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纺织盟主”（2 / 2）

当时，国内大乱方定，百废待举，国民政府为了活络经济，大力鼓励民间办厂，发展工商业，民营企业获得了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这其中，又以纺织业表现抢眼。1946年以后，纺织业很快就恢复了元气，生产力空前提高，各大纱厂利润盈余越聚越多。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纺织界同仁齐聚上海，商讨成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一事，打算以此促进纺织行业的团结、稳定以及持续有力的发展。杜月笙身为纺织业的大亨，本来也应该出席，但由于喘疾发作，不得不卧床休养，闭门不出。他虽然没能出席，但参加会议的袁国梁、奚玉五、荣尔仁等7人却联袂而来，拜谒杜公馆。

杜月笙此时的住宅已经从华格臬路搬到了四姨太姚玉兰居住的十八层楼。之所以要搬家，是因为华格臬路的隔壁曾经是张啸林的居处。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派人亲手杀掉了把兄弟、大汉奸张啸林。自那以后，张啸林这个名字就成了杜月笙的一个心病。华格臬路杜公馆因为距离张宅太近，也被杜月笙视之为“凶宅”，于是，他就搬到了十八层楼杜公馆。

7名纺织界大亨联袂来访，杜月笙猜想当中定有隐情。果然，寒暄几句之后，几人就表明了来意。原来，在这一次纺织业联合会上，公营纱厂的代表占了多数，而且他们暗中串联，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职位抓在公营纱厂代表的手里。这对袁国梁等人的民营企业来说打击甚大，因为公营纱厂平素就有官方的支持，如果还能获得了这个职位，那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得更小了。所以，他们希望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理事长之位。

这本是一件美事，但杜月笙心里有颇多顾虑。他初回上海，便遭遇了门生吴绍澍的背叛，险些坍台，丢尽颜面。这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道阴影，对他的自信心打击甚大。纺织业界群英荟萃，杜月笙自忖并无胜算，因此任袁国梁等人好说歹说，杜月笙始终以重病在身为由，婉拒几人好意。7名代表见杜月笙态度如此坚决，也勉强不得，只得怏怏离去。

几人走后，杜月笙心里又算计了半天，终究觉得如此放弃，未免心有不甘，于是就打电话给袁国梁，要他立即来杜公馆议事。袁国梁匆匆赶来，喘息未定，杜月笙劈面就问：“刚才你们说的那事，是不是出自诚心的啊？”听到杜月笙如此问，袁国梁已知事情有回旋余地了，忙不迭地表示众人的诚意。另外，他还告诉杜月笙，这件事迫在眉睫，公营纱厂为了顺利拿下这个职位，包办代表们来往的飞机票，这项策略对选情影响很大，民营企业形势更加不妙。

袁国梁详细地为杜月笙剖析了个中的利害关系。杜月笙心热了，决定放手一搏，争取夺得这个位子。杜月笙平生谨慎惯了，虽然答应了，但他还是让袁国梁“各方面摸摸看”，打探各方面的反应。袁国梁受命离去，随即将此事告诉了民营企业的几位核心代表。奚玉五、荣尔仁等人喜出望外，立即四下活动，为杜月笙造势、拉拢选票。

在这一段时间里，作为杜月笙的门生，袁国梁出力良多。他一方面奔波于杜公馆和各代表之间，传递消息；一方面频频开炮，公开提出官方代表不宜出任“理事长”的主张。这个主张并非无迹可寻，因为早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就一再重申坚持纺织工业民营化的原则，袁国梁此时提出这个主张，可谓正当其时。袁国梁反对官方代表出任“理事长”一职，当然并不仅仅只有这个原因。在一次的会议上，袁国梁就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大家推选民营代表，因为公营代表不合体制。他还告诫众人，公营厂家平素得到政府太多的帮助，难以了解商家的困难，所以必须选一位民营代表，这样才能够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才是众人所需。

经过民营代表们的活动，以及杜月笙本人的努力，形势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公营代表们一反之前的态度，转而支持杜月笙。选举当天，在袁国梁的劝说下，杜月笙出席了在上海市商会举行的大会。一百多位纺织业行业的名士代表竞相跑来和杜月笙握手、寒暄、合影，如此场面，让杜月笙大感安慰，心情好到了极点。这一次的选举中，杜月笙也不负众望，终以高票当选联合会理事会理事长，实现了他掌控全国纺织业的梦想。

这个头衔对杜月笙而言十分重要，这并不仅仅因为这个职位在纺织行业里有很重的分量，更在于通过这一次的事情，让杜月笙重新树立起了信心，让他看到了自身的能量。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杜月笙积极向社会各个阶层进军，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先后攫取了许多重要的头衔、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