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铁幕（2 / 2）

很显然，你们不愿意让我们在波兰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也不让我们拒绝那个充满敌意的政府。但是不要忘记，波兰的解放，是苏联人在那片土地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不知道希腊和比利时是否已经建起合法的政府，因为在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苏联没有参与，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因为我知道希腊和比利时对英国的安全来说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讨论波兰问题时，你们就不能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苏联的利益。不得不说这是很不合理的，明明是苏联率先对波兰采取行动，明明它对苏联最为重要，但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偏偏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我们。16

英国和美国知道苏联在这件事上是不会让步的，于是不再干涉波兰问题。“我们已经尽力了。”丘吉尔承认。从现实角度出发，他们不愿意破坏与苏联的联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和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都需要让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那时候，柏林还没有沦陷，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得到苏联的承诺—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后苏联会加入对日作战。毕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人们对原子弹的破坏性以及是否会起作用还没有把握。而且，在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也没有进行过核试验。那时候的美国人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唯有寄希望于饱经战火洗礼的苏联—他们必须结盟。

最希望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的是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他们太期待苏联人能够加入对日作战。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不久，罗斯福收到了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请示：“苏联作为对日作战的盟友，可以让这场战争更快结束，同时大大降低我们的伤亡和物资损失……但是，如果苏联的态度消极，那么打赢太平洋战争的困难将会无法估量。”美国和英国的想法很简单—苏联人战死多少就意味着美国人和英国人能活下来多少。这与他们推迟诺曼底登陆日期的想法如出一辙。最终，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3个月内对日本宣战。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承诺，这意味着大批苏联雄师将从欧洲转移到东亚。17

波兰人感到被出卖了。米科拉伊奇克分别向丘吉尔、罗斯福和杜鲁门提出抗议。波兰本土军队领袖瓦迪斯劳·安德斯也指责丘吉尔：“你的做法相当于签署了对我们执行死刑的命令。”意指西方盟国把波兰卖给了苏联。随着冷战的发展，“打败了德国的盟军领导人出卖了东欧”这一观点在历史学家和许多西方政客中得到了认同，并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苏联解体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雅尔塔”这个词也成了“背叛”和“绥靖共产主义”的同义词。然而如今看来，当时的参与者们很难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要知道，那些人在政治上的决策大多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也不是什么无能之辈。形势如此，他们也是别无选择。何况，波兰和其他国家也都没能提出其他合理或有效的方案。18

罗斯福去世前几天，美国战后首位驻波兰大使亚瑟·布利斯·莱恩向他进言，指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背叛”波兰的表现。罗斯福不耐烦地回答：“你想要什么？难道你想为了波兰与苏联开战吗？”1946年夏天，有人指责杜鲁门罔顾波兰人的死活，这位总统则觉得波兰人的要求有些过分：“我估计……他们是想让我们发动一场战争，以此保住波兰的自由。把波兰置于这种境地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同盟国。”艾奇逊在许多场合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19

从西方盟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最好的选择。出席雅尔塔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成员、冷战时期驻苏联大使弗兰克·罗伯茨爵士始终坚信，雅尔塔协议是西方最好的选择：

我们的确可以说：“不，坚决不同意。”但是这并不能妨碍苏联人继续走下去……也许有人会说，至少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没错，我们的确可以让一些波兰人回去参加竞选，也可以只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然后说苏联所做的都是错的。但这么做除了让我们觉得自己没向斯大林屈服外，根本没有任何好处。20

斯大林和沙皇对波兰人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波兰人一直在密谋对付正直善良的俄国人。这一点从、诗歌、戏剧、音乐等文艺作品中就能看得出来，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典型的代表。剧中的波兰国王身边围绕的要么是与东正教对立的阴险腐败又诡计多端的天主教牧师，要么就是一心想要扩大自己土地和势力的波兰贵族。

