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全局战争到局部战争（1 / 2）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安禄山叛乱爆发不到两年，唐军在经过两次失败之后，再次做好了进攻长安的准备。这一天，皇帝请参加战役的将军们吃饭，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主导进攻的郭子仪：事情能否成功，就看这一次了吧？

郭子仪斩钉截铁地回答：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当天，郭子仪率领先锋部队出凤翔，向着长安进发。

二十六日，唐军驻扎在武功地区的将领、御史大夫崔光远与叛军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天，崔光远派出两名将领，率领两千人进攻长安以北的中渭桥，这里距离长安城已经很近了。他们杀敌千人，逼迫对方放弃了中渭桥，又乘胜追击到了北面禁苑的苑门，距离长安城只是一步之遥了。但就在这时，叛军驻扎在武功的军队听说唐军的进攻，选择向长安方向逃窜。这支军队在禁苑以北遭遇了唐军，在冲突中，他们将两位唐军将领中的一个杀死，另一个擒获，送往洛阳。这一场战斗唐军先胜后败，损失了两员战将，但它对于唐军的意义在于，叛军在武功地区驻扎的军队都已经撤回了长安。也就是说，长安以西已经没有叛军，任由唐军驰骋了。

郭子仪之所以对胜利如此笃定，除了准备充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获得了一支生力军，也是最英勇善战的部队之一——回纥人。

在唐代的北方，回纥已经取代了突厥，成了最强大的民族。安禄山叛乱爆发后，回纥可汗屡次与皇帝交通信息，表示可以派遣军队帮助唐朝皇帝。但是，直到这一次，郭子仪才让皇帝下了决心，邀请回纥人前来助阵。回纥此时的可汗称为怀仁可汗，他命儿子叶护以及将军帝德等率领精兵四千人前来助阵。

但是，回纥的助阵又是有代价的。回纥人到达凤翔后，皇帝不仅酒肉招待，还要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回纥虽然兵少，但由于战斗力强，要求并不低，皇帝甚至与他们约定，只要攻克了长安，皇帝只要土地和人民，而所有金帛和女人归回纥。皇帝之所以这么恩宠回纥人，是因为他也意识到唐军的战斗力的确有限，之前即便是郭子仪在与敌人交锋中，也很难保证一定会占据上风。

肃宗的准太子广平王李俶与叶护一见如故，两人约为兄弟，广平王是兄长，叶护是弟弟。

十月十二日，广平王率领的主力部队离开凤翔。唐军一共有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其中回纥人有四千，还有不少西域他族的部队。唐军到达扶风之后，郭子仪又约见了回纥部队，招待了他们三天。叶护不断地催促进军，他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招待过后，郭子仪让他们上路，每天给回纥人的供应是两百只羊和二十头牛，加上米四十斛。

唐军这次的进军速度并不快，而是稳扎稳打，避免混乱。二十五日，所有部队都已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才来到了长安以西的香积寺，在香积寺以北沣水东面扎下阵营。香积寺的位置在南山子午谷正北微微偏西，沣水以东，交水（唐代也叫永安渠）以西，距离汉代上林苑内的昆明池不远。

唐军的布阵分为前、中、后三军，分别由李嗣业、郭子仪和王思礼指挥。敌人的十万大军则在唐军的北面排开。

首回合是由叛军将领李归仁挑起的，他率部出阵挑战，被唐军击退，于是唐军乘胜追击，来到了敌人大部队的阵前。就在这时，叛军的大部队在号令声中突然压上，又把唐军赶了回来。唐军的战斗力并不强，在敌人压迫下开始退却，阵形大乱，眼看就不可收拾了。但幸运的是，随着唐军出现混乱，他们丢弃了不少辎重，吸引了叛军士兵前去抢夺，这就给了唐军重整的时机。

作为前军将领的李嗣业一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认定如果不拼死抵抗，军队就会被消灭在这里，他脱掉铠甲，赤膊上阵，拿着长刀站在阵前，不管是人是马，只要撞到他的刀头，全都被砍倒。杀了数十人之后，李嗣业率领人马全都执长刀，排成一道墙，齐头并进，一路砍杀，所向披靡。在他的带领下，唐军奋勇向前，逆转了局势。

叛军一看形势不好，立刻采取了第二招——包抄。他们派出一支骑兵部队，试图从东面包抄唐军，从后面发起袭击。唐军发现后，由朔方左兵马使仆固怀恩带着回纥兵前去迎战，将包抄的敌军部队砍杀殆尽，这次局部战斗让敌人丧胆。

这就到了唐军进行反包抄的时候了，发动包抄的依然是李嗣业。他带着一部分回纥人冲到叛军的后方，与前方的唐军形成夹击。

双方的战斗从中午时分直杀到天黑，唐军斩首六万余级，叛军的尸体填满了沟壑，最后剩余的叛军借着天黑逃回了长安城。

当天夜里，杀红了眼的仆固怀恩依然不肯放弃，他不断地向主帅广平王请求乘夜发动攻击，因为叛军大将李归仁和安守忠都是骁勇善战之人，既然他们败了，就必须乘胜将他们擒获。否则，哪怕唐军夺回了长安，只要两人逃走了，一旦他们重整军队，依然可以成为唐军的心腹之患。

