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危局之成（1 / 2）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底，皇帝任命了两位新宰相：裴耀卿和张九龄。这两人是典型的能臣（聚敛之臣）和直臣（贤相）的搭档。裴耀卿扮演的是一个能臣的角色，帮助皇帝处理经济问题，而张九龄则属于传统的贤相集团。

张九龄是武后末期选拔的进士，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进士及第。之前他在家乡就有着聪敏善文的名声，十三岁时就获得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的称赞。玄宗当太子时，张九龄又获得了他的称赞，被提拔为右拾遗。张九龄为人正直，曾经在吏部主持书判拔萃的考试。

张九龄是张说的好朋友。他曾经叫张说防备宇文融等人，但张说没有听进去，这导致张说和张九龄同时被贬。但是，皇帝依然记得张九龄的才华，加上他风度翩翩，皇帝择人时总是以张九龄作为标准来衡量对方的风度。在当宰相之前，张九龄正在为母服丧。等他回来后，皇帝立刻任命他为宰相，与宇文融同列。

张九龄当宰相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向长安押送了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肥胖魁梧，是个胡人，名叫安禄山。安禄山是张守珪的裨将，他曾经在与奚、契丹的战斗中打了败仗，张守珪认为失败的责任在安禄山，于是将他押送至京师接受处罚。张九龄在日后被人们提到最多的事情，是他坚决要求处死安禄山，但皇帝没有听从，而是原谅了安禄山，放他回去了。就因为这件事，皇帝后来很后悔没有听张九龄的话。

唐朝笔记的传奇性质太浓，这件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张九龄在当时最著名的是他的刚正不阿，希望皇帝回到开元早期的明君行为上，贬斥那些不合格的权臣，不要随便提拔那些无才之人。他的做法可以说与之前的宋璟、张说等人一脉相承。

虽然裴耀卿更接近于理财官员，但至少也是一位相对廉洁的人，两人的配对可以保证皇帝的政策依然沿着开元贤相的路子走下去。

第二年五月，也就是任命两位宰相不到半年后，皇帝又任命了第三位宰相李林甫，于是事情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从世系上，李林甫可以算是皇亲，他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的舅舅是楚国公姜皎。李林甫非科举出身，他精通音律，最初任千牛直长这样的小官，玄宗初年姜皎得势时，让他当上了太子中允。李林甫又顺着姜皎的关系找到了姜皎的姻亲即侍中源乾曜，请求提拔，却被公事公办的源乾曜拒绝了。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林甫结交了玄宗时期的第一位聚敛之臣宇文融。宇文融也正好需要帮手，于是将他提拔为御史中丞。之后，李林甫又担任过刑部和吏部的侍郎。宇文融提拔李林甫，目的是为了对付张说。果然李林甫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与宇文融合力将宰相张说扳倒。

但宇文融随后的倒台并没有影响李林甫，他很快又有了新的靠山。这次的靠山是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武惠妃是杨贵妃出现之前的第一红人，她的最大目标是让儿子寿王挤掉当时的太子李瑛，成为皇帝的接班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武惠妃也在招兵买马，积攒自己的势力，她将李林甫招入帐下。李林甫除了武惠妃这一条路之外，还善于结交各色太监和宫人，这些人在皇帝面前不断地说李林甫的好话。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皇帝终于将李林甫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了宰相之一。

李林甫上台后，立刻获得了皇帝的喜爱。他在宫中耳目众多，善于猜测皇帝的意图，因此，他的建议比起其他两位宰相来，更符合皇帝的口味。这里，就涉及一个宰相的职责问题。在贤相集团看来，宰相的职责是替皇帝治理好国家。但是，皇帝却越来越认为，所谓宰相，就是按照皇帝的意图做事的人。事实上，玄宗后期一直在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意图，并按照他的意思办事的人。

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和私欲，皇帝的意图并不总是对国家有利的，贤相们依然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就是皇帝应该支持的。这种矛盾导致了皇帝和贤相集团的冲突，只是不管皇帝还是贤相集团，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时，突然间有一个看透了这一切的人横空出世，他就有可能垄断皇帝的意图，长期占据宰相的职位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李林甫之所以长期把持宰相之位，并不是他有多厉害，或者多么残酷，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皇帝要从东都返回西京，裴耀卿和张九龄两位宰相认为现在是秋收的季节，皇帝回京兴师动众，会影响农时，不如晚一点回去。但李林甫却认为长安、洛阳只不过是皇帝的东西宫而已，皇帝在两宫之间来往，不需要看时间，至于影响农时，可以考虑免除回京途经地区的租税。

