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編 兩宋之部（2 / 2）

竟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彊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儒林公議引尹洙語，不知確否。然即非尹洙語，必其時有人作此語、存此想也。仁宗朝進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輔者僅五人。

宋代如此優獎進士，無非想轉移社會風氣，把當時積習相沿驕兵悍卒的世界，漸漸再換成一個文治的局面。

宋代旣立意要造成一個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寬了進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處處要禮貌文官，使他不致對武職相形見絀。

五代以來，藩鎭節度使諸武臣，非重祿厚賜不足饜其欲。宋旣積重難返，又深懲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獎文吏，退抑武臣。旣以高官厚祿奪武臣之權，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祿慰文吏之心。

宋室優待官員的第一見端，卽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眞宗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極論當時吏俸之薄。謂：「左右僕射乃百僚之師長，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其後乃逐有增益。茲舉宰相、樞密使言之，有正俸，錢月三百千。使相、節度使月四百千。有祿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節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職錢，有從人衣糧，七十人。使相、節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綾二十疋、絹三十疋、冬棉一百斤。此外復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米麵羊口各項。此等盡是陋規，蓋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錢，自二萬貫以下。有職田，四十頃以下。有茶湯錢，無職田者如使臣之屬，給之。又有添給。外任官不得挈家屬赴任者，許分添給錢贍家。

當時稱「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可以想見宋朝優待官吏之情態。

官吏俸祿既厚，而又有祠祿，為退職之恩禮。

眞宗置玉淸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後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領玉淸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其後日漸增多。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王安石乃以祠祿處異己，著令宮觀無限員數，又聽從便居住。要之為吃閒俸而已。

又時有額外恩賞。

此蓋亦始於武臣。如雷有終平蜀，特給廉鎭公用錢歲二千貫。旣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闕，各賜錢三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御使，賜錢三十萬。魏廷武、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摶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等，而宰執大臣更不得不優渥。故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辭賞，不許。

復有恩蔭。兵卒武人旣三年得一次郊賚，自然文臣不應向隅，於是每逢郊天，卽推恩封蔭。文臣仍得郊賜。故事宰臣樞密使銀帛四千疋兩，執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遞減有差。慶曆二年，節冗費，執政以上各減一千，三司使減三百，餘亦遞減，遂為定制。

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則加蔭亦從武臣始。

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總之是朝廷恩意，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金安節疏：「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為市。」甚至甫蒞位卽得蔭。故范仲淹請在職滿三年始得蔭。甫蔭卽給俸，故閻日新疏，請自二十以上始給。甫蔭卽服章。故李會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孫沔亦云：「未離繈褓，已結搢紳。」甚至未應娶妻，已得任子。亦李會語。

一歲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後，卽須萬二千員。趙思誠疏。

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卽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范仲淹疏。

此種優待條件，亦是逐步成立。

誕節之恩，起於至道。郊禋之恩，起於祥符。致仕之恩，濫於明道。遺表之恩，繁於眞宗。又嘉祐推恩數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寧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補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宋亦因之。眞宗後以有諫者而罷，遂定三年磨勘法，則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眞宗景德時 官一萬餘員。

仁宗皇祐時 官二萬餘員。張方平奏（樂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見本院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五十餘員。近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先領三班院，見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員，今六千餘員。」此奏約在仁宗慶曆七年。

英宗治平時 總二萬四千員。內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

以吏員冗祿言，

眞宗時 九千七百八十五萬。

仁宗時 一萬二千萬。

英宗時 視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時一倍皇佑，四倍景德。

文武兩班，均如此受朝廷優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應向隅。故宗室吏員受祿者，

眞宗天禧時 九千七百八十五員。

仁宗寶元時 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員。

所以當時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財政竭蹶，理無倖免。雖國家竭力設法增進歲入，到底追不上歲出的飛快激增。

將仁、英兩朝與太宗時相比，歲入加了六倍。太宗時猶餘大半，而仁、英時反鬧不夠。財政趨勢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據宋史。朝野雜記所記有異，蓋本鄭湜劄子。謂：「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上疏，謂：「宋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政本書則謂：「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遠不如漢唐，而國家稅入遠過之，此其所以愈貧而愈弱矣。

茲再舉景德與慶曆兩朝幾種商稅之比數以見一斑。此據張方平樂全集。又見朝野雜記。

茲再將景德、慶曆全部稅收作一簡比如下表。據包拯奏議。

包拯云：「天下稅籍有常，今則歲入倍多者，祖宗世輸稅只納本色，自後每從折變之故。」

宋朝之所以積貧難療，大體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卻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雖有兵隊而不能用。兵隊愈不能用，則愈感兵隊之少而兵隊反日增。文臣雖極端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朘吸國家的精血。

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內部情形。加上北方的遼，西方的夏，兩面逼桚，內外交攻，一個太太平平的統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癆，雖無大病，卻日就死路，這是宋朝的一個絕症。

宋代政制，大體上沿襲唐規，而亦另自有他的弱點。

第一是中央集權過甚，地方事業無可建設。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級，曰「路」，相當於唐代之「道」。曰「府、州、軍、監」，相當於唐代之「州、府」。曰「縣」。

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初，為十八路。下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寧二年，又析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

外官分「親民」與「釐務」兩種。親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設正官。而釐務官則專治一事，直屬中央。如此則全部官吏幾乎在性質或名義上，盡是為中央服務，而沒有正式特設的地方官。葉適謂：「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義若不久者，以輕其權。」諸路分設帥、漕、憲、倉四司，謂之「監司官」。有缺一二不併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務者。