广平王没有经验，并未答应仆固怀恩的请求，而是叫他赶快休息。到了第二天一早，当唐军再想进攻时，却发现对方已经逃走了。

二十八日，唐军终于回到了西京长安。这时距离长安丢失已经一年多。当初唐玄宗逃走后，叛军没有乘胜追击，唐军得以重整。而这时，唐军也没有乘胜擒获对方的大将，同样留下了隐患。

攻克长安之后，按照皇帝与回纥人的约定，回纥人是有权将长安城的财富劫掠一番的。但长安在叛军的手中本来已经恢复了安定，如果唐军刚刚攻克了长安就开始劫掠，给百姓留下的印象就是政府军还不如叛军。到底怎样才能让回纥人放弃约定呢？

解开问题死结的是广平王李俶。他亲自来到了叶护的马前，对叶护深深一拜，将他的担忧说了出来，如果在长安劫掠，消息传到东都，那么东都洛阳的百姓势必不愿意回归，甚至会和敌人并肩抵抗。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即便回纥人要劫掠，也必须等东都拿下之后。

叶护没有想到广平王会给自己下拜，连忙下马还礼，答应暂时不对长安进行劫掠。广平王之拜与叶护的还礼，都被人民、士兵看得一清二楚，广平王拯救长安的故事也流传了开来。

叶护和仆固怀恩没有率领回纥人以及其他西域士兵进城，而是从南面绕过了长安城。长安南面诸门是安化门、明德门和启夏门，到了东南角，回纥人又向北经过了城东的延兴门、春明门和通化门，最后扎营在浐水的东面。他们绕了半个长安城。城内的百姓时刻关注着胡人的部队，直到确定他们不会进城才放心。

广平王则带人进入长安，逗留了三天，之后留下虢王李巨作为留守，自己则率众东进：他们接下来要攻打的是潼关和东都。

广平王留在西京时，郭子仪已经率众东进，追击敌人直达潼关，一路上斩首了五千人，攻克了华阴和弘农两个郡。

敌人还有一支部队是驻扎在武关的，经武关可以从关中的长安直达襄阳地区。敌人占据长安之后，为了防止襄阳之兵，也派人把守武关。到了十月初八，王难得率领的兴平军也上奏皇帝，他们已经肃清了武关，从长安到襄阳的道路由此也开通了。

叛军放弃武关之后，接下来的防守地点在陕城，即如今三门峡的陕县。这里北面是黄河，南面是秦岭余脉，与潼关遥相呼应，是陕西与河南之间的重要通道。陕城以西就是著名的函谷关所在，而哥舒翰的部队就是在函谷关以西不远处遭到覆灭的。

由于唐军进攻太快，原本在陕西的叛军将领张通儒一路上没有形成防御，直接退到了陕城才设防。张通儒保陕城的消息传到了洛阳，安庆绪立刻在洛阳征兵，由权臣严庄率领，来到陕城与张通儒共同防守。此时叛军的队伍依然有十五万人，与唐军的人数相当。

双方的布阵是这样的，在临汾盆地南部有一个叫作曲沃的小城，这里大约在当年哥舒翰兵败地点附近，也位于双方战线的后方。广平王李俶就驻扎在这里。潼关往东，在陕城以西有一个叫作新店的地方，这里是双方战线的交汇点。在新店的南北各有一条小山岭，叶护派出大将藏在南山之中，而叶护本人和郭子仪则在南山以北的谷道内扎营。叛军的部队更靠近北山，身后紧紧贴着山地，处于半高处，从而形成了保护。

郭子仪与敌人在新店相遇后，双方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敌军背面有山的保护，又位于高处，他们将郭子仪向西驱赶，眼看唐军就要撤退了。

但就在叛军向西追赶唐军时，埋伏在南山谷地之中的回纥人渐渐地被甩到了叛军的身后（东面），回纥人从南山中出来，借着尘埃掩护向叛军射箭。叛军看不清尘埃背后有多少士兵，只知道回纥人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与唐军其余部队形成了包抄。在这样的局势下，叛军迅速崩溃了，除了留下漫山遍野的尸体，剩下的人在向东撤退中，连陕城都无法进入，而是直接逃回了洛阳。就这样，唐军攻占了洛阳的最后一道屏障——陕城。广平王和郭子仪到陕城安抚民众，而仆固怀恩带着骁勇善战的回纥兵继续向东进攻洛阳。

十月十六日，严庄将防御失败的消息带回了洛阳。当天晚上，安庆绪收拾人马离开洛阳，向河北地区逃窜。在临走前他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俘获的唐军将领杀害，守卫睢阳的许远则死在了偃师。

