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拨乱反正（1 / 2）

玄宗皇帝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宰相。在政变中，宰相集团一多半被杀，让人们又看到了一次政治混乱的序幕。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宰相就是掌舵人，一个政府是否宽容，是否秉公执法，除了皇帝之外，就在于宰相了。宰相的任命，往往是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

唐代的宰相称号非常复杂，在唐初是三省长官担任宰相。唐代的中央官僚系统主要是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也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而尚书省负责执行。在尚书省下又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六部就是中央政府的触手，负责具体的业务。最初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也就是说，从唐朝一开局，宰相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以参加政务会议，负责政事的决策。

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不是三省长官，但皇帝也希望他们参与政事，于是皇帝就会授给他们一些临时的官衔，比如“知政事”“参预政事”“参知政事”等。这些临时的官衔可以理解为一种使职（特使），即皇帝派他作为特使出席政务会议，这些人也因为这种头衔而被称为宰相。

到了高宗、玄宗时期，以三省长官出任宰相的已经不多了，反而是通过各种加衔出任宰相的越来越多。此时的加衔也不再是“知政事”，而是更多采用“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两种加衔。

除了加衔制，唐代的宰相群体人数也是不固定的，少时可以两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人。在早期，不管是什么头衔，在大部分时候，某位大臣要出任宰相，都必然是功勋卓著的。但是这种规矩在武后时期被破坏了，随着政治的混乱，“宰相”这个职位也受到了玷污，许多佞臣挤入了这个集团。再到中宗和睿宗时期，随着内斗的激烈，宰相又成了一种政治平衡的工具，关键看属于谁的派系，所谓的功勋反而成了次要的。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消灭太平公主一派时，他的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死于非命，皇帝开始考虑新的宰相人选等相关问题。

由于刚刚经过混乱的几十年，皇帝最需要的官员是那些宽宏大量、懂得照顾民间、采取宽松的政策让社会和经济恢复发展的人。幸运的是，不管是武后还是她的两个儿子，虽然任命了许多佞幸，但也任命了一批有操守的人。执政初期的唐玄宗也起到了表率作用，他率先自我约束，使得人们看到了恢复秩序的希望。

首先是官员的赦免问题。在玄宗刚执政时，许多官员都归属不同的派别。就像当初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要整合哥哥、弟弟的势力一样，唐玄宗也不能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甚至还需要根据个人的才能给予重用，才有可能让人们安心。事后来看，玄宗并不是一个善于宽恕的人，但他在最初执政时还懂得放权的道理，而担任宰相的陆象先也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步。

陆象先原本是太平公主提拔的宰相，但并没有依附于公主。皇帝送给陆象先一句话“岁寒知松柏”，表达了对他的信任。

铲锄太平公主之后，大臣们一直在要求对公主的党羽进行穷追猛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大批官员都要被追究责任，但最后的审理权落在了陆象先手中。他在审理案件时，将许多人暗地里保护了下来，使得针对太平公主集团的清理没有扩大化，为接下来的治理开了一个好头。

但仅仅靠陆象先并不足以支撑起执政群体。既然宰相群体已经支离破碎，那么朝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寻找新的合格宰相。但是，到底任命几个宰相，又要用谁呢？皇帝也并不清楚，只能不断地试验。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就成了唐代宰相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之一。

首先，原有的三位宰相相继去职。陆象先虽然受到了皇帝表彰，但他没有得到玄宗的欢心，处理完太平公主的党羽问题，他当月就不再担任宰相，而是被皇帝派往四川地区担任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这个官职并不低，在唐代属于平级调动，表明皇帝并没有惩罚他。但由于身处地方，陆象先显然失去了左右政局的能力。

下一个被清理的，是利用军权帮助皇帝获得了胜利的郭元振。他虽然是皇帝的亲信，却是武将出身，一旦恢复了和平，他担任宰相也是不合适的。三个月后，皇帝将其贬黜。皇帝的借口并不高明，只是因为在军事训练中士兵的军容不整，就将这位宰相罢免了。郭元振被流放到了偏远的新州，无法再参与朝政。

剩下的一位宰相魏知古，他虽然一直是睿宗、玄宗的嫡系，却由于缺乏才干而在一年后也被罢相。

为了任命适合担任这个帝国最高级职位的官员，唐玄宗进行了一番考察。

首先入相的是张说和刘幽求。

武则天时代对唐朝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将科举作为一种入仕手段的作用大大加强了，由此让众多文人获得了当官和晋升的途径，这些人中就有张说。张说在武则天时期策试中举，最初被授予太子校书，后来转为右补阙，而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修撰《三教珠英》。张说不以行政能力著称，而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在武则天时期，他不肯依附于宠臣张易之构陷他人。中宗即位后，张说先后拜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进入高官之列。睿宗即位后，张说由于担任了太子（后来的玄宗）的侍读，受到了重用，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第一次担任宰相。

