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盛世阴影（1 / 2）

在开元初年，玄宗任命了一批贤相治理国家，他们虽然都有个人缺点，但整体上作为一个集团存在。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

宋璟和苏颋之后，唐朝的宰相制度又保持了十年的稳定，其特征依然是以两个宰相为主。偶尔多出几人或者空缺，但这种时候大都是过渡期，一旦过渡完成，依然是双宰相制。

宋璟和苏颋罢相后，皇帝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治所太原）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两人同领平章事，成为宰相。并州是唐朝的北都所在地，也是唐王朝的发家地，那里设立了一个大都督府，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所在地。大都督府的都督都是由李氏的亲王兼任的，但这些亲王大都不会去往驻地，而是继续生活在长安。于是，大都督府的二把手长史就成了实际上的负责人，并州长史相当于帝国北方军事上的首席，因此，将他调入长安担任宰相也是情理之中的。

在玄宗初期的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不是最著名的姚崇和宋璟，反而是源乾曜。

源乾曜也是进士出身，一直以干练闻名，在姚崇的搭档卢怀慎病重时，他曾经被皇帝选上来担任宰相，作为姚崇的副手。但干了没几天，姚崇就被罢相了，源乾曜将相位让给了宋璟等人。等宋璟罢相后，源乾曜又被皇帝请回来担任宰相，他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接替宋璟和苏颋之后，直到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才被罢相，一共担任了近十年宰相。

那么，源乾曜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长期任职呢？答案是他除了干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品格：能担事，同时放手少管事。

在宋璟担任宰相时，源乾曜担任京兆尹，相当于国都市长。这个官职本来就属于烫手山芋型的，富贵子弟云集长安，不管什么事，只要牵扯到权贵，都有被告御状的风险。当时，由于皇亲国戚和文人墨客云集，国都圈（关中平原）的粮食不够民众消耗，但要从内地运送粮食又非常困难，皇帝常常选择带着领导班子到东都洛阳居住一段。皇帝去洛阳时，宰相也要跟着同往，于是整个国都的事务都交给了京兆尹，而源乾曜的管理宽严相济，让皇帝感到满意。

有一次，皇家养的一只白鹰走失了，人们发现它死在灌木丛里。众位负责官吏害怕皇帝生气，只有源乾曜安慰众人，说白鹰是自然死亡，谁都没责任。他将责任担了下来，向皇帝解释清楚，事后也没有人受罚。

皇帝正是看上了源乾曜的宽容精神，才让他接替宋璟担任宰相。不管他的搭档如何换人，他始终在台上屹立不倒。虽然他的权力很大，但他永远谨慎地发表意见，甚至大部分情况下只附和别人的意见，只有少数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才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更像是曹参式的官员，喜欢萧规曹随，既然姚崇和宋璟等前任都已经打下了基础，那就继续下去。正是他的谨慎，让开元盛世得以延续。

另外，源乾曜一直注重让有能力的人上位，让那些依靠祖荫的官员让位。他上台不久，就以身作则，将自己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赶出了京城，派到地方任职，只留了一个在身边。在他的榜样作用下，文武大臣纷纷将自己的儿子、亲戚送出京城，形成了良好风气。

源乾曜长期的搭档，最初是张嘉贞，之后是张说，最后是李元纮。与源乾曜搭档的这三个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缺点，而正是这些缺点，让我们看到了开元贤相的复杂性。

最早与源乾曜搭档的张嘉贞是以明经进士登位的，也是武则天时期选拔的人才。在仕途中，他以干练刻薄著称。然而张嘉贞却有着几道过不去的坎：第一道是他的兄弟张嘉祐；第二道是他的几位亲信；第三道是他常用酷刑对待所谓的贪官。

张嘉贞的晋升主要靠帝国的文官系统，而他的兄弟张嘉祐则在武官系统中晋升，最后担任了金吾将军，但这个职位却和张嘉贞在皇帝面前的求情不无关系。张嘉贞本人干练有余、决断有余，但是容忍不足，在碰到源乾曜这位搭档之后，他立刻吃准了搭档的脾气，开始大包大揽起来。很快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亲信圈子，包括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这四个人聚集在张嘉贞的左右，常常在一起议论朝事，形成了另一个小政府。

