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铁幕（1 / 2）

“铁幕”是对冷战最形象、最贴切的比喻，它指用意识形态和军事威胁形成一幅无形的大幕将东西方分隔开来。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个词来源于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3月5日那天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重要演讲。但事实上，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提出得更早。在1945年2月25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之后，这个词出现在了《德意志帝国报》上。当然，丘吉尔不太可能读过德国报纸上登的那篇文章，但双方的观点却不谋而合。戈培尔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德国人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要求放下武器，那么苏联就会占领欧洲东部和东南部。这样一来，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巨大铁幕会立刻落下，在铁幕后面则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与后来的冷战狂热分子想象中不同，当时苏联并没有打算在东欧建立帝国。这不是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意图，只是机缘巧合之下的结果。德国投降那天，苏军到达的地方就成了苏联新的边境。在创造所谓的“苏联集团”方面，希特勒做的比任何人做的都多。如果没有1941年德国的入侵，那么苏联就不会染指欧洲。如果西方盟国提前进行诺曼底登陆，那么苏联征服的地方可能就会少一些。战后，贝利亚被儿子问及西方是否能够避免被苏联占领时，他给出了非常客观的解释：“有一种方法。他们应该更早登陆诺曼底，尽管那样会牺牲更多士兵的性命。如果西方军队提前几个月，当我们还远在东方的时候就到达波兰，那么他们就可以阻止我们。他们胆小怕死，也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那么现在他们就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1

战争期间，斯大林多次敦促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此牵制德国，减轻苏联的损失。但盟国之间在这方面却存在分歧。罗斯福被说动了，在1943年几乎就要同意进军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但丘吉尔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会给英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苏联继续在东部与德国作战，而西方盟国则继续为大举进军法国做准备，等待时机成熟再给德国致命一击。高级外交官、后来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的威廉·斯特朗爵士在给英国战时内阁的一份报告中明确阐述了这一战略：“对西方来说，苏联占领东欧总比德国控制欧洲要好。”如果盟友们在战争期间听了斯大林的建议，那么可能就没有“苏联帝国”了，或者苏联不会成为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讲时说的那样，将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覆盖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2

斯大林对如何管理新的领土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计划。毕竟它们不是来自一个整体，文化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在有些方面甚至还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共同点是在1944年到1945年被苏军占领。苏联将占领区视为一个巨大的整体，计划推行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每个国家花费的时间也不相同。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苏联的安全。他并不认为这些国家都适合苏联式的一党制，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可以与左翼政党在“人民阵线”中共存数年甚至数十年，为日后的共产主义政权奠定基础。他在1945年中期对铁托说：“今天，即使在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下，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再搞革命了。”3

新领土上的居民往往对苏联充满仇恨，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独立自主。其中大多数（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都曾被右翼的专制政权统治。对斯大林来说，胜利的好处就是能在这些地方建立起绝对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政权。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必须被“苏联化”—正如当时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以某种方式阉割就可以了”。苏联希望在东欧建立一个“友好国家”缓冲区，以此取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了孤立苏联而建起的“封锁线”。不久之后，随着与美英两国的关系恶化，冷战开始了。斯大林认为，要让共产主义政权完全依赖苏联并服从克里姆林宫—实质就是要在西部边境经营一条“殖民”地带。

一些中欧国家在战争期间成为苏联的敌人，例如匈牙利就曾加入了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队伍，罗马尼亚也是如此。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则成了名义上的盟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在纳粹侵略期间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的国家，即使被苏联“解放了”，恐怕还要受到老对手的欺负。与德国一样，匈牙利也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战后的头几年里，该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和部分黄金储备都交给了苏联，一些工厂干脆被整个搬走。这导致匈牙利经历了战后异常艰难的18个月，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14 000 000 000 000 %。有鉴于此，1944年底，苏联在“解放”保加利亚时，所作所为就有所收敛。

罗马尼亚的迈克尔国王在武力威胁下退了位。保加利亚则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后者与苏联有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所以是最早欢迎苏联的国家。他们在舆论宣传中称，早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就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将保加利亚人解救了出来，现在他们又一次解放了保加利亚。许多保加利亚人都赞同这一观点。在其他国家，苏联更有耐心。就像在德国东部那样，他们在牢牢控制秘密警察队伍和国家安全部门等重要机构的同时，尽量让政府看起来民主。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还控制了所有联盟国家的内政部。那可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部门，可以管理警察部队、任命法官、提供身份证明、办理出入境证件以及颁发出版和新闻报道的许可证。

