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英国财政紧缩（1 / 2）

1946年2月，要说谁是当时英国最不受欢迎的男人，那么非67岁的伦敦东区人史密斯莫属。他是工党政府的食品部长和道克兰选区的议员。他很聪明，曾是伦敦最早开出租车的人之一，更是一名立场坚定的工党党员。工党在上一年夏天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后，像他这样的人就占据了下议院的席位。在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史密斯都展示了直言不讳、平易近人、表里如一的形象，他忠于党派的表现也使他广受欢迎。但当他接受了管理战后食品供应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后—余生就被改变了。

当时英国的食品严重短缺，甚至比战争时期的情况还要糟糕。无奈之下，2月5日，食品部长史密斯宣布要进一步限制国内的粮食配给。第二天，示威者们来到白厅，举着写有“让史密斯也饿肚子”字样的标语牌进行抗议。不过这位史密斯体态臃肿，肚大如斗，根本不像饿过肚子的样子。

食品限量供应是战争时期很常见的事情。每个人每周只能拿到6~8盎司肉、4~8盎司培根、6~8盎司奶酪、4盎司茶、8盎司~1磅糖—这是公认合理的供应水平。战争结束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人们还以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人们急于摆脱物资匮乏的生活，这也促成工党成为执政党。”苏珊·库珀是一位整日为维持家人温饱而揪心的主妇，她说，“……不想再过那种食物短缺又单调、精神紧张压抑、时时刻刻都要精打细算的日子。”但很快，英国人就意识到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的确十分糟糕，想要迅速好转根本不可能。大部分为英国提供食品的外国供应商还要求以美元支付。事实就是，在胜利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就陷入了第一次国际收支危机，而且足足为此困扰了25年。

在那个阴沉的伦敦早晨，食品部长发出的公告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郁闷之中。从培根、禽肉到糖果、肥皂，几乎所有物品的供应量都减少了近一半。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周只有13盎司肉、1.5盎司奶酪、6盎司黄油和人造奶油、1盎司烹调用油、2品脱牛奶和1个鸡蛋。“这听起来令人沮丧……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库珀回忆道。公告中的其他细节更加令人受不了—大米，或者米制品，将从商店中完全消失。这让本就紧张的口粮来源又减少了一种。在战争期间，鸡蛋粉虽然算不上是什么美味，却是英国人的主食之一。但大部分鸡蛋粉都得从美国进口，英国每年为此要花费近1000万美元。现在，史密斯宣布停止进口鸡蛋粉。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才能弄到这笔钱。”

英国人向来顺从且有耐心—所以英文俗语中有大量关于应对苦难的“心灵鸡汤”。一位经历过那段苦日子的家庭主妇回忆道：“大家勒紧腰带，咬紧牙关，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乐观面对。”新的定量配给方案宣布两周后，英国又爆出了“缩水面包”的丑闻。这一次即便是承受力再强的人也要崩溃了—就算在战争时期，英国的面包都没有限制供应，只是品质不太好而已。“人们已经习惯了吃粗面包，大不了就把不能入口的部分扔掉。”苏珊·库珀回忆道，“可是现在，不光品质不过关，最可气的是居然还那么小。”

缩水面包就是政府部门想出的稳定民心的“馊主意”，企图暗中降低国内小麦的消费量。他们把每磅面包都减少2盎司（1磅是16盎司）—也就是标注1磅的面包实际只有14盎司，标注2磅的面包实际只有28盎司，再把每磅面包分切成几块售卖，但价格不变。他们以为民众不会发现其中的“奥妙”，并会继续购买跟以前同等数量的面包，这样英国每年就能节省出来30万吨小麦。但这种自欺欺人的尝试很快就引起了民愤，结果也可想而知—小麦的实际消费量几乎没有变化，只是结束了倒霉的史密斯的政治生涯，并加快了面包定量配给制的推行。通过这件事，公众明白了“紧缩”的含义，以及英国并不稳定的世界地位。