同年十一月，皇帝和宰相之间再次起了冲突。皇帝想要重用一位武将出身的人——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张九龄等人主张牛仙客无功不应重赏，李林甫却认为皇帝可以自己决定赏赐和任命。到底是制度至上，还是皇帝的意志至上，双方的立场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异常明确，越来越缺乏模糊的空间。

皇帝选择了支持李林甫，也就必然会抛弃张九龄等人。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当年年底，李林甫就以张九龄包庇罪人为由，将张九龄贬斥了。继任宰相的正是牛仙客。

牛仙客作为一位武将，不懂政治，于是，唐玄宗后期就进入了李林甫时代。

在这个时代，唐代的开元贤相们已经一个不剩，甚至宰相也不经常更换了。

人们在日后谈论玄宗时代，总是采取一刀切的二分法，将皇帝的前期和后期截然分开，前期的皇帝英明神武，后期的皇帝昏聩不堪。但事实上，皇帝并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在前期，他已经表现出极强的私欲和炫耀武力的虚荣心，只是因为拨乱反正的需要，不得不任命武后时期留下来的一批贤相，首先来稳定局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官僚集团的膨胀，贤相们只知道要求皇帝省钱和节制私欲，这已经不能满足皇帝的需要了。于是，聚敛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并取代了贤相集团。两个集团的交接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渐达成的结果而已。可以说，开元年间和天宝年间的玄宗皇帝从来没有变过，他只是在不停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宰相，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终于找到最适合的人选罢了。在他寻找的过程中，由于在初期无法突破官僚的限制让自己的私欲去干扰民间，从而无意中造就了盛世，可是一旦找到了那一双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手，他对民间的干扰骤然增加，盛世也就成了过去。事实上，中国不缺乏雄才大略的皇帝，缺乏的恰是放手、不干扰民间的智者。这才是任何自诩为盛世的时期最需要警惕的。

李林甫与牛仙客的搭档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牛仙客去世才告一段落。之后，皇帝先后选择了李适之和陈希烈担任李林甫的搭档，直到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李林甫死亡，才不得不换了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李林甫表面上满足皇帝的要求，但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官僚系统，迫使官僚们放弃了为官的原则，只以皇帝和宰相的意见为命令，不许有反对。这就将原本造就了盛世的官员基础破坏了。

贤相集团虽然不存在了，但聚敛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由于缺乏道德标准，聚敛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远高于之前的官场的，他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皇帝的宠爱。李林甫除了满足皇帝的要求，还必须镇压聚敛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才能稳固自己的权力。

李林甫为相的弊端，除了将官僚阶层从治理国家的阶层改造成为皇帝的工具之外，一个更大的弊端是重新将内斗的精神注入官僚和宗室之中。

由于唐代缺乏人身保护机制，不管是宗室还是官僚都可能出现“朝为天子客，暮入怨鬼坟”的情况，由此产生的人人自危，让唐代的宫廷斗争比其他朝代都显得激烈。只是玄宗在上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善待自己的兄弟、亲王、宗室，希望通过兄弟和睦来降低斗争的残酷性。在对待大臣上，虽然皇帝依然时不时祭出酷刑，但整体的残酷程度已经降低了很多，让人们渐渐忘记了武后时期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贤相集团内部虽然有时候也存在恶斗，但在他们心平气和时，总是试图减少酷刑，避免冤狱。许多贤相均以宽厚著称。

但是到了李林甫执政后，为了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他又重新将内斗精神找了回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代的内斗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身了一段时间，只要时机合适，一个李林甫就足以将这种残酷性召唤回来。

李林甫上台后，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处理太子的问题。玄宗有三十个儿子，其中二十三个活到了成年。他最初所立的太子是第二子李瑛（曾用名嗣谦、鸿），李瑛的母亲赵丽妃原本是一位歌妓，也是皇帝早期喜欢的妃子之一。与赵丽妃同样情况的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她们也分别为皇帝生下了儿子鄂王瑶和光王琚。太子瑛被选为东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加之又是皇帝较为年长的儿子。

随着武惠妃获得了皇帝的宠爱，赵丽妃等三人慢慢失宠了。对于另两位皇子来说还影响不大，但对于太子瑛，这意味着地位的不稳固。

果然，武惠妃生了两个儿子。她是一位有斗争经验的人，师法武则天，开始对皇帝施压，试图将太子换成自己的儿子寿王瑁。皇帝虽然暂时没有更换太子，但对于寿王的关心已经超乎其他皇子了。