正是张嘉贞的性格，让人们对他的议论不断，关于他贪污腐败的流言四起，但实际上他本人极其清廉。他退职之后，依然没有任何的田产，就连他的亲戚都看不下去，劝他考虑一下将来，但他表示自己担任过帝国最高职位，这辈子不会受穷的，而且即便准备再多的财富，如果子孙不争气，一样会被败光，不如不留。由于这种清廉的态度，加上急脾气，张嘉贞对于任何指控他腐败的言论都特别敏感。

开元十年，曾经有人控告洛阳主簿王钧为了获得御史的官职，给张嘉贞在洛阳修了宅子。这件事被玄宗知道了，命令将王钧杖杀。张嘉贞不仅不救他，反而暗地里指使人加快行刑。这件事的真相到底如何，史料过于简单，已经不可考，但从张嘉贞不治田产的态度看来，至少不是有意受贿，很可能是陷入了某种潜规则之中，他本人也并不认为违反了官场的纪律。但他对王钧的态度，表明了急于撇清关系的心情。

除了促使王钧被杖杀之外，张嘉贞还经常运用杖杀手段解决问题。秘书监姜皎因为泄露了皇帝想要废除皇后的秘密，皇帝命令张嘉贞想办法找到姜皎的问题，将其治罪。张嘉贞开出的药方依然是打板子，导致姜皎身受重伤，死在了流放的路上。而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后，皇帝询问到底怎么处置，张嘉贞又开出了打板子的药方。这次被张说拦住了，张说提出，如果现在乱打板子，那么未来这板子也许会打在退职之后的张嘉贞的屁股上。

张嘉贞一心防止腐败，不想最后依然因为腐败而倒台。给他带来麻烦的是他的兄弟张嘉祐。张嘉祐担任将军后，成了腐败官员中的一位，事情被揭发后，张嘉贞感受到了压力。这时，张说给他出了个主意：既然掩饰不住，不如先承认兄弟的罪过，等皇帝接见时，再请求皇帝的原谅。张嘉贞听从了张说的意见。

他等待着皇帝的接见，不想皇帝见他认了罪，连见都不见，直接将他贬为幽州刺史。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正月，张嘉贞被罢相。张嘉贞对于自己的被免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兄弟的事情不应该牵连自己。特别是当他听说取代自己的就是张说时，更加生气了。第二年，他又被调回中央任职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皇帝宴请他和宰相们吃饭，张嘉贞当面和张说吵了起来，被老好人源乾曜给劝开了。

在源乾曜的搭档中，张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张说在玄宗时代刚开始时，也短暂地担任过宰相。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也是以并州刺史的身份被授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因此，从这时开始到张嘉贞去职，帝国事实上有三个宰相。但张说最初是以管理军事为主，第二年四月他就兼任了朔方军节度使，到北面巡边去了。张嘉贞免职之后，张说才更多地承担起了宰相的职责。至于张说承担的军事职责，则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晙。玄宗任命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但王晙随后被派往北方巡边，没有参与太多的决策。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底，王晙被人诬告谋反，皇帝虽然不认为他有罪，但为了防范，还是将他罢相。于是，双宰相制又在源乾曜和张说的搭档中运行了三年多。

张说是玄宗时代有名的大才子，主持过《三教珠英》的编撰，又帮助皇帝设立了丽正书院，但如果从个人品性来说，张说甚至比张嘉贞还差。除了与张嘉贞的钩心斗角之外，张说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与姚崇的恩怨了。

他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拜相时，曾经试图阻止皇帝任命姚崇，不想姚崇上位后，立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张说贬斥了。张说第二次拜相的当月，恰逢姚崇去世，于是民间就有了这样的传说。根据传说，姚崇死前已经知道张说又上位了，他担心自己子孙的安危，于是让儿子在张说来吊唁时，赶快投其所好，把家中的金银财宝都摆出来。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看都不看，那么这个家就完了。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赞叹不已，就赶快请他写一份神道碑文，并用这些财宝当作润笔费。姚崇认为，张说为了得到财宝一定会说尽好话，但事后，他会后悔说了这么多好话，因为这样，他以后就没有办法报复姚崇了。因此，他会以需要修改文字为借口，派人来要回自己撰写的神道碑文。姚崇嘱咐儿子们，一旦拿到张说的文字，就立刻去刻碑，并拿去见皇帝，让张说无法收回去，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家族。

