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血的开局（1 / 2）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一场政变的传闻正在大唐的朝堂之上愈演愈烈。根据传闻，政变的策划方是当朝皇帝的姑姑，也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政变的对象则是新任皇帝李隆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参与政治最多的王朝，这要得益于李隆基的祖母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向世人展示，即便是女人，也可以在朝廷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成为至高无上的人间主宰。这是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位女强人都没有敢迈出的一步。

武则天的尝试打破了这层壁垒，她的野心也传给了后来人。到了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当皇帝时，皇后韦氏做了一次尝试。她联合武则天宠信的女臣上官婉儿、以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子）为代表的一部分武氏残余势力、以她兄长韦温为代表的韦氏家族势力，与女儿安乐公主一起，试图效仿武则天，控制中央政权。

她们首先针对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太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兵杀死了武三思，最终却兵败被杀。接着，她们又毒死了唐中宗，立中宗的儿子李重茂为傀儡，并由韦后以摄政的方式掌握了政权。此时距离中国出现第二个女皇帝仅咫尺之遥。但是一位青年皇子发动的一场政变，却让韦氏家族功亏一篑。

这位青年就是临淄王李隆基，他联合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发动了突然袭击，剿灭了韦氏家族，甚至连襁褓里的孩子都没放过。政变后，李隆基的父亲——也是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当上了皇帝，是为唐睿宗，李隆基也顺理成章被兄弟们推为太子。

在清理韦后的残余势力时，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与他们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可是，政变成功，太平公主又继承了武则天与韦后的野心，试图控制朝政，这就与作为太子的李隆基发生了冲突。

被拥立上台的唐睿宗性格温和，无力制止双方的争斗，一面是儿子，一面是妹妹，他都不好出面制止。最后，他选择了靠边站，把皇位交给自己的儿子，退位当起了太上皇。这样做，也是想让儿子李隆基趁自己活着，赶快巩固政权。

然而，他的做法却激化了双方的斗争。两大势力集团都认识到必须先发制人，以便获得足够多的利益，否则，必然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太平公主到底有没有策划针对皇帝李隆基的政变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人们都认为这样的政变必然发生，只是看谁先动手。是太平公主成为中国第二位女皇帝，还是年轻的皇帝巩固李氏政权，就在于这场争斗的结果。

在当时，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李隆基已经成了皇帝，这就意味着他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支持。中国一直是一个男权社会，人们更加容易接受男性作为皇帝。强如武则天，为了当皇帝也是费尽心机，消灭了大量的政敌，才利用强力勉强压住了男人们的质疑。即便这样，到了她年老生病时，以张柬之为首的大臣集团还是找到了机会，逼迫她将皇位让给了她儿子。

但也不能因此小看了太平公主的力量，她的力量从一个事例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截至当年七月，皇帝任命的七位宰相中，只有两位是皇帝的人，太平公主的心腹则有四位之多，还有一位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她的人，只是独立性稍强一些罢了。

在唐代，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官僚阶层，就是一个被称为“宰相”的小集团。

唐代的宰相和汉代不同，不是只有一位，而是有数位之多。这些官员往往是由皇帝从整个高官阶层中选出来的，皇帝给他们加一个头衔，让他们参与政事堂会议，也就算是宰相了。

宰相的数量时多时少，一般不少于两个。在盛世承平时代，两个宰相是比较稳定和高效的结构，可是，一旦到了权力关系复杂的时候，宰相的数量就会膨胀，以反映各方政治势力的需求。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就恰逢这样的复杂时期。这一年年初时，已经有了六位宰相，分别是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检校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中书令萧至忠。这六个人中，除了魏知古之外，都是太平公主的人马。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担任宰相的高官虽然有派系之分，却并非都一无可取。他们中有的人趋炎附势，但也有正直的人士，只是因为唐朝复杂的派系政治，所效忠的对象不同罢了。同时，随着中宗和睿宗时期政治派系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他们也在改换门庭中不断地迷失。