在睿宗时代，张说是太子的坚定支持者，曾经劝说睿宗避免宫廷斗争，尽快让太子监国。后来睿宗将皇位让给儿子，张说也是主要支持者。正因为这样，他得罪了太平公主，丢掉了相位，转为尚书左丞，被派往东都。但张说依然在为玄宗出谋划策，甚至给新皇帝献去佩刀，告诉他当断则断。玄宗根除太平公主势力后，也投桃报李，重用了张说，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十四日拜张说为中书令（即宰相），封燕国公。

刘幽求，也是科举出身。在中宗末期，他参与了年轻的李隆基对韦后的政变，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由此在睿宗时代拜为宰相。但由于其后策划的针对太平公主的政变失败，他差点死于太平公主之手。玄宗除掉太平公主之后，想到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手下，于是再次请他出山，拜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但是，这两人担任宰相后，很快就让皇帝感到不满意了。他们都是典型的文人，受到重用更多是因为和新皇帝的关系。从本性上来说，他们都具有武后时期官僚们的普遍特点，那就是善于斗争、精于算计。现在皇帝希望找到能够治理国家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才华出众，只要能够治国——可两人缺乏的偏偏就是决断力，从这个方面来看，他们的能力都是不足的。

到底谁有能力帮助皇帝治理这个经历了多年动荡的国家呢？皇帝看中的下一个人选，是一位经历了数朝的老官僚——姚元之。

姚元之原名姚元崇，字元之。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突厥人叱利元崇造反，武后对人的名字特别敏感，不愿意让大臣和叛臣同名，于是不准他再用“元崇”作为名字，以后把“字”当“名”，人们从此称他为姚元之。不想这个名字依然不顺，当玄宗确定了开元年号，姚元之又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年号冲突了，为了避讳，只好把“元”字去掉，但如果一个人叫“姚之”，听起来也很奇怪，于是他又用回了本名，但是把“元”字省略了，改名为姚崇。于是，姚元之（姚元崇）就以“姚崇”这个名字成了玄宗时期第一大名相。

姚崇比张说大十六岁，也是科举出身。由于年龄更大，成名更早，他在武后时代就担任过宰相。他之所以知名，在于敢承担责任。武后执政时，曾经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授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时施用酷刑。通过这种非常规手段，几乎让所有被陷害的人都屈打成招。而宰相们由于怕牵连到自己，往往闭眼不看这些酷吏的作为。当周兴、来俊臣都死后，武后反思这一段历史时，恰好是姚崇当宰相。他告诉武后，所谓谋逆大罪，都只是屈打成招，酷吏没有了，也没有人起来造反，这说明前面的谋逆之罪都是假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冤枉的。姚崇押上了身家性命向武后保证，宽容地对待大臣，不会导致大臣的反叛。武后被张柬之等人逼迫还政中宗时，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姚崇为武后流泪，他也因此遭到了贬黜。

到了睿宗时代，姚崇再次拜相，但由于他得罪了太平公主，又被贬到了地方任职，先后担任申州刺史、扬州刺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

他没有参与玄宗对太平公主的政变，但在武后和睿宗时期，姚崇都有着能吏的名声，他担任过兵部尚书，同时还兼任宰相，这使得皇帝认为他才是更加合适的宰相人选。

但皇帝起用姚崇，却充满了困难。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开元名相都属于一个集团，他们团结起来与所谓的“聚敛集团”做斗争。但事实上，经过了武后时代，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相害、没有永久朋友的场所。官员之间戒备重重，后来人们认为的名相们，在当时都是斗争高手。他们你推我踩，掌握着斗争的精髓，甚至不惜置对方于死地。在玄宗初期，由于四个宰相刚刚死于非命，官员们更是缺乏安全感，拼命地阻止自己的敌人上台。

在开元名相群体中，最著名的冤家对头就是姚崇和张说。他们两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姚崇死亡，唐代的笔记中总是兴致勃勃地记载两人相争的故事。此外，姚崇和当时还在担任宰相的魏知古也算不上朋友。在当时的三个宰相中，两人都反对起用姚崇。

皇帝属意姚崇，首先让张说感到紧张。他连忙找人推荐姚崇担任河东总管，因为河东总管也是要职，对姚崇来说也属于重用，但姚崇一旦赴任河东总管，就无法担任宰相了。皇帝识破了张说的阴谋，同一年（公元713年）十月十四日，乘自己出门田猎时召见了姚崇，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宰相。

姚崇担任宰相后，立刻展开了对张说的阴谋设计。十二月时，姚崇在皇帝面前告了张说一状。原来张说听到姚崇拜相，立刻去见岐王抱怨，试图将皇帝宠信的岐王拉入自己的阵营。不想这件事被姚崇知道了，于是他故意在皇帝面前瘸着腿走路，皇帝问他是不是脚有问题，他连忙接道：我不是脚有问题，而是有心病。他随即告诉皇帝，作为宰相的张说不应该去见亲王，这可能会把皇帝信任的亲王带偏了。

