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危局之成（2 / 2）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总结，更加清晰地理解阿拉伯帝国的速度。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刚掌权，这时伊斯兰教还没有产生，先知穆罕默德还被认为异想天开。这时也恰好是唐代著名僧人玄奘出发前往印度的时间。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在印度游历了一番，刚刚返回长安，阿拉伯人已经扩张到了中东的广大地区。又经过了短短的几年，西方就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到现今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地域。

最后一位波斯王虽然被杀，但他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这个儿子叫作卑路斯，他逃到了一个叫作吐火罗的地方，希望在这里继续反抗阿拉伯人。卑路斯逃到吐火罗之后，意识到仅仅靠这里是无法打败阿拉伯人的，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向遥远东方的唐朝求救。唐高宗收到波斯王子的求救信之后，与大臣们进行了分析，认为吐火罗距离大唐过于遥远，即便派兵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拒绝了。

公元652年（永徽三年）到653年，阿拉伯大军进攻吐火罗，征服了整个地区。但在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时期，阿拉伯帝国陷入了内乱，吐火罗又争取到了独立，并把卑路斯接过去建立了统治。公元661年前后（龙朔初），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占据了吐火罗。

这时唐朝行动起来，宣布建立波斯都督府，府衙设在了位于现伊朗境内一个时称疾陵城的地方，并宣布任命卑路斯为都督。唐朝建立波斯都督府并不意味着唐朝的统治延伸到了伊朗。唐朝实行羁縻制度，为当地的统治者分封一些称号，就好像对方接受了唐朝的官职一样，但在管理上对方是独立的。

波斯都督府也并没有给卑路斯带去任何好处，阿拉伯人很快占领了这里，将他赶走了。卑路斯继续他的流亡生涯，最后来到了长安，接受了右武卫将军的官职，死在了长安。

阿拉伯人征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开始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于公元709年（景龙三年）夺取了布哈拉，公元712年（先天元年）获得了撒马尔罕。在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和714年，阿拉伯部队甚至接近了喀什噶尔（现中国新疆喀什附近），也就是大唐王朝的疏勒的辖地。

阿拉伯势力虽然来到了中亚，但与唐朝的直接冲突直到天宝中期才偶有发生。但是，阿拉伯人又在中亚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使得唐朝无法通过征服将中亚民族收服。皇帝和他的将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无法获得成果。而阿拉伯人不仅将中亚的粟特人伊斯兰化，甚至还影响了整个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人也伊斯兰化了，从突厥人分离出来的土库曼人、塞尔柱人、奥斯曼人先后继承了穆罕默德的理想。

玄宗后期，唐朝面临着吐蕃和大食（阿拉伯）两大敌人，虽然对弱小民族取得了一系列的战争胜利，但是从大的战略上却是得不偿失的。随着玄宗的统治的延长，帝国的财政却捉襟见肘。获胜的战争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后果：皇帝受困于财政问题，不得不下放财权给地方将领，于是制造出了唐代最大的怪胎官职，而这个官职又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节度使。

在与外部国家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兵制已经腐朽到不能打仗了。

唐代的兵制经过了三次变化，其中后两次都发生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是高祖以来建立的府兵制。府兵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六十岁）。但当兵过于艰苦，不仅要打仗，还要在空闲时种地。随着盛世的到来，青年们已经吃不了苦了，他们纷纷逃离兵籍成了流民，或者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出路。由于政府招不够兵，许多士兵都已经白发苍苍，还在穿着军装守卫边防。

按照规矩，唐代还有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要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而这更增加了边疆地区的艰苦程度。

兵制的第二次变化是在玄宗登基后不久。他对内外兵制都进行过一定的改革，特别是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为数十三万的彍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由于皇帝只重视募兵了，府兵制更加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彍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护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身强体壮的就靠拔河、玩杂耍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穿甲胄，更别提打仗了。

随着军队的退化，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另外组织部队，这一次，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这就是唐代兵制的第三次变化。