斯大林告诫那些新领土上的共产党官员，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他给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都下达了指示。在给波兰的哥穆尔卡的信中，他写道：“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沉得住气，不要投机取巧。”他向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告诫他要逐步推进政治工作：“作风不要太强硬，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不过事情一旦有了进展，就要继续前进。你要尽可能多地让人才为我们所用。” 拉科西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活学活用了“萨拉米香肠战术”。后来，在谈到共产党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夺取了政权时，拉科西直言不讳地说（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自吹自擂）：“一开始是怀柔政策，然后再一步步推进。例如，起先我们只要求对银行实行‘政府控制’，然后我们再循序渐进地把最大的三家银行彻底地国有化。这种精准有效的方法使我们打败了反动派。”4

事实上，是苏联的军队让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拉科西的左膀右臂、匈牙利未来的“文化沙皇”雷瓦伊·约瑟夫坦诚地说：“不论在议会上还是政府里，我们都是少数派。但我们也掌握着领导权。我们控制着警察队伍，军队也一直为我们提供帮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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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新的领地上，斯大林同意进行自由民主的选举，至少在共产党开始失去这些地方之前是如此。他希望能够以此避免与西方盟友发生冲突。“二战”刚结束时，他坚信共产党会得到那些摆脱了法西斯统治的人的支持，能在“资产阶级民主”方面有所成就。但他既低估了那些人对苏联的敌意，又高估了共产党的支持率。新领地上的本地官员了解实情，却无法告诉苏联领导人真相。根据拉科西的统计，1945年，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者不到4000人；安娜·波克尔则称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可靠的党员和同志还不到1000人。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允许选举的新领地上，共产党的成绩都不理想。1945年11月，匈牙利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前，拉科西告诉斯大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总共可以赢得60% ~ 70%的选票，这样就可以组建一个“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但结果他们各自只赢得了约17%的选票，而中右翼的小党派则赢得了多数选票。苏联不想冒着被再次羞辱的风险，所以他们采取了简单但是有效的办法—贿赂、恐吓、威胁，最后，还有暴力。

一些共产党人并没能获得斯大林的信任，比如那些在德国占领期间在各自国家进行地下活动的人。斯大林觉得他们可能是敌人的特务，也可能有想要独立的意图。他只重用所谓的“莫斯科人”，并把他们派去管理东欧各地的共产党，甚至控制政府。这些人大多在莫斯科流亡多年，苦等祖国胜利解放。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苏联公民。在斯大林的精心选拔下，这些对苏联和斯大林绝对忠诚的人被派到苏联的新领土上，成为实权派。从此，他们才算是真正“背叛了”故土。他们的孩子在苏联接受教育，苏联保护他们、信任他们，还委派给他们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些人多是布尔什维克坚定的拥护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因共产主义信仰入狱。战后，当他们回到祖国，已经算不得是回家了，他们已经成为“外国势力”的代表。不论身处莫斯科的领袖将他们派到哪里，他们都会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然而移民在苏联的生活却是危险的。如果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人与一些可疑的外国人经常接触，那么就很难得到苏联的信任。许多在莫斯科流亡的外国人都住在破旧的勒克斯酒店，他们时刻提防彼此—同时还要留意着背后。有数百人死于暗杀，其中包括被奉为布尔什维克英雄的人物，如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库恩·贝拉。身份和名气也无法让他免于被扣上“托洛茨基派”的大帽子。

那时候苏联人的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口号，每当口号的主题发生变化，有人就要为此遭殃。曾有人这样描述：

苏联人的生活很艰难，且充满恐惧……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尤其是在苏联。即便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并不会因此而幸免于难。人们知道，自己就算没有犯错也可能会被革职、逮捕或是审判。人们也知道，永恒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苏联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苏联人知道真理会有许多副面孔，大家唯一关心的是当时的真理应该是什么。他们知道真理只掌握在领袖手中。所以，哪怕昨天的真理到今天就变成了谎言，他也不会感到意外。6