皇帝听后，在当月二十四日宣布罢免张说的宰相之职，让他去担任相州刺史，此时距离姚崇上台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与张说一同被罢免的还有另一位宰相刘幽求，而和姚崇关系不错的黄门侍郎卢怀慎则在第二天被任命为宰相。

这件事反映出姚崇是经过武后时代历练的人，他的斗争技术充满了技巧，只需要轻轻一拨，就让皇帝罢免了两位同僚。

剩下的宰相魏知古也不是姚崇的对手。魏知古原本只是一个小吏，是姚崇将他推荐出来，才一路飞黄腾达的。姚崇担任宰相后看不起魏知古，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远离了皇帝。魏知古为了自保，只好寻找姚崇把柄。第二年五月间，魏知古终于找到了姚崇的短处。原来，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东都，他虽为名相，两个儿子却有着纨绔子弟的一切特征。他们听说魏知古到了东都，因为这人是父亲举荐过的，便立刻派人托魏知古办事，不想魏知古把姚崇教子无方的事情都上报了皇帝。

皇帝对姚崇儿子的作为很生气，但他没有明说，而是在一次谈话时问他有几个儿子，都在干什么。姚崇回答有三个儿子，但有两个是在东都，并说自己担心魏知古去了东都，这两个儿子会托魏知古办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有德于魏知古。

皇帝听了姚崇的回答，反而认为是魏知古以怨报德。第二年（公元714年）五月二十五日，魏知古也被罢相了。

斗争高手姚崇不动声色地将三位宰相罢免，换上了自己人卢怀慎。他作为开元名相，也不得不依靠斗争经验才能保持在任上，恰好反映出唐朝官场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不管是亲王、皇子还是宰相，都是没有安全感的。由于唐代没有保护官员的法律，再大的官在下一刻也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斗争高手才能保护自己。这个缺陷在盛世时期还显不出危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斗争意识越来越强，为了自保，就不得不做出越来越激烈的反抗行为了。

姚崇的搭档卢怀慎主要担任的是监察官和吏部职务，之前和魏知古在东都有过搭档的经历。他为人廉洁，不置家产，但由于资历较轻，在成为宰相之后，将政事大权放给了姚崇，自己只是一个“伴食宰相”。

唐代的群体宰相制度虽然看似稳定，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政治变幻莫测的时期，就会同时有多个宰相，比如玄宗初期就有七个宰相；一旦政治稳定了，宰相的数目就会下降。如果一个时期有一个宰相负责主要事务，其余宰相处于附属地位，那么这个时期的政治就更加稳定（也有可能是僵化，这主要是看这位主要负责宰相是否明智）。

皇帝在任命了姚崇和卢怀慎之后，似乎也确信宰相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他只需要两个就够了。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之所以效率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姚崇是负责人，而拥有自知之明的卢怀慎并不去争抢功劳。姚崇本来是一个强势的人，又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是另一位强势宰相和他搭档，必然产生严重的冲突，但面对弱势的卢怀慎，姚崇反而发挥出了最大的能力。

此外，姚崇用理政成绩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宰相。那么，姚崇的政策措施又有哪些呢？在一部传说是唐朝史官吴兢所做的文言传奇《开元升平源》中，有一个流传颇为广泛的故事，记载了姚崇被皇帝接见时，曾经提出十条著名的建议，只有皇帝答应这十条建议，他才愿意做宰相。这十条建议大致如下：

一、改变之前的严刑峻法，以仁义为先。

二、休养生息，在三十年内不要进行对外战争。

三、宦官不准干预政事。

四、国亲不准干预政事，将名不正言不顺私自提拔的官员废黜。

五、远佞幸。

六、除了租庸调代表的正税之外，不准接受地方官员的进贡，不给他们横征暴敛的借口。

七、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奢侈浪费，不准造佛寺、道观、宫殿之属。

八、尊重大臣，待之以礼，不随便用刑和杀戮。

九、允许大臣特别是谏臣直犯龙颜。

十、外戚不准干预朝政。

这十条整体上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去除不合格的官员，包括宦官（第三条）、国亲（第四条）、佞幸（第五条）和外戚（第十条）；二是行仁政，这包括弃酷法、行仁义（第一条），待大臣以礼（第八条），允许大臣直谏（第九条）；三是避免战争（第二条）；四是不要干扰民间经济，少花钱，这包括不要滥税（第六条）和不要建设形象工程（第七条）。

按照故事的说法，皇帝答应了姚崇的提议，所以他才担任了宰相。

但这个故事被司马光否定了，认为是后人编造的，并不存在姚崇和皇帝的这次对话。不过这个传说至少反映出唐玄宗初年所面临的问题。

玄宗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太宗以来的对外战争对财政的损耗太大，需要停止；二是对大臣过于苛刻，需要改变酷吏治国的现象，任用合格的官员，减少那些不合格的官员和各种私下里的权力；三是减少对民间经济的干预和抽税，让社会自然修复。