十八日，广平王率军进入洛阳，兵不血刃，洛阳获得了解放。此时距离唐军攻克长安不过二十天的时光。但接下来还有一个未解的问题。当初皇帝与回纥人约定，攻克长安后，回纥人可以劫掠一番，被广平王劝止后，条件变成了回纥攻入洛阳可以劫掠。现在，洛阳已经回到了皇帝的怀抱，也到了皇帝将洛阳的财富给回纥人的时候了。

事实上，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回纥人已经开始了劫掠。广平王由于前面的许诺，虽然心中充满了厌恶，却也不便说什么。这一次，是东都父老的智慧挽救了这座城市，他们主动提出贡献一批罗锦，数量达到上万匹，相当于四千回纥兵每人能够分到两匹多。最终回纥人同意了这一条件，才没有继续掠夺。

关于唐朝皇帝允许回纥人抢劫的事，已经争论了上千年。但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双方的制度差异造成的。唐朝作为定居民族，已经学会了通过收税的方式从民间抽取足够的资源来养活官僚集团，但作为游牧民族的回纥人，依靠的却是另外的体系。在回纥体系中，人民不需要缴纳固定的农产品，他们在广大的草原上分片放牧，回纥可汗和他的官僚集团有着自己的草场和牲畜，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也就不需要人民的贡献了。

那么，官僚与人民的关系又体现在哪里呢？对于人民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官僚在国防上的保护，给自己提供安全的放牧环境；而对于官僚而言，他们需要在打仗时，人民提供免费的兵力供他们驱使。援助唐朝的回纥兵虽然是可汗征召的，但并不需要可汗发工资，可汗可以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多的士兵。但为了保持士兵的忠诚，可汗必须允许士兵在每一次胜仗之后进行掠夺，这些战利品就是士兵们唯一能够得到的财物报酬。

回纥士兵之所以帮助唐朝皇帝攻打叛军，也是指望着战胜后可以掠夺。当攻克了洛阳之后，他们认为劫掠是战争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部分，而对于定居政权的唐朝则显得有些不可接受了。

当回纥人从洛阳回到长安时，皇帝亲自率领百官迎接，表达了最隆重的欢迎和谢意。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回纥人离开时，皇帝又封叶护为司空、忠义王。而更重要的是，他规定每年都要给回纥人二万匹绢。虽然岁币要到宋代才成为常态，但其开端却根植于唐代对回纥的政策之中。

引入回纥兵的代价并没有一次性清算，而是一直持续了好几位皇帝，直到黠戛斯人（吉尔吉斯人）崛起，将回纥赶出了蒙古高原，回纥的影响力才衰退了。

回纥在唐代的长期强势可以从几方面看出来。

第一，唐代有与胡族和亲的传统，但所谓和亲的公主，大都不是皇帝亲生的女儿，而是宗室女子，甚至是干女儿。比如，仆固怀恩的三个女儿都被封为公主嫁给了回纥人；嫁给吐蕃的文成公主则是宗室女。

在唐代，真正的皇帝女儿嫁给胡人的只有三次，都是嫁给回纥人。第一次就发生在唐肃宗收复两京之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十七日，皇帝在册命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之后，将自己的幼女宁国公主嫁给了可汗。由于这是第一次皇帝的亲女儿外嫁，父亲亲自将她送到咸阳，晓以大义，公主慷慨而行，表示“死且无恨”。公主出嫁到了回纥不久，可汗就死了。按照回纥人的规矩，可敦是要殉葬的，公主以自己是汉人，应该遵守汉人的风俗为由拒绝了。但她将脸划破，血泪交融地大哭了一场，方才过关。由于她没有儿子，最后侥幸回到了唐朝。

宁国公主之后，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和宪宗的女儿太和公主都嫁给了回纥可汗。其中咸安公主遵从回纥的风俗，老王死后嫁给新王，一共嫁了四位可汗，最后死在了大漠。太和公主是在穆宗时出嫁，她恰好赶上了回纥的崩溃。回纥人被黠戛斯人赶离了位于蒙古高原的摇篮后，黠戛斯人将公主送回唐朝，路上又被已经进入唐朝边境暂居的回纥人截留。最终她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长安，死在了家乡。

三位公主的父亲分别是中唐时期的三位雄主肃宗、德宗和宪宗，表明唐朝君王对于这支外来友军的依赖性。皇帝要想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赖他们。

回纥人对于唐朝皇帝如此重要，他们得到特殊的待遇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史书中，充斥着回纥人在长安不受法律约束的例子。比如，宝应二年（公元763年）闰正月初五，有十五个回纥人不知什么原因进犯皇城的含光门，甚至突入了鸿胪寺，看门的人却无可奈何。而回纥人在唐朝境内的劫掠甚至杀人，地方官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盛唐时期不会出现，但在中唐之后却成了常态。

