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全局战争到局部战争（2 / 2）

安守忠和阿史那承庆到来后，史思明立刻率领数万人将他们阻挡，两军相隔一里左右停住。史思明派人去告诉阿史那承庆等人，将士们都很欢迎他们的到来，但由于边兵怯懦，担心出事，因此请双方都放下兵器一起言欢。

阿史那承庆等人听从了史思明的劝告，将兵器放下。史思明将他们带入内厅，尽情叙旧，一片祥和。阿史那承庆不知道的是，史思明已经暗地里派人将北上士兵的武器都收缴了，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送给粮食盘缠遣散。这些事做完了，当阿史那承庆第二天一早从灯红酒绿中清醒时，已经成了史思明的俘虏。

解除了威胁之后，史思明派将领窦子昂带上降表，以所部十三郡八万人的名义向唐王朝投降。在云州的大燕国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听说后，也立刻选择了投降。

十二月二十二日，窦子昂到达长安，将降表奉上，皇帝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就连他的七个儿子也都封了官。之后，皇帝派出宦官李思敬和史思明的故旧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慰，并派史思明进攻安庆绪。乌承恩的父亲乌知义曾经担任平卢军使，史思明曾经是乌知义的手下，受到乌知义的善待。乌承恩去后，成了史思明的心腹。

史思明归降后，立刻将常山和井陉控制，帮助唐朝打通了从太原前往河北的道路，乌承恩也一路上宣布诏令。于是，河北地区大燕国控制的州郡纷纷投降，除了安庆绪所在的相州之外，都回归了唐朝。河北之外，安庆绪唯一的据点是山东的北海，到了第二年二月初，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也支撑不住，投降了唐朝，皇帝任命他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

这是唐朝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机会，除了相州之外，其余地方都在名义上服从了唐朝的统治。只要唐王朝运用得当，安史之乱完全可以提前五年多结束，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虽然唐朝内部已经有了许多节度使，中央权力已经被削弱，但只要战乱结束，那么社会经济的恢复依然可以让人们有着不错的生活。

也应该看到，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安禄山原来的下属史思明和高秀岩等人依然有很强的控制力。特别是史思明，除了他控制的范阳之外，他的儿子史朝义还担任了冀州刺史，他的两位将军分别担任恒州刺史和博州刺史，加上河北的将领大都和他有渊源，事实上，他控制的区域依然是广大的。

这就又回到了唐代那个有名的悖论：一旦一位将领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在唐代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在后来的宋代，由于宋太祖的策略，宋代的将军和大臣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即便他们权力再大，皇帝让他们放弃时，他们依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回家做一个富裕的地主，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皇帝杀掉。

可是在唐代，史思明就不那么幸运了。不管是之前的张守珪和王忠嗣，还是后来的安禄山，当他们的职位过多、权力过大时，都没有办法安全地降落，不是在内斗中倒台，就是发动了叛乱。到了史思明时代，如何安置他依然是无解的。

最好的办法是让史思明离职，给他一个和平富裕的结局。但这样的做法超出了唐朝的系统，不可能做到。他即便真的忠心于朝廷，也很难逃脱两种宿命：一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失去权力—皇帝依然担心他的党羽—他被追究掌权时的责任—被皇帝杀死”；二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不敢放权—与朝廷对抗—被剿灭”。

最先提醒皇帝要防范史思明并解除他的权力的，是当时的宰相张镐。在收复两京之后，被皇帝派去兼任河南节度使的张镐也因为有功加封了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郡公。但皇帝依然不想让这个还挂着宰相头衔的刺头回到自己身边，下诏让他留守汴州，继续追剿安禄山余党。不想张镐并不识趣，他是一位勤勉、不肯趋炎附势的官员，虽然也无法解开这两个链条，但他又能看到在唐代的政治体系下，史思明的存在是危险的。他在史思明投降之初，就写信给皇帝，表示史思明的归附只是暂时的，因此皇帝必须警惕，做好准备，逐渐剪除史思明的权力。同时，他又告了自己的手下滑州防御使许书冀一状，请求皇帝将他免职。但不幸的是，皇帝此时需要史思明的投降。另外，皇帝宁愿相信自己的宦官——他派遣的宦官都在说着史、许两人的好话。这让皇帝认定张镐是个无用且烦人的刺头，于是罢了他的相职，让他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个官职也很重要，却让皇帝在中央上摆脱了张镐。

第二个提醒皇帝的人是李光弼。李光弼也意识到史思明的权力太大。由于唐朝官僚系统的局限性，李光弼也没有办法和平地解除史思明的权力，于是他给皇帝献出了一条暴力的计策，也就是做局杀死史思明。

李光弼计划中除掉史思明的人选是乌承恩。他劝说皇帝秘密授予乌承恩范阳节度副使的职务，又给另一员叛将阿史那承庆赐予铁券，让这两个人除掉史思明。此时的阿史那承庆还不知道李光弼和乌承恩的计划，自然也不知道皇帝想让他杀死史思明，他根本没有机会亲自做出选择，就被强塞了这个使命。

