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拨乱反正（2 / 2）

魏晋和南朝，一直采取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结合的方式选拔人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制度最终失去了效力，在南北朝时导致整个南方陷入了僵化的贵族体系中，所谓世族时代就是这样产生的。

南北朝时期，在南方阶层固化的同时，北方由于战乱时间更长，社会结构更加碎片化，一旦重新统一，社会的流动性和给人才的机会都大于和多于南方。机会多，也意味着制度更加不成熟，但制度不成熟，也意味着还没有被一个利益阶层所把持。因此，北方的人才制度在最初显得有些粗糙，甚至怪诞，却又逐渐成长着，在人才选择上反而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北魏时期，每个州郡也设置了中正这个官职。与普通的察举制不同，此时报送的人才并不能被直接任用，而是由吏部再进行一次考核，只有等级在中上的，才可以授官。这次考核的加入，就使得人才选举有了科举的味道，也导致了北魏和隋唐的人才选拔制度与之前的制度分道扬镳。

另外，此时的考核采用了“策”这种形式，也就是考官提出一些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士子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士子们需要对现实有充分的了解。

北魏时期另一个现象则是文武官员的对立。随着军事扩张成为过去，武将不再受到重视，反而是在战争中没什么用处的文人受到了优待。文武的对立直到唐代仍然是一大问题，直至唐玄宗时期都没有解决好。

北魏孝明帝时期，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求将武官排除在铨选官员的资格之外。这一下捅了大娄子，武官们将怨气都撒在了他们一家头上，甚至张榜悬赏他们的人头。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上千名羽林、虎贲将士来到尚书省，要求交出张彝的长子、尚书郎张始均，引起了骚乱。之后，他们烧毁张彝的府邸，把张彝抓出来拳打脚踢，老头儿第二天就死了。更惨的是，将士们抓住了张始均，将他直接扔进了火里活活烧死。朝廷斩了为首的八人，将其他人赦免，作为让步，从此武官又可以进入铨选系统了。

当北魏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后，北齐的选官制度基本上继承了北魏，却又有所发展。最大的发展是一种仪式感。地方察举的士人到了中央进行考核时，皇帝往往要亲自参加，穿上常服，乘着肩舆来到朝堂，士人们都来到堂下接受书面考核。如果士子的考卷中字有脱讹，就将他叫起来，立在座席后面作为惩罚；如果士子的书法过于拙劣，就要当众喝墨水；如果谁的文章写得孟浪，就把他的座席夺走，解除佩刀。

喝墨水的做法看上去显得非常粗鲁，不像是皇帝应该做的，却又表现出皇帝的仁慈，与千年之后明清时代的滥杀相比，这样的做法甚至连肉刑都算不上。

北周时期，地方举荐变得更加制度化。当隋朝取代北周之后，中国选官制度的大转折就到来了。

隋代与前代的不同，主要在于中央对官员的任命权扩大了。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州郡的属官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也就是说，州郡长官可以任命属于自己的班子，地方低级官僚的任命权并不掌握在中央手中。到了隋文帝时，他将大小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了中央政府，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吏由吏部任命，而六品以上的则归尚书省任命。到了唐代前期，州郡的属官（各种参军）和县级属官（县尉）都已经纳入了品级，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命。到这时，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的数量大幅度扩充，使得政府必须考虑一种更加流程化的方法。

从汉代到南北朝的察举制显然只适合于小规模作业，不适合更大批量的人才“生产”。这就会呼唤新制度的产生。

中央收回官员任命权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权力由此被削弱了。以前县官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县尉，现在连这个权力都没有了。这在后来就导致了唐代中后期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无法补充足够的底层官员，最终只好默许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一部分底层官员的任命工作。这种新的做法让许多人（比如本书中将提到的高适、岑参、杜甫等）受益，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地方长官（节度使）任命的职务。

由于需要大批的人填充职位，隋代对人才也比前代也更加关注。在北周时期，地方举荐人才分为三类，分别是明经（通经典）、秀才（博学多才）和孝廉（孝顺端正），隋文帝时期又增加了两科，分别是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皇帝又把科目增加到了十科，其中一科叫作进士，到了唐代，这一科异军突起，成了科举的主角。

唐代建立后，这个缺乏制度创新的朝代在制度上基本继承了隋代，但它也有一些小的变革，比如建立了完善的遍布全国的学校系统。关于唐代的学校系统，可以与现在的制度做个对比。现今从小学到高中，需要经过十二年的学习，加上大学四年，就是十六年的时光，然后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务系统。那么，在唐代，一个学生要完成当时的各门学科，需要花费大约二十年半的时间。