一直以来，俄国人都把波兰人看作麻烦的根源。莫洛托夫曾说：“波兰人一刻都不消停。他们简直不可理喻，非常讨厌。” 21

葛令卡创作的《伊万·苏珊宁》（又名《沙皇的一生》）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歌剧之一。故事发生在1613年波兰入侵俄国期间。俄国贵族苏珊宁主动提出带领外国军队由一条隐秘路线进入俄国。当他把侵略者带至一处森林后，凭借一人之力几乎杀死了所有的敌人。虽然意识到被蒙骗了的波兰军人最后杀死了这位俄国的“英雄”，但他们的侵略行为终究还是被阻止了。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包厢里多次看过这部歌剧，而且似乎特别喜欢波兰人在森林里被杀的桥段。22

一些对抗苏联的波兰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尚在进行的时候，苏联已经向世界证明控制这个国家的权力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16名波兰家乡军的军官在华沙被苏联军队抓获，并被带到莫斯科受审。主犯利奥波德·奥库里斯基是安德斯将军的副官，也是1944年华沙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这些人被指控组织武装抵抗苏联军队—事实上他们只是计划这么做，但还没有付诸行动。奥库里斯基被判入狱10年，其他12人被判入狱5年至8年不等，另有3人被无罪释放—按照苏联的标准，这绝对是从轻发落。

战争一结束，波兰家乡军就被解散了。多数波兰人都觉得继续与苏联作战是愚蠢的。不过游击队小范围的武装抵抗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联方面没有掉以轻心，他们在对待反对势力方面一直都很谨慎。而“自由和独立”组织（WiN）则是最让他们紧张的一个。其领导者是波兰家乡军的前军官扬·泽佩基。尽管局势动荡，但WiN却主张和平，号召民众以非暴力抗议的方式来获得民主权利。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出版了一份名为《波兰独立报》的报纸，直到1946年秋天泽佩基被捕，这份报纸才停刊。因为经受不住严刑拷打，泽佩基泄露了支持者和成员的名单，导致WiN只能转为地下活动。23

波兰人被苏联警告该如何行事。战后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因缘巧合之下与反对派分子见了面，结果就接到了斯大林的提醒：“你应该注意影响，否则会伤害波兰人民的感情。我们的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只要掌握了权利，就绝对不要放手。”24

* * *

富尔顿演说所产生的热烈反响，让丘吉尔备受鼓舞。如他所愿，他再次成为政坛焦点。要知道，在刚输掉1945年选举的那段日子里，他一直很沮丧，71岁的他担心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不过他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落寞—是他告诉朋友亚历山大勋爵（他是驻意大利的英国军队指挥官），余生将与绘画为伴：“真是太好了，我终于能摆脱政治了……我都懒得看报纸，基本上就是扫一眼而已。”尽管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事件，但保守党内部已经有人希望把丘吉尔从党魁的位置赶下去了。1945年圣诞节前，丘吉尔也认真考虑了辞职的事情。他写信给温莎公爵爱德华八世（后者从国王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仍然与丘吉尔保持良好的互动）：“领导反对派是很艰难的，我越来越怀疑这游戏是否值得。”与此同时，私人医生莫兰勋爵也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建议他最好离开英国去休养。25

1946年的前3个月，丘吉尔是在美国度过的。其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别墅里一边享受阳光，一边作画。那幢房子正是他的崇拜者之一加拿大富翁弗兰克·克拉克的产业。动身去美国之前，丘吉尔收到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院长弗兰克·麦克艾弗博士的邀请函，希望他能做一个关于“世界形势”的演说。通常这样的邀请，尤其是来自偏远地区的一个不知名的学术机构的邀请，都会被他婉言谢绝。但是这封邀请函的底部却有一段有趣的附言：“这是我老家一所很棒的学校，希望您能莅临。我将向他们隆重介绍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哈里·杜鲁门。”26

丘吉尔意识到这是自己重返世界舞台的机会，他要借此机会告诫人们要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苏联，就像20世纪30年代他对待纳粹德国那样。他告诉杜鲁门，自己原计划冬天去佛罗里达州疗养，原本不打算做任何公共演说。“不过如今你建议我访问你的家乡，并要将我介绍给家乡的人们，这使我有了一种责任感。如果能够在你的支持下进行演讲，我将感到很荣幸。”就这样，丘吉尔接受了演说的邀请，而他给出的理由则是出于对杜鲁门的尊重。27

