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泥潭”（1 / 2）

1946年春天，美国驻华首席特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心情很愉快。他是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总策划，受到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尊敬，并被誉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人”。当时，他自认为取得了外交方面历史性的进展—在他的斡旋下达成了一项协议，有望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续多年的内战。

3月4日和5日，马歇尔在延安与毛泽东及其顾问进行了会谈。尽管他本人反对共产主义，但对毛主席及共产党领导下纪律严明的军队却十分欣赏。通过在中国待的这几个月，马歇尔以美国的视角审视时局，最后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在中国迟早会夺取全面胜利。

离开延安后，他立即向华盛顿方面报告，表示有望结束中国内战，或者起码能维持一个长久的停火状态。他对杜鲁门总统说：“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很有诚意。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表示会积极配合。”

对于毛泽东的对手—深谙政治之道、喜欢被人叫作委员长的蒋介石，马歇尔就没那么热情了。20世纪20年代，清政府倒台后，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蒋介石适时参与了一系列反对大军阀的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小贡献，并因此闻名。他在美国的帮助下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尽管有美方的军事和金钱支持，但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严重，根本无力解决中国糟糕的经济问题，国民党政府逐渐失去民心，也失去了美国的信任。不过，表里不一的蒋介石还是告诉马歇尔，原则上他也愿意停战。

“二战”中全世界的死亡人数为6000万，其中近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这个数字可怕到西方很少有人会提及。中国遭受了仅次于苏联的严重的战争伤亡。中国土地上战火持续的时间比欧洲长了将近3年，约有1500万人丧生，是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日本在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又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是野蛮和残忍的，但只有少数战犯得到了审判。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伤亡人数并没有停止增长。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就一直试图镇压共产党的队伍。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大肆“剿共”，但没有成功。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4.3亿人口、最肥沃的农田和多数大城市。共产党则占领了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那里约有1.5亿人口，是国民党无法撼动的根据地。清政府被推翻后，国民党政府内原本出现过一股温和的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力量，但自20世纪20年代初蒋介石上位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成为腐败、贪污和无能的代名词。

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在朝着更糟糕的境地滑落。它被通货膨胀伤害得体无完肤，1946年的政府财政赤字是前一年的4倍，到1947年初激增至6倍。上海的生活成本是战前的900倍。一位经济学家说：“1940年，100元可以买一头猪；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只能买一个鸡蛋；到了1947年，只能换到三分之一盒火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场的形势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当时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和伪满洲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并没有征服整个国家。对美国来说，只有中国继续坚持对日作战，才能牵制日本，使其将绝大部分兵力留在中国，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军队才有喘息之机。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联盟关系，尽管偶尔会爆发小规模冲突，但双方都认同要先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然后再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罗斯福并没有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但他给蒋介石送去了一批高级军事顾问、大量武器装备和大笔资金。

美国顾问团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他们的头儿是有“醋坛子”之称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他是一个强硬且粗暴的人。虽然他很擅长打仗，但外交能力却稍逊一筹。他比不过蒋介石的狡猾，两个人一见面就互相憎恨上了。史迪威对《时代》周刊的记者怀特说：“中国的问题很简单，但跟我们打交道的却是一个无知又迷信的混账农民。”在日记中，他甚至给蒋介石起了“花生”和“响尾蛇”的外号。

史迪威抵达中国后不久就向美国陆军军部汇报：“中国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固然是因为蒋介石的军队普遍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他们吃不饱、待遇差、训练不到位以及管理腐败，不过我们能把他们从这个泥坑里拉出来；但关键还在于蒋介石以为只要他坚持，我们就会让步。”后来，他对美国政府说：“国民党政府的基础结构不好，掌权者是一个无知、武断和固执的人。”但蒋介石绝对不是无知的，他向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如《时代》周刊的出版人亨利·卢斯和国会的几位资深共和党人说过史迪威的坏话。他还向其中一人抱怨：“史迪威缺乏大局观念和整体观念，执行能力也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