太子瑛和鄂王、光王之前都受过宠，现在却遭到了冷遇，不免发点牢骚。不想这些牢骚都被武惠妃的眼线收集起来，报告给了武惠妃。而武惠妃又向玄宗哭诉，指责太子结党。到这时，事情就类似于太宗、高宗时期的皇子冲突，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宗室残杀。

所幸的是，此时的政坛依然处于贤相们的掌握之中。当皇帝有了废黜太子的想法时，宰相张九龄及时制止了他。他认为太子年长，又没有过错，鄂王和光王也足够贤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没有理由治罪，更没有理由废嗣。皇帝采纳了贤相们的观点，太子瑛的地位保住了。

但武惠妃并没有善罢甘休。这时，李林甫已经投靠了武惠妃，并借助她的帮助，逐渐爬到了宰相的职位上。李林甫和武惠妃勾结中官，让这些宦官不断地向皇帝吹风，报告太子将有谋反的举动。当皇帝听了宦官的报告，询问宰相李林甫时，李林甫一方面表现得不知情，另一方面却表示，这是皇帝的家事，别人不便参与。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故意为皇帝指出了一条路，让他摆脱其他官员的影响，一意孤行地满足武惠妃的意图。

皇帝最终废黜了太子瑛。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将废太子和鄂王、光王都赐死了。这是在武后之后皇室中发生的又一次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事件。这个事件彻底复活了唐代残酷的内斗精神，容忍的美德成为了过去，也意味着官员和宗室再次丧失了安全感。

当内斗重新被激发之后，由于此时贤相集团已经被排挤得差不多了，聚敛集团内部开始显露出来，这必然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人都知道如何讨好皇帝，并且觊觎着宰相的位置，李林甫如果想长期执政，必须将他们一一剪灭。

首先进入射程的是水陆转运使韦坚。韦坚在天宝初年是仅次于李林甫的第二号聚敛人才。他最大的功劳是修通了一条水道，直接从黄河连接到长安城附近的渭水上，使得从关东地区运来的粮食可以直达长安。这项功劳让他获得了玄宗皇帝的赏识。

韦坚是一个崇尚华丽的人，善于制造节日的气氛来取悦皇帝。他导演的最著名的节目，是打造了一出一千多年前的春节联欢会，或者说一出“百船来朝”的精彩好戏，让整个长安的人都大开眼界。他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皇帝的宫苑望春楼旁，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又从渭水开来了三百艘船，停在水潭外，长长地一字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船上的人南方装束，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衣袖宽大，与长安一带的着装绝不相同。

皇帝和大臣们坐在望春楼。到了表演时间，一声令下，歌声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着队挨个儿从水潭经过。在每一艘小船上，都写着州郡的名称，还摆放着各地的土特产：广陵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的京口绫衫段，晋阳的折造官端绫绣，会稽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珍珠、沉香，豫章的瓷器、酒器、茶具，宣城的空青石、纸笔、黄连等，始安的蕉葛布、蚺蛇胆、翡翠，吴郡的三破糯米、方丈绫，等等，应有尽有。

船上还有人唱着歌。船两侧是从京城找来的一百多个妇女，她们穿着鲜艳的服装，鸣鼓吹笛地配合着。当船队来到望春楼下，水陆转运使韦坚走过来，将各郡船上代表的贡品拿过来，呈给楼上的皇帝，让他分赐给皇亲贵戚和文武百官。然后他又送上了上百种食品，并命教坊边奏乐边表演，造成了君民同乐的联欢场面。

正是这种长袖善舞，让韦坚成了宰相职位的竞争者。韦坚的姐姐是惠宣太子妃，妹妹又是皇太子妃，而他的妻子是楚国公姜皎的女儿。姜皎提拔了李林甫，因此韦坚和李林甫本应该是同党。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关系也不错。但随着韦坚地位的提升，双方关系开始恶化，韦坚又与另一位宰相李适之友善。这就触动了李林甫的神经，他决定除掉韦坚。

在韦坚导演“百船来朝”的当年，他被提拔为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一系列的使职表明他受到了极大的重用。但也从这一天开始，李林甫逐渐剥夺了他的权力。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韦坚被任命为刑部尚书，表面上看升官了，但实际上李林甫将他的使职都剥夺了，交给了另一位聚敛人才杨慎矜。就这样，韦坚被架空了。又过了两年，李林甫终于等到了机会。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正月，韦坚和河西节度、鸿胪卿皇甫惟明夜间游玩，李林甫告发他作为皇亲和边将亲近，是为了谋立太子。这触动了皇帝的神经，他将皇甫惟明赐死，韦坚也被贬为缙云太守，六月，皇帝又贬韦坚为江夏员外别驾。