叛军逃离洛阳后，唐军对叛军的清剿并没有立刻停止。十月二十日，郭子仪派遣大将攻取了黄河上的河阳，以及黄河以北的河内（现河南沁阳一带），从而控制了通往河北的道路。安庆绪最倚重的大臣严庄也投降了唐军。由于唐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全国各地，当地的人们纷纷揭开了抗争的大旗，叛军陷入了左支右绌之中无法抵挡。刚刚战胜了张巡、占领了睢阳的尹子奇也在陈留被人杀死。他赢得了一场血战，却无法在另一场混乱中存活。

安庆绪跑到了河北的邺郡，当他到达时，仅剩下三百骑兵和不过千人的步卒跟随。此外，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投奔了常山、赵郡、范阳等其他城市。很快，田承嗣、蔡希德、武令珣等人纷纷从其他地方赶来，这才又凑够了六万人。于是河北地区成了安庆绪控制的主要区域。

到了十一月初，河南、河东地区已经扫荡殆尽，除了河北之外，只剩下北海、云州还掌握在叛军手中。

到这时，唐军距获得全面的胜利只剩下最后一步。但就在这时，对于皇帝来说，战争已经成了次要的问题，他考虑的是重新获得长安之后，如何调整与太上皇的关系，以及如何安排群臣与将军们重新组建朝廷。显然，他的转向过早了。

收复长安之后，对于皇帝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军事，而是家庭关系。

整个收复战役中，在成都的太上皇几乎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给皇帝添了许多的麻烦。收复后，皇帝首先担心的是，太上皇一日不回来，就可能给帝国多带来一些麻烦。

唐朝宫廷有父子反目、钩心斗角的传统，甚至许多次内斗都必须以一方的死亡作为结果。太上皇到达成都后，任命了不少官员，虽然他也主动向新皇帝示好，让这些官员到北方见新皇帝，可是毕竟没有人知道这位太上皇和皇帝一旦重聚，是否能够平衡好权力。

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太上皇完全放弃权力，让皇帝独揽朝政，但没有人有充分的把握认定他会这么做，而太上皇本人也不确定儿子会不会对他不利。唐朝宗室纷争的传统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彼此信任，只能预先进行防范，而他们的防范又会被对方解读为冒犯，最终激起双方的敌意，让事情无法收场。

但如果太上皇不回来，处于皇帝身边，在成都就会出现另一个小朝廷，这个小朝廷早晚会和长安的朝廷出现冲突，甚至反目成仇。这样看来，父子之间情况极其微妙，不管太上皇回来还是不回来，由于双方无法建立互信机制，都会导致进一步的冲突。

从皇帝的角度看，是希望太上皇回来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朝廷的分裂。但是太上皇到底是把避免分裂放在首位，还是把自己的安危放在首位？一个已经放弃过整个帝国的老人会在意所谓的分裂吗？皇帝又要怎样才能取信太上皇呢？

在刚刚收到攻克长安捷报的九月二十九日，皇帝除庆祝收复都城之外，还派人给身在成都的太上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请太上皇回京继续当皇帝，而自己将回到东宫继续当太子。

如果了解唐朝的内斗传统，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封非常不合时宜的信。当了皇帝的肃宗身边已经聚集了大批亲信，一旦皇帝放弃皇位，让位给父亲，太上皇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朝臣，必然无法施展自己的政策，可如果换人，又必然引起宫廷内的阴谋和内斗，造成父子反目和宗室血案。太上皇也必然会意识到，儿子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许诺，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回去而已，其余的都不能当真。这封信事实上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发出了父子内斗的第一个信号，作为聪明人的太上皇必然会察觉到这个信号，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继续留在成都，形成割据局面，避免被儿子及其党羽害死。

在攻克长安时，李泌是跟在广平王身边的。皇帝将他召回后，把给太上皇的信给李泌看了一下，李泌立刻意识到这封信会让太上皇强化割据之心，不会再回来了。作为补救，他请皇帝以群臣的名义给太上皇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详细叙述了群臣在马嵬坡留下太子，并在日后劝进的来龙去脉，表明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太子有意去争夺皇位。信中还以群臣的口吻描述了皇帝对太上皇的思念，请太上皇回长安，以便皇帝尽孝。这封信再也没有提到皇帝退位给父亲，只是通过父子亲情暗示，请太上皇回长安颐享晚年，只要太上皇不参与政治，皇帝不会对太上皇做出不利的事情。

这两封信一先一后到达了成都，太上皇看了第一封信，立刻意识到这是内斗的信号，回信表示，请皇帝把剑南（四川）让出，他准备在这里养老，这事实上就是宣布了割据的局面。太上皇的回信于十月十八日返回凤翔，皇帝见信大惊。就在他惊魂未定时，太上皇的第二封信到了。原来，太上皇最初也只看到了第一封信，后来看了“朝臣”上的第二封信，意识到父子之间暂时可以取得互信，他决定以国家为重，回到长安。虽然太上皇可能对未来依然有疑虑，但这种疑虑不至于让他做出激烈的举动，而是宁愿相信皇帝，碰一下运气。