唐朝的教材，是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经正义》以及其他的儒教经典。那时最高的学问叫“通五经”，五经皆通，就是最高级的儒者。学生从《孝经》和《论语》学起，每一本书学习一年。这两门课属于学前班教材，学通之后，才能继续学习小学，当时叫作“小经”。小经的教材包括四部，分别是《尚书》《公羊传》《穀梁传》《易经》。前三本书每一本学习一年半，《易经》则要学习两年，一共是六年半。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学习的课程是“中经”。

中经的教材包括《诗经》《周礼》《仪礼》这三部书。三部书学习的时间各是两年，加起来是六年。六年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学习的课程叫“大经”。大经的教材只有两本书，分别是《礼记》和《左传》。这两本书各学习三年，一共六年。

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的时间，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年半。除了学习之外，学生还要参加一系列的考试，层层选拔，最终才被州郡官员推举到国都参加科考。科考是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录取后授予的就是“明经”出身。

这个出身，就是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行证。学生刚刚考中时，是待业状态，过上几年，皇帝就会授予他实际的职位。

当然，每个人的天资有别，不见得一定要学通所有的经典。于是，唐朝又设立了低一些的考试，可以通两经，也可以通三经，当然前途也比通五经要差。

如果仅仅看到这里，人们会以为，唐朝的科举已经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花二十年时光背十一本书。但事实上，唐朝的科举是非常灵活的。

唐代是一个儒、道、释都获得尊崇的时代，明经出身其实在唐代并不受欢迎。一方面，由于自己姓李，皇帝追认道教祖师老子（李耳）为先祖，便不断地想把《道德经》也加入到经典体系中；另一方面，朝廷又针对专门的人才开辟了许多绕过明经科的通道。

隋炀帝时期开辟了十科取士，而明经科只是其中一科，唐代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现代人如果想理解所谓的科目，可以将之理解成不同的专业，现代有物理、化学、电子、经济、医学等各种专业，而在唐代由于缺乏自然科学，各专业不是按照现代规则划分的，而是划分成明经科、秀才科、进士科、明法科、书科、算科等。其中，明经科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秀才科则要求博学多才；明法科针对法律人才；书科、算科是小科目，针对书写、算术等专门人才；后来还有史科和开元礼科，针对史学和礼学人才。

除了明经科之外，其余科目大都不用学习儒家经典，而是针对他们专门的知识进行考察。在唐代初年，秀才科是最受欢迎的学科。因为它的地位高，而且绕开了那些教科书，更注重实务精神。首先，这科不需要在学校里学二十年的儒家课本；其次，在考试时，考官发五个问答题，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提问，考生只要针对五个问题写五道策文进行回答就可以了。

由于明经科大都是腐儒，而秀才科具有现代性，所以在官场上秀才科出身也比明经科出身更加受人尊敬。但秀才科到了唐太宗中期废除了，原因在于缺乏衡量的标准，五道问答题和临场发挥关系很大，不容易测出人的真实水平。由于秀才科也必须由州郡长官举荐，然后到国都参加考试，有人被举荐上来，考试却不合格，就会追究举荐人的责任，后来就把秀才科废除了。

秀才科废除之后，另一个科目进士科异军突起，成了整个唐代最受欢迎的科目。进士科继承了秀才科的简便性，甚至可以理解为进士科就是被废除的秀才科换了一个名字继续存在，最初它也不需要背诵儒家经典，只考几道策论。

由于进士科太受欢迎，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为了提高进士科的难度，朝廷规定学子必须学一门经史，才能接受进士科考试。但这样的难度比起明经科来，还是低了很多。到了后来，进士和明经两科就成了唐代科考的主流，而又以进士科机会最为珍贵，人们宁愿选择进士科而放弃明经科。

到了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武后和高宗终于想到了解决这个差异的好办法。在此之前，进士科和明经科考试都是以策问为主，这一年朝廷规定，增加一种考试类型叫作帖经，也就是填空题。在考策问之前，教官首先发一份考卷，上有十道填空题，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摘出的句子，只有填空题过关了，才允许进入考试的下一环节——策问。

但到了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政策又进行了调整，要求明经仍然要参加帖经考试，其中十题必须答对六题以上，才准进入策问环节。而进士科由于考的是才华，在策问之前，必须加试杂文两篇。这两篇杂文属于当时文人们常常需要写作的箴、铭、论、表之类，只有这一环节过关了，才允许参加策问。

到了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朝廷将进士科的策问规定为三篇，这三道题的规矩就一直保持了下来。

人们没有想到，就是永隆二年的规定造就了唐代诗歌的辉煌。在最早时，所谓的两篇杂文主要是一些实用性文体，比如箴、铭、论、表，但经过一段时间，到了开元年间，考试往往要求两篇中必须有一篇是赋或者诗，或者两篇都是诗赋。到了天宝年间，杂文就变成了诗歌的专享。

就这样，在考试文体的变化中，诗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如同明清时期，读书人在八股取士的影响下都擅长写八股文一样，唐代的士人们之所以擅长写诗，也来自考试的诱导。

