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日落印度（1 / 2）
3月23日，三名英国内阁高级官员带领一个使团离开伦敦前往德里。近两个世纪以来，印度一直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但这一行人此次赴印的任务却并没有那么光彩。工党议员兼使团首席助理怀亚特说：“这次是要将一个王国拱手送人，结果发现接盘者的反应跟预期的完全不同，着实让人感到挫败。”
当英国内阁使团抵达德里时，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显然就要走到尽头。英国不再以虚假的利他主义为借口，也没有提前进行周密的计划，他们非常疲惫，只想尽快从印度撤军。总督韦弗尔对国王说：“一切都交给你们的政府了，我们无力采取什么有效的行动。事实上，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撤军的。”
战后，印度面临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英国人是否会离开，而是他们要如何离开。印度在英国统治之下，尽管发展得不太好，但至少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英国要是撒手不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难以调和的分歧是否最终会导致国家分裂？独立后的印度会变成什么样，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英国内阁使团在印度的斡旋工作持续了3个月，试图说服印度各民族领导人就国家的未来达成一致，但结果不甚令人满意。使团团长兼印度事务大臣佩西克·劳伦斯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宣布，这是维持印度统一的 “最后机会”。他已经尽力了，却难以力挽狂澜。哪怕是比他和其他两位同事更智慧的人，也无法为这件事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使团另外两位领导分别是贸易委员会主席也是未来的财政大臣斯坦福特·克里普斯爵士和英国海军大臣阿尔伯特·亚历山大）。
在许多政治观察家看来，英国派去与印度政府谈判的人选是恰当的。殖民统治者们习惯性地派出精力充沛又做事果断的人去处理印度事宜，这些人对自己肩负的“文明使命”充满信心。时年74岁的佩西克·劳伦斯是一位伊顿公学毕业的工党老牌政治家，为人正派，和蔼可亲，只是老态难掩。他交友广泛，朋友们喜欢戏称他为“可怜的劳伦斯”。众所周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他曾因跟随艾米琳·潘克特斯参与示威活动而被逮捕，还一度绝食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他做事的本意都是好的，但头脑算不上清楚。正如总督所说：“佩西克·劳伦斯爵士对自己到德里的意义，认识得还不够清晰。他只是知道自己是来移交权力、给印度自由的。至于到底该把权力移交给谁，他从来没有好好考虑过。”
内阁使团抵达印度之前，该国刚进行完一系列选举。由于国土面积广大且人口众多，给组织计票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以至于选举过程持续了3个月。当时有超过4000万人参加了投票，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0%，这也是印度迄今为止举行的规模最大的选举。但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选民名单没有及时更新、选举权利受到限制，而且在某些地区明显存在操纵选票的现象。曾是印度政坛领军人物的阿扎德说：“这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尽管民意调查可能做得并不彻底，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能够反映民众的心意。这次选举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完全由印度人组成的省级政府。但随着竞选活动的推进，它逐渐变成了另一种目的的全民公投—是否应该让穆斯林获得“纯净之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即巴基斯坦。绝大多数穆斯林投了赞成票。
作为印度最大的政党，国民大会党一直致力于将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该政党成立于1885年，当时的成员都是贵族、亲西方的律师或商界人士等上流社会的精英。在英国统治时期，国大党通过文明的施压手段，为印度人争取了不少权利。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莫罕达斯·甘地将国大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万党员和众多支持者的民族主义政党，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革命策略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这种做法恰恰命中了英国人的软肋。国大党的一位活动家这样评价甘地：“他不仅是最著名的印度人，也是印度国内除佛陀以外最受爱戴的对象。人们称他为‘圣雄’，认为他拥有伟大的灵魂。”
甘地将唯心主义与争取印度现实利益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激怒了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籍印度事务大臣评价道：“他可能道德的确高尚，也许是个圣人……不过我也非常肯定，他是我遇到过的绅士里最精明、最讲政治、最善于算计的一位。”如果是别的统治者，也许会暗杀甘地。英国却选择囚禁他，这反而提高了甘地的声望。