如果再加上一条，就是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给整个社会以信心，让人们对未来可以预期，从而努力创造好的生活。

姚崇和卢怀慎的治理，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过多的内容。但姚崇在武后和睿宗时代已经担任过宰相，他的出山让人们意识到政治的混乱已经过去了。姚崇是一个诸葛亮式的官员，善于了解情况，将原本混乱的局面理顺。他还兼任兵部尚书，对边疆的人事、马匹、储备等事都了如指掌。作为宰相，他对帝国的大小事务也都了然于胸，随时可以帮助皇帝处理各种事务。

在玄宗初年，需要的恰好是这样的一个官员，能够将瘫痪的吏治重新带上轨道，给人以信心。姚崇的功劳主要是将帝国带入稳定的态势，这是玄宗初年政治得以恢复的关键因素。

但姚崇的性格过于精细，皇帝有时还得纠正他的做法。比如，一次姚崇向皇帝上报了一群小官的职务，皇帝不断地抬头望着屋顶，不想理他。姚崇非常担心地离开了，皇帝这才让高力士传话，宰相应该是负责大事的，向皇帝汇报重要的事情即可，这种小官的屁事，哪里用宰相向皇帝汇报？

另外，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姚崇非常能干，唐代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真正解决。比如，由于缺乏对官员的人身保护，唐代官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造成官场上的互相倾轧。就在姚崇为相的这几年，原宰相刘幽求只是因为被贬官而发牢骚，就差一点被皇帝下狱，多亏了姚崇、卢怀慎等人搭救，才得以幸免。而御史大夫宋璟只是因为监刑时让人打板子打轻一点，就被人告状，贬为睦州刺史。这还只是皇帝执政前期不杀人的情况下。唐朝的官场争斗始终没有变，且时常发展得更加血腥。玄宗初年的争斗只是因为局势的稳定而弱化了，但是制约官场争斗的机制却并没有建立起来。

再比如，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缺乏财政收入，如果不开辟新的税源，如何解决未来的花费问题？边疆战事费用也始终是巨大的开支，玄宗并没有去抑制边疆问题，因此战争一直没有完全停止。这些问题只是暂时被掩盖了，并没有消除。

特别是姚崇本人也有着无数的问题。除了用智慧将原宰相张说和魏知古拿下之外，他的儿子也在不时惹祸。正因为这样，作为名相，姚崇在任的时间却并不长。到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初七，姚崇的副手卢怀慎因病离职，随即去世。卢怀慎死时，家里没有一点积蓄，只有一个老仆，他只好把自己卖掉来埋葬主人。

卢怀慎离职后，皇帝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替代他担任宰相。在源乾曜担任宰相时，姚崇也生了病。姚崇本人在长安并没有购买宅第，而是居住在罔极寺里，皇帝不断地派人去寺庙中看他，到最后又把他迁往住宿条件更好的国宾馆——四方馆里。

到这时，还看不出姚崇会失宠。但姚崇对于儿子和手下都没有看住，他的儿子不断地收取各种礼金馈赠，一位手下也接受了胡人的贿赂。姚崇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性命不保，只好提出辞呈。

卢怀慎死后不久，皇帝就批准了姚崇的辞呈（闰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玄宗朝担任宰相的时间只有三年零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求他做出太多的成就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的作用远小于他的名声，他的功绩在于帮助玄宗稳定了局面，使得政治和社会恢复了秩序。

姚崇作为唐代排名第三的贤相，只做了三年的宰相，后世的人都在为他打抱不平。其中最激烈的说法认为，玄宗时期政治环境比起太宗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恶化，太宗时期的贤相可以长期任职干到死，但玄宗时期，即便是贤相，地位也是不稳固的，皇帝在前一个月还难分难舍，下一个月就会让他走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官员们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难过了。如果坚持自我，不肯屈服于皇帝的私欲，就很难长期被皇帝信任。只有后来的聚敛集团发现投皇帝所好，帮助他解决财政和欲望问题，才能够长期留在台上。因此，贤相集团在玄宗初年的地位就是不稳固的。

对于开元初期的社会来说，幸运的是，接替姚崇的两位宰相是宋璟和苏颋，两人恰好又组成了类似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

宋璟也是武后时期科举的获益者，武后对他颇为看重。这是因为武后为了与李氏对抗，不得不任用了一批酷吏，而为了对冲酷吏，还必须有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这些官员由于自身的廉洁，让酷吏抓不住太多的把柄，同时他们又养成了对事不对人的行事风格，给了酷吏一定的行动空间，却又可以形成一定的制衡。到了武后后期，廉吏与酷吏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而宋璟就是武后培养的清廉官员的代表。

