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找不回的盛世（1 / 2）

与史思明的战争长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唐朝中央政府和皇室都乱了套，根本没有精力去镇压史思明了。这种制度的失调，可以认为是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一部分。

首先出问题的是太上皇的安置问题。

从蜀地回来后，太上皇选择了他当太子时的藩邸即南内兴庆宫居住，皇帝本人则住在了城外北面的大明宫（东内）。两人都没有住原来的皇宫太极宫（西内）。皇帝为了见太上皇方便，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之间修建了一条夹道，也就是在城墙内又修了一道墙，两墙之间有一条小道专门供皇帝使用。这样，皇帝可以不接触外人，走夹道从大明宫到兴庆宫拜见父亲。有时候，太上皇也会从兴庆宫到大明宫去看一看。

并没有证据表明太上皇干预朝政，但他有时候还是会找回一下曾经作为皇帝的自尊。在他身边还有一群服侍他的人，主要有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王承恩、魏悦，他离不开的高力士、玉真公主，以及以前服侍过他的一些旧宫人和梨园子弟。这些人帮助太上皇建立了一个具有自我欺骗性的小环境，他们为太上皇奏乐娱乐，仿佛还在太平盛世。

太上皇还喜欢到长庆楼去，这座楼在兴庆宫的南面，再往南就是外面的大道。从长庆楼就可以看到大道上熙熙攘攘的景象。人们看到太上皇出现在长庆楼，都会驻足观望，有人还会大呼万岁，太上皇听到喊声，就会给这些人赐酒。

对于长安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怀旧的场所，让人们怀念起当年盛世的繁华与和平。太上皇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帮助人们怀念过去的老古董的角色，并不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但这件事却给了李辅国机会。太上皇执政时期，李辅国只是宦官中的一个小角色，被太上皇诸位宠臣轻视，但他却由于跟随肃宗而飞黄腾达。李辅国听说太上皇在兴庆宫怡然自得，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李辅国向皇帝上奏，认为兴庆宫过于方便与外界交通，不如把太上皇迎接到无法与外界交流的深宫大院去，进一步限制他，也避免他“造反”。皇帝没有听从李辅国的建议。但李辅国依然将兴庆宫的马匹削减，原本三百匹马的规模，他拿走了绝大多数，只留下了十匹。太上皇即便知道这是李辅国的作为，也无可奈何。

之后，李辅国进一步请求皇帝让太上皇移居西内太极宫，但皇帝依然拒绝了。不过，接连两次挑拨父子关系后，李辅国已经骑虎难下，只要不拿掉太上皇，他的地位就不再稳固。

到了七月，皇帝生病了，李辅国的机会来了。十九日，李辅国假颁皇帝诏书，将太上皇迁往西内。他故意带了五百名士兵拿着武器，在睿武门见到太上皇，以兴庆宫地势太低，秋天容易进水为由，请太上皇离开。太上皇吓得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高力士见状连忙斥责李辅国，但高力士也知道对抗不过这位权臣，只能将太上皇扶好，陪着他前往西内。

太上皇在西内住在了甘露殿。为了进一步控制他，李辅国只给太上皇留下了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护卫，陈玄礼、高力士等人都不得留下。太上皇只能忍气吞声，表示他这样也好，离开了繁华的地带，身居大内，省得小人离间父子，这是防微杜渐。

李辅国的作为也激起了朝臣们的愤怒，以刑部尚书颜真卿为首的官员们纷纷上表，请问太上皇起居。李辅国任命颜真卿为蓬州长史，外放了。

为了太上皇而被外放的不止颜真卿一人。太上皇迁居不到十天，二十八日，高力士被流放巫州，王承恩被流放播州，魏悦被流放溱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

其余宫人陪侍也纷纷换班。高力士服侍了太上皇一辈子，却在年老时被迫离开，这样的结局让许多人心寒。太上皇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心头不快，慢慢地生了病。他的儿子当朝皇帝的身体也不好，既然两人都生了病，父子之间的往来就渐渐断绝了。

皇帝对于李辅国也不满，但由于他性格懦弱，加之身体不好，已经很难在不引起宫廷骚乱的情况下将李辅国除掉了。掌权宦官从高力士变成李辅国，这也是唐朝后期宦官擅权的一个转折点。

表3 截至公元763年的藩镇表

续表

续表

太上皇之事还好处理，更令皇帝感到头疼的是另一场叛乱，这种叛乱在玄宗早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但在安史之乱后却层出不穷。如果说安史之乱是盛世的终结，那么这一场新型的叛乱就预示着乱世的开篇。

在唐代早期，地方民政与军事的指挥权是分开的，因此，地方长官很难发动叛乱。只是到了安禄山时代，才由于在边疆地区实行了军政和民事合一的节度使制，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叛乱。但为了镇压安史之乱，皇帝在内地也设立了大量的节度使，全国大大小小的节度使将近五十个，这导致内地这些军事和民政合并的长官已经有了割据的实力。