李林甫还借助这件事构陷了另一位宰相李适之，将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七月，韦坚又被流放岭南，他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儿子也遭到了贬黜。到了十月，李林甫还不放心，又派人将他们全都杀死。

韦坚死后，李林甫依然将此事用为一次清除异己的时机，前后贬斥了数十人。韦坚的妹妹是皇太子妃，就连皇太子也吓得赶快和妻子离了婚。为了挖掘韦坚作为水陆转运使时的罪证，李林甫专门派人到江淮地区，连船夫都抓起来，不断地拷打审问，直到李林甫死时才停止。

韦坚之后，轮到了接替他使职的杨慎矜。杨慎矜在李林甫和韦坚的斗争中是个中立派，并不想站边。但由于他的地位，李林甫也必须将他除去。在审理韦坚案时，李林甫起用了另一位聚敛人才王鉷，王鉷对杨慎矜不配合揭发韦坚非常不满。韦坚案结束后，李林甫就怂恿王鉷继续构陷杨慎矜。

杨慎矜是隋朝宗室的后代，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李林甫和王鉷等人构陷他勾结僧人谋反。皇帝于是将杨慎矜和他的两个兄弟慎馀、慎名，以及所谓的同党都抓了起来。殿中侍御史卢铉审问“同党”太府少卿张瑄时，使用了酷刑，将其身体固定，在两腿处用木橛使劲拉扯他的身体，如果无限制拉扯，可以直接将他从腰部拉断。在一系列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之下，审判者终于拿到了“足够的”证据，杨氏兄弟三人也被赐死。

在所有的聚敛之臣中，只有王鉷能够在李林甫的羽翼下长期存活。王鉷采取的方法是完全将自己变成李林甫的打手，投其所好。李林甫怎么伺候皇帝，王鉷就怎么伺候李林甫。不管是构陷杨氏兄弟，还是清除韦坚，都离不开王的身影。到了后期，王鉷已经成为仅次于李林甫的权臣，身兼二十多项使职。如果不出意外，在李林甫死后，将由王鉷继任宰相。然而，就在这时，情况却出现了变化，另一位权臣杨国忠的到来改变了形势。杨国忠不敢拿李林甫本人开刀，于是决定从王鉷入手。由于王鉷飞扬跋扈，导致他的把柄很多，只要打倒了王鉷，就可以限制李林甫。

杨国忠也知道普通的罪名不足以干掉王鉷，只有谋反之罪才能置他于死地。于是，历史就记载了这样一幕场景。

根据史书的记载，王鉷的弟弟户部郎中王銲，以及已故的鸿胪少卿邢璹之子邢縡形成了一个小团伙。这个小团伙不满足于让王鉷在李林甫死后接班，还想要加快速度。他们本来打算发动政变，杀死当时的宰相李林甫、陈希烈以及杨国忠等人，控制朝政。不想事情先泄露了。最初皇帝并不知道王鉷参与了阴谋，反而让他和杨国忠一起去捉拿邢縡等人。在捉拿时，邢縡等人边抵抗，边相互传话“不要伤了王大人”，这就引起了杨国忠的警惕，从而意识到王鉷也是叛乱者一伙的。

由于史书缺乏反面的记载，后世也无法判断王鉷是否参与其中。但是，考虑情理，王鉷并没有发动政变的迫切要求。第一，他本来就是李林甫之下的第二权臣，根本不用发动叛乱，在李林甫死后就可以接班；第二，由于血统和威望，王鉷最多能指望的也就是担任宰相，他没有机会称帝。当时李林甫已经垂老，王鉷没有发动叛乱的必要。因此，在重重迷雾中，王鉷的这场叛乱反而可能只是李林甫与杨国忠两派内斗的结果，杨国忠需要一个借口拿掉王鉷，而最好也是唯一的杀招，就是让对方“叛乱”。

不管怎样，王鉷被赐死，让李林甫势力大损。不到一年，李林甫去世，上台的就是权相杨国忠。

当李林甫去世后，唐王朝的失衡已经愈加明显，整个社会向着失控滑去。但造成最大失控的还不是宗室和群臣之间的内斗，反而是皇帝的另一个爱好引起的连锁反应。

为了长期执政，李林甫对皇帝采取了纵容的态度，除了满足他的财政需求之外，对唐王朝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皇帝热爱战争的纵容。在这个时期，战争的烈度也随之增加。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在唐朝的外交史上，这是耻辱的一年。当年三月，皇帝选择了两位女子，分别是外孙女独孤氏和外甥女杨氏，封为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分别嫁给了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