帥 安撫使。 掌一路之兵民，領軍旅禁令賞罰肅淸。

漕 轉運使。 掌一路之財賦，領登耗上供經費儲積。

憲 提弄按察使。 掌一路之司法，領獄訟曲直囚徒詳覆。

倉 提舉常平使。 掌一路之救恤，領常平義倉水利斂散。

此謂之「部使」。唐之州、縣，其上臨之者不過一使；漢之州牧，則並不預事，僅司考察。唐貞觀時，亦專任刺史、縣令，數年一遣大臣，以六條巡行，而吏治日蒸。開元末，始增置按察諸司，而官吏轉失職。宋有四監司，則州縣更難奉承展布。然宋代如寇凖知巴東縣、蘇頌知江寧縣、范純仁為襄邑令、周敦頤知南昌縣、王安石為鄞令、程頤為晉城令，地方親民官尚多大賢，亦得躋高位，與後世尚不同。而四司中尤要者為轉運使，務令地方金榖財貨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質，似乎只在為中央聚斂。

漢刺史以六條察郡國，不主金榖財貨事。唐中葉亂後，亟於兵食，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榷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然並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宋則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棱，國朝倚辦乎外務。提眾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顧名思義，以轉運司為一路長官，豈非專於為中央務聚斂乎？

宋代的政制，旣已盡取之於民，不使社會有藏富；又監輸之於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財；而中央尚以厚積鬧窮。宜乎靖康蒙難，心臟受病，而四肢便如癱瘓不可復起。

此層可與唐安史亂時相比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於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荊公不知先務也。

第二是宋代的諫官制度，又使大權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轉不靈之苦。

諫官始秦漢。

秦諫議大夫無定員，多至數十人，屬郞中令。兩漢屬光祿勛。

隋唐屬門下省、中書省，有給事中、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等。為宰相僚屬。諫官所以糾繩天子，非糾繩宰相。故宰相用舍聽於天子，諫官予奪聽之宰相，天子得失聽之諫官。

按：此意猶稍存漢代宰相得兼統內朝之遺風。太宗詔宰相入內平章大計，諫官得隨入與聞。肅宗詔諫官論陳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則唐之崇諫官可知。

諫官與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寮。

唐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

至宋代三省制廢，

宋中書置禁中，稱政事堂，與樞密為兩府。尚書、門下在外，不復與朝廷議論。咸平四年楊億疏：「尚書但吏部銓選，秩曹詳覆，自餘租庸筦榷由別使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於是廢矣。」是尚書之權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於唐。

諫議、司諫等官在門下、中書者亦廢，遂有諫院。別置諫院在天禧時。乃脫離宰相而獨立。仁宗慶曆初，詔除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

當時稱「臺諫」，幾於並為一職。權勢氣力，乃與宰相等。

時稱任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當者曾不十年，徑登臺輔。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

世譏仁宗世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見蘇軾上神宗書。

諫官旣以言為職，不能無言，時又以言為尚，則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卽言之。而言諫之對象，則已轉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為，勢必招諫官之指摘與攻擊。

於是諫垣與政府不相下，宰執與臺諫為敵壘，廷臣水火，迄於徽、欽。靖康元年，詔宰執毋得薦舉臺諫，當出親擢，立為定制。南宋後臺諫遂不振，緣向來太惡習也。

又文臣好議論，朝暮更張，常為政事之大害。卽以財政一端論之，後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貨志謂：「大國制用，如巨商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未幾，即區區然較得失，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瘉於前，其後又復訾之如前。上之為君莫之適從，下之為民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論宋代好議論之病極切，要亦與諫官制度有關係。

其三尤要者，為宋代相權之低落。宋代政制，雖存唐人三省體制，而實際絕不同。宋初宰相，與樞密對稱「兩府」，亦曰「兩地」。而宰相遂不獲預聞兵事。

樞密一職，起唐代宗後，僅如漢之中書謁者令。雖時稱其權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職。五代更用士人，權位眞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遼，一日六召樞密院計議，而中書不預聞。宰相之失職可知。

又財務歸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預。

三司者，為戶部司、鹽鐵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來，兵寇頻仍，經費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鹽、鐵。宋初猶襲其遺制，其後則三司駸駸脫離相權而獨立。宋史職官志謂：「天下財賦，內廷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是也。其後王荊公為相，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整頓全國之財政，司馬溫公議其非，謂：「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黜，不得使兩府侵其事。」

宰相之權，兵財以外，莫大於官人進賢，而宋相於此權亦絀。

宋史蘇紳奏：「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涑水紀聞亦云：「太宗患中書權太重，置審官院、審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後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論之禮，亦自宋而廢。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則議，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由禁中印畫，降出奉行。自唐歷五代不改。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進止，啜茶之禮尋廢，執政皆立而奏事。相體失其尊嚴，異乎古制矣。

故宋代雖稱中央集權，而其權實不在宰相。人主雖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廢相臣，集大權於一身。則宋制乃適成其為一種弱徵，雖遇大有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論，雖若唐不如宋。宋無女禍，無宦寺弄權。然唐承北朝方興之氣，宋踵五代已壞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規模早立。故漸弛漸圮，乃以奢縱敗度。宋建天下，垢汚方濃，蕩滌難淨。雖漸展漸朗，而終止於以牽補度日。

待到治平無事百年之久，而慶曆、熙寧之間，乃有人起來要想從新改造，這自然是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