在张易之兄弟得势的时期，宋璟是极少数不肯讨好他们的人，他甚至向武后上书，要求惩罚他们。对于那些阿谀奉承张氏兄弟的人，他更是嗤之以鼻。

到了中宗时期，宋璟又和权臣武三思不和，导致他被外放任职。他先后担任过并州长史、贝州刺史、杭州刺史和相州刺史。睿宗即位后，他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这时开始，宋璟大力整治吏治，将各路权臣硬塞给中央政府的不合格官员清退。之后由于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为楚州刺史，之后担任了魏州刺史、兖州刺史、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又迁任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这些地方官职同样属于高级官员，可见即使宋璟被贬斥，皇帝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

玄宗即位后，宋璟回到国都，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心慈手软，命令打人板子时不要太用力，皇帝又将他贬为睦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广州都督。

好在前宰相卢怀慎辞职时推荐了几位称职的官员，其中就包括宋璟，于是皇帝决定重用他。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二月，皇帝要从西京去往东都，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西京留守。宋璟当时还在外地，皇帝让自己的宠臣、内侍将军杨思勗专程去迎接他。如果换成其他人，一路上一定会想方设法讨好这位贵人将军，可是宋璟在路上却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讨好或者好奇的举动。杨思勗回来告诉皇帝，让皇帝也对宋璟的沉稳惊叹不已。

到了姚崇罢相那一天，皇帝也免去了源乾曜的宰相职务，同时授予宋璟和另一位叫作苏颋的官员为宰相。

姚崇是一个善于做事的官员，而宋璟却是另一种风格，他知人善任，刑罚无私，敢于直谏。与此同时，和他一同担任宰相的苏颋又和宋璟是互补的。姚、宋都是武则天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苏颋却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苏瑰也在中宗朝担任过宰相，为一代名臣。作为世家子弟的苏颋虽然也经历过科考，但他在担任宰相之前，更多是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之下。

苏颋的角色有些类似于姚崇时期的卢怀慎，宋、苏二人形成了以宋璟为主、苏颋配合的模式。这种配合模式在姚崇时代已经被证明非常有用，到了宋璟时代依然奏效。宋璟刚正不阿，他的决断大都得到了苏颋的认同，而在和皇帝奏对时，苏颋又往往配合着宋璟的说法。两位宰相的一致性，让整个政治格局变得融洽。

宋璟任宰相的时代，是玄宗时期整个官场最为舒适的时代，甚至可以记下来的事情都很少。就算是流传下来的少量事件，因为都是“小事”，不涉政局，都显得并不重要。

比如，宋璟曾经跟随皇帝去往东都，在经过崤谷时，发现这里的道路狭窄失修，难以通过。皇帝想免掉河南尹和负责官员。宋璟担心如果免掉他们，以后皇帝出行，地方官员都会兴师动众，造成扰民，因此认为不应该免掉他们。

再比如，他曾经劝说皇帝疏远宠臣姜皎兄弟。他还废除了武后以来的密奏制度，要求大臣们上奏时，必须有言官在场，好纠正大臣们的说法。他还曾经建议皇帝禁止大臣随意增高坟头，因为坟头是和礼制相关的，而礼制必须是公平和统一的。

宋璟对家人的要求很高，他曾经专门写信，告诫其他官员们不要为他的亲人开后门，如果发现，就当严办。

但这些小事与开元名相的身份比起来，总是欠缺了什么，人们期望看到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大人物，而史书上给出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于小事，甚至“无事”的人。

然而，透过这段“无事”的时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可以说，姚崇理顺了整个官僚制度，将唐朝从武后以来的乱局中拉了出来，而宋璟所做的则是尽量让人们各行其是：一方面政府尽量少干预民间；另一方面皇帝也少惩罚官员。这让民间有了余粮，官员也感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是稳当的，不会因为各种小事被追究责任。唐代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安全感的，即便在太宗时期依然要担心被别人陷害。而宋璟在执政期内，由于他正直和善于断案，让人们无法随意陷害别人，也让他们免于受到别人的陷害，使得玄宗朝早期不仅对民间有利，也成了唐代官僚阶层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宋璟“无事”，恰好就意味着不给民间添麻烦，也不随便揪官员的辫子。这种思路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得以延续。虽然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多，四处插手的事情也愈加繁复，但正是姚崇和宋璟打下了底子，形成了一定的规则，使得皇帝即便想破坏也没有这么容易，这就是开元盛世的基础。

然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三年零一个月。在任期间，他遭遇了一件贯穿唐代始终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事情，并由于这件事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下台。这就是货币问题。

唐代开国时期缺乏透明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他们继承的前朝税收制度也非常低效，导致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货币发行机构并不算强大。开元通宝发行数量不足，使得民间对开元通宝的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态，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与后来的宋代和之前的汉代相比，唐代的官方铜钱一直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铸造数量不足，而唐代到了玄宗时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矛盾就变得越来越尖锐。在中国古代，钱荒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民间偷偷铸造铜钱，这不仅仅是因为铸钱可以牟利，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满足市场对铜钱的需求。