根据传说，张说就这样被“死去的姚崇”算计了。这个传说虽然是编造的，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张说的人品是持保留意见的。

张说担任宰相期间，对于唐王朝的贡献主要是正面的。他虽然性格刻薄，但整体上又提倡施政宽容，特别看不起那些新崛起的聚敛之臣，并建议皇帝不要乱发动军事行动，这些做法都让玄宗盛世继续了下去。由于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他任上，玄宗时期的文学活动为之后的文学鼎盛打下了基础。

张说在后世的争议之一，是为了封禅泰山而劳民伤财。正是在他的主持下，玄宗皇帝效仿当年的高宗和武后，赴泰山进行了封禅。这次封禅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一月，皇帝从东都出发，来到泰山脚下。再骑着御马登山，其余的官员被留在了谷口，只有宰相和祠官陪同，所带来的卫士都在山下警戒。

这一次活动本来是张说增加威望的机会，不想，由于他选择的祠官大都出自亲信，而剩下的官员都不得上山，只有上山的人才得以加官，至于卫队，虽得加勋，却没有得到赏赐。这反而让组织者张说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威望不但没有增加，下官对他的怨恨反而加深了。

到了第二年四月，张说就被罢职了，直接原因是他得罪了几个他看不起的人。河南尹崔隐甫没有文化，皇帝想重用此人时被张说暗中劝住了。而张说更加看不起的是御史中丞宇文融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李林甫，这几个人在未来代表着另一股势力的崛起，他们属于一个叫作“聚敛之臣”的集团。

这几个人抓住了张说的软肋，控告他请术士占星，徇私纳贿，等等。皇帝于是派人将张说下狱。堂堂宰相转瞬之间成为囚徒。皇帝派高力士前往探视，发现平常仪表堂堂的张说蓬头垢面睡在烂席子上，用瓦片吃饭。皇帝动了恻隐之心，这才饶过了张说，仅仅将他罢相了事。但皇帝为了给他颜色看，还是当着他的面将他的“同党”杖杀，表明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张说之后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已经告终。这也表明，盛世时期贤相集团的影响力已经接近尾声。

接替张说的是户部侍郎李元纮。李元纮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也曾经担任过宰相。他本人则是武后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又一位人才，崇尚简朴，性格正直，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才用他来取代喜好奢侈的张说。

但是，到了李元纮执政时期，唐朝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了。李元纮是一位正直的人，他虽然身居高官，却并没有随着升迁而换到更好的住处，他的仆人和马匹也一直沿用。他穿着旧衣服，如果皇帝有了赏赐，就分发给族人。但正因为他的正直，反而让许多人受不了，因为那些人等着利用官僚系统的漏洞升迁。

而更麻烦的是，李元纮时期，帝国的财政已经不是靠节俭就可以治理好的了。皇帝特别需要钱，他利用一切机会赚钱，希望扩大官僚对土地的管控权，而李元纮却反对这样。这可能是造成他离职的重要却未被明说的原因。

在李元纮当政时代，皇帝又任命了一位叫作杜暹的官员为宰相，与李元纮、源乾曜构成了三驾马车。杜暹出身武将，虽然人品无可置疑，与李元纮一样清廉，却由于学问不行而受到轻视，与李元纮成了官场上的对头。开元十七年（公元728年）六月，皇帝以李元纮和杜暹的矛盾为借口，将他们三人全部罢相。

从姚崇开始直到李元纮，每一个宰相都带着很多的缺点，有的性格急躁，有的无法约束家人，有的自身就有纳贿的“习惯”。除了源乾曜之外，他们任职的时间也都不长，最多只有四年，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本上符合士大夫的规范。他们都有着足够的正义感，虽然钩心斗角，但都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民间的干预，这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共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贤相集团。即便每一个人的任职时间都不长，但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内，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所产生的合力造就了开元盛世的发生。