比如，崔湜在他的官宦生涯中，先后依附于武三思、上官婉儿、韦后和太平公主，也因为这些人的举荐而数次拜相，可以称为政治上的不倒翁。

而另一位宰相萧至忠则更加复杂，他曾经在政治纷争中保护过相王（后来的睿宗），有政治意识清醒的一面，却又先后依附于武三思、韦后和太平公主，也是数次拜相。

更加复杂的是第三位宰相窦怀贞，他在官小时曾经以清廉著称，但当了大官之后，开始学会了朋党政治，依附于韦后，甚至娶了韦后的乳母为妻。当时人们称乳母的丈夫为“阿?”，所以他就自豪地自称为“翊圣皇后（韦后的封号）阿?”，时人称他为“国?”。韦后失败后，窦怀贞又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加入了太平公主的势力。

如果说前三个人还更多是负面的，同样拜相的岑羲则以正直著称。他为人廉洁，曾经在武则天死后，与武氏家族斗争，也曾在唐中宗时期力保过当时的相王和太平公主。但在政治上，他也不得不依附于韦后，之后又选择了太平公主作为保护伞，成了新皇帝（玄宗）的绊脚石。

除了这四位紧紧依附于太平公主的人，第五位宰相陆象先则显得与众不同。他虽然被看成太平公主的人马，却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陆象先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陆元方的儿子，为人正直，但他担任宰相竟然是不倒翁崔湜的功劳。当太平公主想任命崔湜担任宰相时，崔湜却表现出高尚的一面，要求公主必须先提拔陆象先，然后才能轮到自己。太平公主这才勉强要求唐睿宗任命陆象先为相。由于是太平公主的授意，陆象先通常被认为是公主的人马。然而，陆象先却是一位“不识时务者”，他并没有去拜见公主，也没有参与公主的阴谋活动。

在六位宰相中，唯一可以称得上是皇帝一系的，只有侍中魏知古。他曾经在相王府任职，而相王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因此，魏知古是当时少有的一心一意辅弼年轻皇帝（也是相王的儿子）的大臣。

宰相层面上，皇帝居于五比一的劣势之中。在次一级的官僚中，太平公主也有着很强的实力。在这些官僚中，她的死党包括了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唐太祖李虎的曾孙）、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晙、僧人慧范等人。甚至有传言说，太平公主试图借助一位姓元的宫人在皇帝的营养品中下毒。

在复杂的派系和传闻之下，新任皇帝与公主的死斗几乎不可避免，然而作为太上皇的睿宗皇帝却依然不愿意出手制止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皇帝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和公主缠斗了。

事实上，在前一年，皇帝的亲信与公主的亲信已经有了一次交锋，当时皇帝的势力中还有一人担任了宰相的职位，他就是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刘幽求在玄宗皇帝刚刚登位的时候，就和右羽林将军张合谋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最初他们向皇帝汇报了这个想法，皇帝是赞成的。但张的保密意识并不强，之后他又将计划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光宾，谨慎的唐玄宗担心事情失控，只好向太上皇主动汇报了刘幽求等人的密谋。太上皇大怒，要杀掉刘幽求，幸亏有人将其救下，最后发配广州。

对于这样的结果，太平公主的党羽崔湜等人仍然感到不满意，派人命广州都督周利贞在刘幽求到达之后杀掉他。这件事被桂州（现广西桂林）都督王晙知道了，为了救刘幽求，王晙顶住压力将流放犯扣下，不让他去往广州，这才救下了这位前宰相的命。

这一次轻举妄动，损失了己方的一员宰相，也让年轻的皇帝看到了斗争的复杂性。而他的亲信依然催促着他赶快动手。其中最激烈的是一位叫王琚的人，他不断劝说玄宗赶快行动，玄宗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却暂时没有采纳他的提议，只是将他作为一枚棋子埋伏在那里。