最初，唐代采取了禁止民间铸造的政策，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货币质量。

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则要差得多。由于政府的禁止，人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整个社会缺乏铜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就已经非常严重。高宗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次禁止都没有效果，只能听之任之，这件事就成了一种默认的潜规则。之后的唐王朝一直摇摆在禁止私铸和允许私铸之间。如果禁止，那么铜钱数量不足，就会出现钱荒；如果不禁止，那么这些劣币的出现就会驱逐良币，人们会把好钱都熔化掉改铸成劣币。

到了开元早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人们对钱币的需求越来越大，民间私铸行为愈发泛滥，这件事已经成了宰相必须应对的大事。

事实上，在皇帝的朝堂上，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既然民间缺钱而官方又无法铸造足够的钱币，就干脆放开让民间铸造，官方只规定铸造标准，所有符合标准的钱币都可以进入流通，这样就减少了劣币，同时满足了市场。

而宰相宋璟和苏颋却代表了另一派——禁绝派。宋璟的做法是这样的：他要求市面上流通的钱都必须满足开元通宝的标准，如果不满足，哪怕是官铸钱磨损之后的，也都由官方收缴上来销毁掉。为了收缴这些劣质钱币，宋璟专门拿出来十万斛稻米，用它们来兑换民间的劣币，再交给少府监毁掉。如果坚持这样的赎买政策，民间是不受伤害的，但官方却并没有长期这样做的资本，一是官方储存的粮食不够兑换钱币，二是民间会制造更多的劣币来兑换粮食。

宋璟的另一个把柄出现在都城以外。当时江淮地区劣质钱币名目繁多，除了官炉钱，还有民间的偏炉钱、棱钱、时钱等。宋璟派出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地区，挨家挨户查抄劣质钱币，如果不配合就要惩罚。除了严查之外，由于官方的税收都必须使用合格的钱币上缴，这就导致那些劣质钱币都沉在民间使用，当萧隐之再把这些劣质钱币收缴后，民间就没有钱可用了。这造成的局面就是人们无法做买卖了，物价也更加昂贵。随着民间积怨的增加，萧隐之被贬了官。

这些事情叠加起来，导致两位宰相受到了群臣的质疑，于是皇帝罢免了他们的宰相职务。

姚崇和宋璟一直被中国历史记载为少有的贤相，但他们实际上担任玄宗朝宰相的年份都只有三年多。这说明在玄宗朝，官员任职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即便是良相，只要有一点失误，也会立刻被要求承担责任。

更有甚者，即便是前任宰相，也依然缺乏安全感。当宋璟之后，张说再次成为宰相时，姚崇不仅要担心张说对他不利，更担心他死后张说会对他的家族动手。

君臣之间、皇帝和宗室之间、大臣之间的争斗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在开元早期，斗争还没有那么血腥，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朝廷上的斗争，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官场的不稳定状态还会再次激化。

虽然姚崇、宋璟都离任了，但经过六年的制度清理和休养生息，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与之前内斗不断、社会深受影响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内，皇帝任命的宰相虽然性格不同，也带着或多或少的缺点，有着不同的派系和政策方向，但他们大都符合士大夫的标准，尽量让帝国顺畅地运行着，并努力让民间休养生息。这样的政策让皇帝、官员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帝国繁荣的福祉。

唐朝开元盛世的到来，还和对外关系的转变有关。

在经过了太宗和高宗时期的南征北战之后，唐朝击溃了突厥势力，影响力直达中亚地区，同时在朝鲜半岛也灭亡了高句丽。但是，游牧民族并不会因为一两次战争的失败就整体消失。突厥系的东西突厥虽然灭亡，但到了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东突厥的残余爆发了一次叛乱，这次叛乱持续了两年多，导致唐朝丧失了十八万四千九百匹马、一万一千六百头牛，八百余平民被杀害。叛乱最终被大将裴行俭镇压，但是，残余势力却在一位叫作骨笃禄的人率领下，前往现在的蒙古国，建立了一个国家，史称第二突厥汗国（也称后突厥汗国）。

这个新的突厥汗国时而与唐朝对抗，时而又选择和平，直到玄宗时期依然强盛，加上它的旁支突骑施和附庸奚、契丹，对唐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除了这个敌人之外，吐蕃也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吐蕃不仅灭亡了吐谷浑，武后时期，由于唐朝专注于对内斗争，放弃了扩张，甚至两度放弃了安西四镇，吐蕃又得以占领四镇。之后，由于西北的丧失对唐朝影响太大，武后不得不出兵再次驱逐了吐蕃人，重新占领了四镇。在更加靠西的位置，吐蕃则占据了位于现在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和斯卡都地区的大小勃律，将这里打造成进攻新疆西部的基地。

在云南地区，兴起了另一个势力：南诏。南诏时而依附唐朝，时而联合吐蕃，也成了唐朝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地缘角色。