乌承恩投靠了皇帝之后，在范阳军营不断地寻找目标，偷偷劝说将士们反对史思明。他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进入军营去策划。这些事情传到了史思明的耳中，他最初还不介意，不相信乌承恩会背叛自己。但有一次乌承恩去了长安，回来时带来了宦官李思敬。史思明多了个心眼，安排乌承恩住在自己的府中，偷偷在他的床下藏了两个人。乌承恩的小儿子也在范阳，史思明安排他去见乌承恩。深夜，乌承恩见四处没人了，偷偷地将计划告诉了儿子，并告诉他事成之后，自己就可以成为范阳节度使。

话音刚落，史思明安排的人从床下钻出，将乌承恩父子抓住。从乌承恩身上又搜出了给阿史那承庆的铁券以及李光弼的信，信上提到，只有事成之后才能给阿史那承庆铁券。此外，还有一份数百人的名单，记载了史思明心腹下属的名字。

史思明见到这些证据，立刻大怒，他召集将士，对着西方大哭，控诉皇帝的无情无义：明明是自己带着十三万人投降，才让皇帝有机会结束战争，不想战争还没有最终完结，皇帝已经开始谋算着杀他。

他杀了乌承恩等人，并上书皇帝要求惩罚李光弼。

日后，人们常常责怪李光弼，认为是他的计谋失败，让安史之乱死灰复燃，再次扩大。但我们应该看到，唐朝的政治体系下，史思明问题已经成了死结，迟早会爆发：不是以对唐王朝有利的方式，就是以唐王朝更加被动的方式。李光弼的做法虽然看上去卑鄙，却是争取上风的做法，至于是否成功，则带着很强的偶然性。

但这件事同样不能只归罪于史思明。逼迫史思明造反的，与当年逼迫安禄山造反的局势同出一辙，由于他们的权力太大，已经超出了唐王朝的制度设计，除非他们死亡，否则是不足以让这个系统满意的。

史思明杀死乌承恩是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距离他归顺唐朝只有半年时间。但他没有立刻反叛，这给了唐军与安庆绪继续作战的时间。

在皇帝处理家事和叛臣时，安庆绪依然在做困兽之斗。他的地盘最小时缩水到只剩下相州，最大时也没有越过太行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仅仅局限在山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如果不是唐军的战斗力不强，他早已经被绞杀了。但由于唐朝此时的第一任务是安抚皇室、群臣和百姓，使得安庆绪得以重新获得了相州周边的一些地区。

三月份，安庆绪攻克了清河和平原郡。四月，他派军攻打了位于太行山以南和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但没有获胜。叛军由于对攻克的州县以杀戮为主，甚至连自己原本的部曲也不能幸免，因此士气越来越低落。

到了九月初，安庆绪手中依然掌握着七郡六十余城。所谓七郡，指的是汲郡、邺城、赵郡、魏郡、平原、清河与博平。由于河北地区是粮仓，通过掠夺，叛军的军粮也是充足的。

不过，安庆绪本人不堪到连朝政都不亲自打理，而是交给了亲信大臣高尚、张通儒等人，这些人又善于争权、钩心斗角，导致纲纪大乱。最有才华的将军蔡希德被张通儒杀死，后来张通儒又任用刚愎的将军的崔乾祐，使得军中大乱，许多原本隶属蔡希德的士兵偷偷逃走了。

鉴于叛军羸弱，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皇帝在处理好各项问题之后，决定派遣阵容庞大的唐军，对安庆绪所在的邺城发起最后的进攻。这里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军事的变化。在玄宗之前，所有的军队理论上都是由皇帝派遣的直辖官员指挥的。到了玄宗时期，北方边境的节度使获取了军事指挥权和征兵权，使得他们指挥的士兵对节度使本人产生了忠诚，却对皇帝更加疏远了。

皇帝为了对抗安禄山，不得不在内地任命更多的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都拥有一定的兵权。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了足够的直辖军队可以攻打安庆绪，要想发动进攻，就必须使用节度使的军队。

皇帝为了进攻邺城，一共动用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位兵马使的军队：一开始，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军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这七个节度使加上平卢兵马使董秦等部，一共凑了二十万人；之后皇帝又感觉还不够，又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带兵前往助战。

自从军队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就产生了另一个难题：之前皇帝可以任命一位兵马大元帅（或者副元帅）统领所有的军队，但这些节度使的军队一般只对节度使本人效忠，九个节度使从职衔上来看是并列的，到底由谁来指挥联军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指挥官应该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即郭子仪。但皇帝认为郭子仪和李光弼战功相当，很难互相隶属，所以决定不再设置元帅。这样，九位节度使虽然兵力众多，却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造成唐军作战困难重重。