到了第二年六月，皇帝终于有机会了，他任命了一位新的宰相。这位宰相出自西北的军事将领之中，在与吐蕃和突厥人的战斗中脱颖而出，他就是兵部尚书郭元振。郭元振获得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成了宰相，并迅速地进入了皇帝的决策圈。到这时，皇帝扳回了一局，在宰相层面上双方实力对比变成了五比二——事实上是四比二，因为陆象先虽然因为是太平公主举荐的而被算成是她的人，却并没有参与她的阴谋。郭元振作为久掌兵权的将领，他的支持意味着军队对于皇帝的背书。

除了两位宰相和王琚等人之外，唐玄宗的阵营中还有两位亲王，分别是他的兄弟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这两位宗室的加盟对于皇帝的权威是一种加持。自从唐太宗以来，唐朝宗室子弟之间血腥的斗争不断重复，玄宗获得了宗室的支持，也意味着他可以团结李氏子弟，共同对付外姓的敌人。

此外，支持皇帝的人中还有一些掌握着宫廷守卫和内侍职责的人，他们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这些人虽然职位不高，却主导着宫廷之内的防卫，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这一年六月，关于双方冲突的消息纷纷传来，玄宗一派的人更是不断带来太平公主将要举事的消息。反对公主最激烈的王琚告诉皇帝，事情已经非常急迫，不能再拖延了。另一位曾经担任过宰相的高官，时任尚书左丞的张说当时在东都，也派人送给皇帝一把佩刀，意思是皇帝必须赶快做个了结。同样担任过宰相的崔日用，参与铲除韦后之后，因得罪了太平公主而被贬为荆州长史，恰好在长安向皇帝奏事，不仅劝皇帝赶快动手，还给皇帝策划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即先控制禁军系统，再铲除公主一党。

到了七月份，宰相魏知古向皇帝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表示这个月的初四就是公主一党行动的时间。这个最后的信号让皇帝终于下决心行动了。事后，我们只能得到皇帝一方的证词，表明公主事先策划了叛乱，而皇帝是为了挫败公主的阴谋，才不得不提前行动。这个证词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只是我们可以根据唐代频繁发生的宫廷叛乱来判断，不管证词是真是假，形势已经让双方的冲突必然发生，因此，追究皇帝证词的真实与否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叙述两者的图谋前，必须先看一下皇帝和太上皇居住的环境，以及朝廷的地理位置。

在武则天时期，武后长期在东都（曾改称神都）洛阳执政，直到她死后，中宗才将朝廷搬回了西京长安。唐代的长安主要有三大宫殿群，分别称为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三个宫殿群又由于在京城的位置，分别称为西内、东内和南内。与前两者比起来，南内兴庆宫本来只是玄宗为藩王时的居所，规模较小，在政治上也不如前两者重要，这里先不提，先说前两个巨型宫殿群。

西内太极宫位于长安城的北面。作为京城的长安分成了三大区域，其中最外层的是正方形的京城，居住着三教九流。在京城的北墙之内，有一块区域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叫作宫城。宫城继承自隋朝的建制，就是太极宫。如果仔细分起来，太极宫又包括了三部分，分别是皇帝居住的太极宫（位于中间）、太子居住的东宫（位于东面）、容纳宫女和罪犯女眷的掖庭宫（位于西面）。

在太极宫的南面，是官员们办公的皇城，这里设立了中央政府的众多衙门机构，其大小也与太极宫相当。在皇城之南的京城其他区域，才是众多百姓居住的里坊。而京城之北（也是宫城之北），就是专属皇帝的广大禁苑，供皇帝游猎之用。

太极宫之所以称为西内，是相对于后来建设的大明宫而言的。太极宫是在京城的城墙之内，而大明宫则在城墙之外，处于城墙的北面偏东的位置，所以号称东内。

大明宫最早是唐太宗给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李渊建立的宫殿，但李渊没有住进去就死了。之后这项建设工程长期搁置，到了高宗和武后时期才又重启建设。高宗由于患有风湿病，希望居住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选择了处于更高处的大明宫。因此东内大明宫逐渐取代了西内太极宫，成了皇帝居住和听朝的所在。