除了解决太上皇与皇帝的纠纷之外，李泌还试图调和皇帝与未来太子的关系。鉴于皇帝有听信妃子（未来皇后）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的“前科”，甚至因此杀死自己最有才干的儿子建宁王，李泌以武后和她的儿子们的故事提醒皇帝，他的儿子是有限的，不能一个个都杀掉。这个提议保护了未来的太子广平王，也就是将来的皇帝代宗。

在帮助皇帝解决了家事之后，李泌提出离职。他在肃宗皇帝最危急的时候前来帮助，又在皇帝刚刚克复两京时就选择离开，与其他宰相的内斗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安史之乱时期的诸位宰相级官员中，李泌（事实上他没有在肃宗时期担任宰相，而是到了德宗时期才拜相）和张镐如同两股清流。他们一个通晓世事、屡出奇策，另一个刚直不阿、爱惜人才，虽然都执政不长，但因继承了玄宗早期的贤相传统，被人们所铭记。

在离开肃宗之后，李泌前往衡山修道。但这只是他漫长的传奇生涯中的第一步，在代宗和德宗时期他还会在关键时刻回来帮助皇帝，表明了他在朝堂和山海之间的适应能力。只是后面的部分由于与本书无关，他的传奇也就暂时离开本书读者的视线了。

十月十九日，皇帝终于离开了他的凤翔行在，向长安进发。在同一天，他派出韦见素去四川接太上皇。

二十二日，皇帝来到了咸阳东的望贤宫，在这里他得到了东都洛阳的捷报。第二天，皇帝进入西京长安，此时距离他们离开长安已经一年多，距离房琯组织的第一次反攻也有一年了。那一次皇帝本来以为能够回来，战争却又拖拖拉拉进行了一年，唐军才终于有了突破。不过，获得了两京的皇帝怎么也想不到，八年的安史之乱只不过才刚到第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不过只有两年而已。这也可以看出唐军的脆弱，以及唐朝的官僚系统被破坏的程度。

长安的百姓欢呼雀跃，到二十里外迎接皇帝，许多人都喜极而泣，以为会回到盛世之中。他们不知道，这个皇帝和当年的玄宗皇帝已经有了区别。很快，加税和货币贬值的厄运都会纷纭而至，皇帝不这样做就无法渡过难关。

皇帝没有去城内的西内太极宫居住，而是来到了城外北方的大明宫。这也表明了皇帝的谨慎，不敢完全相信长安的百姓，毕竟在城外的大明宫更加安全一些。在大明宫，那些曾经投降了叛军、担任大燕官员的人都被迫光着脚、摘掉头巾在含元殿前站着，等待皇帝的裁决。皇帝到达后，他们在兵士的环卫下给皇帝叩头。他们的命运在下文还会谈到。太庙已经被叛军烧掉了，皇帝无法祭拜，只能素服对着遗迹哭了三天。

也是在同一天，太上皇从成都出发，踏上了回归的道路。

十一月初，广平王和郭子仪都从东都回来了。皇帝对郭子仪表示感谢，感慨整个国家的再造都有赖于这位以宽宏为主的将军。从军事谋略上来讲，郭子仪吃过不少败仗，对军队的控制和运用也比不上李光弼，甚至不如仆固怀恩，但郭子仪的宽宏和坚韧却是唐朝再造过程中最需要的。正是他在肃宗最危急的时候率兵前往灵武，才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局势。也是他一次次失败后又一次次继续努力，才有了克复两京的功业。更重要的是，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人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却无法解决唐朝君臣互相猜忌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一直困扰着各位将领，让他们除了与敌人作战，还必须互相防范，避免被自己人杀死。皇帝任命宽宏大量的郭子仪作为副元帅，恰好解除了人们的担忧，所有将领都认为在郭子仪的手下不会被埋没，也不会遭到报复，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打击敌人，将互相怀疑的诡异气氛暂时清除了。

十一月初十，太上皇终于来到了凤翔，跟随他的士兵有六百余人。他走的时候仓皇，回来的时候凄凉，所有的人都在庆祝伟大的胜利，只是这个胜利和太上皇无关，他只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老人而已。

为了表示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太上皇把他的士兵都送到了郡县听命。皇帝则派出了三千名骑兵表示欢迎。太上皇之后的行程很缓慢，直到十二月初三，他才来到咸阳。皇帝则在望贤宫等候自己的父亲。到这时，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年多以前，太子是那么弱势，甚至担心自己能否活到即位那一天；如今，新皇帝的地位已经稳固，担忧自己未来的反而变成了太上皇。

二人自然也免不了表演一番。太上皇在望贤宫的南楼之上等待皇帝，皇帝没有穿象征皇帝的黄袍，而是穿了一件当太子时的紫袍，骑着马，第一眼见到南楼时就下马，步行到楼下。唐代臣下见皇帝的礼节除了拜之外，还要做一种特殊的舞蹈动作，现在这种动作已经失传了。皇帝对着楼上拜舞。太上皇从楼上下来，抚着皇帝哭泣，皇帝则抱着太上皇的脚呜咽着。