1946年，国大党针对的主要对象不再是英国，而是穆斯林联盟。这个组织原本也是由印度上层阶级组成的友好团体，旨在为印度穆斯林寻求有限范围内的特权。然而，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领导下，该联盟迅速发展成为拥有200多万党员的政党，党派宗旨也越来越趋于宗教化和分裂主义。真纳原本也是国大党的成员，起初国大党里也有不少穆斯林，尽管宗教信仰不同，但“结束英国统治”这一共同目标还是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凝聚在一起。然而国大党在甘地的宗教激励下，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信奉印度教的团体，这无疑让穆斯林成员感到不悦。当时印度有4亿人口，穆斯林占了五分之一还多，这些人对自己在“印度斯坦”的未来感到担忧。尽管国大党声称要为所有印度人代言，并呼吁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元的国家，但穆斯林联盟还是在1940年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家园。让形势变得更复杂的是，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还有数百万锡克教教徒横亘于这两大宗族之间，导致双方更加疏远。
在选举中，国大党赢得了全国近90%的议席，掌管了除一个省级政府外的所有地方。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也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正如真纳告诉追随者的那样，人们只投票给支持自己宗教信仰的党派组织。“这是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选择，也是唯一的问题。”竞选期间他反复这样强调。随着竞选工作的推进，双方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尖锐，分歧也越来越大，根源自然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国大党在宗教节日上发表竞选演说，还在竞选传单上印刷印度教神像，以此鼓励穿藏红花色衣服的人支持自己（印度教的标志颜色为藏红花色）。此外他们还将屠杀圣牛等令印度教信徒憎恶的行为融入反穆斯林联盟的演说。穆斯林联盟也不甘示弱，利用伊斯兰教戒律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在投票站，有政治活动人士一手拿着《古兰经》，另一手拿着印度教教义或印度教神像，然后询问选民的意向，并催促他们投票。
像穆拉那·沙比尔·艾哈迈德·乌斯马尼这种走温和路线的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也敦促追随者们支持穆斯林联盟：“人们应该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投票给联盟的对手，那么就是让末日提前来临。”少数支持国大党的穆斯林被讽刺成“半鱼半鸟”的异类—名义上是穆斯林，行动上却和印度教徒没什么两样。国大党领导人瓦拉巴伊·帕特尔曾在竞选活动中说：“巴基斯坦不会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如果要实现巴基斯坦建国目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会有一场内战。”而穆斯林联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利雅卡特·阿里·汗则正面回应道：“穆斯林不害怕内战。”
英国人想要体面地退出印度，想让全世界承认他们对这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是成功的，就要维持印度的统一。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麦考利在19世纪50年代所说的那样，在英国的引导下，“印度有能力建立更好的政府之时，也就是英国最骄傲之时”。
4月11日，英国首相秘密通知抵达印度已经两周的内阁使团—可以把印巴分治作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佩西克·劳伦斯和他的两个同事在印度北部度过了最热的季节，其间他们一直试图达成一个可以维持统一的协议。但是如果矛盾确实无法调和，那么最终就得允许建立一个单独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级的官员彭德尔·穆恩爵士在年初告诉艾德礼：“现在很清楚，必须公平公正地解决巴基斯坦问题。再也不能逃避了。”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印度各地蔓延。起初还只是一些彼此孤立的事件，渐渐地，暴乱和有组织的党派争斗越来越严重—在孟买、在联合省、在孟加拉等地，这类冲突层出不穷。原本，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推动印度独立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让几近破产的英国人彻底屈服。但面对国内问题，它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
在艾哈迈达巴德市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预示了最终结局。选举结束后不久，圣雄甘地派了一群工人去稳定该市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然而在制止暴行的过程中，有两名工人被杀。他们的伙伴绝望地写信给甘地寻求帮助：“我们国大党的同志什里·瓦桑·拉奥和什里·拉贾·巴里牺牲了……他们追求理想，结果却被暴徒用刀砍死。他们的壮举值得赞扬。然而，没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人们彼此缺乏信任，否则就不会发生暴乱了；哪怕确实有矛盾，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和形式。”