虽然之后唐代的科举还有过多次变化，但基本形式已经固定。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策问，而进士科有时候考帖经、杂文和策问，有时候只考杂文和策问，即便考帖经，其要求也比明经要低一些。比如，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就要求明经科帖经必须十题对五题，而进士科的要求是帖经十题对四题，然后就可以进行杂文和策问考试。

那么，作为进士科考试核心的策问又是什么样的形式呢？策问并不是唐代的发明，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用来取士了。在考试时，最初是采取射策的方法，也就是有许多道题目，由士人随机选择一道来回答。到了唐代，为了考试的标准化，就变成政府统一出题，所有的人回答一样的题目。

策问的题目可以是针对现实问题征求答案，也可以是针对古代的事情发表议论，这很像现代的议论文作文，但格式却比现在复杂得多。大部分的策文都是骈体的，要求对仗工整，其中四字句颇多，这就要求考生有组织文章的能力，并能迅速展现自己的文采。到最后，策文总是以“谨对”作为结束。为了应付策问考试，唐代人甚至有教科书式的资料，这些资料中先假想许多可能的题目，再事先拟好稿子，这样做一是用于实战性的碰运气，二是唐代人有提前和考官打招呼的传统，去拜见考官时也可以投递此类文章。这类文章中，最著名的是白居易做的如同教科书一般的七十五道策文，在他的文集中都保留了下来，同时，文集中还保留了他历次考试的实战文章。

进士科目如此受欢迎，考试的难度也就随之增大。根据史书记载，每年应考进士的不下千人，而通过考试的只有百分之一二，也就是总数只有一二十人而已。明经科的难度稍低，但也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通过考试。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士子拥入京城来参加考试。到了开元时期，天下太平，每年应考进士的多达两千人，即便少的时候，也有一千人之多。参加考试的人录取率极低，剩下的人就成了长安的过客，在这里交友、吟诗、消费，然后回家。这些落榜的士人也成了唐代社会人员大流动中除了官员之外的另一大群体。

应考进士难度如此之大，要从进士进入仕途也并不容易。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官位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通过考试、恩荫等各种途径获得了当官资格的人却很多。比如，唐代内外官员的职位一共有一万八千零八十五个，而拥有当官资格的却有十二万余人，这就牵扯到八九个人才能争夺一个官位的局面。产生这种局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隋代将所有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了中央，而事实上，许多偏远的州县空闲了职位，却只能等中央的任命，而中央却管不过来，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算任命了也不一定有人去报到，这样的职位就只好常年空着。到了唐代后期，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就是节度使等可以自己选官，这拓宽了当官的途径，也就解决了一部分有资格的人无法当官的情况。

但在唐代早期，节度使选官这条路还没有开放，于是有资格的人只好等待任命。一旦通过了进士科、明经科等考试，士子们就拥有了当官的资格，但要轮到自己，还需要数年的等待。在他们等待的时间，政府是不发工资的。另外，一个官职也是有任期的，等到官员的任期结束，如果他是中央官员，就可以继续获得其他官职，可如果是外派的底层官员，那么他又要等待数年，才能有下一个任职机会。许多人一辈子可能只能当一两任小官，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等待。

可是唐代的制度又提供了一些别的方法跳过等待期，这些方法叫作制科和吏部试。进士科和明经科等常规科目的考试是户部或者礼部主持的，而有权授予官职的却是吏部。于是吏部就有举行新的考试的权力，这就是吏部试。

吏部试可以称为二次考核，已经通过了进士科或者明经科考试的人都可以参加，科目主要有“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等，测试的内容主要是诗赋，一旦通过了，可以直接授官，不需要等待。

除了吏部试之外，皇帝还会不定期举行一些特殊的考试，称为制科，所有通过制科的人也是不需要等待而可以直接授官的。比如，唐玄宗上台之前的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唐睿宗除了设立进士、明经等常科之外，还设立了八种科目，分别是文可以经邦科、材可治国科、才堪刺史科、贤良方正科、道侔伊吕科、藻思清华科、兴化变俗科、怀能抱器科。这些科目就属于制科，只要通过了，就可以直接授官。

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唐朝将科举贯彻到了民间的各个角落，让大批文人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做学问。而由于政府提倡文采和诗歌，于是，诗突然间走向兴盛，成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学问。