在肃宗时期，内地节度使们还没有完全发现自己的能力。但一场叛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军事、民政合一的怪胎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唐代的淮西地区是一片重要却很难管理的地区，它控制了运河，成了长安与长江流域的关键性节点，影响着中国著名的漕运系统。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为了防御安禄山，皇帝在这里设置了淮西节度使，治所在蔡州。到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却感到苦恼无比，因为他有两个令人不安的节度副使，分别是兼领御史中丞的李铣，以及兼领宋州刺史的刘展。李铣的特点是贪暴不法，而刘展虽然能征善战，却为人刚愎自用，很难相处。

王仲昇首先向皇帝报告了李铣的罪名，将他诛杀，但在处理刘展时，却困难重重。刘展除了担任节度副使，还是宋州刺史，有一定的兵权，如果处理不慎，很可能引起他的反叛。加上王仲昇处理李铣时已经惊动了刘展，想要拿下他就更难了。

王仲昇只好向皇帝汇报，除了把刘展描绘成一个刚愎的人之外，还造了一首歌谣“手执金刀起东方”。所谓“金刀”，就是一个刘（劉）字，中国古代一直信奉谶纬，这句歌谣恰好符合刘展造反之说。

王仲昇把汇报信交给了监军使邢延恩，让他带回朝廷。邢延恩又汇报给了皇帝。皇帝对于这种刚愎自用的军阀怀着天生的恶感，在王仲昇、邢延恩等人的影响下，也决定除掉刘展。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事实上，直到这时，刘展并没有做任何反叛之类的事情，但皇帝却已经决定除掉他，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君臣相害事件。

如果这件事放在玄宗时代，那会非常简单，皇帝只要下个命令就足够了。但到了肃宗时代，由于军权的丧失，拿下刘展反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邢延恩出了一个主意，他认为刘展有兵在手，必须把他调离军队，才能拿下。因此，皇帝可以假借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其他地方。

为了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个官还不能小。在淮西以南，有三个节度使辖区，分别是淮南东道节度使、江南西道节度使和浙西节度使。皇帝曾经设立了一个叫作江淮都统的官职（驻地扬州），同时统领这三个节度使辖区。江淮都统是一个类似于大都督的职位，统领着二十二个州，不可谓不重要。在刘展之前，担任江淮都统的是李峘。皇帝决定任命刘展为江淮都统，把他调离，乘他在路上的时候，命令原来（也是真正的）江淮都统李峘将他拿下，与李峘一同受命的还有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时，邢延恩获得了皇帝授权，又赶回淮西，将皇帝的诏书交给刘展，请他去赴任。不想刘展看完诏书就哭了起来。他最早只是陈留参军，因为安史之乱带来的机会，在几年内就爬到了节度副使领刺史的位子，已经属于骤贵，每一天都在考虑如何守住这个有些德不配位的职位。现在突然间又升到了不可想象的职位上，他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人在暗害他。

邢延恩见刘展起疑，赶快解释让他收起怀疑。作为防范，刘展要求先得到江淮都统的印信，而不是等到了地方再交接。邢延恩只好先骑马飞驰到扬州，从李峘处借来了印信，交给刘展。

刘展获得印信后，一面谢恩，一面派人四处招揽故旧，让他们随自己一同赴任。他还给三个节度使都发去了公文，让他们遣使迎接，送上户籍和土地册。这一切做完后，他又做了一件彻底打碎了皇帝计谋的事件：决定率领自己在宋州的亲兵七千人一块去赴任。

这样，皇帝原本设计的假戏就变成了真戏。刘展不仅有诏书，还有印信，同时三道节度使也都知道自己的上级换人了。有了这一切，他就随时可以签发文书，征缴那些不肯服从他的人。

邢延恩一看把事情搞砸了，只好骑马跑到李峘处，与李峘、邓景山等人发兵拒绝刘展。他们声称刘展造反，而刘展又说是邢延恩等人造反，他的文书上都盖上了印，导致周围的官员们分不清到底是谁造反。

当刘展进军时，李峘自知不敌，率军从扬州撤到了黄河南岸的润州（现江苏镇江），与节度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等人驻扎在京口。而邓景山则率领万人驻扎在扬州以北、淮河流域的徐城县（现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境内），处于抵御刘展的前锋位置。

刘展此时还不完全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本人是员猛将，虽然脾气古怪，但如果利用得当，是维护王朝的好帮手，现在却被硬逼着成了叛军。一路上他治军严整，许多守军一见他就躲避。他日夜兼程赶到徐城县附近，见到有军队阻拦，连忙派人去问这是什么军队，敢阻挡朝廷的命官。邓景山也不好回答，只是不放他们过去。两军对阵，刘展还在大声呼喊：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不要和我对着干！