德国的食品供应也受到了面包丑闻影响，尤其是在英国占领区，那里的定量配给被严重削减到平均每人每天只有1100卡路里的食物。相比之下，史密斯部长公布的“低配版”食物已经算可以了—足足有2500卡路里呢！整个冬天，德国都在进行着一场旨在放宽进出口规定的运动，要求政府允许群众接收外国寄来的食品包裹。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维克多·格兰茨的出版商，他拥有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他的父母于19世纪晚期从德国移民到英国。在战后的那个秋天，他回访了德国，并发表了一些描述战后惨状的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格兰茨的叔叔是伦敦的一名犹太教教士，他和几个贵族朋友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开展了针对德国人民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格兰茨在《任其自生自灭：德国的饥饿伦理》一书中写道：

我是一个犹太人。时不时会有人问我，作为犹太人，为什么你要操心那些伤害过自己民族的德国人。其实那样的记忆……应该是永远都不会丢掉的。每当有人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只能遗憾地说，有些族人忘记了先知的教导。正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才要帮助德国人。原因跟别人想的可能也不一样。这是一件很纯粹的、不掺杂恩怨情仇的事情。在我看来，要这么做的理由有三：首先，拯救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犯错之人彻底悔悟，不再继续自以为是；其次，做人应该要以德报怨；最后一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只会让人类最终走向灭亡。

虽然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也没有达到汉弗莱·詹宁斯导演的纪录片《德国：战败的民族》的那种效果，该片在人们心中激起了滔天巨浪。这部纪录片不仅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在普通民众中也引发了广泛共鸣。影片中展示了精疲力竭的战俘，在瓦砾堆中艰难度日的平民，还有在泥土中玩耍的衣衫褴褛的孤儿。影片还传递出了一种虽然尖刻却又是经过深入思考的观点—德国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与此同时它又给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我们对德国的援助纯粹出于自私。我们不能和疾病缠身的邻居生活在一起。”

战争期间，流行着一首由诺埃尔·考沃德创作的讽刺歌曲，其中反复出现这样一句歌词：“别让我们像德国人一样野蛮。”战后，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

当我们最终取得胜利时，

别让我们像德国人一样野蛮。

他们只是听命于纳粹分子，

那些人善于说服，嘴巴比贝多芬和巴赫的乐曲还厉害。

让我们对他们温柔一点，

认真对待，

并试着让他们感受快乐的存在。

……

让我们对他们温柔一点，

日复一日，

不要试试就完。

让我们再次用同情之心，

帮他们重建家园。

别让我们像德国人一样野蛮。

尽管英国财政大臣休·道尔顿私下并不愿意在国内经济紧缩的时候还要每年额外给德国8000万英镑，但他还是在公开场合宣称：“我们所做的这些，只是相当于向德国支付了战争赔款。”然而英国媒体的反应却平静得出人意料。《每日镜报》的一篇社论认为，英国除了给予德国帮助之外别无选择。文章中提到：“我们并不是鼓励去同情德国人……促使我们如此处理这件事的主要因素也不是源于同情。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必须为之。欧洲陷进泥潭的时间越长，恢复要用的时间也就越长—那么我们国家的军队在德国停留的时间也越长。”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站在反德立场的《星期日画报》认为：“为了欧洲和我们自己，为了占领国的安全……必须阻止德国成为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威胁的瘟疫之源。”

* * *

1946年的时候，很多英国人都知道国家经济不景气，却不知道到底是有多不景气。从寻求生存到获得胜利，这期间英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可是到了1946年，它已经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从国家尊严方面看，英国没有被纳粹打败，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它是可以昂首挺胸的。但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几乎被摧毁，战争消耗了国家总财富的四分之一还要多。为了保证战时物资和食品供应，丘吉尔政府被迫借了大量外债，并依托租借法案廉价出售了不少海外资产。但就在欧洲炮火平息后没几天，美国突然停止了借贷。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曾被提醒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当这件事真正发生后，伦敦新上任的政府还是措手不及，一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就要发生。

战争结束时，英国约有35亿英镑 （在当时约合140亿美元） 的债务。1945年4月，当时全球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勋爵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文件，提醒英国可能难以撑过未来5年。他认为，英国工业的重心目前完全在军事上，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重组，方能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英国要摆脱对进口食品的依赖，也得花上几年时间；除此之外，英国当时完全没有外汇储备，这非常危险。他假设财政部可以推迟偿还外债的时间，那么在接下来的3年里，英国还将会有5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笔钱从哪儿来？”他问。如果没有援助，而且是很大额度的援助，“毫不夸张地说，那这就是金融界的‘敦刻尔克危机’，我们根本不可能躲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