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1 / 2）

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於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並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祇能嫗姁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眞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

和約簽定後，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是有名的所謂「西昆體」，汲晚唐、五代之餘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如李沆等。呂東萊謂：「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曆、皇祐之綏勢也。」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們，乃至求長生的道士們那裏。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如陳摶、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於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於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並不是望進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並不是一個貴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後，然至仲淹時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隨母易姓朱，後復宗姓范。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裏自己讀書。當時讀書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國家並無正式教育機關，私人亦極少從事講學，無師弟子之傳授。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此即是范仲淹之偉大處。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於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築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臺閣。惟仲淹已不及見。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眞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據史，戚長子維，為隨州書記，戚就養而卒，年七十三。書院復建於曹誠。宋史、宋元學案謂范依同文學，誤也。惟仲淹之在睢陽，其精神上當有得於同文之感發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後進為務，而有志於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後貴顯，為宗族建義莊，恤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唐為棲眞觀，周朴居之，後為普照寺。相傳胡瑗接家信，胡，江蘇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卽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內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並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是者三年。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范。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裏的模範教師。胡。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范同時前後，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這是五胡北朝以來，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擁戴中央。這是唐代安史亂後兩百年來急需提出矯正時弊的一個態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權中央，至於理論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從內心感到中央統一之必需與其尊嚴，則有待於他們。他們重新擡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實。他們極崇春秋，為「尊王攘夷論」之擁護與發揮。最著如孫復。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即唐韓愈所倡「文以載道」，即文道一貫之理論，來推翻當時的文體。最著如柳開、石介，乃至歐陽修。他們因此闢佛老，如石介、歐陽修。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多推崇易經，來演繹他們的哲理思想。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連帶而及於漢。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們的理想。根據此種理想來批評漢、唐之現實。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制節謹度，適應於那時的社會經濟，以及他們的身世，與唐代貴族氣氛之極度豪華者不同。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為己任」之自覺精神。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他們對於唐人，只看得起韓愈，而終於連韓愈也覺得不夠，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們雖則終於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范仲淹至陝，張載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書謁，言軍事。范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授以中庸一編。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並以賜進士孫何等。眞宗天聖五年，賜進士王堯臣以下中庸，八年賜進士王拱辰以下大學，後登第者必賜二書及儒行篇。是此諸篇本為當時所重，故仲淹亦以賜張。下至程、張輩，此諸篇乃發揮益臻精妙。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事功」，此乃貴族學者之意態。即貴族傳統家教，大抵不過保泰持盈，傳世永福，而仍不脫事功的意味。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於學術裏，說成一種「義理」。此乃平民學者之精神。彼輩要出來轉移世道，而不為世道所轉移。雖亦不離事功，卻不純從事功出發。「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幹。尊王明道，即宋學之內聖外王。一進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兩點著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治，終於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於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湧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講學，儒家興起。下逮戰國，百家競興，遊士聲勢，遞增遞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統治階層之崩潰，一面促成了秦漢以下統一大運之開始。中國四民社會以知識分子「士」的一階層為之領導之基礎於以奠定，是為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之第一期。兩漢農村儒學，創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二期。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不輟，而成為士的新貴族，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三期。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迹，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係一白衣、一秀才。下歷元明淸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要項。

由於當時士階層之覺醒，而促起了在朝的變法運動。

宋朝變法，前後共有兩次。一在仁宗慶曆時，范仲淹為相。一在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