刘展派遣两员猛将孙待封、张法雷出击，邓景山一触即溃，只好和把事情搞砸的邢延恩一同逃往寿州（现安徽淮南市寿县）。刘展略过寿州，引兵直入扬州，再派遣军队向着东西两个方向扫荡，将皇帝授予他的地盘拿下。

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原来的江淮都统李峘。李峘此刻正在润州的京口屯兵。在京口，紧临着长江的是一座叫作北固山的小山，这里是防御长江的重要据点，从三国时期，就有许多军事故事发生在这里。李峘的军队就依靠着北固山驻扎，紧紧盯着江面，防止敌人从长江江面过来。他们还在长江江面插了许多木头，阻挡敌人的船只。刘展一方面派人在长江对岸的白沙驻扎，一面点了许多灯火，不断地击鼓，让对方以为他们随时可能进攻，消耗着对方的士气。

之后，他派人从上游渡过长江，袭击了镇江上游的驻军点下蜀，这就是要包抄的节奏了。李峘的军队听说敌人已经渡过长江，立刻崩溃了，李峘本人也逃往宣城（现属安徽）。

十一月初八，刘展乘李峘逃走，攻克了润州。之后，昇州经过一定的抵抗，也投降了刘展，当时的江宁（现江苏南京）就属于昇州。到了十二月，刘展又派人进攻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逃走，于是李峘只好再次逃往洪州（现江西南昌）。

与此同时，李峘的副使李藏用率领七百人来到苏州，又在当地招募了两千人抵抗刘展。刘展获得宣州之后，继续派人进攻苏州，将李藏用击败。李藏用一直跑到杭州才稳下来。

就这样，江浙地区的苏州、湖州、润州、常州、宣州等纷纷陷落。李藏用占据了杭州，并派人守住余杭，与刘展周旋。刘展的大将屈突孝摽攻陷了濠州、楚州，大将王暅攻陷了舒州、和州、滁州、庐州等地，直到寿州刺史崔昭将他们阻挡。于是双方以寿州和庐州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

然而到这时，也是刘展扩张的极致了，因为皇帝派来了另一员在安史之乱中锻炼出来的将领——田神功。

田神功曾经在史思明南下时抵御了叛军，后来被任命为平卢兵马使，恰好率领五千人驻扎在任城（现山东济宁）。这里虽然距离淮南地区路途遥远，却是能够找到的最近的政府军了。邓景山和邢延恩出逃后，一面请皇帝派田神功帮忙镇压刘展，另一方面主动联系田神功，许诺给他大量的金帛和女人，这些财富终于打动了田神功和他的部队。于是在皇帝还没有下诏时，田神功就率军南下了。到了彭城（现江苏徐州），皇帝的诏书才姗姗来迟。

直到听说田神功来了，刘展才表现出了慌张。他从广陵率领八千兵马与田神功作战，这一次，他终于被击败了，向南撤退到天长县（现安徽天长），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只好南渡长江。过江时，只有一个人跟随着他。

田神功进入扬州和楚州，按照他和邓景山的约定，他的军队果然进行了大肆劫掠。扬州是唐朝最富裕的都会，作为商业中心的它，财富甚至超过了长安。在这里，一个商业繁荣的标志，是有数千人的外国商人存在。商人们在这里已经融入了本地的生活，成了唐朝江南社会的一部分。但正因为他们的富裕，也就成了田神功掠夺的首要对象。此外，扬州城内有许多金银窖藏，为了寻找这些财富，军队把城市的地面都掘了一个遍。

安史之乱原本只涉及黄河流域，不管是叛军还是政府军都没有借口对南方进行掠夺。而永王之乱由于发生时间早，当时各路军阀还没有形成，破坏性也是可控的。反而是刘展之乱和田神功的部队，对唐朝的南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自从刘展遭遇了第一败，他的军队就开始了崩溃的节奏。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他的军队还试图继续向东南扩张，进攻李藏用占据的杭州。但在拉锯战之后，李藏用将他们击败，这导致大将孙待封逃走，而常州又投降了唐军。

正月二十一日，田神功派人向西扫荡刘展在长江以北的部队。二十五日夜到二十六日，田神功兵分三路渡过长江进攻刘展，刘展击败了田神功亲自率领的一支，却被另外两支军队击败。

刘展本来可以继续向东南逃走，但作为军人的他却认为，如果事情不济，早晚也是死，既然每个人都有父子之情，又何必多杀人家的父子。他慷慨出战，被射中了眼睛，倒地后被斩首。

刘展死后，他的军队很快作鸟兽散，大部分将领投降了唐军，士兵解散。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将领孙待封投降了曾经的对手李藏用。