表1 唐代的学校制度

表2 唐代科举考试内容

自从科考制度在高宗和武后时期完善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通过这个途径进入仕途。他们有的逐渐走到了高层，有的则变成了文坛领袖，影响了一代文学风气。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包括如下这些人的名字：杨炯（显庆四年，659年，诸科）、李峤（麟德元年，664年，进士科）、岑羲（进士科）、魏知古（乾封元年，666年，进士科）、王勃（乾封元年，666年，幽素科）、苏味道（乾封二年，667年，进士科）、杜审言（总章三年，670年，进士科）、沈佺期（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宋之问（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张鷟（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崔融（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马怀素（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魏元忠（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姚元崇（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卢怀慎（进士科）、张廷珪（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苏颋（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宋璟（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源乾曜（进士科）、刘知几（开耀二年，682年，进士科）、陈子昂（嗣圣元年，684年，进士科）、郭敬之（郭子仪之父，嗣圣元年，684年，韬钤科）、张嘉贞（垂拱元年，685年，明经科）、裴耀卿（垂拱四年，688年，诸科）、张柬之（永昌元年，689年，贤良方正科）、崔湜（载初元年，690年，进士科）、张说（载初元年，690年，词标文苑科）、薛稷（天授二年，691年，进士科）、贺知章（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超拔群类科）、崔日用（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崔沔（天册万岁二年，696年，贤良方正科）、刘幽求（圣历三年，700年，经邦科）、张九龄（长安二年，702年，进士科）。

这份名单囊括了大部分玄宗前期的宰相，也有许多文坛领袖。正是在丰富的人才储备下，玄宗朝才有可能在短短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就达到了一个富裕而又和平的盛世时期。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唐朝辉煌的登科榜上迎来了一位年轻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二十一岁的王维。

王维，字摩诘，他的家在河东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境内。他大约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有兄弟四人。与许多大器晚成的大家相比，王维在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智慧。

由于长安是国都，唐代的士人有游学长安以等待机会的传统。王维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在路过秦始皇陵墓时，他写下了此生流传最早的诗歌《过秦皇墓》，表现出不一般的早熟。人们耳熟能详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于他十七岁时。与普通文人不同的是，除了作诗之外，王维还擅长绘画，是唐朝有名的绘画大家，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交游面。

这位年轻的才子与弟弟王瑨一起在长安悠游于官宦之间，很快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诸王、驸马，都对他们开门相迎。当时长安的风流人物之首，是唐睿宗的儿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玄宗和兄弟们见过了太多的骨肉相残，他决定要改变这种风气，善待兄弟，而兄弟们则放弃了对皇位的野心。双方达成的妥协，创造了唐代皇室少有的兄弟和谐时代。岐王曾经帮助哥哥登上皇位，而他本人满足于做一个文坛领袖，领导长安的诗酒气氛。王维也是岐王府上的常客，时而随岐王悠游两京，时而在国都郊区策马探访。此时的王维显得意气风发，为了迎合达官贵人们，笔调也大起大落，充满了时代精神。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十九岁的王维终于考虑起他的功名来。虽然他人在长安，但如果想参加进士考试，必须首先获得家乡所在州府的推荐。要获得州府的推荐，他必须参加州府的考试，只有名列前茅的人才能拿到推荐前往京城。王维的家乡在山西，但他的名声主要在长安，如果他回家考试，反而没有在长安的把握大。唐朝的政策是相对灵活的，王维在长安找了推荐人将他推荐给京兆府，参加了京兆府试，从而获得了推举资格。

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二十一岁时，他考取了进士。这一年中进士的一共有三十八人，在唐代算是人数非常多的一年。到了五月，皇帝亲自在含元殿举行策试，并赐给酒食。王维的仕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王维考取之后就立刻获得了重用，担任了太乐丞，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虽然我们不知道随即授官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与王维同年参加考试的另一位文人綦毋潜显然就没有这么走运，不幸落榜了。綦毋潜是虔州人（属于现在的江西地界），考试失利的他只好打好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在他返乡的时候，得意扬扬的王维还写了一首诗送别他。

如果王维按照这条极其顺利的路走下去，我们将看到一个成功的官员，但这个官员是否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却并不一定。但就在人们以为王维一帆风顺时，他却突然遭殃了。

当时王维任职太乐丞，顾名思义，就是管理皇家祭祀和酒宴的官员。在当时，有一种黄狮子舞是专门给皇帝表演的，只有皇帝在场的时候才能看到。王维有一次在皇帝不在场时也私下安排表演了这个节目，于是被贬黜前往济州（位于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担任司仓参军。按照唐代的升迁秩序，一个进士如果能够留在京城任职，意味着接下来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可是一个州府的参军却意味着远离了朝廷。只要离开了中央，一旦任期届满，就要遵守轮休的纪律，也就是不能马上担任下一个官职，这种轮休对于官员的生涯是极其致命的。

这年秋天，春天刚刚及第的王维尝到了官场的苦涩，悻悻然踏上了远去的旅程。这一次历练让唐朝少了一个成功的官员，却留下了一个优秀的诗歌苗子。

玄宗初年，唐代的诗歌依然处于起步期，老一代的诗人正在死去，新一代的还没有到来。因此，在这个空档期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