与此同时，民间经济在休养生息中继续发展，使得开元时期的经济活跃程度早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太宗、高宗时期。

然而，就在人们已经习惯了享受盛世，八卦朝廷官员的斗争时，一股潜流却在逐渐发展，并最终成为盛世之下的阴影。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在李元纮、源乾曜和杜暹被罢相之后初露头角，又经过了六年，就将玄宗时期的贤相集团彻底吞噬了。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唐帝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特殊的宰相。在此之前，帝国的宰相大都是由功勋卓著的文臣或者武将担任，但这一年，唐玄宗却任命了一位特殊的人物，他的身份既不文也不武，而是一位敛财之臣。他就是宇文融。

当宇文融获得这个职务后，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不过，在讨论宇文融效应之前，不妨先看一看唐玄宗即位以来的军事和财政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既任命过姚崇、宋璟，也曾经任命过李林甫、杨国忠。

人们通常将张说当成文人，却忽略了他对唐朝军事的贡献。在他最后一次担任宰相之前，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张说曾经担任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这是一种兼具文人和武将特征的职务组合，张说甚至在赴军职时还带着国史的本子，一路上边统兵边编撰书稿。

第二年秋天，唐朝的朔方节度使王晙由于担心一批投降了唐朝的突厥人有阴谋，将他们杀掉了。这次事件导致北方的许多部落都惊恐不宁，认为唐军杀降是一种不祥的举动，他们因此都有了叛离的心思。这本来是唐王朝的一场危机，但张说听说后，立刻带领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闯部落营地。作为唐朝北方地区的最高首长，他的到来让部落酋长们感到吃惊，连忙接待。副使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劝说他加倍小心。但张说却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担心他们想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所以不担心他们刺杀。大丈夫到了危险时刻要勇于搏命，这正好是我以死报效的时候。正是靠这种精神，张说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将一次迫在眉睫的叛乱压制住了。

从这次事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到，到了张说时代，贤相们依然以和平为主来处理边境问题。

但张说也并非一味以和平处理问题。事实上，第二年北方首领康待宾反叛时，张说就率军击败了他。与康待宾一同反叛的还有党项人，张说却并没有追究党项人的责任，而是安置了他们。当有人提出异议时，张说回答说，不能靠把人杀光来解决问题。可见张说处理边事有刚也有柔。

张说担任宰相后，皇帝依然授予他朔方军节度大使的职务，让他去巡边。这时恰好又赶上康待宾余党的叛乱。张说镇压了这次叛乱，但同时，他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当时唐朝在边镇地区布置了六十万大军。张说却奏请将其中二十万人裁撤，让他们回归农业生活。这件事引起了皇帝的猜忌，但张说却回答：这些兵并没有战斗力，反而耗费了粮草，又无法务农，将他们裁撤是最佳办法。张说以自己全家的性命作保，换取了皇帝的裁军。

这次裁军，透露出唐王朝的一个痼疾。由于唐朝的财政问题一直不健康，事实上养兵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唐朝采取的府兵制名义上是兵农结合，但事实上兵不兵、农不农，既不能打仗，也不能务农，反而成了低效的代名词。

唐代的贤相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节流。也就是说，既然财政跟不上，那么就少用一些兵，节省财政。如果要少用兵，就要减少军事行动。因此，张说之前的宰相们大都不主张打仗，减少军事冒险。

当然，除了减少府兵之外，还必须有其他的配套改革，那就是增加职业军人。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作为宰相的张说采取了另一项改革：由于国都地区的兵以前都是从地方上抽调轮值的，缺乏战斗力，还总是缺额，张说建立了十三万人的职业军队来保护京师，这就是后来的彍骑兵。减少不能打仗的府兵，建立精兵队伍，就是张说改革的总方向。