刘展虽死，但他引起的骨牌效应依然在继续。他的前任江淮都统李峘不想承担失守的罪过，把责任都推给了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后者被革职流放了。田神功升了官，迁徐州刺史，而坚守杭州的李藏用担任了浙西节度副使，后来又被新任江淮都统崔圆授予楚州刺史的职务。

但唐朝将领们的不幸在于，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倒台。

由于刘展之乱和田神功的劫掠，许多城市的仓库都已经空了，当战乱结束后，皇帝立刻派来人清点仓库。所谓清点仓库，并非只是查看仓库内的储备，而是要求储备必须与账册对上。可是在战争中，许多储备已经消耗或者被劫掠，却没有工夫去整理账目，账目和储备不符是必然的。可是，问题的死结在于，只要两个数据对不上，皇帝就要追究责任人的罪过。

许多将领在经过刘展之乱后，再次体会到了朝廷的威严。为了不受惩罚，他们甚至变卖家产，填上账目的缺值。李藏用作为楚州刺史、浙西节度副使，也在这一波倒查账目中苦不堪言，甚至私下里后悔这么卖力镇压刘展。结果他的下属兼仇家告状称他谋反，又先下手为强，袭击了他，将他斩杀。这位忠心耿耿保卫唐朝的将领死在了轰轰烈烈的清册运动中。

李藏用死后，崔圆为了掩盖事实，只好编派他造反的情节。他的手下大都选择了配合。这次，唯一不肯说李藏用谋反的，就是当初刘展的大将孙待封。崔圆大怒，将孙待封斩首。

在孙待封死前，众人都劝他说几句李藏用的坏话保命，但他叹着气说：我最初跟随刘展，是奉诏前去就职，最后却落得个谋反名声。李藏用灭掉了刘展，今天也落得个谋反的下场。人人都成了谋反，还有没有个完结！我宁肯死，也不想诬陷那些没罪的人！

李藏用从灭亡刘展到他自己灭亡，只有九个月时间，从他升官节度副使到死亡只有不到三个月。

刘展和李藏用的结局，说明了安史之乱后期将领们的困境，哪怕他们尽忠职守，哪怕他们击贼有功，也很难保证自己的安全。刘展本身并没有罪过，却遭到了皇帝的欺骗；而李藏用忠心耿耿，却对付不了帝国官僚系统的极致压榨。

有了刘展、李藏用以及更多人的例子，唐代的封疆大吏们终于意识到，要想获得安全，并不是信任皇帝就足够了。他们必须学会怀疑皇帝，构建起另一套有别于中央的制衡系统，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从这时开始，节度使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不再是升官，因为升官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必须做三件事：第一，练兵，牢牢掌握住军队，只有这样才能保卫自己。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地盘都太小了，不足以应付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于是就有了第二手，联保。几个节度使可以通过婚姻或者其他纽带，形成互相保护的结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对抗皇帝。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有限，但皇帝在对付任何一个时，必须掂量一下值不值得。最后一手，则是世袭。唐朝一直试图避免地方势力形成世袭集团，但节度使要想获得安全，必须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权力，才能在自己老了之后，不被皇帝清算。

可以说，节度使这样做，消解了朝廷的权力，却是被唐朝人人自危的权力结构所逼迫的，他们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刘展和李藏用。当然，并非人人可以做到上面三点，于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这种节度使的起起落落，成了唐朝中后期的特点。

刘展叛乱虽然是安史之乱的结果，但作为战争又是独立的。就在唐朝想方设法镇压刘展时，与中原的史思明的对峙还在继续，并不时出现危机。

安史之乱的第六个年头，唐军与叛军双方都进入了疲惫状态。这可以从两者近一年的静止对峙中看出来。史思明占领洛阳之后，再也无力将自己的控制力推向南方，甚至连小小的河阳城都无力封锁。反过来看，史思明占据的是缺乏高地的平原地带，如果无法继续扩张，就很容易被唐军从高处击败。但是，唐军却无力利用自己的军事地理优势将史思明赶走，表明唐军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史书虽然告诉我们李光弼在河阳保卫战中占了上风，但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李光弼守住了河阳，却在整体局势中依然不敢乐观。他只是勉强保住了唐朝在东部的一个据点而已。加上刘展叛乱所造成的影响，唐军对史思明叛军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

决定双方下一步战局的依然是政治。自从玄宗以来，出现了向外派遣宦官担任监军使或者观军容使的情况，一批野心勃勃的宦官就成了皇帝的耳目，进而成了真正的主帅。在玄宗时，影响战局的是宦官边令诚，他杀死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从而改变了唐军原本正确的策略，使得局部之患变成了全局性的脓疮。到了肃宗时期，除了宦官的名字换成了鱼朝恩之外，中官扰乱战局的问题依旧。