武则天统治后期，由于她长期居住在洛阳，西京的宫殿都处于空置状态。中宗回来后，没有选择父母居住的大明宫，而是迁回了原为正宫的太极宫。

睿宗将皇位禅让给玄宗之后，却并没有将权力完全放给玄宗，而是继续充当着最后的拍板人的角色。他依然占据了太极宫的主体部分，只是将太极宫建筑群东部的武德殿让给了皇帝，供玄宗居住和办公之用。

太上皇规定，皇帝每天都要在武德殿临朝处理政务，而每隔五天，太上皇就会在太极宫的正殿太极殿临朝。这事实上表明，帝国的大事依然是太上皇在正殿做决策，只有一般性事务，才在偏殿武德殿内由皇帝决定。

从武德殿前往太极殿，需要经过武德殿的正门武德门和一道偏门虔化门，李隆基虽然做了皇帝，但和帝国的最高权威之间还隔着这两道门。

在玄宗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中，双方都必须考虑宫廷的地理布局，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迅速消灭掉对方，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

首先看太平公主的策略。她的策略重心在两位党羽——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身上，这两人掌握着左右羽林军。玄宗继位之初的先天年间，在国都的北门外主要有四支军队，分别是左右万骑和左右羽林，号称北门四军，其中领导、掌握左右羽林的就是常元楷和李慈。

除了北门外的军队之外，在宫城以南还有一部分南衙军，这一部分军队可以由宰相窦怀贞调动。根据皇帝后来所言，太平公主是想趁初四这一天皇帝在武德殿上朝时，由常元楷和李慈从北面进入武德殿，将皇帝及其追随者一网打尽，而窦怀贞则从南面进入太极殿，控制太上皇，从而形成对朝廷的完全掌控。其核心策略在于从南北两方同时进入宫城，还必须抓住皇帝上朝的时机，让他的党羽无法逃脱。可皇帝是否会这样束手就擒呢？

既然太平公主主要依靠的是北门的左右羽林军，那么皇帝依赖的就是剩下的左右万骑了。左右万骑的指挥官号称龙武将军，而龙武将军王毛仲就是皇帝的死忠。要想以左右万骑对付左右羽林，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先发制人。

初三，也就是传说中太平公主起事的前一天，皇帝开始行动了。这一天上朝时，皇帝命令王毛仲取来马厩里闲置的马匹，率领三百名士兵，从他居住的武德殿出发，通过他和太上皇住所之间的虔化门，到达太极殿。

太极殿是太上皇上朝和举行大典的所在，在宫殿的周围，还有一系列的建筑，这些建筑容纳了唐朝官僚机构中顶尖的那一部分。在太极殿以东，是门下省、弘文馆和史馆的所在，而在太极殿以西，则是中书省和舍人院。在更靠南的位置，是皇帝当作内库使用的东西左藏库。在宫城的正门承天门内，还有东西朝堂，是宰相们办公的地方。

王毛仲率领士兵首先到太极殿背后的北门，找到了两位羽林将军常元楷和李慈，出其不意将他们拿下，直接斩首，这就割断了太平公主与羽林军的联系，让她失去了北门军的指挥权。剩下的则是对付一群文官了。在解决掉羽林将领之后，王毛仲顺道突入了太极殿以西的内客省，将隶属中书省的两位官员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抓获。

到这时，太平公主最重要的羽翼还剩下四位宰相。宰相们办公的位置在承天门内的朝堂，王毛仲率领士兵向朝堂扑去。他们首先碰到了萧至忠和岑羲，将二人拿下直接砍了头。但是窦怀贞却没有立刻被找到，直到他们在附近的一条沟里发现了一具刚刚自缢的尸体，才确定这就是宰相窦怀贞最后的结局。愤怒的士兵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鞭笞。

太平公主系的最后一位宰相崔湜并不在现场，因此没有被当场杀死。到后来他被抓住时，皇帝已经控制了局面，不想再多杀人了。崔湜在太平公主党羽中是最卖力的一个，皇帝却只判他流放到窦州（现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不过，由于公主的另一个党羽新兴王李晋在被杀之前出卖了崔湜，加之他勾结太平公主阴谋给皇帝下毒的事情传了出来，皇帝在他走到荆州的时候赐死了他。