要了解节度使制度，必须首先了解唐代的边疆建制情况。

唐代的边疆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的防卫组织，这些组织既是军事机构，也承担着民政功能，其中大的组织单位称为“军”，其次是“守捉”“城”“镇”，而这些机构都隶属于“道”。道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不仅存在于边疆，在内陆也是划分各道的。道的军事长官叫大都督，负责和平时期的训练，在边疆地区的道，一旦到了行军打仗的时候，还会设立一个大总管来带兵出击。在道之下，边疆更低级别的民政机构“州”内也会设立都督这个职务，让他们平常带兵训练，而打仗时，皇帝会派一些使职前来领兵打仗。在这时，负责训练的都督（以及大都督）和负责带兵打仗的使职（以及大总管）一定不能是同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有人利用军队发动叛乱。

到了高宗时期，情况出现了改变。为了打仗方便，皇帝往往会给这些州（甚至各道）负责训练的都督们直接挂上使职，继续负责打仗。这些挂了使职的都督们，习惯上被称作“节度使”，也就是既“节度士兵的训练”，又“带兵打仗”的使职都督。

但这时“节度使”只是人们的一种俗称，并不是官名，或者说只是一种临时称号。一旦战争结束，这些人往往会把使职交还给皇帝，又变成了普通的都督或者大都督。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当时皇帝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给了凉州（甘肃省武威市）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这时的“节度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号，作为官职正式出现。

那么这时的节度使又和之前的都督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区别在于，之前都督只负责军事训练，不负责打仗，而节度使是把训练和打仗的任务集于一身了。如果从边疆战争的角度上来看，节度使的出现可谓正得其时，因为比起再派一个人来，一个负责训练的将军更熟悉他的手下，让他领兵会让战争变得更加高效。

但节度使并非仅仅意味着训练和打仗，我们这里可以将之和管理民政的州刺史再做一个对比。之前的都督负责军事训练，而在地方上，依然有刺史负责民政。但边疆的节度使除了军事之外，甚至连民事也一起负责了。

此外，节度使的权力比简单的军事加民事还要大。之前，各地还有一个角色，叫作观察使，这是皇帝派往各道行使监察权（专门监察各地官员）的官员。观察使既不管军事也不管民政，专门向皇帝报告官员的问题，因此权力非常大，而边疆地区的观察使甚至也是由节度使兼任的。

所以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了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对直接长官产生非常强烈的忠诚，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也就是说，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的土皇帝，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正式官员的一切权力都接管了。

可是，为什么皇帝要设立这样一个权力巨大的职位呢？训练和带兵打仗都属于军事权力，交给节度使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又要给节度使这么多的民政权和监察权呢？这就要从唐代的财政角度去考虑。

玄宗时代，由于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在边境地区已经采取了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但是，中央政府却没有足够的钱能养得起这些士兵。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以及募兵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提高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这些钱还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没有考虑军粮运输成本、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数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却使得边境的士兵占去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形成了严重的失衡。

内地军费可以减，可是边疆地区的军费只靠内地省下来的钱依然是不够的。为了解决军事费用问题，玄宗除了设立节度使之外，还必须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也就是说，节度使统兵，但他们的钱只有一部分来自皇帝的拨款，剩下的只能靠他们手中的民政权力，从地方上筹款解决。

这种做法非常符合宰相李林甫的心意，因为他要帮助皇帝筹钱来解决财政问题，但仅仅靠筹钱还不够，还得减少财政开支。如果财政开支减不下来，就采取将财政“隐性化”的做法，也就是让地方自行筹措开支。至于这种自筹开支造成的搜刮是否会引起民怨，已经不是皇帝要操心的了。

唐玄宗时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节度使类官员已经有十个，分别是：安西节度使（镇抚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使（辖现北疆地区，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治所在北庭，兵二万），河西节度使（辖现在的甘肃地区，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治凉州，兵七万三千），朔方节度使（辖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和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河东节度使（辖现在的山西北部，与朔方为犄角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和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和忻、代、岚三州，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辖今北京河北一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武威、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平卢节度使（辖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陇右节度使（辖今陕西西面的甘南、青海一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四州，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使（辖今四川西部和云南，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隽、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治益州，兵三万九百），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一万五千四百）。