日后，人们将唐朝军事上的失败大都归咎于宦官，但这可能又过度了。宦官监军只是唐朝官僚制度设计中的一环，这一环节不是针对某件具体的事件，而是要在系统中起到了分散权力的作用。即便这一次不出事，只要系统存在，唐朝早晚会出现军中权力冲突的问题。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随着双方相持的时间加长，一股流言传了过来：据说史思明驻扎在洛阳的军队大都是北方燕地的人，他们思乡心切，人心涣散。观军容使鱼朝恩听说了这件事，立刻判定这是一次进攻的时机。但鱼朝恩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李光弼的赞同，他对于自己的军队更加了解，认为唐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进攻的程度，当前阶段，依然要以守成为主。

公正地说，李光弼和鱼朝恩的争论是两种军事思路之争，这两种思路并没有本质上的对错可言。李光弼批评鱼朝恩，认为唐军没有做好准备，他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但是，如果给唐军更多的时间，唐军就能做好准备吗？事实上，随着唐朝疆域被节度使们瓜分，唐军作战能力已经被削弱，如果不是叛军出问题，即便给唐军再多的时间，也很难做好准备。

能够说明李光弼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的，还有另一员大将仆固怀恩的态度，他赞同鱼朝恩的观点。作为一员军事统帅，仆固怀恩的进攻更加大胆，与李光弼的小心翼翼形成对比。但仆固怀恩同时也是一名合格的军事将领，他对鱼朝恩的赞同更多是出于军事选择，而不是意气之争。

最终拥有决定权的依然是皇帝，从长安前往河阳的中使络绎不绝，让李光弼最终只能同意作战。他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卫河阳，自己则和仆固怀恩率领军队，与鱼朝恩和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会合，准备一起进攻洛阳。

二十三日，双方在洛阳以北的邙山对阵。此时名义上负责指挥的是李光弼，但鱼朝恩却处于监督的地位，权力是在李光弼之上的。再加上两路大军配合得并不协调，这一切可能导致了后来的问题出现。

双方配合不协调最终表现在了选择布阵的地点上，李光弼希望依托于地理上的险阻来布阵，更靠近山区，而鱼朝恩却选择了在平原上布阵。双方正在争执时，阵形还没有布好，敌人就行动了。唐军很快崩溃，死亡数千人，兵器辎重几乎丢了个干净。

由于无法制止住溃军，两路唐军只好分开逃走。李光弼和仆固怀恩渡过黄河，向山西境内的闻喜（位于绛州）撤退，而鱼朝恩和卫伯玉则逃往了西边的陕城。更为可惜的是，由于军队的崩溃，唐军辛苦守了一年的河阳城也不可能守住了。李抱玉听说了洛阳的失败，连忙收拾人马弃城而去。叛军一鼓作气拿下了河阳、怀州。

由于整个东部都陷入了叛军之手，关中的皇帝慌忙调兵守住陕城。到这时，双方的军事形势又有了当年安禄山进攻潼关之前的样子。那么，唐军能够抵御叛军的进攻吗？

事实上，两者的形势又有巨大的差别。五年前，安禄山的军队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冲击力，而此时的史思明军队虽然可以打胜仗，却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锐气。他们疲态尽显，内部问题重重，即便获胜也很难扩大战果了。

而更决定了叛军命运的，是他们内部的巨大裂痕，这让他们不仅失去了机会，还失去了最有能力的统帅。

史思明与李光弼本来是一个类型的统帅，他们都讲究严格治军，甚至显得有些苛刻，在作战中也更加讲究谋略。不管是安禄山时代两人在河北的对峙，还是史思明称帝后两人在河南的对峙，双方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技巧。表面上看，李光弼在具体的作战任务中微占上风，但在整体形势上，最后都是以史思明压倒李光弼而告终。

如果是史思明继续率领军队，即便无法击败唐军，但至少可以支撑更久，甚至在局部战役中继续占据上风。然而，史思明的优势在于他严谨的性格，劣势在于他过于苛刻，让下属受不了了。由于他对犯了错误的将领过于严酷，其手下人人自危，其中感觉最深的，是他的儿子史朝义。

史朝义的性格有些像当年的安庆绪，为人谦恭谨慎，受士卒拥戴。然而史朝义优柔寡断的性格也和安庆绪一样，使得史思明并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是更加宠爱他的小儿子史朝清。他让史朝清守住老巢范阳，而把史朝义带在身边，甚至屡次想杀掉这个儿子。

在击败李光弼向关中挺进时，史思明命令史朝义作为前锋从北道袭击陕城，而史思明自己则率领大军从南道进军。从陕城到东都的道路，被崤山分成了南北两道，这两条道称为崤山南道和北道，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

