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纺织盟主”（1 / 2）

成为“纺织盟主”

纺织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杜月笙涉足纺织业，始于抗日战争年代。当时，湖北沙市的“沙市纱厂”因为管理混乱，经营不善，陷入了严重亏损的局面。公司总经理李玉山投资黄金失败，私自挪用纱厂10万元的股本，更使得“沙市纱厂”处境雪上加霜。许多股东见此情况，相继退股，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濒临破产的边缘。杜月笙见纺织业有利可图，决定趁机踏足纺织业。他一面大量地收购股权，一面怂恿代表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结果，在杜月笙的积极活动之下，新一届的理事大会上，董事长杜少如引咎辞职，总经理李玉山被解职，而杜月笙则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董事长的位子。

杜月笙上任之后，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广邀银行、企业入股，又聘请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肖松立出任总经理，对“沙市纱厂”进行了全面的整顿。肖松立在经营纺织业上很有心得，他才一上任，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久，便使得公司扭亏为盈，业绩更是蒸蒸日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月笙组织“沙市纱厂”员工捐款捐物，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8年，武汉沦陷后，“沙市纱厂”迁往重庆，途中几经波折，先是遇到沉船危机，又遭日军连番轰炸，损失惨重，在重庆一度停工。后经肖松立多方筹募款项，杜月笙又通过私人关系向银行借贷80万法币，才使得“沙市纱厂”复工，并逐渐在上海打出名号，成为重庆四大著名的纱厂之一。当时国内一些名人如蒋介石、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等人都曾来参观过重庆“沙市纱厂”。

经营纱厂多年，获利丰厚，杜月笙自感这一行业前途无量，便多方提高在纺织行业中地位，企图以此达成操控全国纺织业的野心。抗日战火方熄，这样的机遇便不期而至。

杜月笙在寓居重庆其间，收了一名得意门生，这个人就是纺织业大亨袁国梁。袁国梁在抗战胜利之后经营面粉业和纺织业，干出了一番成绩。1946年，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于江阴县成立，袁国梁投下了很大的股本，希望能在董事会选举中当选为公司的董事长。然而，他面临着重重的阻力，首先是股东代表群起反对；其次，这一肥缺引起了“江阴三大亨”的觊觎。黄善青、祝林等人皆有争雄的决心，这让袁国梁不得不三思而行。平心而论，“江阴三大亨”的底子厚，人脉广，如果他们有意于董事长之位，袁国梁自忖没有胜算。无可奈何之下，袁国梁只得拉着公司另一位常务董事王先青拜访杜公馆，请求杜月笙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杜月笙如出来竞选董事长，那胜算绝对要比“江阴三大亨”大得多。杜月笙是他的“老头子”，和他有师门之谊，由杜月笙来做董事长总要比黄、祝等人做董事长好。

听了袁国梁的请求后，杜月笙一口答应。一来，这是爱徒之请，难以拒绝。二来，杜月笙也有意拓展自己在纺织行业中的势力。要顺利参加股东大会，就必须入股。袁国梁算了一笔账，杜月笙若要顺利当选董事长，就需要约5000万元的股本。袁国梁表示，愿意替杜月笙垫付这5000万元。杜月笙认为此事不必劳烦袁国梁，他让人请来了中汇银行总经理徐懋棠，让他开一张5000万的支票给袁国梁。徐懋棠父亲为汇丰银行买办，其父死后，徐懋棠继承了父亲的大量家财，后来为杜月笙收复，成了恒社的一分子，并出任中汇银行总经理之职。

杜月笙发话，一切好办，徐懋棠当场开出了一张5000万的支票交给了袁国梁，其他的事，就由袁国梁去张罗了。事情非常顺利，“江阴三大亨”听说杜月笙要出来竞选董事长，自知难以抗衡，就打消念头，偃旗息鼓了。杜月笙于是顺利地坐上了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董事长的位子。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杜月笙又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拥有工人几千人。此外，他还身兼恒大纱厂、利秦纺织厂董事长的职位，在纺织业界，真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令人瞩目。

杜月笙的好运显然不止于此。在1946年秋季成立的“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中，杜月笙更出乎意料地坐上了联合会理事长的位子，从而成了全国纺织业界的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