仁宗正值遼夏交侵，而國內財政到達將次崩潰的時候，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韓琦所薦，在陝與韓共事。迨夏事稍緩，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為相。仁宗屢次催他們條陳改革政治的意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韓、范等雖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審慎迴翔，末敢輕舉。一日特開天章閣，召對賜坐。此於宋為殊禮矣。給筆扎，使當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請退而列奏。可見宋朝變法，亦由王室主動，不僅神宗於王安石如此，即仁宗於范仲淹亦然。（時韓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政見，為變法張本。這是有名的所謂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興學校，黜詞賦，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擇官長。五、均公田。此條注重州縣職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盡其職責。六、厚農桑。七、修戎備。此條主於近畿召募壯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減徭役。此條側重在并省縣邑，則公人可歸農，徭役可省。特舉京西言之，次及大名，與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項。前五事屬澄淸吏治。前一、二項從消極方面說，三、四、五三項就積極方面說。後三事屬富強的問題。第六項主求富，第七項主求強，第八項則為消極的減政主義。最後兩項，係屬前八項之運用。信賞必罰，為使法必行之法。韓琦陳八事在前。一、選將帥，二、明按察，三、豐財利，四、抑僥倖，五、進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謹入官之路。大體主張與范相似。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淸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陳十事前有一冒頭，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淸其流，必澄其源。」將此與下陳十事，先後次序比觀，其意顯然。

要澄淸吏治，治標的先務是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針對當時「磨勘」的制度而發。

仲淹說：「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眾皆指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郞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按：磨勘始祥符後。

「抑僥倖」是針對當時「任蔭」的制度而發。

仲淹云：「眞宗皇帝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

「精貢舉」，最為根本之事，一時難見成效。

仲淹主罷「糊名」，參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場規制日趨嚴密。然其弊則在僅憑一日文字之短長，而無從稽考其人平日之行義。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而尤要在興學校。時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擇官長」，則從選各路監司官按察使，由轉運使兼。下手，讓每路的按察使來甄別各該路的官吏。

仲淹選監司，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悉罷。

仁宗對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獨仲淹主復府兵（第七項），以朝臣不贊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絕大的反動。宋朝百年以來種種的優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幾許讀書做官人的特有權利，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究竟能「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層叠打來。不到一年，仲淹只得倉皇乞身而去。慶曆三年七月，仲淹為參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雖心裏明白，也挽不過舉國洶湧的聲勢，終於許他卸責。史稱：「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聞於上。」

宋朝事實上變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雖失敗，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

甚至連當時贊同范仲淹變法的諸君子，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亦反對王安石。

仁宗比較溫和，因朝臣反對卽不堅持。神宗則乾綱獨斷，儘人反對，依然任用。遂使後人對范、王兩人評判迥異。

大抵崇范者並不在其事業，而為其推獎人才。詆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為小人所利用。對仁宗、神宗兩人評論亦異，因仁宗能從眾，而神宗主獨斷。

就熙寧新政與慶曆變法對照，其間亦有差別。

熙寧新政之犖犖大者，如靑苗，

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

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

市易，

出公帑為市易本，市賤鬻貴，以平物價，而收其餘息，並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加罰錢。

方田，

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為一方，量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定稅數。此法始於郭諮、孫琳，歐陽修、王洙皆推稱之。其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即古萬畝之田。百步為一小方，即古百畝之田。名「千步開方法」。

免役，

五代以來，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償逋之責。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掐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民不勝其苦，而衙前為尤甚。今聽免役，據家貲高下出錢，由官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概輸錢，謂之「助役」。

保甲，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戰陣。

保馬，

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直使自市，歲閱肥瘠，死病補償。

大抵相當於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諸項。似乎王安石並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幾項。似乎王安石是徑從謀求國家之富強下手，而並不先來一套澄淸吏治的工作。因此後人說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為申韓。至王之自負，則為盂子。因范之政見，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王則似乎單重法不問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論推行法的是何等樣的人品。神宗亦謂：「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為之廢法。」

那時的官僚們，情形還是和范仲淹時代差不多。他們旣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要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淸吏治，只可反對。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則謂范仲淹「結游士，壞風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陸佃受經於安石，其告安石，亦謂：「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還為擾民。」其時招受反對最烈者如靑苗，反對派的理論多就實際人事言。如州縣以多散為功，有錢者不願借而勒借。患無錢者不易償，因而不許借。出入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則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嘗謂：「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要當計利害多少。」此為當時兩派相爭一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