官制度发展到西晋时，中正之职完全控制在门阀士族手中，屁股指挥脑袋，开展人才品评工作时，品行、才干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门第出身则成为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上品基本被门阀士族子弟占据，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对于门阀士族子弟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而对于寒门子弟则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晋武帝司马炎时期主管官员考核任命的刘毅上书，指出了九品中正制度的八大弊病，一是品级的高低随着家族的兴衰、势力的强弱而变；二是各地选举出来的大中正官员因为自己才能经历限制，往往难以选准才职相符的人才；三是确立人才有九品，可是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坚持，导致优劣颠倒，高低错乱；四是设立中正官员职位，但是没有奖赏依据，又不允许别人申诉，导致中正官肆无忌惮、任意妄为，受冤枉的人意见不能上达朝廷；五是中正官难以与人才一一谋面，只能根据官府搜集和别人品论，难以保持公允；六是在具体的考评中，因为个人的喜好，往往政绩斐然的却被评定为低品，政绩平平的却被列为上品；七是职位对人才需求条件差异很大，依据品位取人，往往任非所长。按照评语取人，又受品级限制，导致矛盾；八是定位下品指不出缺点，定位上品又说不出优点，结果评定只靠人际关系，容易栽培私党，对国家无益。

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建议全面改革人才选拔制度，让真正有才之人脱颖而出，但遗憾的是司马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左思而言，他的未来还真有可能就是一场梦。

如果说第一个缺陷是体制原因，那左思的第二个缺陷就不能再怪社会，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常常说“郎才女貌”，女子讲究容貌，男人似乎有才华就可以，长得不帅完全能说得过去，但左思的“丑”却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成为了他成才路上的“拦路虎”。

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因为左思长得实在太对不起观众了。

《晋书》上说他“貌寝”，就是容貌丑，但丑到什么程度并没有说清楚。倒是《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

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说的是当时的美男子潘安，他每次出行，都会引起广大妇女同志们的骚动，走到哪里都会遭遇粉丝们的大呼小叫，抢着给偶像送礼物或和偶像合影，互相还推挤厮打，好不热闹。这些妇人对潘安的喜欢还体现在行动上，“莫不连手共萦之”，这里的“萦”不太好解释，反正就是动手动脚，有些吃潘安豆腐的嫌疑。

左思看到这样的场景，很是羡慕，于是也学着样子出去游逛。果然也出现了一大堆妇女，把他围住了，但没有尖叫、没有鲜花、没有飞吻，有的是她们的唾沫。左思只能落荒而逃，狼狈样子可想而知。

这些女子大概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左思，“长得丑不是你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为了突出潘安之美，运用对比手法来反衬左思之丑，未免不够厚道，但那确实是一个拼颜值的年代，《世说新语》里专门有“容止”篇目，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诸篇并列，同时那也是一个帅哥云集的年代，潘安、卫玠、嵇康、裴楷、王衍等，层出不穷，络绎不绝。

魏晋时代的风气是喜欢品评人物，一个人的外貌风度会在评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论才识如何，第一印象至关重要，所以长得帅绝对是一个重大利好。比外貌更重要的，则是门第。但这两者，左思恰恰都不具备，所以说，这两个先天缺陷对左思的影响是致命的。

这还不算，除了这两个缺陷，左思还有一个毛病——说话不利落，用史书上的话是“口讷”，这其实挺好理解，容貌严重打击了左思的自信心，让他无法出门刷脸，所以只能“以闲居为事”，天天猫在家里，长时间不与人接触，讲话能力自然会下降。

对于一个人来讲，这样的人生足够黯淡，大部分人可能就此沉沦下去。但左思是个例外，不被待见的他通过努力成功逆袭，上演了一出身残志坚的好戏。

左思能够逆袭，大概和他父亲左熹最初的刺激有关。

左熹本来对自己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可左思的表现相当糟糕，长相丑陋、说话结巴暂且不论，学习好也可以啊，但左思从小表现出的学习能力实在差劲，学书法把字写得歪七扭八，后来学乐器，学了半天连入门的简单技巧也没学会，一晃已届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