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日落印度（2 / 2）

到1946年，尼赫鲁对现实有些失望，因为甘地渐渐把神秘主义、素食主义和禁欲的重要性作为言论的重点—尼赫鲁觉得这些对自己未来将要领导的印度来说无关紧要。他没有像某些国大党成员那样公开表示甘地已经老了，但他写道：“养父这样做只是治标不治本。”当然，甘地的言论并不是困扰尼赫鲁的最大问题—那时候甘地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削弱了，他要面对的是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他代表的穆斯林民族主义之间最关键的一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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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纳缺乏尼赫鲁那样的人格魅力和绅士举止。他很容易因为别人的轻慢态度而生气动怒。但他也是聪明、精干、老练的—甚至很懂得见机行事。1946年时真纳已经69岁了，他个头很高，但身材消瘦且佝偻。彼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肺癌，余生已不足3年。很少有人能说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巴基斯坦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排名第六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真纳出生在卡拉奇的一个富贵人家—如果要说与贵族尼赫鲁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被家人送到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回到印度后，他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解决商业纠纷方面非常知名。每年他都能拿到2.5万英镑的报酬，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律师事务所的同事非常钦佩他的业务能力：“真纳是非常出色的辩护律师。他做事很有自己的一套，他对待案件就像对待艺术品一样。”

人们口中“冷酷无情”、只对法律和政治感兴趣的真纳，在30出头的时候爱上了孟买最美丽的姑娘鲁蒂，她是帕西富商丁肖·马诺克吉·珀蒂爵士的女儿。鲁蒂遇到真纳时才16岁，爵士禁止两人见面。虽然女方父亲一直不看好这段姻缘，但两个人还是在女孩成年后结婚了。

这桩婚姻震惊了帕西人和穆斯林。那时候的真纳只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国大党成员和年轻的穆斯林政治家。他坚持认为，只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团结在一起才能赶走英国人。但在世人眼中，他不是虔诚的穆斯林，没有好好遵守伊斯兰教的戒律。他爱穿西服和高筒靴，据说他足有200多套西服，一条丝绸领带从来不会系第二次。他偶尔还会喝啤酒和威士忌。妻子鲁蒂则穿着巴黎或伦敦最时髦的服装，魅力十足。她对妇女权利有“进步”的看法，并在真纳位于马拉巴尔的别墅里开了一家时尚沙龙。她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纯粹是做做样子。有一次，真纳外出参加竞选活动，鲁蒂乘着一辆劳斯莱斯来到现场。走下汽车时，衣着华丽的她提着一个午餐盒，然后特别大声地说：“看，真纳，我带了美味的午餐！是火腿三明治。”

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对夫妇之间有了隔阂。鲁蒂搬到了孟买泰姬酒店的一间套房，后来又去了巴黎。20多岁时，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最终于1929年去世。真纳是个很克制的人，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他在鲁蒂的葬礼上失声痛哭。从那时起，他对生活、印度以及印度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他开始反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印度教的唯心主义，他认为这在很多方面都与穆斯林的理念背道而驰。

真纳搬到了伦敦，又在法律界发了财。他还玩票似的以工党成员的身份参加过议会选举，但没能成功。一位资深的工党议员对真纳的落选并不感到意外。他说：“在英国，很少有人愿意让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来代表自己。”

20世纪30年代末，真纳返回印度，与妹妹法蒂玛以及十多岁的女儿迪娜一起住在孟买的别墅里。从那时起，他开始为穆斯林的利益四处奔走。这期间，女儿走上了母亲的老路—爱上了比自己大20岁的帕西人内维尔·瓦迪亚。真纳非常愤怒，他试图干涉这段恋情。但迪娜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嫁给了瓦迪亚。从此父女俩几乎没再见过面。

1933年，巴哈瓦尔布尔行政长官的前家庭教师，后来成为剑桥大学学者的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在一本小众的册子里首次提出了“巴基斯坦”的概念。（巴基斯坦Pakistan这个词来源于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istan、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和俾路支Baluchistan这几个地名的组合。）有议会成员觉得这是个幼稚的方案，不切合实际，行不通。真纳起初也反对这种想法，但后来他不仅改变了主意，还把余生都奉献给了巴基斯坦建国事业。从1940年穆斯林联盟通过《拉合尔宣言》，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开始，真纳就从未在这一目标上退缩过。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巴基斯坦应该在哪里，其边界又该如何划定。

反对者常常指责真纳的坏脾气，认为这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无法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他们还认为要是换一个人取代真纳，结果就会大不一样。真纳已故妻子的老朋友沃卡达斯则认为他受到了国大党领导层的欺压：“他的自尊、骄傲和个人感情都受到了伤害，这让他感到痛苦，以至于对周围很多事物都产生了怀疑。在坚定不移地追求建立巴基斯坦的过程中，真纳就像当辩护律师时那样勤勤恳恳。”直到1946年，他还准备为统一印度而努力。他将划定巴基斯坦范围当作为穆斯林争取权益的筹码。但后来，他发现国大党领导人根本不想跟他达成一致，因此接受了巴基斯坦应该拥有国家地位、与印度分而治之的现实。

也是在这个时候，对于那些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真纳给出了犀利的评价。这恰恰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你的种姓或信仰与国家事务毫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谁是多数谁是少数的争论都会消失。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正是这种无谓的争论阻碍了印度走向自由和独立的进程。否则，我们早就是自由的人民了。”