事后，杜鲁门对外表示自己并没有提前知道演说的内容，但这绝对不是事实。1946年2月11日，在华盛顿的一次晚宴上，两人详细讨论了这次演说的内容。他们还一起乘火车从华盛顿到富尔顿，在一整夜的旅程中，杜鲁门总统仔细了演说的草稿。据丘吉尔说，杜鲁门对演说稿十分满意，认为其内容令人钦佩，而且一定会引起轰动。在火车上，他俩还和总统的那些来自密苏里州的密友一起打扑克。虽然前首相丘吉尔并不喜欢这种娱乐，甚至还输了75美元，但是后来，他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是非常值得的。”28

丘吉尔去富尔顿是为了登上头条，他成功了。听众原本只是现场的350名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学生，结果却吸引了美国知名的媒体纷纷前来小镇报道此事，这让丘吉尔的演说最终传遍了美国。结束演说时，他告诉麦克艾弗，他希望自己“开启了一些足以创造历史的思考”。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他对助手们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说”。这话在当时听上去可能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对接下来的40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这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但丘吉尔却把它定义为“和平的力量”。他当然知道尽管篇幅不长，但关于苏联和东欧的那段讲话势必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演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那些说英语的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系”。他多次提到“特殊关系”，号召“大英帝国”和美国要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创造持久的和平。他没有特别提及当时美国国会正在商讨关于向英国提供贷款的事，但想要表达的态度已经蕴藏在演说之中了。他还谈到了共享军事基地、制造可互换的武器，并且还可以共同建立一些机构—最终实现公民身份互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对战时“三巨头”同盟破裂发表强硬言论且地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的言论迅速登上了报纸的头版。

苏联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真理报》在头版用三个专栏的位置刊登了一篇社论，抨击丘吉尔是“战争贩子”。几天后，斯大林又罕见地接受了“采访”，通过报纸指责铁幕演说是“吹响了向苏联宣战的号角”。他说，丘吉尔显然认为只有讲英语的国家才是重要的，应该统治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是一种语言上的种族主义……简直如同希特勒之流。”29

演说刚结束的那几个星期，杜鲁门在公开场合对丘吉尔的言论不置可否。因为他想先看国内的反应，然后再表态。此外，他还命令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不要参加富尔顿当地为丘吉尔举行的招待会，以免让人们觉得政府认可了这位前首相的观点。私下里，他亲自写信给斯大林，建议他也到美国做一个类似的演说，他将亲自为斯大林进行宣传，就像他之前为丘吉尔宣传的那样。谁都知道斯大林根本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总的来说，铁幕演说受到了美国左翼和右翼的广泛认可，美国对苏联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战时，美国媒体常常把斯大林称为“仁慈的乔叔叔”，彼时这类言论已经消失不见。到了4月，大多数美国报纸都发表了支持丘吉尔的文章，杜鲁门总统这才公开谈及丘吉尔的那次演说。

反对的声音也是有的。前副总统、时任商务部长的亨利·华莱士表示，这是一个帝国死忠分子对前盟友的攻击。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在演讲后的那个晚上说：“这是一场灾难，将我们的命运引向危险的方向……我们今晚比昨晚更接近战争了。”前总统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说，这是对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组织以及已故丈夫对战后世界愿景的直接攻击。30

演说在英国国内也反响热烈，丘吉尔因此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事先就得知了演说要点，他私下对丘吉尔说：“我相信这会带来诸多好处。”不过在公开场合，艾德礼则拒绝发表评论，只是说丘吉尔“以个人身份在外国发表了讲话”。但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私下告诉记者，他认为这场演说“精彩极了”。

对丘吉尔最强烈的批评几乎都来自他所在的政党。影子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警告丘吉尔不要企图“进行一场脱离美国的反俄运动”。保守党成员索尔兹伯里勋爵则表示，丘吉尔有可能因为疏远左派而破坏两党共同反对苏联的政策。他说：“这次演说更证明了丘吉尔应该从领导位置上退下来。没有了党派做后盾，他既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个人看法，又不会牵连到英国。”不过保守党内部没有进行任何罢免丘吉尔的行动。相反，他的人气还上涨了。31