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欧唯一普遍支持共产主义的国家。作为一个工业国，它的经济状况比邻国奥地利要好得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财富积累方面，比利时和荷兰也要屈居其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1946年5月，该国进行了战后首次选举，在这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将近40%的选票，作为第一大政党，它还与自由党和社会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该国的亲苏背景有关，同时也与反德浪潮有关。毕竟，是苏联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赶走了德国人。

爱德华·贝奈斯在流亡英国期间，与苏联签署了一项外交条约，使苏联人获得了主导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的权力。这对斯大林来说很重要。战争末期，贝奈斯写信给莫洛托夫，承诺“在重大问题方面，我们会尽量让苏联满意；在外交事务上，两国的政策从现在开始应该保持一致”。贝奈斯不是傻子，也不是一个懦夫，他的出发点非常实际—苏联实力雄厚，他希望与之保持密切联系。而且他也深知，苏联比西方更值得信任。因为早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就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方国家一边高喊着自由，一边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中欧的流亡政府里，贝奈斯是唯一战后重返故土并夺回政权的。在东西方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的时候，他反复提到双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没有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人，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甚至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好朋友和好邻居的榜样”。7

然而，另一个邻国却不愿意向苏联俯首称臣。波兰成为苏联在新领地上的巨大挑战。

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后，英国政府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询问，拿破仑战败后波兰的命运将会如何。沙皇告诉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全权代表惠灵顿公爵：“波兰的未来就是为我们所有。”这种想法延续到了130年后斯大林执政时期。不过那时候，许多波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寄希望于西方盟国，认为他们能让波兰人在经历了过去6年的恐怖统治之后，获得独立和自由。毕竟在战争期间，六分之一的波兰人（约为500万，其中300万是犹太人）惨遭屠杀。他们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

苏联要建立与西方国家的缓冲区，波兰就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它与苏联的共同边界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长，同时波兰人对苏联的仇恨又是最强烈的。波兰是历史上欧洲侵略者进军俄国的必经之路，所以斯大林决定一劳永逸地关闭这个潜在的敌人通道。在战争后期，苏联反复表明自己的立场：波兰应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波兰政府应该听命于苏联，其东部边界地区也应并入苏联。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私下签订的协议中就谈到了新边境问题。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都试图阻止斯大林，但他不为所动。

雅尔塔会议上当谈到波兰问题时，丘吉尔摆出一个乐于伸出援手的姿态：“英国参加战争是为了让波兰获得自由和主权，我们要为波兰拔出抵抗希特勒的利剑。”斯大林的话则要直白得多：“对我们来说，保卫波兰不仅是荣誉问题，还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安全问题。”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绕着会议室走了一圈，然后就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如何穿过波兰进军俄国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波兰一直是攻击俄国的走廊。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敌人两次从这里入侵。”莫洛托夫也曾多次强调，波兰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弱势所在。我们不能失去波兰，否则我们的弱点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8

像贝奈斯一样，战争时期，波兰政府的领导人也都流亡在外。然而，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同的是，战后波兰的官员都不是由波兰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因为波兰人完全不想跟苏联打交道。这种厌恶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让他们更有了怨恨的理由。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波兰被一分为二。数千名波兰人被投入苏联监狱或是被杀。4年后，当波兰流亡政府在华沙起义反抗德国统治时，驻扎在附近的苏联军队不仅没有施以援手，还禁止英国和美国的空军飞越他们的领空向波兰空投武器和弹药，以至于起义军遭到巨大打击。

苏联曾多次表示反对华沙起义。莫洛托夫警告波兰人，苏联“将与发生在华沙的纯粹冒险事件撇清关系”。斯大林则表示这场起义是由“一小撮追求权力的罪犯”领导的。那的确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毕竟波兰人不仅反对德国，也反对共产主义。一旦他们针对德国的起义成功了，那么最终他们也会努力摆脱苏联的控制。

流亡在国外的波兰人并不好对付。德国入侵苏联后，波兰流亡政府的领导人米科拉伊奇克对助手说：“唯一能解决波兰与苏联问题的，是苏联同美英之间开战，而且后者还要站在波兰这一边。”9