节度使的权限之大，使得他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战争，于是到了玄宗后期，战争也随之扩大。

但是，皇帝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到底如何才能保证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保持忠心而不发动叛乱呢？最初的解决之道，是派遣可靠的官员去担任节度使，比如请一些退职或没有退职的宰相来担任或者兼任，这些宰相对皇帝足够忠心，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掌握。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为了打击政敌，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放给那些失败者。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经过了数次演化后，落入了胡人之手。

从能力上来说，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达成皇帝的一切需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完成的。他非常能干，在他的新办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不同民族的名将掌管起庞大的唐朝军队的同时，还由于他的节制不得不俯首帖耳，不敢作乱。

但能干的李林甫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他往宰相职位上堆砌了过重的权力，承担了过多的事务，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建立、精心维护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但他一离任，没有人能够在掌握如此重大的权力的同时，还做到滴水不漏。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会立即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李林甫建立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等李林甫死后，继任宰相的杨国忠没有威信，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开元文人们迎来了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诗人李颀进士及第，王维则因为宰相张九龄的举荐，从嵩山隐居地回到了长安担任右拾遗之职。

李白在韩朝宗的鼓励下，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安陆，前往北方交游，这也是他自童年离开后，第一次前往北方地区。关于李白在北方的游历，人们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白曾经到过东都洛阳地区，与谯郡的元演结交，并在他的邀请下去了当时的北都太原府。在太原，李白在对方的盛情接待下度过了一段锦衣玉食、游山玩水、携妓看花的岁月，好不潇洒。人们后来关于他的一个传说就和太原有关。据说，在他游太原时认识了一位低级军官郭子仪，当时郭子仪恰好犯了罪，被李白救了下来。这件事很难说是真的，但有这样的传说，无疑增加了李白的传奇性，并为安史之乱后他受到轻判和赦免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之后，李白去了西京长安，结交了玉真公主和张说的儿子驸马督卫张垍，但他发现长安没有他的位置，于是离开了。接下来，李白的行踪就显得更加凌乱，人们所能确定的是，他最终带着家眷来到了齐鲁地区，在任城（现山东济宁）住了下来。在这里，他结交了徂徕山上的五位隐士，分别是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与他们日日饮酒沉醉，号称“竹溪六逸”。

在开元文人中，除了李白，另两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前往长安参加了当年的科考。这两人是高适和杜甫。

高适这时已经三十二岁，第一次参加科考的他毫不意外地落榜了，但随性的他回到了宋州继续过贫困却悠然的生活。科考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结交了一群朋友，其中就包括两位年轻的朋友岑参和杜甫。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是武后时代著名文人杜审言的孙子。杜审言死后，他的家族渐渐没落，儿子杜贤（杜甫的父亲）只当到小官京兆府奉天县令。杜甫是襄阳人，但其家早已迁移到了河南巩县。我们并不知道杜甫年轻时的迁徙情况，只知道，到了二十四岁那一年，杜甫已经在吴越一带居住，并结交了一批当时的文士。也是在这一年，杜甫第一次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考试，以落第告终。

第二年，杜甫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涯，来到了齐地和赵地。接下来几年，杜甫或在齐赵，或在东都地区活动。与李白、高适等人想建立功业但并不执着于功业不同，杜甫显得更加传统，他的性格略显刻薄，缺乏气度，对于当官看得也更重，这和王维的出世态度大不相同。而在作诗风格上，王维讲求天然之趣，李白更是天赋满满、出口成章，但杜甫的诗却更像是学院派风格，他注重当时刚刚建立的平仄和格律系统，对仗和押韵上更加严格，但也正因为过于注重文字，使得读者读起来感觉有些古板和深奥，缺乏李白等人的朗朗上口之感。