唐朝有公主和亲的传统，但“公主”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宗室和大臣的女儿。依靠公主和亲所产生的亲戚纽带，唐朝就和外族维持了和平。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皇室都有联姻的传统，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来说，与外族联姻意味着耻辱，但对于正常的关系而言，这是一种常态。唐代遵循了规矩，是一种开放的表现。而由于唐王朝的强大，周边的民族也认可用皇亲国戚的女儿来代替皇帝的女儿。联姻本来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维持和平的方式。

但这一次，却出现了例外。到了当年的九月份，奚和契丹两王突然杀掉了两位公主，叛离了唐朝。两位公主作为和平的使者不过半年时间，就死于非命。

契丹和奚这两个小民族之所以反叛，既是他们与唐朝长期恩怨的延续，也是唐玄宗耀兵政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说是长期恩怨，是因为在武后时期，契丹和奚反叛武后，夺走了营州。因而，拿回营州就成了唐王朝的一个既定目标。玄宗和父亲睿宗先后发动了四次征讨契丹和奚的战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依然无法重新获得营州的控制权。

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幽州大都督孙佺曾经想收复营州，却以惨败告终。

孙佺被俘后被送给了突厥人，最终被斩首。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亲政的玄宗为了报仇发动了第二次远征。这一次指挥大军的是名将并州长史薛讷，他率领六万人出击，却在滦水山峡中遭遇伏兵，唐军死亡十之八九。

两年后，由于突厥衰落，契丹和奚曾经短暂地投靠唐朝，让唐朝短暂地取回了营州。但又过了两年，一个叫作可突于的契丹王子异军突起，不仅夺取了营州，还在十几年间成了唐朝东北方向的劲敌。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朝派出著名将领信安王李祎，大败可突于，却依然无法夺得营州的控制权。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幽州节度使薛楚玉派大将郭英杰进攻契丹，全军覆没。第二年，皇帝派著名将领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出击契丹，这才将可突于杀死，契丹和奚暂时投降了唐朝。但即便这样，营州依然没有收复。

张守珪是安禄山的上级，这次战役也让他的名声达到了鼎盛。然而，问题也恰好出在了这一次次的胜利上。对外战争的胜利触发了皇帝的野心，于是边境地区并没有回归安宁，反而更加混乱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张守珪在一次镇压奚人叛乱时谎报胜利，最终被追究贬官。而在他离开后，契丹和奚依然时叛时附，这导致以幽州为中心的区域成了唐朝的一个战争热点。契丹和奚之所以如此摇摆不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实力变化，也是唐代的不明智政策造成的。

比如，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皇帝嫁给两王两位公主，本来是要招抚两个部落，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就应该采取怀柔的做法。但是，在中央层面上怀柔的同时，地方上却并没有同步。当时的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刚刚又获得了范阳节度使的职权，他特别需要军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希望将事态扩大，正是这种权责的不匹配，让安禄山不断地发动小的边境冲突，掳掠契丹人和奚人。这些小冲突积累起来，终于造成了契丹人和奚人的反叛，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杀掉两位可怜的和亲女子。

契丹人和奚人的反叛，又给了安禄山进一步扩大权力的借口。唐朝为了维持战争，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钱，甚至允许安禄山自行其是，这就形成了事态的恶性循环。不过，皇帝却并不怪罪这种恶性循环，反而对边功和战争充满了兴趣，丝毫没有注意到，那嘎吱作响的战争机器一旦打开，就可能摧毁一切。战争并非直接通过暴力来摧毁唐王朝，而是通过拖垮帝国的中央财政，让皇帝不得不开辟新的财源，或者下放部分权力，从而侵蚀掉统一的政治和社会。

在唐玄宗时代的对外关系中，契丹人和奚人只是小角色，除了两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突厥人（以及后来兴起的回纥人和突骑施人）、吐蕃人（以及南诏人）、大食人等。