接下来，太上皇向人要来了黄袍，亲自给皇帝穿上。皇帝则不断地磕头拒绝。太上皇表示，这是天数，皇帝已经得了人心，而他想要的，只是安度余年。皇帝这才接受下来。

老百姓也在承担着本分的表演，他们先是在仪仗队之外围观赞叹。当仪仗队移除后，他们前来拜谒，并表示见到两位皇帝真是太幸福了。

上殿时又是一番推辞，太上皇不肯居于正殿，又是皇帝亲自扶他登殿。吃饭时也是皇帝先品尝，表示没有事，再送给太上皇吃。

后世的史臣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这一幕幕礼节，是为了彰显教化，表明君臣父子的礼数。但后人看到的却是父子两人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以免引起对方的戒心。他们越表现得彬彬有礼，越容易让人看到背后的剑影刀光。

这一切礼节还没有结束。初四回程时，皇帝亲自给太上皇试马，又扶他上马，为他牵笼头，走了几步，太上皇这才制止了他继续步行。于是皇帝骑上马在前面带路，他不走在正中，而是走在一边，把中间的驰道让给父亲。太上皇感动地说：“我当天子五十年都不算贵人，今天当了天子父，才真的算是贵人。”一句话道出了他心中的不甘与酸楚。

太上皇从长安西北角的开远门进入大明宫，登上正殿含元殿抚慰百官，之后前往长乐殿感谢九庙主，痛哭一场之后，离开大明宫，来到了号称南内的兴庆宫，这里是他当太子时的宫殿，规模比太极宫和大明宫小得多，但之后由于扩建过，也号称是皇宫，被称为南内。太上皇以后就在这里居住。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在不停地上表请求避位，请太上皇执政。每一次上表，太上皇就离权力的舞台更远一点。他就这样被儿子半孝敬半逼迫着永久性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皇帝返回长安之后，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投降叛军的官员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在形势面前，很难完全判断孰是孰非。

在太上皇逃跑时，几乎瞒住了所有的官员，许多人在等待上朝时才知道皇帝已经跑了。从这个角度看，是皇帝首先抛弃了自己的大臣，只顾逃命。

但也不能说这些官员毫无责任，毕竟还有一部分人逃走了。但这种逃走，又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听说皇帝逃走后，在后面紧跟着皇帝逃走的只是少数，这些人后来由于追随有功，大都升了官。大部分官员却在家庭和皇帝之间犹豫不决，他们都不知道皇帝逃到哪里去了，就算想跟着，但追不上，也只好回来了。大部分人在惶恐和犹豫中把时间错过了，再想离开长安，也不知道去哪里。等叛军到来后，就把他们一窝端了。

安禄山虽然想杀掉皇帝，但他更想建立一个政权，这样一来，自然也离不开官员。所以，安禄山对于唐朝的官员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把他们带到东都去当官。

这些官员在东都惴惴不安地判断着形势。安庆绪撤退时，由于过于匆忙，也没有办法带他们走，只是将三十几个俘虏杀死了事，其他的官员大都获得了自由。但随后这些自由的官员就被唐军抓了起来。

这些官员以原来的宰相陈希烈为首，一共有三百多人。他们穿着素服向广平王请罪，广平王将他们带到了西京。负责审判他们的是御史中丞崔器。不幸的是，崔器是一位性格刻薄的官员，在安史之乱之初，作为奉先令的他也曾经当过俘虏，做过短期的伪官，之后因缘际会在肃宗处得到了重用。这样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会对其余担任过伪官的人下死手。

果然，除了上文提到的在迎接皇帝回京时，罚这些伪官磕头之外，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崔器将这些人押往大明宫的朝堂请罪。朝堂在含元殿的东西两边，分别称为东朝堂和西朝堂，是皇帝接见群臣的所在。请罪完毕，崔器将他们全都收进了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监狱之中。

接下来就是鉴别工作，首先找出来的是那些不肯为叛军所用的气节人士。比如一位叫作甄济的人，安禄山没有反叛时，甄济曾经在他手下任职，后来他觉察到了安禄山的野心，就辞官不做了。安禄山反叛后，为了逼他出山，派将领蔡希德带了两个刀斧手去，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出山，甄济把脖子伸长了等待他们下刀，蔡希德也不想伤害他，只好回去说他真的病了。安庆绪时期，甄济被胁迫到东都，但他依然不肯做官。等广平王破了东都，甄济立刻去拜见广平王。皇帝认为甄济忠心耿耿，于是把他供在三司衙门里，三司在审判那些罪臣时，让这些罪臣一一向甄济拜一拜，作为对他们的羞辱。

除了甄济这种不肯投降的之外，其余的人也做了区分，那些在战场上被俘的，或者因为家在附近被胁迫的，只要能坦陈实情，都会获得宽赦。安禄山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也得到了宽恕，因为他虽然做了叛军的官，却利用职务保全了不少百姓。