在王毛仲率领士兵逐一消灭政敌时，作为宰相的郭元振也没有闲着。当政变发生时，太上皇在宫中听说发生了兵变，连忙跑到了宫城正门承天门的城楼上。由于唐朝宫廷发生政变过于密集，逃跑是老皇帝或者太上皇们都必须学会的本领。

太上皇之所以上城楼，是为了吸引南衙兵的注意。这就很可能让事情复杂化，而这时，就是掌握兵权的宰相郭元振出场的时机了。他连忙带上士兵，跟着太上皇来到了城楼上，向太上皇禀报皇帝正在锄奸，这么做一是为了让太上皇放心，不要反抗，二是避免太上皇召集南衙兵。

过了一会儿，处理完大事的皇帝亲自来到了城楼，劝父亲回去休息，不要担心。太上皇也明白该完结的事情都已经完结了，他的妹妹也保不住了，连忙顺势下了诏书，将事情归咎于已经死去的窦怀贞等人，并表示除了一小拨参与了谋乱的人之外，其余人等不予追究。

太平公主的党人中，被追究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薛稷、李晋等少数人。按照唐律，谋反是要牵连到家人的，但事实上，他们的家人受到了从轻发落。

另一位宰相陆象先虽然被看成是公主党的，但是在李隆基继位之前，太平公主谋求废掉李隆基，陆象先不仅不服从，反而据理力争。这件事让玄宗皇帝记忆犹新，表示“岁寒知松柏”，暂时继续让他当宰相。陆象先也利用自己宰相的职位挽救了不少人。

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太平公主的命运又如何呢？

政变发生后，太平公主逃入了山里，但在皇帝的穷追猛打之下，三天后，她不得不出来投降。这一次，就连她的哥哥也无法帮助她了。就在政变的第二天，初四，太上皇宣布将一切权力让给自己的儿子，不再参与朝政，避居百福殿养老去了。玄宗皇帝从此完全掌握了军政大权。

失去了太上皇的保护，太平公主被赐死在家中。但对于公主，皇帝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仁慈，公主的儿子薛崇简因为劝说过母亲不要发动政变，不仅没有被处死，反而官复原职。

皇帝为了表明镇压太平公主的正当性，下令搜查公主府，从中搜出了大量的珍奇器玩，对于她掌握的牛羊马匹、山川土地也进行了清点，至于这些动产和不动产所产生的利息更是数年都还没有算清。

初六，皇帝登上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这也表明他最终掌握了权力。

历史上往往将这次政变当成开元盛世的开局。然而，经历过政变的唐朝人却并没有这么乐观。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很难把这件事当成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反而认为它只不过是唐朝无穷无尽的政变中最新的一个罢了。到政变发生时，唐朝这个建立不足一百年的王朝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在玄宗的祖母武后统治时期，这个王朝已经带上了衰老的特征，人们对它的信心并不强，反而见证了它不断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危机。武后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时期，朝政更是混乱不堪，看不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新的小皇帝有能力扭转乾坤吗？

到底是走向盛世，还是走向衰亡，往往只是一念之间。更何况，唐朝本来就有内乱和斗争的传统，这已经导致了数次生死之局。在叙述唐玄宗的选择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他接手的唐朝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才更能看清楚唐玄宗时代的发展和它的不足。

唐朝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三大类：没有底线的内斗，不断挤压中央政府财政空间的北部边患，以及混乱不堪的财政系统。

在中国历史上几个疆域较大、时间持续较久的大一统王朝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唐，至于分裂、文弱的宋朝，一直是作为教训出现的。但这种史学观点往往忽略了下面的事实：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开国不久，秦王李世民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他的哥哥（当时的太子）和弟弟杀掉，换来了皇冠。这次兄弟之间的杀戮也造就了唐代的内斗精神。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是，唐代却并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国家，李世民兄弟三人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亲信体系，结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种赢者通吃的传统：只有残酷斗争中的胜利者才能获得政权，而其余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不会对胜利者产生威胁。

