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牧野灭殷（1 / 2）

伐纣大军汜水渡河

周武王启程出发的日期有两种说法，《尚书·武成》说是在一月癸巳，即周武王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前1047年12月20日），《逸周书·世俘》则说是在二月丁未，即周武王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公元前1046年1月3日）。哪个说法对呢？从西安附近的丰镐到河南淇县的朝歌，至少有600千米。如果是癸巳日出发，甲子日战于牧野，一共行军31天，每天走20千米，较为合理。如果是丁未日出发，至甲子日，共行军十六七天，每天要跑三四十千米，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缺乏机械化车辆投送兵力，显然难度颇大。

伐纣大军包括周人、“友邦冢君”和西南地区的庸、羌、髳、蜀等八大方国、部落，有的已经先行出发了，在黄河岸边等候着。武王搭乘的是大马车，马车上还放着周文王的神主牌。古代帝王行军作战、巡狩或离开国都出远门时，经常带上祖宗灵牌或者社稷神牌一道同行，以祈求平安。

利簋铭文

马蹄铮铮，旌旗飞扬。武王和吕尚等君臣带领四万大军，千余匹马，浩浩荡荡，一路东行。走过240千米长的崤函险道，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过黄河，灭了纣王。

周武王和伐纣大军在哪里渡河？

史书上的记载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孟津。《史记·周本纪》中载，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尚书·泰誓序》也说“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另一说是汜水。《荀子·儒效》中叙述武王伐纣时，不说在孟津渡河，而是提到“武王之诛纣也，……至汜而泛”。先秦时期，汜有三处，一在河南襄城县南，二在河南中牟县南，三在河南荥阳汜水镇、成皋虎牢关附近。武王伐纣要渡河北上，所以只能是成皋虎牢关附近的汜水。

千百年来，世人对此二说聚讼不休。从行军实践、文献考察、当时形势来分析，周武王应当是在汜水渡过黄河的。

司马迁说，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伐商大军在盟津（孟津）全部渡过黄河，二月甲子抵达殷郊牧野。十二月戊午是殷历，二月甲子是周历。伐纣之战是一次集中压倒性兵力，对一座城镇朝歌或者安阳殷都，发动快速而又致命的一击，所以必须轻装前进。在当时落后的条件下，物力、人力有限，300辆战车和1000多匹战马很难在一天之内全都运到黄河对岸去。从戊午至甲子，共7天，孟津与牧野相距200多里，武王在6天之后赶到牧野，每天要走70里之多，这个也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尉缭子·武议》中说：“三军成行，一舍而后成三舍。”是说先秦之时每天行军不过一舍，即30里。宋代《武经总要·卷五》中也记载：“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干粮，六十里食宿。”这是说，军队每行10里，就要休息，每走30里，就要吃饭，每走60里就疲惫不堪，不得不睡觉。所以周人戊午渡孟津，甲子战于牧野，违背了当时的实际行军速度。

更可疑的是，司马迁在叙及武王伐纣一事时，前一句话用的是殷历（十二月戊午），后一句用的是周历（二月甲子）。司马迁一向治学严谨，绝对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的。这是因为史料来源不一，司马迁无法辨真伪，只好照录原样，都保存下来，以供后世鉴定。出土的利簋铭文证实了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戊午渡孟津之说来源于《尚书·泰誓序》，显然是后人虚构的。

《尚书·泰誓序》是西汉时期儒家讲授《尚书》时所作的。《泰誓》三篇都已经散失，西汉初年所见的《尚书》，共28篇，并没有《泰誓》。现存《泰誓》三篇，被认为是后人的伪作。因而近代学者曾运乾认为，“此晚出古文所传之伪《泰誓》，均非孔壁真本”。所以，《泰誓序》中所言“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可信度不足。

而且孟津渡河之后，就是殷商晚期商王重点经略的田猎区。周武王观兵孟津，已经惊动了商纣王。倘若周武王再次在孟津渡河，势必遭到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上各地驻军的阻击或围攻，被迫在太行山南麓与商军展开激战，挨打被动。这样就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彻底失去批亢捣虚、直扑朝歌空城的先机。