在当时的印度，最安全的当属英国人。即使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殖民者也可以在城中自由安全地行动。英国报纸编辑德斯蒙德·杨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颇感困惑：“一天下午，为了让我妻子过马路，一场街头斗殴甚至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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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印度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文化杂志《现代》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印度最受尊敬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国大党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文章以《没有恺撒》为标题，痛斥他傲慢自大的态度以及将自己标榜为“神一般人物”的做法。
他的面具下隐藏着什么？是个人欲望还是对权力的追求？像贾瓦哈拉尔这样的人，尽管拥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能力，但却是民主社会的威胁。他自诩为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我们姑且不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所有心理学家都明白，行为最终都要服从内心，他总能找到一种逻辑为自己的欲望进行辩护。所以，只要贾瓦哈拉尔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他就可能慢慢地抛弃民主制度，最终成为一个独裁者。他的自负是可怕的，因此必须反对这样的人。我们不需要一个印度的恺撒。
这篇署名为“古印度政治哲学家考底利耶”的文章引发了尼赫鲁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但后来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考底利耶”居然是尼赫鲁本人，这份杂志的出版者就是他的好朋友“比比”南都。由此可见，尼赫鲁是一个喜欢搞恶作剧、追求刺激并拥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人。然而玩笑归玩笑，这篇文章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谈性格上的缺点，尼赫鲁绝对是国大党的务实派领袖。当时他已经56岁，但外表仍然很英俊—一些化妆品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尼赫鲁牌润肤油”和“尼赫鲁牌护发素”，其他政客鲜少受到这样的追捧。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被他的笑容和幽默感所吸引，相比之下他偶尔表现出来的让人恼火的贵族做派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作为克什米尔地区最高种姓的后裔，他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教育，这些经历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人们还能偶尔听到他唱起在哈罗读书时学会的俚曲—“杰瑞，你这个笨蛋小傻瓜”。
他原本对印度平民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直到1912年获得律师资格，并从伦敦返回印度后，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了印度的贫穷和肮脏。他指责英国是导致同胞“落后”的罪魁祸首。那时候，他被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和圣雄甘地的品格所打动。甘地也非常认可他的才华，并亲自任命他为国大党的领导。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尼赫鲁称甘地为 “养父”。他还具有非凡的勇气。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印度独立运动中，他曾多次遭到英国人的迫害，甚至亲眼看到母亲被警察用棍子打得鲜血直流。他一生中总共被监禁了近10年，其中有近两年是在“二战”期间。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很尊重他。家尼亚塔拉·萨加尔说：“值得庆幸的是，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的做派宛如一位英国绅士。”
尼赫鲁在政治上精明干练，拥有战略家思维，但他在生活中往往表现得很任性，甚至可以说是容易被情绪冲昏头脑。对女人们来说，他极具吸引力。26岁时，他与世交之女、年仅十几岁的卡玛拉结婚。婚后两人长期分居。1936年，卡玛拉在瑞士死于肺结核。“我对她关心不够。”他事后承认。他有很多情人，其中最有名的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埃德温娜·蒙巴顿夫人。此外，他的绯闻对象还有社会活动家摩黎陀罗·萨拉巴伊和著名女演员德维卡·拉尼。他还跟国大党的主要支持者萨罗吉尼·奈都的女儿帕德玛雅·奈都交往过一段时间。蒙巴顿夫人的女儿帕梅拉·希克斯后来谈到尼赫鲁时说：“女人很难不被他吸引。”
公众也被尼赫鲁征服了。他是一位高明的演说家，随着独立日的临近，他的声望也在不断提高。几乎没有人质疑或挑战这位自由印度的领导人。然而人们眼中有魅力又幽默的领袖也有冷漠的一面。熟识尼赫鲁的作家尼拉德·乔杜里曾说：“他不喜欢溜须拍马的人，也不喜欢印度人虔诚恭敬的样子……他只有面对英语口音与自己相似的人时，才会展现自己的绅士做派。而面对说印地语或孟加拉语的人，他的行为举止就像英国人对待‘本地人’一样……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忍受普通国大党成员的蹩脚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