朝堂内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分野，存在着两大政治传统。其中一支是从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纯粹的汉族文化体系。在秦和西汉时期，这个体系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有着激烈的内斗，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安全感。可是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之后，为了减少这种斗争对政权的消耗，提倡文治，政权内部的权力制衡也增加了。这种传统的制衡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第一次失调，随之而来的崩溃造成了三国时代的混乱。西晋初期，晋武帝试图恢复内部的制衡，进行文治。不幸的是，北方出现了另一政治传统：由游牧民族带来的更加有活力却更加血腥的政治。游牧民族起源于马背之上和战争之中，他们对政治的权力制衡和制度建设一窍不通，却个个能征善战，很快冲垮了西晋司马氏的重建工作，将秉持秦汉以来文雅平和的政治传统的人赶到了南方，在北方建立了以军事征服和强力为特征的政治体系。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弱的政治传统接近消亡，而北方缺乏制衡精神的武力统治传统却居于强势。这种北方政治传统由北魏传给了西魏，又由西魏传给了隋，最后被唐所继承。

隋代时，开国势力依然以武将集团为主。而在王朝内部，不管是皇子之间还是大臣之间，必须靠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决定胜负。这种野蛮性是作为隋代重臣的唐高祖父子所熟悉的。而唐代又偏偏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新建设的朝代，它基本上继承了隋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将北朝以来的杀伐气也继承下来。

唐高祖后期，三个儿子的势力范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唐高祖并没有能力控制三个儿子，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力，只能试图在其中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随着三个儿子斗争的显性化，一次血腥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了，没有人会遵循点到为止的方针，必然需要取得对方的性命，才能结束。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在他的儿子和大臣之间，还会分裂出许许多多的派系来，这些派系依然遵循“以杀掉对手为终结”的规则，而唐太宗在制止这些杀戮上依然无能为力。他本来想做一个仲裁者，却发现自己仍然是个参与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办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们，让他们忘记杀戮的本性。他的事迹后来经过史臣吴兢的记录，变成了一段千古佳话，以“唐太宗纳谏”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约束，而仅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我们可以将唐太宗时代和宋代最自由的宋仁宗时代做一个对比。宋仁宗时代，是一个大臣可以和皇帝激烈争吵的时代。如果宋仁宗实在忍受不了某个大臣，想杀了他，首先会意识到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老祖宗（宋太祖）时就已经禁止杀害文官。更重要的是大臣本人也知道皇帝无法杀他，因为皇帝没有这个权力。可是如果皇帝一定要打破所有惯例杀了这个大臣会怎么样呢？首先，皇帝会遭到谏官的反对。谏官由于知道皇帝无法下旨杀自己，一个个以和皇帝吵架为荣。在谏官的鼓噪下，从宰相到大臣也都知道杀死大臣是不妥当的，于是，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不会被执行。这种遵守传统又互相制约的体系，让皇帝根本不会动杀死大臣的念头，最多将其革职了事。只有到了北宋末年，随着新旧党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并已经到了亡国之际，才出现了少量杀大臣的例子。

但在唐代，皇帝却没有这样的约束。即便史官再称赞唐太宗是明君，但事实上，太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第一，他是有权力杀死任何人的；第二，他之所以不杀，不是因为不能，只是因为不愿意；第三，他听别人的意见，也不是必须听，而是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得了；第四，他不愿意听的时候，甚至有权杀死任何给他提意见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对一位叫作穆裕的官员感到不满，立刻发怒，要在朝堂之上将他斩首，但被太子劝住了。于是大臣长孙无忌立刻抓住机会恭维皇帝有个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维下，捡了个台阶下的同时，对太子也夸赞一番。在这里，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而大臣们与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个易怒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既可以选择收敛自己的脾气，也可以选择不收敛。即便是善于直谏的魏徵（太宗自己树立的直臣的榜样），太宗也数次动过要杀死他的念头。