在西方，阿拉伯帝国崛起，到了玄宗时代，它已经来到了中亚地区和印度，并截断了唐王朝和印度之间的交通，两大帝国的冲突也无法避免。

武后专心内斗，对于外事往往采取鸵鸟政策。一方面，她为了渲染自己的盛世，让许多居住在长安的外来人口扮演外国友人，将他们用在庆典上。另一方面，她对那些不友好的游牧部落的反应却往往是孩子气的，也是应激式的。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原本与唐朝友好的北方小部落契丹首领孙万荣和李尽忠叛变了唐朝。他们之所以叛变，是受不了营州都督赵翙的侮辱。这位都督性情刚愎，当东北地区发生饥荒时，他不仅不赈济，还将酋长们当作奴仆一样呼来喝去。两位契丹酋长联合邻族奚人，起兵杀掉了都督，占据了位于现在东北地区的营州。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而孙万荣作为他的前锋，与唐军展开厮杀。

武则天大怒。但她对这件事第一时间的处理，竟然是给孙万荣和李尽忠改了名，将孙万荣改为孙万斩，李尽忠改为李尽灭。在接下来一年中，孙万斩和李尽灭带着滑稽的名字顽强地出现在史书中，他们两次大败唐军，杀死了唐军大将王孝杰，后来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在背后袭击了他们，帮助唐军将叛乱镇压了下去，这两位酋长死于非命。可是，营州却依然没有收复。

然而，默啜并非是出于帮助唐军的目的，而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很快，突厥人的扩张又超越了唐朝能够忍受的程度。在突厥人的不断骚扰下，武则天又气急败坏地将默啜可汗改为斩啜可汗。

武后时代的对外政策在一次次的应激中摇摆，也表明唐代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收缩之中。

玄宗即位前，由于前两任皇帝（中宗和睿宗）都在处理内务问题，对外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唐朝与吐蕃、突厥两大敌人之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一段平静期。一方面，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前来求亲，唐睿宗经过权衡，答应了双方的联姻。在吐蕃方面，由于金城公主的和亲，唐朝承认河西九曲之地（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地区）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属于吐蕃，通过割让一部分争议地区，双方进入和平时期。吐蕃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派人前来请求结盟。而奚、契丹与突厥帝国关系紧密，随着突厥与唐朝关系的和解，两部落也承认自己为唐朝的附庸。

这本来是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但玄宗刚上台，这样的局面就出现了反复。由于执政初期地位还不稳固，从形势上看，玄宗需要战功来产生政权的凝聚力。他上台后，首先拒绝了突厥默啜可汗的和亲请求。默啜可汗只好退而求其次，为儿子提出和亲，这次得到了玄宗的同意。

然而就在这时，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却出现了恶化，并改变了唐和突厥的形势。这首先是因为延和元年（公元712年）三月，玄宗即位之前的一次人事任命。

奚、契丹与唐朝的交界主要在幽州。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该地二十年，在李尽忠和孙万荣事件后，一直采取了保守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久而久之，双方达成了一种军事平衡，这对于边境地区的人民非常有利。幽州大都督是该地的军政官员，在幽州城内还有民政当局燕州刺史。任刺史的李琎和薛讷关系不睦，于是把薛讷的行为报告给了户部尚书刘幽求。刘幽求于是推荐左羽林将军孙佺来取代薛讷。睿宗皇帝任命孙佺为幽州大都督，薛讷被调到了并州出任长史。

孙佺到任后，立刻改变了薛讷不主动出击的办法，而是要寻找机会为国立功。在武后时期，虽然最后击败了奚、契丹，却无法完全消灭他们，皇帝最终只能对两个部族采取怀柔政策，营州也一直没有办法回归唐朝。孙佺认为只要能拿下营州，他就可以向皇帝邀功去了。他派遣步兵两万、骑兵八千前去攻打两部。在路上，唐军的四千骑兵先遣部队遇到了奚部的八千骑兵，唐军战败。此刻，原本准备去打胜仗的孙佺却退缩了，他虽然率领着主力部队，却不敢去救先遣队，也不敢说是来打仗的，只好向两部落谎称是奉皇帝之命来招慰对方的。他送上礼物，获得了对方允许，率军撤退。不想撤退却变成了溃退，一路上军队逃得连阵形都没有了，孙佺也被奚人抓住，送给突厥默啜可汗，默啜将他斩首。这件事让原本与唐朝维持和平的奚、契丹，变得与突厥人更亲近了。

玄宗即位后，这件事情继续发酵。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初，玄宗派遣并州长史（原幽州大都督）薛讷进攻契丹，还命他兼任同紫薇黄门三品，也就是宰相职务。六月，薛讷率军六万进攻契丹，但在檀州外的滦水山峡中遭到伏击。薛讷带数十骑突围。看到薛讷的逃跑行为，契丹人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作“薛婆”，于是薛讷也被免职了。