对于剩下的人怎么处理，意见分成了两派。皇帝任命的主要审判官员除了御史大夫崔器，还有三人，分别是兵部侍郎吕諲、礼部尚书李岘和殿中侍御史李栖筠。其中崔器和吕諲为一派，主张叛变投敌者都应该判死罪。而李岘和李栖筠为另一派，认为皇帝更应该讲求宽恕，特别是现在仗还没有打完，叛军中许多人已经没有了斗志，只等机会投降朝廷，如果过分惩罚这些官员，会让那些还在叛军中的人感到恐惧，不敢投降唐军。

皇帝最后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将这些官员按照轻重程度分成了六等，其中第一等当众斩首，第二等赐自尽，第三等打一百杖，剩下三等则是流贬。十二月二十九日，积极配合安禄山的官员，以河南尹达奚珣为首共十八人被斩首于城西南的独柳树下。陈希烈作为宰相投降了敌人，他与其余六人被赐死于大理寺。第三等杖刑的人则受刑于京兆府门。

在受刑的人中，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就是原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这两个人曾深受太上皇喜爱，张垍还是当朝驸马，不想最后都投靠了叛军，张垍当上了安禄山的宰相，张均则被任命为中书令。按照定罪，两人也应该是死刑，皇帝却想救下他们。可是太上皇对这两个人的印象过于深刻，坚决要处死两人。肃宗以张说曾经保护过他们为由，救下了驸马张垍，但张均却无法救下了。

在涉罪的官员中，还有一位本书常常提到的人物——王维。

在唐代的官僚系统中，王维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安禄山授予他给侍中，也算不上显达的官职。但唐军攻克东都后，王维也和其他的官员一起被抓起来，送往西京，与郑虔、张通等人一起关押在宣阳里的杨国忠旧宅里。这三个人都擅长画画，当时宰相崔圆恰好处于权势高峰，借此机会让他们给自己画画。

王维的幸运在于：第一，他在东都被迫参加凝碧池宴饮时写了一首诗，其中“百官何日再朝天”一语让皇帝颇为动容，也证明他虽然身陷敌营，却并没有忘记正宗的皇帝。第二，此时，王维的弟弟王缙已经崭露头角，官至刑部侍郎兼北都副留守，他用自己的官职作保，请求以刑部侍郎赎取哥哥的罪名。

王维在忐忑中等待着对自己的裁决。直到第二年初皇帝给他复了官，让他担任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他才真的相信自己被赦免了。欣喜若狂的王维也忘记了所谓佛法，迫不及待地写了谢表，表达自己的感激，并再次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也表达自己不仅免罪还复了官的得意心情，在他的眼中，连大自然都是那么媚俗式的可爱，“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从这时开始，他又过上了悠闲的官员生活，早朝时，为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而感到自豪。

自然，其日常也少不了官场上的应酬，以及烹葵看竹的时光。总之，王维的生活突然间恢复了他惯常的状态，他依然在官僚与隐逸的夹缝中优哉游哉，仿佛安史之乱没有发生一样。

在皇帝收复两京后，度过了一段潇洒日子的除了王维，还有另一位诗人杜甫。皇帝回到长安后，立刻举行了大明宫早朝。这样的早朝被视为政府恢复正常的标志。参加早朝的文人除了王维，还有杜甫、贾志、岑参等人，他们都供职于两省，成了同僚，于是诗词往来也成了常态。

那么杜甫又是怎么成了王维的同僚的？原来，在从长安的叛军中逃走之后，杜甫听说皇帝在凤翔，立刻也来到凤翔找到了皇帝（至德二载四月）。虽然比不上那些跑到灵武去伴随皇帝的大臣，但杜甫也得到了皇帝的奖励，获得了左拾遗的官职。

杜甫在庆幸自己找到了皇帝的同时，另一个巨大的恐惧却向他袭来：他和妻儿被迫分离已经近一年时间了，他们还活着吗？他们又是靠什么生活？特别是听说叛军最残酷时，连鸡狗都杀光了。就算躲过了杀戮，他们又吃什么、喝什么？杜甫在凤翔刚刚获得职位时，还不好意思开口提省亲。他从长安寄出的信已经十个月了，却没有消息返回。他战战兢兢地从凤翔继续发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虽然盼着有家信来到，却又越来越害怕收到家信，害怕收到坏消息。

到了当年秋天，他才终于获得了家信，得知家人无恙，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八月份，他终于请假前往鄜州去探望家人。一路上他徒步而行，经过一片片的废墟，终于回到了鄜州。当他突然出现时，妻子、孩子都没有准备，竟然都吓坏了，随后纷纷垂泪。街坊邻里感慨着站满了墙头。他们说话直到深夜，就像做梦一样。