更不幸的是，皇帝这样做还有他自己的私心，他是为了能够深入掌控战争的进程。既然没有元帅，皇帝为了和军队取得联系，就设置了一位观军容使，全称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由一位宦官鱼朝恩担任，这位观军容使就成了实际上的战争领导者。虽然皇帝任命他是为了自己控制军队，但由于战场离长安太远，事实上皇帝是控制不了这位宦官的。

最初，唐军的进展颇为顺利。十月，郭子仪率领兵马从杏园渡过黄河，向东到达了卫州西南九十里的获嘉县。在这里，他遭遇了安庆绪的将军安太清，双方大战一场，唐军斩首四千级，俘虏了五百人。安太清率众逃入卫州城，继续与唐军对峙。初七，郭子仪一面派人向皇帝报捷，一面继续紧跟安太清，将卫州城团团围住。

其余诸路兵马也逐渐赶到，其中鲁炅从阳武渡过黄河，季广琛、崔光远从酸枣（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北）渡河，加上李嗣业的部队，都和郭子仪在卫州城外会合了。

卫州城已经是邺城的门户，不容有失，安庆绪连忙调集了七万大军，分成上、中、下三军，分别由崔乾祐、安庆绪本人和田承嗣率领，试图解卫州之围。

郭子仪采取了围坚打援的做法，寻找了一块满是墙垣的地方，派了弓弩手埋伏好。他本人则率军出击，假装不敌，将叛军吸引到了这里。唐军矢如雨下，敌人无法突破，只好转身逃走，郭子仪一见敌人逃了，连忙调转方向追击。这次战斗郭子仪不仅击败了安庆绪，还抓获了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将他斩首。由于叛军援军被击败，最终卫州也被唐军拿下。

获得卫州之后，郭子仪马不停蹄地紧随着安庆绪来到了叛军的巢穴邺城。此刻，唐军又有数路兵马赶到，他们是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的部队。安庆绪率领余众与唐军在邺城外一个叫作愁思冈的地方大战，又战败了。

这几次战斗，叛军加起来损失了三万余人，几乎丧失了一半军队。加上城外唐军的重重围困，安庆绪眼看就支撑不住了。他连忙向位于幽州的史思明求救。

史思明如果没有再次谋反，也许叛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随着李光弼图谋史思明计划的暴露，情况已经变了。史思明等待了几个月，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如果继续作壁上观，也许等唐军处理完安庆绪，接下来就会北上来解决他。可是如果去帮助安庆绪，也可能徒劳无功把自己搭进去。史思明会怎么做呢？

最初，史思明在观望。这时，安庆绪给他开出了条件。安庆绪建议：只要史思明出兵，安庆绪就将皇帝让给他。这个条件不足以让史思明心动，但是继续等待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不救安庆绪，唐军攻克了邺城，唇亡齿寒，史思明到时候再反抗就晚了。他决定先派李归仁率领一万人到邺城以北六十里的滏阳，驻扎在那里继续观望后来的战况。

到了十一月份，形势再次出现了变化。唐军崔光远部攻克了魏州，继续压缩河北的空间。到这时，史思明终于认定不能再等了，一旦唐军获得了整个河北，自己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兵分三路：一路走邢州、洺州，一路走冀州、贝州，另一路从洹水县前往魏州。

十二月，史思明的大军已经到了魏州城外。崔光远派大将李处崟出战。史思明击败了李处崟，将他追回城内。叛军还和唐军打起了心理战，边追边扬言：是李处崟招我们来的！崔光远听后将李处崟腰斩。这件事严重地影响了城内唐军的士气，崔光远也只好逃往汴州。十二月二十九日，史思明攻克魏州，杀死了守军三万人。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安禄山称帝两周年，史思明在魏州称王。他在魏州城北的空地上修筑了一座祭坛，自称大圣燕王。

由于急于称王，史思明实际上给了唐军可乘之机。李光弼认为，史思明按兵不动是为了等唐军疲敝，再利用精锐部队发动奇袭，击败唐军。要想破除这个计策，唐军必须主动出击，由最精锐的朔方军进攻魏州，将史思明困在那儿，剩下的部队加紧进攻邺城，尽快击败安庆绪。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两支叛军合流。

唐军如果有一个元帅可以做最终的决定，不管这个元帅是郭子仪还是李光弼，都可能会采用这个计策。但由于唐军缺乏元帅，而行使监军职能的鱼朝恩却不想听从将领的意见，李光弼这个最优策略反而被搁置了。

这一搁置就是一个多月。到了二月，唐军还在继续围攻邺城。此时邺城已经接近山穷水尽。邺城之外有一条河叫作漳水，为了尽快击败敌人，唐军在城外筑了两道墙，墙里墙外共挖了三条河，又把漳水的河水引过来，灌入城中，让整个邺城成为泽国。城内的居民为了避水，只好搭高架生活，井水也被污染了，粮食也吃光了，一只老鼠都卖到了四千钱。马更是只能吃马粪和筑墙时掺到墙里的麸皮。外面的唐军知道城内的窘境，以为攻克邺城只是早晚的事情，但这座城市却苦挨过了整个冬天。城内叛军唯一的指望，就是在魏州的史思明。