罗斯福支持波兰独立，但对波兰流亡政府的行事方式很不满意。在苏联提出的边界变更方案被拒绝后，他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

我不了解生活在本土的波兰人，但我却非常清楚身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的想法。这些人大多都是贵族出身，希望借助美国和英国的帮助，恢复他们在战争之前的地位、财产以及社会制度。他们不相信苏联，而且跟我一样不喜欢共产主义。他们把波兰的未来寄希望于英国和美国，并希望我们为了保护波兰而与苏联作战。但我们为什么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呢？

罗斯福认为波兰拒绝妥协是不明智的。1944年秋天，米科拉伊奇克到访华盛顿，罗斯福对他说：“苏联人是波兰人的5倍。英国和美国都无意与他们开战。”10

丘吉尔一直公开支持波兰流亡政府，但私下里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受够了血腥的波兰人。” 1944年10月13日，华沙起义失败后，他会见了米科拉伊奇克，告诉他应该接受苏联更改波兰东部边境的意见，同意划分“寇松线”。而且同盟国也劝说苏联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愿意把德国西边的土地补偿给波兰。11

丘吉尔觉得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在地理和军事现实面前，波兰应该理智地与苏联达成一些合理的协议。但波兰领导人拒绝了。原本心态平和的丘吉尔顿时火冒三丈。他说：“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不想破坏这种关系……除非你接受新边界，否则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苏联人会让你无家可归。你简直是在自掘坟墓。”12

苏联对待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就是置之不理。莫洛托夫直白地说：“我们没理由费尽力气解放波兰后，再把它交给一个对苏联有敌意的执政团体。”斯大林也没有处理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而是把已经解放的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的政府打造成能与流亡政府抗衡的对手。卢布林有很多苏联的“自己人”，比如那些曾经流亡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人和一些德国占领期幸存下来的地下党，所以卢布林委员会那时是公认的波兰合法政府。

不管在雅尔塔会议上，还是后来的一段时间里，盟国之间都围绕波兰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后来苏联向英国和美国做出了保证，即欧洲所有国家，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特别是波兰—都将举行自由独立的选举。斯大林在解放欧洲的宣言上签字，保证推行民主政策。莫洛托夫对此很惊讶，他问斯大林：“确定要这么做吗？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不良的影响。”斯大林则回答：“签吧，别担心。稍后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那些问题。当务之急是组成联合政府。”13随后，盟国之间针对如何解决波兰的实际问题展开了讨论。西方盟国同意建立一个由卢布林人和伦敦流亡者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随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又为哪些人应该出任部长这类细节问题进行磋商。在斯大林看来，美国之所以对波兰感兴趣，是因为美国选民中有不少是波兰裔。

1944年底，米科拉伊奇克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安抚盟友说：“不要担心。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不适合波兰人。因为他们过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以波兰未来的经济必须依靠私营企业。它也必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米科拉伊奇克完全不相信斯大林的话。在随后讨论波兰选举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战后我们不能让那些激进分子参与政治。”据这位波兰领导人后来所说，他当场指出在民主制度下，不能规定谁可以参与政治，谁又不可以参与政治。可在斯大林看来，他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14

斯大林很讨厌西方领导人的“伪善”，他们天花乱坠地对苏联进行说教，像是要保证弱小国家的独立和民主之类。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就签署了《大西洋宪章》，里面包括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希望的政府形式的条款，但丘吉尔却坚持称这些条款不适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其中就包括印度这个一直在争取自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他们阻止其他国家干涉美国事务，但又不允许其他人对日本未来的发展有任何发言权。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其他盟国也不能过多干涉波兰问题。

埃夫里尔·哈里曼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期间与斯大林见过多次。他告诉杜鲁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可改变，而且他们也无法理解别国的政策。“在对待解放波兰的问题上，斯大林永远都无法跟我们思想同步，因为彼此的原则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的信仰对他来说太抽象了。”在后来的一封电报中，他写道：“在一些词语的解释上，苏联和我们就很不一样。比如当我们谈到在邻国建立‘友好政府’时，他们所想的与我们所想的就完全不同。”15

克里姆林宫里的现实主义者写信给美国总统，同时也把同样内容的信送到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