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斯科大剧院的演讲（1 / 2）

在皮尔森报道古琴科事件6天之后，斯大林罕见地公开露面了。更不同寻常的是，他还发表了演讲。战争结束后，除了苏联共产主义的重要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和11月7日的革命纪念日，这位领导人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也很少进行那些有固定套路的讲话，有时一年还不到一次。但1946年2月9日，不擅长演说的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一场时长为35分钟的演讲，以此为第二天苏联最高立法机构的“选举”做动员。

斯大林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但是他确定在现场的1000多名观众和数百万广播听众都能够理解他的用意。稿件都是他亲自撰写的—甚至还细心地在一些关键之处标注上了观众可能会有的反应，所以在定稿的某些段落的末尾，你可以看到“热烈的掌声”“笑声”“欢呼”和“叫好声”等字样，末尾则标注着“热烈的欢呼，人们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这次斯大林讲了很多马列主义的内容，同时弱化了三大联盟的作用。除了承认这场战争是“在与英美反法西斯联盟的合作下取得胜利”之外，对西方国家没有一句赞美的话。他表示，在未来10年里，苏联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成为一个与西方抗衡的超级大国—“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将超越国家的界限”。西方认为这是斯大林在暗示核军备竞赛即将到来。斯大林要求人们要创造新的成绩：“提高制造业的产能……达到战前的3倍。”他认为这是确保苏联能够“抵御任何不测”的唯一途径。等到斯大林演讲结束坐下来以后，苏联人意识到，领导人希望他们全力以赴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为此他们必须放弃个人利益，勇敢地承担起社会和民族的责任，就像领导人呼吁的那样—要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发扬布尔什维克的光荣传统。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管理在战争期间变得松懈，主要是为了与西方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现在一切都将改变。用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的话来说，将恢复战前“半监狱、半军营”的状态。

当苏联军队从前线返回时，军人们满心希望能够看到祖国和平、安宁和繁荣的景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后来成为苏联的“开放政策之父”，也是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改革派顾问之一。雅科夫列夫在战争中两次身受重伤，后半生都得跛着脚走路。然而当这个获得过苏联红军最高荣誉的军人回到家时，他却感受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喜悦氛围下掩藏着最残酷的现实—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孩子们营养不良，“小罪重刑”现象死灰复燃。他在谈到“党内理论家”时说：“很明显，那些人都在撒谎。”

斯大林感到威胁无处不在，在他眼中那些饥民也是不稳定的因素。战争过后，苏联遭受了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饥荒。1945年就收成不好，随后一年里乌克兰的恶劣天气、摩尔多瓦的旱情和西伯利亚反常的降雨等一连串的气象灾害又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导致第二年的收成创造了最差历史纪录。粮食产量只有1940年的三分之一，土豆减产一半以上，有150万 ~ 200万人死于饥荒。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使得灾情愈演愈烈—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苏联还向德国东部和其他占领区运送了大量食物，以此提高共产党在当地的声望。因为担心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会引发新一轮战争，他们还囤积了粮食做备战之用。

克里姆林宫使用了与20世纪30年代相同的方法—从集体农场和被指控私囤粮食的农民那里征粮。斯大林专门派亲信去各地征收指定数量的粮食。造成的结果就是饥荒状况恶化了。

斯大林很少会对弱者抱有同情之心，反而还会把错误归咎在他们头上。饥荒时期，赫鲁晓夫再次被派往乌克兰。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那里担任党组织负责人。他原本对苏联农村的苦难比较麻木，而且他本人也亲手制造出很多苦难—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劳改营。但是在报告里谈到饥荒的时候，他还是用了“可怕”这个词—毕竟乌克兰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了。但斯大林斥责他：“愚蠢！他们想欺骗你。他们故意这么说是想引起你的同情，这样才能得到粮食。”

国家提高了物价。农民还有面包配给，而工人的面包配给被取消了。这意味着加工粮食的人却没有面包可吃。就在同一时期，仅有的一点经济自由也被剥夺了。以前农民们还可以利用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自产自销，但是现在实行的集体所有制终结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