奇怪的是，唐军的九路大军围在城外久攻不下，竟然没有人想办法去进攻魏州的史思明。鱼朝恩只是观军容使，不是元帅，但他有足够的实权，却并不想负责指挥，其余的人则是没有足够的权力调动另外八支部队。唐军就这么奇怪地在城外等待，而城内想投降的人由于水太深也出不来。

直到二月下旬，养得膘肥体壮的史思明军队才从魏州出发，向邺城袭来。他的将军们领着兵马并没有首先接近唐军，而是在距离邺城五十里的半径内各自找地方驻扎。每个营设立了三百面鼓，不断地敲击震慑唐军。最初他们和唐军的战斗以骚扰为主，每一个营出五百精兵，每天到城下劫掠，只袭击唐军的小股部队和辎重。只要唐军大部队一出来，他们就归营。这批骚扰部队有时候白天出来，有时候晚上出来，让唐军无法预判，越来越疲劳。

更让唐军感到苦恼的是辎重问题。事实上，在安禄山叛乱之后的几年，随着唐朝经济被破坏，民间的粮食供应已经大成问题。由于政府税收造成的金融问题也显现了出来。在前一年七月，第五琦就给皇帝出主意，制造了一批大钱叫“乾元重宝”，这种钱比普通的开元通宝只是稍微重一点，却以一当十。事实上，这种方式是皇帝利用货币贬值从民间搜刮财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更是扰乱了民间的金融市场，进一步造成了混乱。第二年九月，朝廷更是发行了以一当五十的乾元重宝大钱，进一步掠夺民间。

唐军本来就由于粮食生产和金融的混乱，有着严重的辎重问题，史思明更是看到了这一点，专门对唐军的辎重下手。唐军的粮食大都通过水路从江淮地区或者山西地区运来。史思明就让士兵装扮成唐军士兵，在碰到唐军的运粮队时，故意刁难他们，故意杀掉运送粮草的老百姓，甚至烧掉粮草，让唐军的粮食运输队伍充满了恐惧。最终，唐军的粮食供应也跟不上了。

史思明做好了这一切，才决定与唐军决战。三月初六，唐军步骑一共六十万人在安阳河的北岸列阵，史思明只率领了五万精兵，与唐军遥遥相对。唐军的九路大军见到叛军，都以为这只是一些散兵游勇，毕竟双方人数相差太多了，就没有太在意。

不想，史思明突然间率军出击，直奔唐营。首先和叛军接战的是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的部队，在战斗中，双方死伤相当，不分上下。鲁炅被敌人的流矢射伤后，郭子仪率军从他的背后顶上。

按照史书的说法，就在郭子仪布阵未毕时，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天地间一片昏暗，人们距离咫尺却看不清对方。在大风的袭击下，双方的军队都受到了巨大的惊扰，唐军向南方溃败，而叛军向北方溃败。双方扔掉的武器辎重堆满了道路。按照史书，击败唐军的不是叛军，而是这一场有如天意的大风。但如果仔细看后来双方的表现，就可以认定，即便没有大风，唐军的士气也早已居于下风，迟早会被击败。

之所以这样说，是从双方崩溃之后的表现来判断的。首先看叛军。叛军崩溃后，溃军一直向北逃到了邺城西北两百余里外的沙河，在这里史思明得以重整军队，回到邺城以南。在战争中最难控制的就是溃军，一旦崩溃，往往意味着将领们无法再找到他们重新整编，整个战役也就结束了。史思明的叛军虽然溃逃了两百余里，却最终能够重新找回，表明他们虽然也乱了套，但并没有彻底乱套。那么，与之相对的唐军表现又怎么样呢？

唐军的溃逃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首先看郭子仪的军队。他所在的朔方本来在北方，但由于士兵只能向南逃，这些溃军一路奔逃到黄河边、洛阳以北的河阳，将河阳桥斩断，避免追兵到来。之后，他们进入洛阳城，一查，原来的上万匹战马只剩下了三千，十万套的武器几乎丢干净了。东都洛阳的人民一看溃军到来，吓得纷纷逃入山中，就连东都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也逃走了。在东都惊魂未定的郭子仪原本想放弃洛阳，前往陕城和潼关守卫——相当于放弃东都，只保西京，这就回到了安禄山之乱最初的形势了——好在有人劝说他不要撤那么远，郭子仪才派人回到河阳城进行守卫。

除了郭子仪之外，其余的唐军节度使也大都无法收拾局面，一直退到了自己的辖区才停下。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两支部队由于纪律严明，得以全军而退，但他们也不敢在河北逗留，而是尽快回到了自己的辖区。