在现代诗歌之前，中国的诗歌一直是格式化的，缓慢地进化着。

在世界各地，人类的诗歌形式在最早时都与音乐相关，但随着节奏和韵律的发展，又逐渐从音乐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以文字为主的形式。中国的诗歌也不例外，最早的形式是以四言为主，但格式相对自由。比如，流传至今的先秦《击壤歌》就是以四言为主，而最后一句是七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孔子曾将先秦诗歌搜集整理成《诗经》。《诗经》的诗歌大都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多言，但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四言的诗歌世界。这些诗歌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表明诗最初是与乐相匹配的。

孔子整理《诗经》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是中国诗歌的不幸，因为没有被他整理的诗歌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他所选择的诗歌，格式又过于固定，使得现代人无法确知先秦诗歌的形式就是《诗经》中那样的，还是还有其他的形式。

《诗经》中的诗歌旋律简单，每一首诗都分成了若干相似的章节反复吟唱，每一章中的字词有许多重复，只有一部分字词被替换。这让先秦诗歌显得过于单调，其复杂度和完善形式无法与其他文明长篇累牍的史诗相比。

此外，有一些迹象表明，即便在中原地区，在《诗经》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诗歌，但是流传下来的过于稀少，无法窥得全貌。比如，当荆轲前去刺秦时，高渐离就送了他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首带上了语气助词的七言诗歌。此外，还有一首可能出自先秦的诗句，“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抒情成分，显得更加特殊。但这样的诗句太少，因此早期的诗歌品味是被《诗经》固化的。

幸运的是，战国时期除了西部的秦国和中原的五国之外，在南方地区还有一个文化上比较特殊的国家——楚国。楚国并不是受周王分封而来的，本来就是南方的蛮夷国家。他们的语言与其余六国也有着一定的区隔，因此诗歌形式虽然受到中原的影响，却又保留着特殊性。

楚国的诗歌因为屈原的出现而得以保留。屈原活动于楚国衰微之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充满了牢骚，发泄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在形式上，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体却是那么标新立异，使得习惯了《诗经》重复体系的人们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楚辞》与《诗经》相比，有着很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形式上，《楚辞》不同于四言格式的单调，而是更接近于人们普通的说话方式，每一句话的字数更多、容量更大，更加口语化，而且随着感叹词的应用，感情也更加饱满。以屈原的诗为例，他的句式大都比四言复杂得多，又有多种特殊的格式。其中一种以《离骚》为代表，前后两句中，前句是七个字，后句是六个字，前句中往往带有一个语气词“兮”，因此可以看作六言诗歌，也可以看作七言的探索形式。但这种格式的字数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时常会根据实际诗句有所变化。比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基本形式；“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前半句就变成了六字；而“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前半句就变成了八个字。

屈原的另一种句式以《九歌》为代表，其前后两句都带有语气词“兮”，两句大都为六字，如果去掉语气词，实际上就是五言诗。当然五言也不是固定的，有的句子会酌情增减字数。比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基本句式，而“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前半句就减为五个字。

此外，屈原诗歌中也有四言形式，这表现出《楚辞》灵活多变，可以适应人们的吟咏需求。

但仅仅是形式上，还不足以说明《楚辞》的丰富性。事实上，《楚辞》之所以让人们感到惊叹，还在于它内容的丰富程度。与《诗经》相比，《楚辞》在内容上可长可短，短的只有几行，长的却是普通《诗经》诗篇的几十倍。即便是同等篇幅，《楚辞》的内容含量也比《诗经》高得多，因为它不需要不断地重复和回环，这一点它不像是歌，而更像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这种方式让《楚辞》更加便于叙事。

而《楚辞》最令人惊叹的特点，还是它丰富的想象力。在《诗经》的诗篇中，由于教育的需要，孔子在选择题材时，大多采用了现实主义题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到战争、生产、政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而《楚辞》却代表了中国人充满想象力的另一个天地。

在屈原的笔下，他一会儿陷入现实的苦闷之中，一会儿又遨游天际，与神仙同游。他还不断地将自己比喻成各种鲜花奇兽，而将敌人比作衰草败鸟。我们读《楚辞》，仿佛进入了一个《山海经》的世界，这才意识到，中国人的创作原来也可以这么天马行空，产生出如此丰富绝伦的想象。

《诗经》与《楚辞》在想象力上的分野一直延续到了唐代，《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杜甫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想象力则通过魏国的陈思王曹植传递给了李白，使得李白的诗句中充满了绮丽瑰异的修辞。

秦汉更迭之后，中国的诗歌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种发展仍然与楚国的诗歌系统有关。项羽和刘邦都来自楚地，因此汉朝虽然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帝国，诗歌体系却受到了楚国传统的浸染。

当项羽被围垓下时，他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就是典型的楚语歌谣。而这首诗，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七言架构。虽然从内容上来讲它仍然属于《离骚》的六言体系，其中每句诗都至少有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兮”，但它从音节上来讲，却属于七言诗探索的一部分。