加之他的年龄较小，当开元诗人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子，杜甫的履历依然显得很苍白。也正是这个原因，关于杜甫的早期生涯，人们知之甚少，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大诗人。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随着李林甫得势，将开元时期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排挤出中央，玄宗时代正式进入了聚敛之臣控制朝政的权相时代。

张九龄离开相位后，被皇帝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于是来到了荆州地区，与孟浩然所在的襄阳比邻。张九龄立刻给孟浩然发去了邀请，请他加入自己的幕职，于是孟浩然终于出仕成为张九龄大都督府的从事。这一段时间，也就成了孟浩然最接近朝堂的时期，同时也激起了他为苍生立功业的最后一点雄心。

然而张九龄此刻只不过是一个被皇帝贬斥的官员，自己也没有什么权力。他能给予孟浩然的只有一点尊重，剩下的就是由孟浩然等陪着诗酒田猎了。时间长了，孟浩然也只能哀叹有心无力。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孟浩然因为背疽发作，只好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秋请求返回襄阳养病，他的官宦生涯也就告终了。

但他作为文人结点的功能还存在着。大约就在同时，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遭难了。王昌龄虽然进士登第，还考取了博学宏词科，是学问上的优等生，但他这一辈子依然郁郁不得志。他担任过汜水尉，后来有幸成为校书郎，本来这是一个适合升迁的官，不想他一直原地不动，最后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被谪往岭南，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二岁了。

作为一个交游广泛的人，王昌龄的贬黜也成了文坛的一件大事。在长安，岑参为他饯行送别。一年前，岑参刚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他索性留在长安并成了家，等待新的机会。

王昌龄行至襄阳一带，自然见到了好友孟浩然。他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李白，又是一番诗酒唱和，依依惜别。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王昌龄刚刚到达岭南不久，皇帝突然间因为加尊号而进行了大赦，王昌龄又被从岭南招了回来。到达襄阳后，他又和孟浩然相遇，自然又免不了诗酒应酬。孟浩然的病本来已经快好了，经过了这一场折腾，终于大病不起，去世了。

孟浩然死后，王昌龄继续北行，回到了长安。这一次，皇帝给了他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到江宁（现在的南京）担任江宁丞。王昌龄只好兴师动众地再次从长安出发，前往江宁。岑参作为朋友，又一次为他送行。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和李白可以被视为两个极端的存在：他们一个信奉佛教，另一个深受道家的影响；一个注重内敛和宁静，另一个追求波澜壮阔。玄宗时代的诗人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没有任何表明李白和王维有联系的故事流传下来，表明两人泾渭分明的兴趣和结交。但是，孟浩然同时是李白和王维的好友，两人都将其视为知己。李白很少向人表达崇敬，却对孟浩然赞不绝口，而王维本人是内敛的，在孟浩然面前却可以说点重话，甚至嘲笑他（也是嘲笑王维自己）一下。

在孟浩然去世前，李白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而更加真挚的情感则来自于王维。事实上，自从妻子去世后，王维为了追求宁静，与文坛很少有往来。张九龄举荐他再次当官之后，他除了学佛和偶尔隐居，剩下的时间都在处理公务。但这一段时间，他的官职变化很大，曾经陪伴玄宗在两京间迁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使职至河西，顺势留在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节度判官。直到第二年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王维才返回长安继续担任监察御史。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又是变化颇多的一年，他先是改任殿中侍御史，到了冬天，又接了一个差事。当时，虽然在大部分地区，地方官吏都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但岭南、黔中地区由于过于遥远，还有一部分六品以下的官员是由当地任命的，有时皇帝会派御史以上的中央官员作为知南选，前往南方监督选官。这一年，王维被选为知南选，前往岭南、黔中地区。在唐代，要想去往岭南和黔中地区，最简单的路径就是经过武关和襄阳，从湘江流域前往。这就给了王维途经襄阳的机会。