到了三月初九，史朝义到达了北道上的礓子岭（也叫礓子阪），在这里他被卫伯玉的部队击败。史朝义担心父亲惩罚他，又接连几次进攻，都失败了。等两军会合后，史思明感叹这个儿子不中用，想要按照军法处置。十三日，史思明命令儿子依靠着山势修筑一座三角城储存军粮，做长远打算，给了他一天时间修城。不想史朝义又没有完工——墙上没有涂泥。史思明见到后大怒，立刻监督左右涂泥，在他的监督下，属下须臾之间就做完了。这些事叠加起来，让史思明感叹，只要拿下了陕州，就一定要杀掉这个不中用的儿子。

当晚，史思明在一个叫作鹿桥驿的地方休息，而史朝义则住在了驿馆里。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与史朝义合谋，在夜间袭击了史思明。史思明听到动静后翻墙骑马逃走，被射中了手臂，从马上掉了下来。当听说是自己的儿子造反后，他感慨儿子动手太早了，应该让他攻克长安之后再动手。

史朝义抓住父亲后，决定退军。他们撤退到了一个叫作柳泉的地方，将史思明勒死，尸体裹在毯子里带回了洛阳。在安史之乱中，这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军没有死在阵前，反而被儿子杀死。

史朝义即位后，首先对付的不是唐军，而是清理史思明的残余。他首先杀掉了史思明的大将周挚，之后派人去范阳杀死了弟弟史朝清和他的母亲，以及其他不肯降服的几十人。范阳城内大乱，两派互相攻击，持续了数月，死亡数千人。如果此时唐军能够进攻范阳，叛军这座最后的堡垒或许早就不存在了。

由于史朝义无法服众，即便在洛阳周边，他也很难指挥得动驻扎在各个州县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叛军几乎陷入了瘫痪。

随着史思明的死亡和叛军的瘫痪，唐军的机会到了。四月二十一日，青密节度使尚衡击败了史朝义的军队，斩首五千余。二十三日，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败史朝义的部队。五月，唐军令狐彰（原史思明大将）击败史朝义将领薛岌。

五月十四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史朝义在范阳的军队。六月初一，时任青密节度使的能元皓击败史朝义将领李元遇。

军败东都的李光弼也没有受到追究，皇帝依然任命他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共八道行营节度。

但此刻的唐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除了刘展的叛乱之外，各处的叛乱也纷迭而至。四月二十八日，位于四川的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他杀死了虢王李巨，并击败了东川节度使李奂，自称梁王，改元黄龙，设立百官，以绵州为龙安府。五月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和东川节度使李奂共同攻击绵州，十六日杀死了段子璋，终结了叛乱。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二月，河东节度使辖区作乱。原来的节度使王思礼死后，继任节度使管崇嗣由于过于宽厚，导致军粮的流失，被皇帝免了职，又任命了一个严苛的节度使邓景山，于是将士们造了反，皇帝只好进行了安抚，派遣辛云京接任节度使。就在皇帝为了太原（河东）焦头烂额时，绛州又出现了乱情。皇帝只好请出了郭子仪，任命他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由他出面将叛乱的将军们斩杀，这才平定了太原和绛州的叛乱。

与此同时，党项、奴剌等边疆民族也不断地趁火打劫，进攻唐朝边境。

在这一系列的骚动中，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无力与史朝义全力作战，导致双方各有胜负。而对唐王朝影响最大的，还是肃宗皇帝和玄宗太上皇的先后去世，这让唐朝民众再次看到了宫廷斗争的影子。

事实上，在三月（建辰月）十一日，郭子仪领军离开长安时，皇帝就已经病得不轻，不再接见朝臣。郭子仪想见皇帝也受到了阻拦，他坚持要见皇帝最后一面，表示自己已经很老了，这次很可能死在外面，不见皇帝不会瞑目的。皇帝只好将他招入卧室，再次郑重地将河东的事情委托给这位肱股之臣。

就在皇帝的身体日益垮掉时，先去世的却是太上皇。四月（建巳月）初五，太上皇驾崩于西内的神龙殿。这位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盛世的皇帝，到了晚年却被叛乱逼迫着离开了权力中心，回到长安后，又在几个宦官的欺负下度过了苍凉的余生。在他死时，几乎所有他珍惜的一切都已经逝去，不管是他宠信的宰相李林甫，还是美丽的杨贵妃，都已经先他而去，甚至连伺候了他一辈子的高力士也流放到遥远的巫州。高力士后遇赦返京，但他才走到朗州就听说了太上皇的死讯，号泣着呕血而亡。

太上皇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尸体被迁到了西内的正殿太极殿，群臣在这里为他送行。但就在这时，一场宫廷阴谋又随之而起。