正是因为唐代缺乏对朝政中杀人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皇帝可以随便杀人，大臣和宗室之间胜者为王的风气，使得唐代的内斗愈演愈烈。

在这种风气之下，唐太宗的儿子们也继承了和父辈一样的传统，在父亲还活着时就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唐太宗作为一个仲裁者显得手忙脚乱，家庭事务又成了皇帝晚年的包袱。而在他死后，这种斗争更是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混乱一直持续到了高宗时代。在太宗的儿子中，太子李承乾因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谋反而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因为争夺皇位被贬，齐王李佑被赐死，蜀王李愔死于流放，蒋王李恽自杀，越王李贞因为反抗武则天被逼服毒自尽。

与皇帝的家庭悲剧相比，大臣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唐太宗本人由于想制止杀戮，还显得比较克制。为了表彰追随他打天下和夺权的功臣们，唐太宗在太极宫的凌烟阁中为二十四位功臣画了像，在这二十四人中，太宗只以谋反罪杀掉了两个——侯君集和张亮。侯君集是因参与了太子的谋反而被杀。至于张亮谋反，更像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事件。当人们告他谋反时，唐太宗面对无力的证据也选择相信，只是因为张亮的养子太多，太宗害怕他形成家族势力而无法制衡。

到了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和儿媳妇（也是太宗的嫔）武则天时代，皇帝的权力更加没有限制。两人执政时期，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唐太宗的亲信大臣上官仪、长孙无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宰相刘祎之等都死于非命。

即便在整个唐代，由于皇帝的杀戮和内部斗争，高官也是个极其危险的群体。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人，在宰相职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罢相后惨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来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职也同样危险，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现代人将武则天定义成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历史上，武则天除了丰功伟绩外，还是一个会玩弄手腕的女强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时代，以及她单独统治的时代，从整个唐代来看都属于酷吏时代。

中国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特征，当朝代建立后，恢复了和平，政府对民间的干扰不多，于是就会产生一次超级繁荣。但在超级繁荣时，官僚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却在加速，这种破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税收的提高；二是官僚阶层的失控，即便中央政府也无法管理基层的官僚队伍。

到这时，皇帝就会采取措施，对官僚阶层进行约束，这就到了第一次酷吏时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酷吏的力量来重整官僚队伍，同时由于皇帝的集权动作，使得民间经济发展也放慢下来，产生朝代中期的第一次凋敝。

这个经济收缩和集权的时期在汉代对应汉武帝时期，在唐代就对应武则天时期，而在清代则对应雍正时期。但是一个王朝的第一次酷吏时代又总是会结束的，皇帝的集权举措也会暂时退缩，于是就有了经济的再一次发展，这在唐代就对应唐玄宗的开元时期。

武则天的酷吏时代是皇帝借助低层的酷吏，对官僚阶层进行的一次整肃行动。甚至到武则天死后，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都无力恢复正常的官僚秩序，唐代政权仍然在酷吏与宫斗的剧情中颠簸，直到玄宗利用两次血腥的政变上台。到这时，唐代已经在浴血的内斗中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在这样的斗争中，唐代的官僚制度遭遇了严重的破坏，而与内斗相伴的，还有更加复杂的外部局势。

在中国几个大王朝的对外关系中，汉朝是一个幸运的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汉朝都只有一个主要的外部敌人。作为对比，唐朝却是一个不幸的王朝，在它存续时，周边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隋唐政权本身继承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就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甚至隋唐时期的宗室和大臣，也多多少少都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在中原的北方和西方，也有着不少的游牧强权，在如今属于中国的内蒙古、新疆，蒙古共和国和中亚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争霸戏剧。

首先继承了匈奴霸权，可以被称为帝国的，是柔然。人们也因此将柔然称为匈奴之后和突厥之前的第二游牧帝国。但是，柔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名气不大，主要原因是它的出现，恰好处于东西方强大政权的间歇期。在西方，罗马帝国已经崩溃，而在东方，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这导致周边文明没有兴趣记录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到了隋代中国再次统一后，柔然帝国却又已经衰落了，中国北方和西方已经是突厥帝国的天下。