到达襄阳后，他本来以为可以见到老朋友孟浩然，不想孟浩然已经在当年去世了。王维只好大哭一场，写下了一首诗作为悼念。

从南方回来后，王维精研佛学，拾起了他半隐居、半做官的生活。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他在蓝田的辋川购买了一份产业，这就是有名的辋川别业。这所著名的别业成了诗人后半生托身的所在。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盛唐时期的诗人们再次迎来了相聚的机会。这一次，以玄宗的一项政策为发端。

李唐的皇帝认为自己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因此，除了封老子为玄元皇帝之外，还试图在学术上引入老子的道教作为儒教的补充。玄宗在统治后期，更是装神弄鬼，供奉老子画像。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皇帝干脆设立了崇玄学科目，要求各地在这个科目下设立生员，让他们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书籍，每年参加明经考试。这次学科设置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道学的风潮，各地也纷纷举荐学道之人或者道士们去往长安应聘。

在会稽地区，有一位叫作吴筠的道士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当时，吴筠正在剡中和李白隐居，于是将李白带到京师，推荐给皇帝。除了吴筠之外，李白到达京城后还结识了一批知己，最著名的是贺知章。

贺知章恰好是会稽人，这一点也可能有助于曾经隐居会稽的李白去结识他。贺知章在武后称帝时期中进士，以文学闻名，在仕途上却并不受重视。但他得益于族姑之子陆象先，陆象先担任过宰相，对这位兄长颇为提拔，让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不甚重要的官职上安稳度过了一生。贺知章也不太在意自己的工作，他曾经担任丽正殿的修书使，但参与的书都没有写成。惠文太子死后，贺知章负责挑选挽郎，不想却摆不平各路关系，被门荫子弟堵了门，他只好蹬着梯子上到墙头上，露出头和外面的人说话，这在当时被传为笑柄。

贺知章性格随和，大大咧咧，他的官运并不算差，担任过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他最后的职务是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人们习惯称他为贺监。

他为人旷达，喜欢谈笑喝酒，自称秘书外监，也就是首要职责是在长安诗酒戏谑，第二职责才是工作。他的书法与张旭齐名，又好说话，喜欢给人写字。贺知章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两首万世传唱的小诗。

到了老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也就是认识李白的第三年，贺知章决定告老还乡，这件事竟然成了轰动长安城的大事，除了许多人请酒之外，就连皇帝也写诗送别。考虑到他太老了，回去没有住的地方，皇帝还专门赐给他一汪湖水，供他养老之用。

如果要选择盛世文人的代表，贺知章无疑是最佳代表。他生于唐朝发展的中间期，老来享受、赞美了盛世的无限好处，他也尽情地享用和赞美。他去世后，玄宗盛世又继续了十几年。

李白到了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读到《蜀道难》和《乌栖曲》，惊为天人，称之为“谪仙人”，和吴筠等人一起将他推荐给皇帝。皇帝让李白待诏翰林，于是有了“李翰林”的称呼。这一段时间，民间对李白的记忆最丰富，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诸如李白醉酒之后，皇帝从酒肆将他拉出来，往他头上浇水，再命令他写诗，他竟然也能下笔成章；醉酒之后让高力士帮他脱靴子等。这些看上去如同一般的情节竟然窜入了正史。而李白会外语，吓退了渤海国使者的故事更是在民间流传。

李白对于自己被招入宫中也很期待，认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重用了。但他到了宫中，虽然最初也很受赏识，但皇帝请他干的活儿却总是诗酒流连、歌功颂德，与政治无关，也就是说他只是个政治宠物而已。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也就是两年后他离开长安时，已经将自己比作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能哄皇帝快乐，却不会受到重用。