当初逃难时，女儿饥饿到咬他，儿子更懂事一些，但为了填肚子，跟父亲要那些不熟的苦李子充饥，想到这里杜甫感慨万分。

十月，随着皇帝收复了西京，杜甫也得以回到长安，继续担任左拾遗。除了自己任职之外，他还帮助了另一位老朋友岑参。

安史之乱开始时，岑参还在北庭。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春末，岑参知道了内地的情况，也赶了回来，恰好是皇帝在凤翔之时。到了六月份，杜甫已经担任了左拾遗，他上书皇帝推荐岑参，让岑参得到了右补阙的职位。到了冬天，岑参跟随皇帝回到长安，杜甫也探亲回来。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中书舍人贾至和王维。

大明宫早朝是皇帝恢复统治的象征，于是贾至、王维、杜甫和岑参四人纷纷写诗纪念这个时刻。首先写诗的是贾至，随后王维、杜甫和岑参各自奉旨和诗，虽然这些作品无不是应酬之作，但作为特殊时期的见证，依然形成了一段佳话。

不过，与其他三人比起来，杜甫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就在他春风得意时，祸端却早已经在一年前埋下了。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杜甫刚刚来到凤翔跟随皇帝，当时皇帝因房琯进攻长安不利大怒，决定罢免房琯。这件事情和杜甫并没有关系，但杜甫却自认为是房琯的朋友，上疏表示不应该罢免房琯。整个过程听起来有些像司马迁和李陵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司马迁丢掉了自己的生殖器。这件事也让肃宗皇帝大怒，他要将杜甫交给三司审问，追究刑责。虽然唐朝已经没有了胡乱割人生殖器的习惯，但贬官甚至流放看来是免不了了。幸亏当时喜欢文人的张镐是宰相，他出手相救，皇帝才作罢，将房琯贬到地方当刺史，暂时没有追究杜甫的责任。

但如果以为皇帝将这事忘了，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二年，皇帝回到了长安，杜甫在做了几个月的左拾遗后，收到了皇帝的斥书，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只享受了几个月的好时光，就被迫离开了长安。

在唱和的四人中，杜甫和贾至被贬官外放。或许是命运让杜甫必须在漂泊中记录这个时代。

唐军攻克了两京之后，已经将全局性的叛乱变成了局部性的战争。皇帝控制了长安和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整个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河南近乎全境。只有河北与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掌握在叛军手中。在叛军占领的据点中，称得上强硬的只剩下了三个：安庆绪控制的邺城（以及其所在的相州）、史思明控制的范阳以及高秀岩控制的云州。

在这三个据点中，邺城位于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上，是收复难度最小的，而范阳和云州恰好就是后世燕云十六州的两个中心地带。到了北宋时，因为失去了云州和燕州（幽州），中原地区相对于北方的游牧部落成了弱势，从而一直担心来自北方的攻击。北宋的灭亡也和失去燕云十六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史思明和高秀岩如果联手，或者投向北部的游牧民族契丹、回纥等，都会对唐朝构成巨大的祸患。李泌曾经想先攻克范阳和云州，最后再解决两京问题，即首先获得战略要地，将敌人吸引在战略上不那么重要却很富裕的两京地区，最后再一网打尽。既然皇帝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那么在攻克两京之后，随着叛军向范阳的回流，他们形成割据势力的可能性大增。

如果安禄山还活着，那么唐军受到的威胁更大，因为安禄山能够指挥得动范阳的史思明和云州的高秀岩，形成三地联动。可是安禄山之死将史思明等人的效忠解除了。安庆绪杀死了父亲，却没有父亲的威望，这就给了史思明独立行事的借口。如果能够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唐朝就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来结束叛乱。

到了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一个现成的机会出现了。安庆绪崩溃后，大量的军队向范阳涌去，叛军之间的对抗加剧了。

首先去往范阳的是李归仁率领的叛军部队，包括了大量的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部族武装，加上其余的精兵一共数万人。他们一路上烧杀劫掠，守卫范阳的史思明听说他们来了，立刻开始准备防守。等这些溃军到了范阳境内，史思明派人前往招降，并让他们停止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其中曳落河、六州胡等部族投降了史思明，加入了他的范阳守军，而同罗部则不肯投降，被史思明出兵击败后，从范阳旁边掠过，向燕山以北退去。

刚刚解决了李归仁溃军的问题，安庆绪又派来了另一支人马——大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的部队。他们这次带来了五千精兵，借口是要从范阳基地征兵，前往河北地区对抗唐军。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都是名将，史思明不敢大意，但如果他允许两位将军征兵，就意味着承认了安庆绪的领导地位。可是，在当下，范阳的实力已经成了叛军中最强的一支，而安庆绪的能力却不足以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如果史思明承认了安庆绪的领导，就意味着将自己的命放在了一个不合格的人手中，迟早会被杀死。作为安禄山手下最有能力的将领，史思明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死去吗？

就在这时，史思明的判官耿仁智提醒他，安庆绪已经如叶上的露珠，败亡是早晚的事情，如果史思明能够看清形势，投靠唐朝，帮助官军打败安庆绪，那么他们之前的罪过会被既往不咎，还可以继续担任唐朝的重臣。耿仁智的提议打动了史思明，他开始准备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