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突厥汗国之后，太宗时期曾经击败了东突厥汗国。但在武后时代，东突厥汗国的残余又建立了第二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本身追求和平，但依然与唐朝发生了若干次战争。在玄宗初年，也是默啜可汗时期，双方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默啜死后，继任者毗伽可汗和他的弟弟左贤王阙特勤虽然也与唐朝发生过冲突，但两人依然是爱好和平的，加之这时恰好处于唐代开元贤相控制局势的时期，贤相们纷纷极力避免战争，减少财政开支，在唐和突厥之间就又形成了一次和平期。和平期内并非没有冲突，却依靠着双方的明智，控制住了耀兵的野心，从而达到了大治。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阙特勤去世后，唐朝派人吊祭，刻碑纪念双方的交往。至今，位于蒙古国哈拉和林之北的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依然诉说着当年两大强权所达成的动态平衡。这不是说双方都完全出于善意，而是因为互相牵制，最后都认定和平是唯一的保持双方稳定的办法。

毗伽可汗死后，他的儿子登利可汗继续与唐代维持着和平。然而，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登利在内战中被杀，唐朝于是在第二年（天宝元年）开始组织对突厥的征伐，派遣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合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进攻突厥，用时三年灭亡了第二突厥汗国。

然而，灭亡了第二突厥汗国并没有给唐朝带来太多的利益，因为它灭亡后，唐军并不可能长期驻守于蒙古地区。在蒙古地区茫茫的草原之上，依然有许多别的部落等待着机会，其中最强大的是回纥人。当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人占据了哈拉和林丰茂的草原，成了唐朝的劲敌。回纥人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给唐朝的皇帝带来了新的耻辱。

除了回纥，还有黠戛斯（吉尔吉斯）、契丹人相继称霸。黠戛斯人后来迁徙到今蒙古国西北的吉尔吉斯湖附近，又迁到现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最后来到中亚，成了现代吉尔吉斯斯坦人的祖先。契丹人则一直留在了北方，后来成了北宋的劲敌。

也就是说，唐代采取敌对的态度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不可能将他们赶尽杀绝，却大大消耗了自己的财力和物力。从长远来看，作为东亚最强大国家的唐朝依然只能选择贤相们主张的休战，才能够在维持区域和平的同时，也维持内部政治的稳定。

在西突厥汗国方面，自从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被苏定方征服之后，西突厥汗国已经臣属于唐。但到了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时，突厥的一个别种突骑施人却取代了西突厥汗国，获得了西域的统治地位。到了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兴盛，突骑施人被突厥的默啜可汗击败，于是附属于突厥。然而默啜去世后，突骑施人在苏禄的率领下，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与大食和吐蕃联合，进攻唐朝的安西四镇。之后突骑施人时叛时附，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突骑施发生了内乱，唐军在大将盖嘉运的指挥下于第二年灭亡了突骑施。

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突骑施灭亡后，填补了西部空白的是两位巨型的对手——大食和吐蕃，唐朝依然无法突破地理上的限制，反而增加了许多的军事开支。

当突厥（包括突骑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西方崛起的吐蕃人却成为了帝国最大的威胁。

中心位于现代西藏的吐蕃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经过了一个盛世时期，开始向外扩张，它不仅占领了现代的西藏，还向西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它占领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代，在北面则攻占了新疆的部分地区。

在吐蕃人全面扩张时，唐朝也恰好处于全盛期，吐蕃与唐朝在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有着军事对抗。吐蕃与唐朝的冲突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安史之乱后仍未终止。

除了吐蕃之外，云南大理地区的南诏兴起，给唐朝的西南边境带来了压力。南诏时而称臣于吐蕃，时而与唐朝结盟。由于唐朝的边将对待蛮族往往采取高压态度，造成了地方的反抗，这一点在南诏也屡见不鲜。另外，南诏除了对唐朝的云南、四川地区造成压力之外，还从红河直下越南，对当时控制在唐朝手中的红河三角洲（现越南首都河内地区）造成压力，影响到了唐朝的两广地区。

大唐虽然是当时世界上崛起最快的国家之一，却不是第一名。事实上，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帝国用更短的时间、更快的速度，取得了比唐朝还要庞大的疆土。如果我们将唐帝国和大食帝国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在唐帝国西方，还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正等待着它。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朝刚建立不久，先知穆罕默德逃离故乡麦加，去了麦地那，此时的阿拉伯人对世界来说还毫无影响力。八年后的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贞观之治刚开始不久，从麦地那出发的穆罕默德征服了故乡麦加。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继任者是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他虽然只在位短短三年，却将阿拉伯半岛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随后，他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所辖的叙利亚的进攻，这次进攻持续了八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于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

继叙利亚之后，阿拉伯人对波斯的征服之战持续了十几年，到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完全结束，最后一个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