这两场战争之后，奚和契丹两个民族眼看就要站到唐王朝的对立面。一旦产生了对立，很可能导致突厥势力的加强，甚至会有一场新的入侵。与此同时，吐蕃也开始了另一轮异动，于同一年袭击唐朝的临洮一带。如果处理不好，唐朝会在刚刚结束内斗之后，立刻陷入一场外部纷争。

此时唐玄宗的宰相明智地选择了息事宁人。不管是姚崇还是宋璟，虽然都不免参与局部性的冲突，但又都认识到最终还是要恢复和平，从而让帝国财政更加健康，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皇帝本人是一个热衷战功的人，但在统治的初期，他依然选择了相信宰相，放手让宰相处理问题。

与此同时，皇帝的武将也很争气。刚刚在北方战败的薛讷临时受命，在西方打败了吐蕃，斩首一万七千，获得马、羊二十万以上。当战场取得胜利之后，玄宗皇帝立刻同意与吐蕃继续结盟，保持住了战胜成果，又维持了双方的“友谊”。

在契丹和奚的问题上，玄宗皇帝也选择了和解的姿态。由于后突厥汗国内部此刻突然出了问题，让奚和契丹无法投靠，玄宗皇帝乘机向两部落发出了和平倡议，甚至赐给他们丹书铁券，获得了两部的归顺。不久前还在激化的形势突然之间又发生了逆转。

与此同时，后突厥的默啜可汗死了。在他死前，唐朝乘着突厥的衰落打了几个胜仗。他之后的毗伽可汗忙于内部整合，与唐朝虽然没有休战，但战争规模始终是可控的。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突厥人终于决定向唐朝求和。

从这一年开始，唐朝又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环境。这种和平不是靠武后的鸵鸟政策达到的，而是建立在实力以及平等地位之上的。这样的和平往往更加长久，并能赢得对手足够的尊重。

正是国际关系上的缓和，使得开元盛世有了基础。军事是古代政府最花钱的项目，战争一旦发生，政府总是很难取得财政平衡，不得不向民间加税。由于军事需求小，开元时期的前半段让民间获得了足够的休息。

在玄宗时代前期，武后执政最大的成绩也开出了灿烂的花朵，那就是：通过科举大力提拔非世族出身的官员，替换那些依靠出身而上位的人。通过这样的换血，唐帝国解决了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阶层固化问题，加大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唐代的中国实现了更加完备的一体化。通过科举、官僚集权化等措施，身在广州的读书人必须远赴长安参加考试，又有可能被分配到遥远的西北去任职，在他一生的调动中，甚至可能踏遍全国的土地。这让当时的人们都不再从属于一个地方，而是将身份国家化了。

在叙述唐代的成就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机制的变迁。

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直保持着活力，是因为从汉代开始，皇帝就试图解决阶层固化问题。在秦代之前，周代和诸侯国的官位往往是世袭的，不利于社会流动。秦代商鞅改革，为了富国强兵采取了一种极其功利化的做法：一个人如果不是贵族或者依靠纵横之术被皇帝看上的客卿（外国人），就必须通过种地和杀敌这两种途径，积累足够的积分来获得军功爵位，从而进入仕途。

汉代皇帝为了给普通读书人留下上升的空间，采取了“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员从他的辖区内选择人才，上报给中央政府，由皇帝录用为官员。这种制度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如果足够优秀，那么他一定首先在家乡获得名声，只要他在家乡足够优秀，那么到了国都的官场也会足够优秀。

这个假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基本成立的，因为当时每个地方的人口都是有限的，官员的确可以知道本地所有人才的状况。但是随着朝代的延长和行政效率的退化，察举制变成了一种官员们人情往来的工具。到了东汉时期，官员察举的人才一定出自大家族和官员的亲戚，于是阶层流动再次停滞。寒门再也没有机会出贵子，察举制也就无法起到增加人才流动性的作用了。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延康元年（汉献帝最后一个年号，公元220年），人们反思汉代察举制的问题，得出了结论：这种制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才的选择缺乏标准。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到底谁是人才，就只不过是官员口中的一句话而已。

当时有一种哲学上的风气叫作品评之风，不管是谈论人还是事务，都希望制定一定的标准将之分门别类。这种风气到了朝廷的人才选择上，就是由皇帝颁布一定的标准，将人才分成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在每一个地方设置一个叫作中正的官职，中正负责对该地区每一个人才进行打分，分高的人就可以送往中央当官。这种方法叫作“九品中正制”。

现代人也许对这种方法持有异议，认为一个官员即便听说过，也不可能彻底了解本地区的每一个年轻人，这种复杂性的增加使得制度本身必然流于形式。但是，比起汉代来，三国时期的人口更加稀少，整个魏国也只有440万人，不足现在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地方的年轻人数量极其有限，官员与基层之间的联系也的确可以做到更加紧密，让官员对当地人才更加了解。

然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在打分的标准上，人分九等貌似客观，但要想对人进行区分，依然有很大的主观性。另外，由于行政效率问题和信息不完整，最后成为受益者的，仍然是官员身边的人和那些大家族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