这次阴谋的两位主角曾经有过联合，分别是肃宗皇帝的皇后（当初的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他们在分别担任太子妃和东宫宦官时为了权力而联合，此时两人都已经获得了无比的尊贵和权力。随着太上皇的离去和肃宗的病重，他们到了决斗的时候了。

李辅国作为唐朝第一个大权独揽的宦官，有着掌控一切的欲望，而这恰好触动了皇后的利益。皇后决定联合越王李系、宦官段恒俊等人除掉李辅国，他们选择了两百多名孔武有力的宦官，给他们穿上盔甲，试图于十六日发动攻击。皇后计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将太子控制住，以便在肃宗死后能够掌控局面。当时皇帝由于病重，已经授予太子监国之权。

而李辅国一方的盟友则是另一位宦官程元振。程元振打探到皇后的密谋，告诉了李辅国。于是在皇后召见太子，试图控制他的时候，李辅国先下手为强，控制了太子，将他安排在玄武门外的飞龙厩。当夜，他们提前派人将越王、段恒俊等百余人抓获，粉碎了皇后的图谋。

由于有太子在手，李辅国利用太子的命令，逼迫皇后离开皇帝，迁居于别殿。当时皇帝还没有死，皇后就在他的身边寻求保护。使者拿着太子的命令逼迫皇后离开，将她和身边的人一起囚禁在后宫之中。

皇后离开患病的皇帝之后，这位倒霉的皇帝又撑了一天，到了十八日，他终于在宦官和皇后的夹逼之下死了。李辅国随即杀死了皇后及其密谋的参与者。当年肃宗还是太子，决定北上灵武时，张良娣日夜守候在他的身边，甚至希望用自己的身躯保护肃宗免遭暗害。她有着唐代后宫女人都有的无数缺点，对肃宗却挚爱无比，到最后，她的生命只不过比肃宗长了不到一天。

肃宗死亡当天，李辅国拉上太子接见群臣，哭诉老皇帝已死，恭贺新皇帝万岁。

二十日，太子急匆匆即位，是为代宗皇帝。

李辅国由于护卫太子有功，颇为自得。他居功自傲，甚至直接对皇帝说：你只要在禁中居住就行了，外事交给老奴来处置。最初时，新皇帝由于根基不稳，给了他极大的荣耀，甚至称他为尚父。作为宦官，他官至司空兼中书令，一时风头无两。

但如果仅仅把李辅国的擅权当作理所当然，那就错了。事实上，唐代宗是唐代最后一位锐意限制宦官的皇帝。代宗之所以不得不用李辅国，是因为李辅国手中有兵权，而刚刚即位的代宗担心他作乱，不敢动他。在拿掉李辅国之前，皇帝必须选择帮手。

皇帝选择的帮手是另一位宦官——飞龙副使程元振。程元振参与了李辅国的密谋，也参与了杀死皇后的事件。虽然他也是宦官，但比起根基深厚的李辅国，皇帝更易掌控他。李辅国荣任“尚父”仅一个多月，六月十一日，掌控了局势的皇帝，就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和兵部尚书的职务，用程元振取代了李辅国的军职，让李辅国搬到外第，不再参与皇帝的军国重事。

李辅国被拿下，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感觉到新皇帝的开局不同以往。李辅国也体会到了皇帝的手段，不久他又被罢黜了实权性的职务中书令，只得了个有待遇却没有实权的博陆王。他更感到屈辱的是，皇帝在不断调整他职务的过程中，他还得进宫道谢。有一次，他见到皇帝后，连忙哽咽着说：老奴伺候不了郎君啦，自请到地下伺候先帝去。

皇帝表面上安抚了他，却并不打算放过他。十月十七日，在外第居住的李辅国家里突然遭到盗贼光顾，这些盗贼见到李辅国，挥刀将他的头连着一条手臂削了下来。按照行刺的惯例，刺客只需要带走死者的人头，但由于这次充满仇恨的砍杀，他们不得不把李辅国的一条手臂也带走了。

到底是谁干的，又是谁指使的？人们众说纷纭，但皇帝显然对李辅国的死亡感到“悲痛”，不仅给他雕刻了一个木头头颅，还赠予他太尉之衔把他埋葬。

皇帝对于李辅国的处理，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距离他将宦官集团剪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宦官集团，代表人物除了程元振之外，还有在肃宗时期就受到重用的鱼朝恩。两人时而斗争时而联合，共同把持了朝政。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吐蕃人突然进攻长安，将皇帝再次驱离了长安城。吐蕃之所以能够进入长安，是因为程元振隐瞒了吐蕃入侵的消息，导致皇帝没有准备。这给了皇帝流放程元振的借口。在流放途中程元振被仇家杀死。