几周以来，佩西克·劳伦斯努力使双方达成协议，但印度总督韦弗尔在日记中写道：“他与强硬的印度政客谈不拢……他不适合搞这个。”真纳对他的态度更糟糕。这位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毫无兴趣，而佩西克·劳伦斯又不太善于用换位思考去解决问题。“真纳耐着性子听他讲了10分钟，但关于世界福利的陈词滥调压根不能引起真纳的共鸣……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会议室外，真纳和尼赫鲁即使面对面，也一句话都没说。6月29日，英国内阁使团返回伦敦，寸功未建。他们离开后，韦弗尔写信给内阁称：“这个国家的大麻烦已经来了。”

韦弗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其人非常具有反省精神。由他编撰的《别人的鲜花》这本书是最有趣的英语诗歌选集之一。他表示：“25年前英国对印度做了错误的决定。如果‘一战’时英国能给予印度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的领地’那样的自治权利，那么维持印度统一就是有希望的。”20世纪30年代初，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前往伦敦磋商，英国方面向他们保证，印度很快将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但却迟迟没有落实。1939年，韦弗尔的前任林利思戈勋爵在没有征得印度人同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代表”印度向德国宣战，这使得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他的信任彻底消失。而同样的问题落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头上时，英国政府则事先征求了这两个国家的意见。就在这种不平等待遇之下，英国人竟然希望能有100万印度人去和德国人打仗。

尼赫鲁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厌恶并不亚于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他说：“作为被殖民的国家，印度很难为波兰的自由而战。如果英国真的为了民主而斗争，就应该结束对印度的殖民，让我们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自由独立的印度人将会非常乐意与他国合作，共同抵御侵略者。”

英国的掌权者们更认同寇松侯爵的话。这位在世纪之交担任印度总督的贵族曾宣称：“其他的都不重要，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我们则会沦为一个三流国家。”温斯顿·丘吉尔对此深信不疑，且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为维持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而斗争。然而，丘吉尔可能也和其他人一样，反而推动了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终结。

从丘吉尔担任首相开始，他从未打算放弃印度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他对战时内阁说，即使自己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逼迫下做出了一些让步，也无须切实履行在无奈之下做出的承诺。

丘吉尔认为，不论是英国离开印度还是让印度拥有自治权都是“极大的错误”。这种想法早在19世纪90年代，他还是一名初级骑兵军官时就已经根植于内心深处了。战争期间负责印度事务的大臣里奥·艾默里曾说：“温斯顿对印度的态度就像乔治三世对美国殖民地的态度……除了40年前他就已经认定了的英国政府，他本能地、强烈地反对任何其他政府对印度进行统治。”

1942年，国大党发起针对英国政府的“退出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丘吉尔把印度领导人看作战争时期的“叛徒”，下令镇压该运动。这是自1857年印度兵变以来英国采取的最严厉的报复行为。当时超过6万人被捕（包括甘地和尼赫鲁），350人被杀。真纳不支持罢工，也没有参加“退出印度”运动。在这方面，也许他看得更加透彻。真纳觉得：“就算英国赢得了战争，各方面也都必将遭受重创，他们离开印度是必然的结局。”

众所周知，丘吉尔讨厌甘地，称他非常擅长“冒充苦行僧来煽动群众”，对他毫不留情。甘地被囚禁在阿迦汗一处富丽堂皇的宫殿，但那里本质上就是一所监狱。甘地绝食抗议，健康状况因此恶化。丘吉尔便要求在甘地的饮用水中添加葡萄糖。后来下属通知他圣雄甘地“生命垂危” （陷入了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这位首相并不为所动，说甘地是“一个老骗子”和“流氓”，坚决拒绝释放他。他在给老朋友南非总理史末资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甘地真的想死。他上周肯定比我吃得还好。如果我们被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给唬住了，那就太愚蠢了。”想想丘吉尔与圣雄甘地的腰围差距，这话也是够可笑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丘吉尔居然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夯实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基础。

在内阁会议上，每每提到印度问题，丘吉尔就勃然大怒。有一次，他甚至大吼道：“我讨厌印度人。他们就是信奉野蛮宗教的野蛮人。”艾默里曾经与首相关系很好，可由于丘吉尔对印度的极端态度，导致二人分道扬镳。“丘吉尔对待印度问题的态度很反常……甚至连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一提到印度，他就会岔开话题，然后漫无边际地讲下去……如果是一个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是个糊涂又有趣、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的老头子……人们怀疑他在印度问题上是否保持了清醒—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与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沉稳理智完全不同。”

并不是只有艾默里一个人这样想。英国外交部常任秘书卡多根爵士形容丘吉尔在处理印度问题时是在“胡言乱语”。1943年和1944年是孟加拉的饥荒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当时有150万 ~ 20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丘吉尔最欣赏的将军阿兰·布鲁克震惊地发现，“首相一边想把印度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一边又对印度人毫无怜悯之情，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

战争结束后，英国维持在印度统治的唯一方法就是搞大规模镇压。然而英国那时在印度只有区区6万驻军，显然这条路行不通。新工党政府承诺英国将离开印度—他们是认真的。但如何快速而体面地离开则让人们犯了难。那时候的英国人已经厌烦了对殖民统治的美化和日不落帝国的豪言壮语，身心俱疲，听不见任何前进的号角。正如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在1946年底所说的那样：“我坚信，关心印度问题的英国人连全国人数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人们唯一盼望的就是不要被印度连累。大家只关注食品价格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