关于这次失败，有一个人却似有预感，那就是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华州距离长安不远，也在连接长安和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杜甫被从长安贬出担任华州司功参军时，恰好是郭子仪等将领率领大军讨伐安庆绪的时间。杜甫望着过境的大军，似乎感到了一丝危机，他如同预言般写下“奇兵不在众”这句话。不久，这些大军在相州被史思明击败，证实了杜甫的说法。只是杜甫只能远远地望着这一切，无法参与其中。

九节度使的失败，预示着唐朝未来的局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节度使的兵往往花费巨大，作战能力却有限。当然节度使也知道自己的兵是有问题的，他们所谓的作战往往是阳奉阴违，战争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皇帝缺乏直辖军，只能依靠节度使，于是唐朝后期就变成了战争频仍、耗费巨大，却总是徒劳无功的局面。皇帝要想摆平节度使，往往依靠的不是武功，而是合纵连横以及妥协。

然而，更悲惨的是，为了抵御史思明的进攻，皇帝还必须设立更多的节度使，这就使得唐朝进一步碎片化，导致了中晚唐时期不可避免的中央失能。

史思明解救了邺城之后，首先的任务不是进攻唐军，而是解决内部问题。他以结盟为由，将安庆绪诱出邺城，以为安禄山报仇为借口，将安庆绪斩首。与安庆绪同死的还有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到这时，史思明完全合并了安庆绪的势力。这意味着大燕政权完全从安氏转手到史氏，也表明安史之乱进入了后半程：史思明父子的时代。

史思明的势力范围依然是在河北地区，最南方是安太清占据的怀州，最北面则是史思明占据的范阳，中间的连接部，则是他的儿子史朝义所占据的相州。

四月初，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完成了从燕王到皇帝的身份转变。

日后，人们说起安史之乱，所谈论的往往都是安禄山时期的事情，比如哥舒翰失守通关，颜氏兄弟和张巡等人的抗战，明皇迁蜀和返回，肃宗北上灵武，以及收复两京。对于叛乱后期的史思明父子阶段却总是叙述甚少。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安禄山在叛乱之前和皇帝家族的纠葛，戏码更加充分，而史思明父子却缺乏安禄山的戏剧性。史思明是一个标准的将领，从作战角度，他的谋略不在郭子仪和李光弼之下，但除了作战之外，他的性格是模糊不清的，也缺乏各种小道消息。唐人对他几乎无话可说，也就忽略了。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安禄山叛乱所引起的是一场全局性战争，安禄山的战略包括了整个华北地区、关中平原，甚至有向淮河和两湖盆地扩张的可能性。加之他攻克了两京，逼走了皇帝，使得唐王朝陷入了彻彻底底的危急时刻。而史思明即便再能征善战，他所接手的也是一个缩小的控制区。到了他的时期，所谓叛乱只能算是一场局部战争，唐朝付出的只是华北地区直至洛阳周边。史思明丧失了山西北部，在山东地区也没有作为，最多时他只是攻占了东都洛阳。在这个区域之外，唐朝的社会经济都在正常运行，虽然税收更高，人民生活也更加艰苦，但由于没有战乱波及，华北地区之外的人民甚至感知不到战争了。各路节度使虽然参加了战争，但他们只是把军队带到了华北参加战斗，失败了就撤出，胜利了就挤压叛军的地盘。这种战争从任何层面上看，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

安史之乱虽然拖了八年，但唐朝人感受最深的，是安禄山攻克两京的那段时间。皇帝收复了两京，即便战争还在进行，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只是战争对于唐朝行政的腐蚀作用依然存在，皇帝设立的众多节度使，最终必然成为皇帝的大患，使得帝国行政趋于解体。

唐军与史思明的“局部战争”模式，也可以从唐军缓慢的军事准备看出来。九节度使失败四个月后，皇帝才将郭子仪撤职。兵败后，皇帝首先认识到唐军没有元帅的弱点，让郭子仪以朔方节度使的身份领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担任观军容使的宦官鱼朝恩不喜欢郭子仪，提请皇帝换人，于是到了七月份，皇帝把郭子仪召回了长安，任李光弼为兵马元帅兼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不敢担任元帅，而是奏请皇帝根据传统，让一位亲王（赵王李係）担任元帅，他本人只担任副元帅。

要想让郭子仪离开他的军队并不容易，这并不是说他本人不想离开，而是士兵们不想放他走。他们哭着请求宣旨的中使不要让郭子仪离开。最后，郭子仪只好欺骗士兵，说他只不过是去送一下中使，乘士兵不注意，他才骑马离开了。

十七日，李光弼带着河东五百名骑兵进入了东都。他没敢在白天入营，而是乘夜间进入。士兵们喜欢为郭子仪打仗，是因为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虽然在战场上表现一般，却能够让士兵们为他心甘情愿地拼死搏杀。同样出身于朔方军的李光弼则采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指挥风格，在他的手下，士兵们是被纪律和恐惧感支配的，但也正因为他令行禁止和赏罚严明，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优于郭子仪。