铁幕演说后来被视为冷战的“第一枪”。丘吉尔越发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有远见的人，他认为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一直都是正确的，就像他在30年代对希特勒的看法一样。然而，丘吉尔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贯正确。自相矛盾、言行不一在他身上也多有体现。说起来，任何从政超过50年的政治家都不可避免地要为命运所困。对待同一件事，他会说出两种不同的见解，因为前后矛盾，人们完全可以用他以前说过的话来反驳他现在的观点和想法。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丘吉尔曾告诉艾登，战后不能让苏联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东部。“苏联人跟希特勒一样，都在搞侵略。如果我们违背波罗的海各国人民的意愿，把他们移交给苏联，这不仅破坏了我们进行这场战争所依据的一切原则，也将使我们的事业蒙受耻辱。”1944年5月，他又告诉外交大臣：“我担心巨大的不幸会降临世界……苏联人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什么都做得出。”32

然而仅仅5个月后，在所谓的“比例协议”中，丘吉尔却同意了战后对欧洲进行分割，悄无声息地决定了6个国家的命运。他戏剧性地描述了那一幕。1944年10月9日晚，两位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进行会晤：

商议大事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便说：“来解决一下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问题吧。你的军队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优势。所以我们不要在小事上伤了感情。从英国和苏联的利益出发，罗马尼亚90%的地盘归你，我们在希腊拥有90%的话语权，然后我们平分南斯拉夫。你意下如何？”丘吉尔拿起一张纸，写下了他的建议。接着匈牙利又被平分了。斯大林把目光投向这张纸，拿起他的蓝铅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钩，然后把它递了回来……短短的时间里，一切就都敲定了。这之后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写了铅笔字的纸被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这样漫不经心地处理了涉及千百万人的大事，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不如我们把纸烧掉吧。”“不，你留着吧！”斯大林说。

丘吉尔称这是一个“任性的协议”。他把这件事告诉罗斯福时，总统也只能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丘吉尔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因为希腊将继续留在西方的“势力范围”。33

那次会晤之后，丘吉尔在给妻子克莱米的信中写道：“我和斯大林谈得很愉快……我越看越喜欢他。如今，他们尊重我们，我相信他们真诚地希望与我们合作。我们相处得很好，哪怕每周与斯大林共进晚餐一次，我都不会嫌烦。”雅尔塔协议签订后他对内阁说：“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误信了希特勒。但我对斯大林的看法绝对不会错。”他还曾热情地对一名助手说：“与斯大林的对话，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方式。”1945年11月7日，他对下议院说：“我们都很庆幸斯大林仍然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除了对这位伟人充满尊重之情，我再无其他的感觉。他是苏联的圣父，是国家命运的主宰。”34

比例协议就像4个月后的雅尔塔协议一样，直接揭示了战后的现实：欧洲的分裂无可避免，苏联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这件事情上，丘吉尔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可以说，制造从什切青到里雅斯特的铁幕，他“功不可没”。35

从富尔顿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又恢复了对政治的热情。他看起来青春焕发、活力无限。面对人们对他未来的猜测，他坚定地给出了答案：“我将会一直领导保守党，直到我满意地看到他们能够找准前进的道路，并做出更好的谋划。”丘吉尔一生的挚友布伦丹·布莱肯面对保守党议员们的打探，总会这样幽默地回答：“温斯顿决心继续领导党派，直到他成为地球首相或者天堂国防部长。”

丘吉尔恢复了状态。他告诉医生莫兰勋爵：“不久前我甚至开始为退休和优雅地死去而做准备。但是现在我要留下来把他们都揪出来。我要让他们付出痛苦的代价。”“他们”指的不是苏联政治局，而是他的议会同僚。36

[ 萨拉米香肠战术，也称切香肠式战术、渐进战术，主要方式是在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迅速达到一个中间目标。然后再采取下一个行动，直至达到最终目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