《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精通兵家谋略的周武王、吕尚君臣们，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小邦周”克“大邑商”，只能采取出奇制胜的袭击战术，不会蠢到“作茧自缚、处处被动”的地步。因而，控制商纣王统治基础最薄弱的郑洛区，选择远离孟津的汜水（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南十五里处）渡河，是当时周武王伐纣最好的进军路线。

汜水发源于河南新密，缓缓北入黄河。汜水入河口在孟津以东150里处，附近地势险峻，后世在此筑有虎牢关，堪称洛阳盆地的钥匙，有“中原之枢”的美誉。而且距离朝歌不过200里，渡河之后，一马平川，可迅速插向商纣王的“心脏”，收奇袭之效。

周武王在汜水渡河北上，除了《荀子·儒效》中的记载，还有许多早期文献作佐证。如《吕氏春秋·贵因》中提到，武王伐纣至鲔（w0i）水。鲔水在今河南巩义市以北，孟津以东50千米处。《水经注·河水》中说，“县北（即巩义市）有山临河，谓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吕氏春秋》称武王伐纣至鲔水，纣使胶鬲侯周师，即是处矣”。再者，《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后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根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卷《河南府古迹考·孟津县》中的记载：“扣马村在县东三十五里。相传周武王伐纣，师会孟津，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即其地”。伯夷、叔齐的扣马之地，就是孟津渡口以东，两人的隐居地首阳山也在今河南巩义市附近。

有学者为了合理解释《荀子》记载的武王伐纣路线，别出心裁，认为武王十一年伐纣时周师的出发地，并非丰镐，而是在成师（洛邑）。从丰镐至朝歌，必须途经四五百里长的崤函险道，“而千辛万苦，艰险异常，到盟津后再回丰镐？两年内再来，这恐怕是不可能”“太公、周公、武王都不是无能之辈，他们两次东征，不会徒劳往返，一次返后驻兵成师，二次遂自成师起兵。只有这样才能完满地解释荀子的话”。

可见，周武王伐纣是从孟津向东越过洛阳盆地，行经偃师、巩义而至汜水渡河。

当年成汤也是在汜水北渡黄河，而后在西边的孟津又渡黄河，绕到夏都斟鄩的西面，出其不意，灭了夏朝，奠定了六百年殷商王朝的基业。

历史就这么神奇，绕了六百年，又回到起点。

周武王率伐纣联军昼夜兼程，沿着黄河南岸郑洛区的谷地，直奔东边的汜水，一路畅通无阻。

东征之路

过夏朝旧都斟鄩之后，周武王遇到了东征途中的第一个障碍，竟然不是殷商军队，而是两个大活人，他们是孤竹国君之子，即伯夷和叔齐。俩兄弟挡在周武王的马车前，死死拉住马脖子上的缰绳，不让武王前行。

孤竹姓墨胎氏，也是殷商先祖契的一支后裔。成汤灭夏之后，念及同宗之谊，将其赐封于冀东一带（今河北卢龙县）。史书上称，伯夷、叔齐很有德行，父死之后谁都不愿意继位，所以逃走了。当然实际情况有可能跟太伯、虞仲一样，在争位中落败，不得不主动出走。

也许殷商与孤竹同宗的缘故，伯夷、叔齐不愿意看到纣王被灭，因此拦住周武王，斥责说：“父亲死了都不埋葬，就大动干戈，这叫孝吗？做臣子的，却起了逆反之心，这叫忠吗？”

周人听了大为光火，要把伯夷、叔齐杀了。吕尚说道，他们是有情有义之人啊！于是周武王放了二人，继续东行。殷商灭亡之后，伯夷、叔齐心中沉痛，不想吃西周的粮食，于是躲到首阳山去，采薇而食，最后饿死。首阳山在历史上有多处，今河南巩义西北的首阳山，也称为东阳萯山，曾经是夏王孔甲的狩猎胜地，应为伯夷、叔齐兄弟俩的最终归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事，贤也好愚也好，但是历史潮流浩浩汤汤，大势不可挡。