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是典型的楚语七言诗。此类的七言诗在汉代一直流传，比如汉武帝也曾经做过数首类似风格的诗，其中的《柏梁诗》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七言诗祖，有人认为是联句之祖，因为这首诗是汉武帝和群臣以接龙的形式创作的。此外，李陵也曾经有七言诗赠给苏武。

于是楚语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就分成了两支：一是《离骚》所代表的骚体，后来变成赋的一种形式，称为“骚体赋”，后人往往有模仿的，作为诗歌的一个小分支，但并没有壮大；二是楚国歌谣分化出的七言歌谣，最终成了七言诗的先驱。

除了楚语体系之外，汉代最著名的文体是赋。所谓赋，是一种骈文形式，讲究对仗。除了旁支的骚体赋之外，汉代的大赋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堆砌，充满了对偶句，而对偶句又以四言为主，至于内容却显得很空洞。

汉赋对后世诗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偶。虽然后人对学习汉赋的铺陈不感兴趣，却将其对偶借鉴到诗歌之中，成了诗歌的一种基本构成。

虽然七言诗诞生更早，但汉代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五言诗。五言诗的诞生，又和一个叫作乐府的机构有关。

乐府是汉代一个管理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起源于秦代，到了汉代继续沿用。汉武帝时，皇帝赋予了乐府在民间采集诗歌并谱曲的权力，乐府成了朝廷的正式机构。乐府从民间采集并谱曲的诗就称为乐府诗。

汉代的乐府诗有三言、四言、五言等，其目的多是为了表演，但表演的场合又是不一样的。最正式的场合是在皇帝郊庙祭祀时，这时演奏的歌曲多是三言和四言歌，为的是表现大汉王朝的赫赫威名。但这些歌曲由于充满了陈词滥调，流传领域非常狭小，反而是另一种采自民间的五言诗歌得到了后世人们的喜爱。

五言诗由于诗句的字数（比四言诗）更多，表达的范围更丰富，甚至带有了的性质。这在内容上和三言、四言形成对比，三言、四言往往是赞词组成的，五言诗中则不乏叙事的精品。比如，五言乐府诗《陌上桑》就写了一位名叫罗敷的女子拒绝官员（使君）调戏的故事；《孔雀东南飞》则写了一位女子被婆家逼死，丈夫也自缢跟随的悲惨故事；《十五从军征》则是写了一位归乡的老兵，回家后却发现家中亲人已经都死去的故事。

这类乐府诗的特点是，它们都很擅长讲故事，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来宣泄作者的情绪。这和呆板的《诗经》比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

之后，乐府诗的曲调渐渐被人忘记了，但是歌词却屡屡被后世模仿。后世的模仿之作往往有同样的名字，而内容也彼此相似或者属于同一类型。此外，乐府诗已经有了押韵的概念，后世在押韵上也进行了模仿，使得乐府诗成了中国古诗的一种品类。

但是，有配乐的乐府诗毕竟是少数，后人模仿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当人们需要更自由的表达时，五言诗也就跳出了乐府诗的藩篱。文人们开始自由创作五言诗，不再托以乐府的名义。汉代时，五言诗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门类，从《诗经》、《楚辞》、乐府中独立了出来，成了品牌。

汉代的五言诗数量不多，却很有代表性。最著名的是已经不知作者的《古诗十九首》，苏武、李陵、班婕妤、卓文君、蔡文姬等人也都有五言诗传世。苏武、李陵的几首五言诗被人赋予了很高的地位，认为是五言诗的鼻祖。

五言诗虽然逐渐脱离了音乐，但与普通的文体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押韵，通过押韵来产生出韵律感，替代之前的音乐效果。

到汉末，五言诗仍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创作，当时的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编造谶纬、注释儒教典籍上，对文学的关注是有限的。

汉末三国时期，随着曹操父子三人的出现，诗歌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曹操时期的诗歌对于形式的要求还比较少，他本人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样的四言诗，也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这样的五言诗。此外，还有数首杂言诗，每句的字数不固定，却又有一定的规律性。这表明诗歌的形式到这时还是未定型的。

但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时代，诗歌的形制已经逐渐固定了。曹丕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当时人喜欢作的赋之外，诗则已经以五言为主。曹植更是将五言诗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在这个时期，除了大量采用五言诗之外，诗的题材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从曹操开始，诗歌成了一个有意识追求个人体验和在场感的工具。汉代的乐府诗往往是一个故事，故事描述的对象与作者无关，而是一个特设的角色，一首诗写尽春夏秋冬，通过故事的设计来打动人。三曹的诗歌却有意识地加入了自我，比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从自己的感悟出发，写尽心中的苍凉感。这种苍凉感是他本人的人生体悟，风景也是他眼见的，自我的在场感又被后来的诗人所效仿，于是诗歌成了更加私人化的存在。