人们事后复盘李白的境遇时，往往将他的不遇视为玄宗皇帝已经昏庸不堪的表征。但事实上，更多的问题可能出在李白的身上，另一部分则可以归咎于时机。

皇帝的大臣需要有实务经验，即便没有聚敛之才，也必须像贤相集团一样有一定的政治理念。但李白除了认定自己可以治国之外，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观念，这使得皇帝不能用他。另外，李白进京之后所结交的人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想要从政，则必须从一开始就结交从政的官员，通过策论等能够代表他政治理念的文章来获得推荐。可是李白进京之后，首先认识的是政治“吉祥物”贺知章，并迅速地与贺知章等人混在一起日日饮酒，这就将自己打造成了另一个“吉祥物”。但事实上，贺知章能够成为不倒翁和吉祥物，与他的亲戚陆象先有关，也和时机有关。因为他入职早，刚刚当上皇帝的玄宗也较为尊重他，才给了他足够的空间诗酒流连。但李白入京时，皇帝早就变成了老皇帝，不再需要一个年轻的政治吉祥物了，也就不会再去给他机会了。

当然，李白在长安的时间也并不算白过，他结交了不少酒友，除了贺知章，还包括被李林甫排挤的宰相李适之、汝阳王李琎、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写草书的张旭、布衣焦遂，这八个人号称“饮中八仙”。

在长安，李白接触的著名诗人还有王昌龄。但李白可能并没有接触过王维。当时王维在长安任左补阙，除了隐居之外，就是与弟弟王缙，以及好友裴迪、王昌龄相往来，没有结交李白的文字证据。王昌龄与两大诗人都保持着友谊，却并没有让他们更加接近，这或许是文人相轻的唐代版本。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久久不得重用的李白离开了长安，再也没有回来。然而，这对于唐代文学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秋天，唐代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相遇了。当时，李白四十四岁，高适四十一岁，杜甫三十三岁。事后来看，玄宗朝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位诗人就是王维、李白、杜甫、高适，除了王维没有参加之外，剩下的三位聚在了一起。此时的三人最大的特点是：他们都一无所有。

李白虽然见过了皇帝，但最终却被皇帝放归，这几乎意味着他这一生很难再受重用。高适虽然还保留着入仕的机会，但概率不大，毕竟他已经四十一岁，除了以梁宋地区为基地四处浪游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经邦纬国的才能。在三人中，杜甫虽然年龄最小，但名声也最小，而且最看不开功名利禄，他还期待着能够金榜题名。日后，也是杜甫最怀念这次与高李的见面，毕竟对于另外两人来说，与同等级别的人交往并非难事。

关于他们的相见，人们猜测可能是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与在洛阳居住的杜甫相遇，之后他们相约游齐鲁，与梁宋之地的高适又约到了一起。

虽然无法还原他们游览的每一个地方，但可以知道的是，他们曾经到过齐鲁地区的汶上，以及位于现在山东单县的单父台，也曾经到过高适居住的汴州，登古吹台怀古。

离开两人后，李白此后十年继续漂泊。他曾经寄居在亲戚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处，又曾经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他的行踪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於，中至洛阳，南游淮泗，入会稽，还不时往来于齐、鲁、梁、宋间。高适继续自己的隐居生涯。杜甫则回到了东都。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的父亲担任了奉先县令，他跟着来到了长安，之后开始准备考试。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大机会。在第二年，皇帝下令举行一次制科考试，诏令只要有一项特长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次考试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括杜甫，以及另一位唐代诗人元结。

不幸的是，这一次考试是由李林甫主持的。他在民间的口碑太差，虽然已经控制了官场，但他最担心的是那些还没有进入官场的读书人。他害怕从地方来的新士子不懂规矩，将他的名声传到皇帝耳中，于是劝说皇帝不要将这些乡野俗人招来。皇帝依然决定举行这次考试，下令让郡县官员认真选择，只有最优秀的才能送来。李林甫只好委托尚书省负责考试，由御史中丞监考，考试的题目是诗、赋、论都考，难度极大，结果没有一个人合格。李林甫于是恭喜皇帝，已经野无余贤了。这样，也就没有人能够见到皇帝告他的状了。

这次虚假的考试不幸被杜甫赶上了，他又一次落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考。

至于高适，他依然在家乡苦守，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事实上，就在他们交游的那一年，比高适小十一岁的岑参也已经进士及第，更加反衬出这位中年男子的凄凉和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