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新建会”（1 / 2）

创立“新建会”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两大军统要人毛人凤和郑介民，更是明争暗斗不断，都希望能够接过戴笠的“指挥棒”，从而将戴笠留下的这一笔财富收归囊中。郑介民野心勃勃，极力讨好蒋介石。这一时期蒋介石正处心积虑地谋划着发动内战，郑介民便积极向蒋介石效忠，心甘情愿地充当蒋介石的马前卒，破坏和平。当时，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杜月笙作为沪上闻人，郑介民觉得有必要取得他的支持，就多次派人秘密地和杜月笙取得联系。1946年下半年，他和杜月笙相互勾结，组建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

“新建会”的前身为“人民行动委员会”。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民族危亡迫于眉睫。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和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遥相呼应，神州大地亦随之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戴笠见各阶层民众抗日要求高涨，便打算以抗日之名义，加强对国内帮会、团体组织的控制。于是，他找到杜月笙，和他商量此事。杜月笙也觉得可以趁此机会扩大个人的权势和力量，便慨然答应了。1939年冬，戴笠、杜月笙设宴款待了流亡到重庆的青红帮头子以及四川袍哥领袖等帮会重要人物，经过商议，众人决定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

杜月笙原本打算担当这一协会的领导人，想过一过全国帮会“总瓢把子”的瘾，然而，国内帮会派系分明，水火难容，遂使杜月笙这一如意算盘落空。各帮派的大佬、首领互不相让，最终只得以集体决议的方式来处理“人民行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经商议，推举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张树声、向海潜、韦以黻、田得胜等人共同担任常务委员。秘书长一职则由戴笠指定的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长赵世瑞担任。这样，全国各大帮会之间就加强了联系。

“人民行动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抗日斗争中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由于帮会人数众多，又遍布在五湖四海，因此在搜集情报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戴笠授意“人民行动委员会”，利用和各地帮会的关系，在全国各地设立军统情报站，刺探、搜集敌伪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同时又利用各地帮会的关系，在沦陷区开辟了一条条的交通路线，打破了敌方的封锁。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存在已经没有了意义。郑介民不想就这么轻易地放开对帮会的控制，他觉得在国共交战的关头，这一支力量肯定会有用得着的地方。所以，在1946年下半年，郑介民指派“人民行动委员会”秘书、军统骨干徐亮专程从重庆飞到了上海，拜谒杜月笙。戴笠死后，杜月笙自感在军统内部势力消减，现在见到徐亮前来，喜不自胜，摆下了丰盛的宴席，款待徐亮。酒酣耳热之际。徐亮告诉了杜月笙自己此行的目的，希望可以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从而保留这一组织。

杜月笙明白，国民党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其根本目的仍不过是要以帮派的力量来反共。想到反共，杜月笙立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权衡各方面得失。抗日战争结束后，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两支力量，一是国民党，二是共产党。这次，如果押对了宝，自然可保日后荣华富贵，可是倘若选错了边，押错了宝，那可就后患无穷了。

杜月笙对共产党仍然并不看好。因为相较于国民党，共产党的实力仍然显得渺小多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接收了日军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占领了全国大部分的城市。而且，蒋介石有美国做靠山，各种援助源源不绝而来。蒋介石有40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且做好了打内战的准备，共产党想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取得政权，只怕是难于上青天。想到此处，杜月笙打定主意，决意和蒋介石合作，同意帮忙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新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