曹丕则提倡诗歌的美感，而要达到美感，则必须写自己的真实心情和真实风景。

真正将父兄的提倡付诸实践的是曹植。诗到曹植，书写的绝对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基于现实观察的动态过程。人们几乎能够根据他的诗歌还原出当时的场景。不管他写景色还是写人或事，都带着饱满的情感。此外，曹植将屈原以来诗歌中丰富的想象力继续发扬光大，其最著名的篇章《洛神赋》更是想象了自己路遇女神，与之发生精神恋爱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一方面想象奇特，另一方面场景描写又极真实，所以人们现在还在讨论洛神的原型到底是谁。

曹植对于中国诗歌最后的贡献在于押韵和平仄。在失去了音乐之后，诗歌更加讲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顿挫呢？在汉代时人们并没有足够的意识。虽然在押韵上，人们已经有所体会，但即便到了西晋，人们仍然无法掌握平仄带来的诗歌韵律感。曹植却已有意识地通过炼句来产生韵律。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平仄的规则，但他的诗却自觉地采纳了押韵，并通过吟咏产生了平仄，与后世的平仄规则已经非常接近了。

晋代时人们曾经根据曹植的诗句来琢磨押韵与平仄，到了南北朝，终于产生了严格的诗歌规则，从而解决了诗歌的抑扬顿挫问题。

总结起来，到了曹魏时期，古诗的主流从四言变成了五言，而古诗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古诗以歌颂皇家或者描摹故事为主，之后的人们加入了个人的因素，强调个人的所见所思和主张，从而将诗歌变成了表达自我的工具。由于文人的重视，中国古诗（特别是五言）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

三曹之后，五言诗歌在主题上又有了数次变化。首先是竹林七贤，特别是以阮籍和嵇康的诗作为代表的哲理诗。其中阮籍的《咏怀诗》更是佳作。到了东晋，陶渊明将诗歌的主题用于山水田园和隐逸，使得诗歌的抒情意味更浓。

魏晋时期诗歌之所以能拓展出一片新的天空，在于人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强调自我和反叛，从而发展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随着诗人的士族化和官僚化，另一种制约诗歌的因素也变得强大起来。

由于诗人脱离了实际生活，诗歌也逐渐变成了应酬和往来的工具。到了南北朝时期，诗人大都出现在达官贵人之中，他们将诗歌看成是一种装点身份的工具，人们之所以要作诗，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贵族阶层，与普通民众不同。

到这时，诗歌从强调内容变成了强调格式。对于内容来说这并不是好消息，但对诗歌在格式上的成型来说，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在南朝齐的永明时代（公元483年—493年），围绕着皇族竟陵王萧子良，聚集了一批文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沈约、谢朓。他们发展了从曹植开始探索的诗歌音律问题，强调诗歌的音律、对偶和平仄。

汉代时五言诗与歌曲是融合的，当五言诗从歌曲中独立出来，如果要做到朗朗上口，必须首先从押韵上做文章。其次，人们从汉赋中学到了对仗，通过两个句子的对仗，就可以产生出韵律之美。声调的高低同样是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平仄问题。中古汉语有四音，分别是“平上去入”，只有四声错落开，才能产生出美感。

沈约等人讨论了一系列这方面的问题，制定了所谓“四声八病”的规则，其中四声指的就是“平上去入”四声，而“八病”则是诗歌在韵律上必须避免的八种问题。通过对“四声八病”的遵循，就可以产生出诗歌的音律美。在当时，符合这些规则的诗歌，被称为“永明体”。

永明体诗歌虽然看上去过于烦琐，但这是人们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诗歌的韵律问题，并试图制定出规则来。这一点可以视为唐代诗歌的先声。

不过，当诗歌的规矩过多，而人们由于生活的匮乏，缺乏足够的题材时，就到了诗歌变成靡靡之音的时刻了。

到了南朝梁时期，在皇帝简文帝周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他们制作的诗被称为“宫体诗”。所谓宫体诗，是指强调诗歌的韵律规则，由宫廷大臣们应酬所作的诗歌。这些诗歌在规则上接近完美，但内容却极其贫乏。曹氏父子之后，人们作诗就开始强调要有真情实感和自我观察、体验，但到了宫体诗时期，题材最多的是爱情诗，且大都被编入了当时的一个集子《玉台新咏》之中，这本书也就成了隋唐以前的诗歌课本之一。

到了这个时期，五言古诗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另外两种诗体也在此时进一步发展。如《玉台新咏》专门用一卷收录了早期和当时的七言诗，篇幅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

还有一种非常短的诗歌，只有四句二韵，如果是五言就只有二十个字，七言也只有二十八个字。要在二十几个字内将内容表达完毕，需要较高的水平。这种短诗称为绝句。

经过了隋唐的改朝换代，诗歌迎来了唐朝的巅峰时刻。唐代人习惯将之前人们创作的诗歌称之为古体诗，而将唐代的诗歌称为近体诗。那么，唐代的近体诗与古体诗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诗体的严格程度。