接管了朔方军的李光弼立刻改变了郭子仪形成的风格，开展了治军运动，要求一切都有条不紊，号令严整。士兵们并不喜欢他，一直怀念郭子仪，却又不得不遵守他的法令。最能体现其中矛盾的，莫过于左厢兵马使张用济的事件。

张用济是郭子仪手下的猛将加功臣。九节度使的军队崩溃后，是张用济率领五千人马占据了河阳，又在黄河的南北两岸修建了两座新城，这才阻挡了叛军对河阳的进攻，也防止了叛军攻打洛阳。

张用济本来是唐朝的功臣，同时他对郭子仪忠心耿耿，对李光弼乘夜间进入朔方军营充满了鄙夷，认为李光弼作为一个朝廷猛将，竟然害怕自己的士兵。张用济甚至想组织军队反抗李光弼的接管，但被仆固怀恩和另一名将领康元宝劝住了。他们认为，是朝廷免掉了郭子仪，如果张用济违抗命令，很可能会害了郭子仪。张用济权衡再三，决定应李光弼的召唤，单骑到李光弼营中拜见。与此同时，李光弼却带了上千人迎接他，在见到张用济后，李光弼以张用济没有按时到来为理由将他直接斩首，把河阳将领换成了自己的心腹辛京杲。

李光弼斩杀功臣张用济也让其他的将领胆寒。接下来拜见李光弼的是大将仆固怀恩。李光弼引仆固怀恩刚刚坐定，突然手下报告说有五百名蕃兵到来，李光弼听后脸色大变。仆固怀恩走出去，故意斥责这些番兵：叫你们不要来，你们偏不听。李光弼劝解他说士卒跟随将军，也没有错误，下令赐予这些番兵酒肉。

虽然李光弼不见得想杀仆固怀恩，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在唐朝要想取得上级的信任有多困难，如果稍微防范不到位，一位将军很有可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被自己人斩杀。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在范阳休整完毕的史思明决定大举南下。他派儿子史朝清守卫范阳，自己率领大队人马以东都洛阳为第一目标，发起了进攻。从史思明的进攻也可以看出唐朝军事的无力，在数个月的时间内无力组织一次像样的进攻，只能等待兵肥马壮的敌人首先发起进攻。

史思明的进攻策略也超出了唐军的想象。唐军的主要防守区域在山西以及洛阳地区，但史思明的进攻却和当年的安禄山有相似之处：他首先派兵南下，直接以现在河南开封的汴州为第一中间点，攻克汴州之后再折向西方进攻洛阳，这就绕过了唐军主要防守的河内与洛阳之间的地带。

为了进攻汴州，史思明更是派出了四路大军，选择了四个渡河地点。其中，令狐彰率领的五千人马在黎阳过河取滑州，而剩下三路分别是从濮阳过河的史思明自己的部队，从白皋过河的由其子史朝义带领的部队，以及从胡良过河的周挚部队。这些军队过河后，再一起向汴州进攻。

史思明出发时，李光弼正在黄河的各个渡口巡逻，他听到消息后直接去了汴州，要求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抵抗半个月，只要能够支撑半个月，他就能率领其他地方的救兵赶到。得到了许叔冀的许诺后，李光弼回到洛阳搬兵。

但不幸的是，许叔冀并没有做到。李光弼离开不久，史思明就杀到了，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许叔冀和他的手下全部投降了叛军。只有一位叫作田神功的将领是诈降，抓住机会斩杀了对方几位将领之后，逃回了唐军。

获得了汴州的史思明立刻转向西方，攻克了郑州。

在叛军进攻时，李光弼也征集了他在洛阳以西的部曲，准备向东迎击敌人。但在到达洛阳后，却传来消息，叛军已经离开郑州，到达了洛阳以东的旧洛阳地区。在洛阳坐落的伊洛平原上，唐代的东都以东，是汉魏时期留下的旧洛阳城，两者并不重叠。叛军的前锋已经到了旧洛阳一带的石桥。

李光弼召集了东京留守韦陟，他们商议过后，认定洛阳已经不可能抵抗叛军的进攻了，要想保全，最好的方法反而是放弃洛阳。但在放弃洛阳之后去哪里的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却并不一致。韦陟等人认为放弃后，应该向西撤到陕城和潼关地区进行防守，这是当年哥舒翰和高仙芝的策略。而李光弼则认为，如果撤到陕城和潼关，意味着放弃了五百里的防守，在洛阳地区最好的防守不在洛阳，却在洛阳以北的河阳。

河阳最初只是黄河中的一个小岛，守军就在小岛上修筑了一个小城中潬，之后又在黄河的南北两岸构建了两个小城，即南城和北城，这样，河阳三城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守体系。更难得的是，河阳以北距离山西的太行山不远，太行山之后的山西高原还掌握在唐军手中，一旦河阳无法守住，完全可以从这里撤退到山西地区。如果叛军攻克东都之后去攻打潼关，由于河阳位于洛阳之北，即便叛军占领了洛阳，河阳也会成为叛军背后的一枚钉子，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面对来自背后的威胁。