贤相们减少边境冲突的做法，对于玄宗盛世是非常有利的。但事实上，玄宗皇帝是一位喜爱排场，乐于花钱，不避讳打仗的皇帝。只是他在初期懂得放权，使得宰相们有了足够的操作空间。一旦承平日久，皇帝的内心就蠢蠢欲动了。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玄宗皇帝对军功的渴望再次浮现。

这一次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五年前，当时吐蕃进攻了小勃律。小勃律位于现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附近，如果从新疆坐车翻越红其拉甫，沿中巴友谊公路（喀喇昆仑公路）进入巴基斯坦，就会经过吉尔吉特地区。这里地处偏僻，本来不是一个重要地区，但临近吐蕃。吐蕃希望将其拿下，以便通过这里的山路进入新疆的南疆地区。

小勃律国王害怕吐蕃，连忙和唐朝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联络请求帮助，张孝嵩于是出兵四千，帮助小勃律打败了吐蕃。这次战争虽然获胜，却导致唐朝和吐蕃一直处于低烈度战争状态。

唐玄宗和臣下谈起吐蕃问题时，大臣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宰相张说为代表，他认为吐蕃与唐的连绵战争，已经造成甘州、凉州、河州和鄯州地区连年凋敝，即便获胜也是得不偿失，不如继续采取和平态度，接受吐蕃的表面服软，维持关系。但另一派以凉州都督王君?为代表。王君?作为武将是渴望打仗的，担心唐蕃维持和平，他就没有了战功。玄宗本人倾向于教训吐蕃，却碍于张说的面子无法做出决定，直到将王君?招入朝中，获得了他的支持，才决定采纳鹰派的意见。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王君?深入敌军，与吐蕃交战并获胜，将俘虏献于长安。这次献俘更增加了唐玄宗的信心。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一月，吐蕃大将悉诺逻率军从大斗拔谷进入甘州地区。王君?避开了他的风头，等对方疲惫之后跟在了后面。吐蕃人回军时恰逢大雪，冻死了很多士兵。王君?派人从小路绕到吐蕃军队之前，烧掉了道旁的草。悉诺逻到了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时，由于没有粮草，马匹饿死了很多。王君?乘机派兵追击，击破了悉诺逻的后军，获得了一部分辎重马匹。

这次战役以唐军获胜告终，但唐军让对方的大部队撤退了，没有毕其功于一役。不过这样唐玄宗已经满意了，他封王君?为左羽林大将军，甚至他的父亲也受了封。

此刻，张说再次提出应该以和平为主，千万不要耀兵，但皇帝再次否决了他的提议。

王君?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悉诺逻再次率军前来，这次他的目标是北方的瓜州，也是唐代进入新疆的门户之一。吐蕃人将其攻陷后，抓住了刺史田元献，此外还有一个人因为恰在城中也被俘，他就是王君?的父亲。吐蕃人为了羞辱王君?，将在瓜州抓住的一位僧人释放，给在凉州的王君?带了信，挑衅式地问他：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

王君?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对比，登城向西眺望哭泣，却不敢出兵。

吐蕃人的事情还没有过去，回纥人又带来了麻烦。在第二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强盛时，有四部游牧民族来到甘州和凉州之间躲避突厥人的锋芒，其中一部叫作回纥。在王君?没有发达的时候，曾经被四部轻视，等他当了官之后，便向皇帝上奏四部难以管理，不如迁走。于是，四部的人颠沛流离，被送往异乡。

这一年的闰九月，四部中回纥部的一支人马决定报仇。这时恰好吐蕃人想与突厥人联合，就派出特使前往肃州以北的突厥地区。王君?听到了消息，率领精兵从凉州出发拦截吐蕃特使。当他们行军到甘州西南的巩笔驿时，埋伏的回纥人将他杀死，之后回纥人想把他的尸体带走送给吐蕃，却由于凉州兵的猛追，不得不弃尸而走。