唐初的人们写作的仍然是宫体诗，也就是古体诗的一种。宫体诗主要用于君臣之间或者大臣之间的应答，内容多是赞颂朝廷，或者寒暄凑趣，但在格式上又非常严格，有着押韵、平仄、对仗等要求。

唐太宗是唐代写宫体诗的大师，他的大臣们在皇帝的感染下，许多人都成了宫体诗高手。这个时期的大臣诗作中，有一个单独的品类——奉和诗。所谓奉和诗，指奉旨应和的诗歌，这样的诗充满了奢华辞藻，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到这时，诗歌就如同到了汉代末年，需要另一次革新，因为宫体诗题材的狭窄性已经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

盛唐以前对诗歌的改造可以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对诗的内容的改造，第二个方向是沈佺期和宋之问对诗的形式的改造。他们共同创造了唐诗的起步阶段，定义了唐诗风格。

高宗和武后时代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之所以能够在唐诗上有所进步，是和他们的身世起伏相关的。早期的唐代宫廷诗人大都是高官显贵，他们的生活圈子狭窄，写诗更多是为了与皇帝应酬。而这四人的官宦生涯大都是边缘化的，骆宾王还因为反叛武则天而不知所终（也可能是被杀）。他们的生活圈子更广泛，从市井直到塞漠都有所接触，这使得他们在题材上脱离了宫体诗。他们的题材更偏向于羁旅、分离、边疆和险途，不再是应酬，反而像当初三曹对汉诗的改造那样，是从内心深处表达的真实情感。

到了陈子昂时期，他更是有意识地复古，反抗宫体诗，提倡兴寄和风骨，跳过齐梁的宫体诗，去寻找汉魏时期的悲怆和真挚。正是在这种思潮下，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才有了感动千年的力量。

真正令唐诗独具一格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人对唐诗格式的改进和定型。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武后时期的大臣。从政治上说，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投机派，为后人所耻笑，但唐代的官场除了容纳那些正人君子之外，也给投机分子留有生存空间，这使得后人虽然鄙夷他们的人格，却仍然将改造诗歌的功劳授予了他们。

在唐代以前，宫体诗已经对诗歌的格式进行了严格的设定，但这又过于限制了诗歌的体裁，加大了作诗的难度，使得人们把焦点都放在了诗歌的形式上而忽略了内容。但如果不讲求格式，又影响了诗歌的韵律，到底如何折中，这里一直存在着矛盾。

沈宋的最大贡献，是将一种新的诗体定型了，这个诗体就是律诗。律诗的格式固定，只有八句四韵，如果是七言就是五十六个字，五言只有四十个字。如果律诗只有一半，也就是四句二韵，就是一首绝句，所谓绝句，可以理解为半首律诗。而唐以前的诗歌则不限定句数，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律诗和绝句都属于唐代人所说的近体诗，而唐以前的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诗等被称为古体诗（或者古诗）。一首八句四韵的七言诗可以是七言律诗，也可以是七言古诗。那么同为八句的律诗和古体诗区别何在呢？在于押韵、平仄和对仗。宫体诗也有平仄，但宫体诗的平仄更加严格，分“平上去入”四声，而唐代的律诗只区分平仄（上、去、入三声都算仄声）两声，这就改造了以前的音韵规则，减少了作诗的难度。

另外，律诗又制定了几个规则：粘、对、替。所谓粘，也就是相邻的两韵中，前一韵后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平仄必须与后一韵首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相同。所谓对，也就是同一韵中，前后句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必须相对。所谓替，指的是每一句的第二、四、六个字必须平仄相反。

这个规矩造就了律诗的节律感。我们可以认为，平仄和粘、对、替都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唐人摸索出的一种规则，因循这些规则创造出来的诗歌最朗朗上口。再加上押韵规则，以及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的要求，形成了律诗较为严格的格式感。一首八句的七言诗，只有符合了这些所谓的规则，才能被称为一首律诗，否则的话就是七言古诗。

至于绝句，可以取律诗的前两联，也可以取后两联，同样可以取中间两联，甚至首尾两联，组成的四句诗就是绝句。

由此，律诗和绝句终于定型，唐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事实上，许多诗人是各种诗体都作，李白是五言古诗的高手，同时在七古、五律、七律等各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成就。而杜甫出生稍晚，在律诗方面更加突出。

沈宋对于诗体的固定，加上唐代科考对于诗歌的促进，随着玄宗时代再次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让民间变得更加富裕，养活得起一个闲适的文化阶层，诗歌的土壤就完全具备了。开元盛世还不是唐诗的高潮，只是它的起步。

只有当政治环境已经吸纳不了这么多的文人，并且随着社会的退化，一部分文人被迫将自己的目光从宫廷转向社会时，诗歌的盛世才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