两人商量的结果，是韦陟率领东京的官员向西进入关中地区避难，河南尹李若幽则率领老百姓到山里避难，将洛阳变成空城。即便叛军占领，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守卫。李光弼本人则率领士兵带上所有的战略物资（主要是油和铁）北上河阳。

他们出发时，敌人已经到达石桥，李光弼也选择了从石桥北上。夜间为了赶路，唐军燃起了火把徐徐前进，敌人跟在身后，不敢袭击他们，直到将他们目送到河阳。驻守河阳的唐军只有两万人，粮草只够十天而已。

但李光弼计策是成功的。史思明到达洛阳后，发现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沉吟良久，决定不进城，而是在汉魏故城的白马寺一带驻扎。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安禄山时期出现的占城之后的军队腐化问题。

除了在白马寺驻扎之外，史思明还在河阳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月城，防范李光弼的部队。于是，河阳这座跨越黄河的小城，就成了战争的中心。

十月，史思明亲自率领军队进攻河阳城。李光弼守河阳的过程，与当初张巡守睢阳一样，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刚刚到达时，史思明就派出了猛将刘龙仙到城下挑战。刘龙仙为了表示轻视，把右足翘到马脖子上坐着辱骂李光弼，这种单兵式的挑战虽然无关乎大局，却对士气有着很大的影响。按照规矩，守城的人也应该派出一员猛将与之对战，获胜的一方就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如果不敢应战，对方的谩骂就会对士兵造成心理压力，让他们抬不起头来，甚至怀疑自己的将军。

李光弼决定应战，但他不会亲自前往，而是询问左右谁可以出战。仆固怀恩想出战，却被他制止了，作为大将如果有个闪失显然是不值得的。最后，有人推荐一位叫作白孝德的安息胡人裨将，白孝德本人也愿意前往。李光弼问他需要什么支援，他回答，只需要五十个骑兵作为后援，也请大军多弄出点声响来提气。至于杀敌的过程，他一个人就够了。

白孝德持着两根矛，骑在马上懒洋洋出了城门，河阳城在河中，他必须从滩头的河水中蹚过。仆固怀恩看到白孝德出门的架势，连忙说赢了。李光弼问他为什么，仆固怀恩认为，见到白孝德闲适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有了万全的计策。

刘龙仙见白孝德一人前来，很是轻视，他准备做出冲击，但白孝德摇手示意他等一等，仿佛不是来打仗的。直到两人只有十步的距离，才说上了话。刘龙仙还是在谩骂，而白孝德静静等待着他骂完，瞪眼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对方回答不知。

白孝德回答：我白孝德也！

刘龙仙张口骂他。白孝德冲上去提矛就刺，城内的五十名骑兵也跟了出来，城上则大声鼓噪着。刘龙仙原本准备用箭，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绕着河堤奔驰。白孝德追上他，乘他反应不及，将他斩于马下，割下人头带回城内。

这一回合以守军的完胜告终，也将叛军的士气打压了下来。

史思明为了提高士气，也为了震撼城内的守军，每日将自己拥有的千匹良马放出来在黄河南岸的水中清洗。为了显示马多，这些马被循环利用，不断地轮流展示。李光弼在军中找了五百匹母马，把它们的小马驹留在城内。等史思明洗马时，李光弼让人把母马赶出，母马思念马驹，一时间马嘶不已，引得史思明的良马全都蹚过黄河，向河阳城游去，被城内的守军尽数带走。

河阳城之所以被李光弼选中，是因为连接黄河两岸的浮桥，这让李光弼既可以进入河南，也可以进入山西，还可以在河中间守卫。史思明决定毁掉守军的浮桥。他派出了数百艘战船，前面导以火船，准备用火船烧掉浮桥，再利用后面的战船进攻城池。李光弼准备了数百根长杆，杆头绑着铁叉，铁叉外裹着不易燃烧的毡子。用这种长杆把火船抵住，过一会儿，火船就烧光了。这种叉子还可以抵住战船，再用大炮瞄准战船将它击沉。

既然直接进攻不利，史思明开始考虑另外的战术：截断对方的粮道。他在黄河以北的河清县驻军，试图截断唐军北方的粮道。李光弼则驻军在一个叫作野水渡的地方防止叛军偷袭粮草。

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带人离开了野水渡，回到河阳城，在野水渡只留下了一千兵马，由一个叫作雍希颢的将领带领。在离开前，李光弼告诉雍希颢：在叛军的阵营中有三员勇将，分别是李日越、高庭晖和喻文景，今晚史思明必定派他们之中的一人领兵来劫营，如果贼兵来了，不要与他们打仗，如果他们投降，就带他们到河阳来。