唐代时，中国周边的敌人更加复杂，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不止一个。我们可以将周边政权概括为突厥系、吐蕃系、朝鲜系，以及更加遥远的大食帝国。

在突厥帝国崛起之前，中亚地区除了柔然，还有一个叫作铁勒（即高车，后被柔然击败）的部族。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当中国北部还处于东、西魏的分裂状态时，突厥取代柔然成了西部的霸主。

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突厥土门可汗击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北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突厥西半部的室点密可汗联合波斯，将中亚的另一个霸主嚈哒人（主要居于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击败。在短短六年间，突厥人就在太平洋、里海、贝加尔湖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然而，也正由于疆域过于庞大，突厥无法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到了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这两部分在与隋朝的战争中继续分裂，东突厥向隋朝投降，西突厥则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

隋文帝对突厥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成功地维持了突厥的分裂状态。但到了隋末炀帝时期，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两突厥都重新崛起。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西突厥在射匮可汗的领导下完成了复兴，建立了西突厥汗国，形成了以中亚和西域为核心的强大游牧国家。

同样是在公元611年，东突厥也迎来了一位新的可汗——始毕可汗。在这之前，东突厥已经成了隋朝的臣属，但随着隋朝的衰落，始毕可汗加强了与隋朝的对抗。仅仅四年后的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为了应付突厥人煽动的北方边疆各民族起义，隋炀帝率军北上，却在雁门（现山西代县）被始毕可汗的数十万骑兵围困长达一个月，后由于援军的到达而解围。这次事件也预示着中国北方的霸主，已经从中原转移到了东突厥。

到了隋末大乱，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起兵时，整个中国北方防线上各路诸侯几乎都以突厥人为宗主。除了李渊之外，向突厥称臣的军阀不下九人，有的甚至还接受了突厥人的封号。事实上，李渊在起兵后，为了防止突厥以及他们的附庸在背后突袭，也备了大量的礼物，放低姿态向始毕可汗称臣，并向突厥许诺一旦获得了都城，他们只要人和土地，金银财宝都归突厥所有。李渊父子依靠与突厥的和平，引诱突厥放弃对其他附庸的支持，占领了长安，最终统一了中原。

到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立刻感觉到出现了机会，在投降他们的汉人鼓动下，率领十余万人向长安进发。他们来到长安附近渭水上连接两岸的便桥以北，接下来，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故事。

按照这个故事所说，刚刚即位的太宗李世民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来到了便桥以南，与突厥人隔水相望，太宗在马背上义正词严地指责突厥乘人之危，这样违背道义的事情怎么可能获胜？果然太宗的指责有了效果，第二天，感到理亏的突厥人前来请和，双方在便桥上斩白马而盟，之后突厥人回兵，放弃了进攻。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仁义之主”，唐太宗在突厥人回兵时并没有掩杀，甚至当群臣问他为什么不乘机袭击突厥的军队时，他还说了一大通道理。原来，突厥人来的时候，太宗已经派人抄了他们的后路，形成了夹击的局面，可以借此打败敌人，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突厥人才不得不选择了求和。而皇帝之所以不在对方归途中进行袭击，是考虑到自己刚上位，要与民休息，不要随便打仗。

通过这一段话，唐太宗仁义之君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这样的说辞却可能掩盖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当时更强大的一方，突厥人之所以撤退，并非是感受到了唐太宗的仁义，而是因为接受了贿赂。

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这次便桥之盟反而让唐太宗意识到，突厥人才是他最大的敌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唐朝开始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对付东突厥。与此同时，由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发生了冲突，导致东突厥内部发生了分裂，突利可汗投靠了唐朝。之后，各个部族纷纷背叛了颉利可汗，唐朝乘机出兵。在李靖、苏定方等人的率领下，唐军最终击败了东突厥。就在便桥之盟四年后的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强大的东突厥就消失了。

而西突厥也在和唐朝的战争与和平中起起落落，最终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被唐太宗的儿子高宗皇帝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