程元振死后，鱼朝恩却走了好运。由于在吐蕃来时抗吐蕃保卫皇帝有功，鱼朝恩的权力越发扩张，甚至超越了当初的程元振。直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皇帝才和宰相元载联手杀死了鱼朝恩。

皇帝与宦官的斗争持续了八年，才由皇帝和他的正规官僚系统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即便这样，胜利也是短暂的。代宗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德宗皇帝由于遭到藩镇的联合反叛，大臣们纷纷逃走。德宗皇帝又意识到，只有宦官对他是忠心的，于是宦官再次回归权力中心。中晚唐时期，宦官和皇帝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局面，他们共同联手对付正规官僚系统，又不时发生内部的争斗。

代宗即位后，除了与宦官斗争，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由于肃宗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破坏很大，代宗及时扭转了父亲的一系列最招致民怨的政策。肃宗时期发行了两种大面值的钱币，这两种钱币由于含铜量不足，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五月十四日，登基不满一个月的皇帝下令，不管是这两种钱，还是原来的开元通宝，都只能以一当一流通。这实际上是重新承认了开元通宝的货币地位，使得民间金融的乱象得以扭转。

除此之外，他还任命了一位能吏刘晏担任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负责经济和金融工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税制和税收问题进入了皇帝的视野。之前唐代实行的租庸调制度过于复杂且难用，需要新的税制。虽然推出新税制还要等很久，但这至少说明皇帝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除了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在军事上，新皇帝比起老皇帝更加懂得放权的道理。老皇帝虽然任命了很多节度使，却又不敢相信他们，于是派出了很多宦官做监军，造成指挥系统的不畅。新皇帝刚上台控制不了宦官，程元振等人甚至制造冤案杀掉了曾经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但只要皇帝能够控制局面，他就选择相信将军们，让他们放手发动军事行动。至少在最初，皇帝的这种意图是能够贯彻的，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唐王朝结束安史之乱的时机到了。

代宗即位后，首先的挑衅竟然来自史朝义。唐朝皇帝的更替让他也看到了希望。在这之前，史朝义和李光弼在徐州、宋州地区对峙，多次被李光弼击败。他向太原境内的进攻也被李抱玉击败。

史朝义听说肃宗皇帝已死，想利用唐朝皇权交替的混乱进攻。但他本人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击败唐军，于是他想到了另一步棋：联合北方的回纥人一同进攻唐朝。

此时的回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肃宗皇帝交好的毗伽阙可汗已经死了，他的长子叶护曾经参加过收复两京的战役，但也已经死去，回纥人拥立了可汗的另一个儿子，是为登里可汗。

史朝义要做的就是让登里可汗相信唐朝的混乱足以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利益。登里可汗也的确上了钩，听了史朝义的游说，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南向进攻。

这支回纥大军本来是想偷袭，却遇到了唐朝前往回纥出使，争取重修旧好、征讨史朝义的使者。使者一看大事不好，立刻赶回去汇报皇帝。就这样，登里可汗在唐朝的争取下，又从信心满满变得犹豫不决。

决定了登里可汗态度转变的是他的岳父仆固怀恩。在登里可汗为王子时，他的父亲曾经代他向皇帝求婚，皇帝封仆固怀恩的女儿为公主嫁给了他。仆固怀恩见到登里可汗，不仅劝他放弃进攻唐朝，还劝回纥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

那么，回纥人是否是真的想帮助唐朝呢？并非如此，从回纥人后来的作为，就可以看出来，回纥人出动大军只是一次打劫行为，他们并不在乎是帮助史朝义进攻唐朝，还是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他们在乎的是带领十万大军对中原进行一次洗劫，获得足够的战利品——不管是帮助哪一方作战都无所谓，只要能够掠夺就可以了。

这一点在回纥人南下到底走哪一条线路上反映得淋漓尽致。

回纥人被史朝义诱骗出发后，首先来到了现在的山西忻州，并在这里接受了唐朝的提议。既然要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按照回纥可汗的意思，这支军队要从汾河南下，越过蒲关进入关中地区，再从关中经过潼关，直接攻击洛阳。这条线和回纥人第一次走的路线接近。可是，这条路事实上绕了个大弯，要从忻州去往洛阳，最近的路是走上党和太行陉（天井关），根本不用进入关中。更何况，由于关中地区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没有处于战乱，回纥的十万大军如果经过，不啻一次兵灾。

于是，皇帝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回纥可以换一种走法，从忻州经过太原附近，直接从井陉出去，进入河北地区，再从河北前往洛阳。这条路也不是最近路线，但皇帝却有着很明确的算计在内，因为河北地区许多地方还是由叛军掌握，回纥掠夺得越厉害，对叛军打击越大。

但这种方式对回纥人不利，事实上是让他们自己在敌对地区想办法补充给养，皇帝就不负责回纥人的给养问题了，登里可汗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