雍希颢对于李光弼的话不甚了了。但当晚，叛军真的来了。来的大将是李日越，带了五百个士兵。敌军到达后，雍希颢果然闭门不战，只和他打嘴仗。李日越询问了一些问题，得知李光弼已经不在这里，守卫这里的是雍希颢，守军只有一千人。得知这些，他决定投降唐军。这让雍希颢感到吃惊。但他记得李光弼的话，于是将李日越送到了河阳城李光弼处。李光弼善待了李日越，不想不久之后，另一员大将高庭晖也来投降了。

原来，史思明认为李光弼不善于野战，善于守城。当他听说李光弼在野外的野水渡，立刻派李日越前去劫营，并下了死命令，让他必须抓来李光弼，否则就不要回来。

李日越听说李光弼已经离开了，担心回去受到惩罚，只能投降。在他投降后，由于受到了优待，比他更强的高庭晖听说后就也来投降了。

接连的失利让史思明意识到，要靠智取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剩下的就只有硬攻了。前文说过，河阳城实际上是由三座城池组成，北岸的北城、南岸的南城以及位于黄河中间小岛上的中潬。这三座城池只要有一座丢失，黄河两岸的交通就断了。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潬，它处于沟通两岸的关键位置。

李光弼把守卫中潬的责任留给了自己，而守卫南城的则是大将李抱玉。李光弼给李抱玉的指令是：只要能够守满两天时间就够了，两天之后，他必然率军来给南城解围，如果两天之后不来，那么李抱玉可以投降叛军而不受惩罚。

李抱玉果然认真地守卫起南城来。在防守过程中，由于敌人过于强大，眼看南城就要陷落，李抱玉连忙对敌人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啦，给我们点时间，明天就投降！敌人听了大喜，收兵等待。不想第二天李抱玉修好了城池继续抵抗，敌人大怒，又开始了攻击。但由于敌人失去了先手，被李抱玉出奇兵夹攻击败了。

李光弼本人对中潬的守卫更加严密，由于这里的重要性，他在城外又设立了高高的栅栏，栅栏之外挖了两丈深的壕沟。敌人借人多势众，带着攻城器械直逼城下，将城池三面的壕沟填出了八条大道，又顺着八条道在木栅栏上开出了八个门，供军队进出。在敌人填壕围栅时，城内守军的指挥官荔非元礼却并没有阻止，而是等敌人做好了道路，再率军利用它杀出。由于敌人太多，荔非元礼杀了一阵，决定回到栅内休息一下。李光弼以为他吃了败仗，气得要拿他斩首。荔非元礼休息过后，再次重整军队，将敌人击败。

中潬的险情过后，敌人再次向北城集结，李光弼立刻率领人马前往北城救援。北城的人更少，在敌人最多的西北隅，守军也只能集结三百人而已。在这里人人死战，李光弼甚至自己都准备好了匕首，以备在落入敌手之前自尽。

在战斗中，李光弼依然不忘纪律性。大将郝廷玉是守卫西北隅的将领，一次李光弼看到他在往回退，立刻派人去取他首级。使者提着刀到了他的面前，郝廷玉吓得连忙大叫：是我的马死了，回来换马！仆固怀恩父子在战场上也稍微后撤了一点，就见使者提刀来取他们的人头，吓得连忙转身继续作战。

靠着拼命的精神，李光弼终于守住了中潬和北城，史思明此刻仍然在进攻南城。李光弼押着北城的俘虏向他展示，史思明这才知道对北面两城的进攻都已经失败，不得不撤军。

李光弼对于河阳城的防守是如此关键，让唐军得以腾出时间来组织其余地区的防御。史思明本来有机会在夺取东都之后继续向西进攻，却由于河阳城的存在，不得不花了大量精力对付这个后方的据点。就这样，袭击战变成了拉锯战。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后半段和整个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就是在这样的拉锯中度过的。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唐军击败了史思明进攻陕城的部队，使得长安的防线得以稳固。

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李光弼进攻怀州，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斩首三千余级。三月，李光弼在怀州城下击败安太清。四月，在河阳城的西面水边击败了史思明，斩首五千余级。

当进攻战变成了拉锯战，史思明这才进入了东都。虽然东都在半年前已经被攻占，但由于李光弼只给他留了一座空城，价值不大。只有进入拉锯战阶段，他才考虑经营这座可以作为国都的城市。

直到当年年底，除了一些小的拉锯战之外，双方没有爆发很大的战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僵持，一方面是因为军事的均势，而另一方面则是双方的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破坏。唐朝发行的两种重宝让民间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混乱，皇帝屡次改动两者与开元通宝之间的比值，还屡屡下达法令严惩私铸的人，却依然无法禁止民间对两种大钱的私铸和抵制。而在史思明一方，为了筹集军费，也发行了顺天元宝和得壹元宝，都是一钱当百钱，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比唐朝控制区还严重。

虽然战事出现了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唐朝的朝堂平静了。事实上，安史之乱的恶果已经显现，唐朝的宗室和中央政府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除了史思明的叛乱，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其他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