王君?的死亡不仅是唐朝的一次军事失败，还将国家带入了另一次危险的境地，这时的吐蕃、回纥、突厥等民族有了联合的倾向，对唐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到了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奚和契丹也加入进来，发生了又一次叛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唐朝再次抵御了吐蕃的进攻，逼迫其重新回归和谈，而突厥、回纥的情况也没有显著恶化，奚和契丹在经过数次战役后也进入了又一次和平时期。但从此之后，边境上低烈度的战争却一直没有平息，吐蕃、突厥、突骑施、奚和契丹等轮番给唐朝制造麻烦，使得边境的军事形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频繁的军事行动又给唐王朝的财政带来了问题。在之前，各位贤相们一直想压住的就是帝国的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但随着唐朝盛世的到来，各处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让帝国的国库变得左支右绌。

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扩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和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军事开支要比能够统计出来的还要高得多。

除了养兵费用之外，开元中期的官僚阶层也越来越庞大，官僚集团的开支也成了问题。

唐代官僚系统的增长还可以从下面的数字看出来，唐太宗早期，中央官僚的数量是七百三十人。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两千七百三十缗钱。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加上办公费用，国家开支也不会过于庞大。

然而随后的高宗和武后时期，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是唐代官僚系统膨胀最厉害的一个时期。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已经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张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长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有一千四百人的生力军进入官僚队伍，需要政府的财政供养。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也并不庞大，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到了玄宗时期，仅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上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达到了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

除了正规官员，唐代的宗室子弟也在呈几何级数膨胀，玄宗时期在这一块的支出也已经是天文数字。以他建立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名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财政来养活。

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长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需要供养的集团。官员有七万多人，宫人四万多人，再加上开元中期以后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军费连年膨胀，帝国财政入不敷出。

玄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这些根本不够开销。加之唐朝的财政系统是典型的常时财政，不具有扩充性，一旦到了战时，立刻会出现困难。更何况，唐代作为一个繁荣的朝代，其财政系统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都属于非常不健康的。

即便在玄宗中期，如果从社会发展来看，已经是一次典型的盛世局面，可是如果打开皇帝的账簿，却会发现一个岌岌可危的财政系统。当北边的战争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撑时，真正的问题就来临了。

那么，当皇帝财政吃紧时，他的官员（特别是贤相）是否能够帮助皇帝解决财政问题呢？

答案是否定的。

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源乾曜、张嘉贞、张说、李元纮等人所代表的贤相集团有着无数的优点，他们大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但这个特点也成了贤相们的缺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削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能够削减的数量是有限的，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皇帝除了削减开支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但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有着一个标准，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对民间盘剥。到这时，皇帝和贤相集团之间的蜜月期就过去了。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但不幸的是，由于文人阶层已经有了自己的选人目标，就连科举考试也只注重文采，不注重理财，这导致那些能够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的官员很难进入到高层，也就无法为玄宗皇帝服务了。

到底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群聚敛之臣的出现，恰好满足了皇帝的需求。

根据唐人自己的叙述，聚敛之臣出现时，恰好是唐玄宗加大对外战争力度之时。战争扩大了，但战争经费却一直入不敷出，玄宗盼着有人能够想出办法来帮助他。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一位叫作宇文融的监察御史突然毛遂自荐，向玄宗介绍了一套可以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在玄宗之前，唐代的户籍制度一直不够精确，民间社会实际上瞒报了很多的税基（人口和土地）。唐代之所以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吸取了隋代的亡国教训。隋朝统一全国，实际上是继承了北周、北齐和南朝陈三份国土，在这三份国土中，北周的户籍制度是相对完善的，而北齐和南朝的户籍制度却充满了漏洞。特别是北齐，也采取了从北魏传下来的均田制，人们在生下来之后从国家领得土地，种到死时再被国家收回去，而其他税收又是按照户来缴纳的。这种制度使得人们并不乐于申报死亡人数和实际拥有的土地，且为了减少户数，往往几十人上百人组成一个大家庭，这就减少了税收。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了苛刻的方法，严格调查土地和人口，希望获得确切的数据来征收税款。不想，由于皇帝过于严苛，官员们摸准了皇帝的心思，纷纷加大了上报量，结果上报的土地面积超过实际土地近十倍。按照这个申报面积来收税，隋朝人民实际上被多征了十倍之多的税。这种重税使得隋朝成了短命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