武王行至鲔水时，遇到了纣王的大臣胶鬲。鲔水是巩义的一条小河，应在首阳山不远处。

这回胶鬲不是来阻挡武王的。

胶鬲问武王：“你要去哪里？实话实说，不要骗我！”武王答：“没骗你啊，要去殷商，灭了纣王。”胶鬲又问：“什么时候到？”武王答：“甲子日到殷郊，你这么汇报纣王吧！”

武王与胶鬲的对话见于《吕氏春秋·贵因》，但是细细一想，其中颇为蹊跷。首先，胶鬲怎么知道武王会走此道，必经鲔水，所以在这里等候？再者，伐纣之战攸关殷商、周国的生死存亡，武王又怎会视战争如同儿戏，将决战的日期都让胶鬲通知商纣王？简直比春秋时期“蠢猪式仁义”的宋襄公更蠢百倍。

这只有一种可能，胶鬲已被周武王收买，充当周人的眼线，双方在鲔水商谈约定，甲子日举事，里应外合，共谋大业。《逸周书·武寤》中的“约期于牧，案用师旅”说的就是这件事。武王灭商之后，关于如何赏赐胶鬲的内应之功，周公旦与他在四内（今地不详）进行了多次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胶鬲“加富三等，就官一列”。除了胶鬲，失势的纣王庶兄微子启也暗通周武王，以世代封爵长侯为条件，反殷助周。所以《国语·晋语》中说“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将妲己与胶鬲列为殷商灭亡的两大罪人。伐纣之战，美艳的妲己成了商纣王的“猪队友”，而貌似忠厚的殷商贵族胶鬲和微子启，则成了周武王的“第五纵队”。

由于跟胶鬲约定在甲子日夹击纣王，因此尽管暴雨连绵不绝，周人已经疲惫不堪，军中伤病员一大堆，但是武王严令不得休息，昼夜不停地前进。武王的借口是：“已经让胶鬲将会战的日期通知纣王了，如果甲子日没赶到朝歌郊外，胶鬲就会因为失信而被纣王杀掉。我这么急行军，就是为了救胶鬲一命！”为了一个敌国大臣的性命，置全军安危于不顾，这恐怕是历史上最好笑的谎言之一。也真不知道胶鬲回去是怎么向他的主子汇报的。

伐纣联军昼夜星驰，行至汜水，每天的前半夜时，木星都在东面的天空冉冉升起。在古代星占学中，木星当头坐，称之为迎太岁，是兵家之大忌。但是武王全然不顾，因为时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要趁着朝歌还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杀纣王一个措手不及。

大军停在黄河岸边的牛头山，冒着倾盆大雨，准备渡河时，突然一声惊天响雷，武王马车前头的几匹马被雷震毙。船只到了黄河中流，波涛激涌，又是嘎吱一声，武王的帅旗折断了。军中大恐，就连一向淡定的周公旦也害怕了，说这是老天不佑周！

正当众人惶惶之际，彪悍威猛的吕尚再次扮演了定海神针的角色。吕尚说：“武王受天命而为，绝不会如此的！”吕尚在河中杀掉罪人，以祭河神，而后连击三鼓，身先士卒，渡过黄河。鼓声铮铮，催人奋进，伐纣联军跟随在吕尚的身后，迅速地上了北岸。

北进至邢丘（即古邢丘，今河南武陟县西南），由于连续数日大雨，黄河水位暴涨，到处一片泥泞，成了水乡泽国。武王的马车深陷泥潭之中，进退不得，帅旗又嘎吱嘎吱，折断成三段。这回武王也心旌动摇曳，让散宜生占了一卜，结果龟甲上的裂象很不吉利。散宜生大为泄气：“连续出现了四次凶兆，看来纣王伐不得。”

武王问吕尚：“现在还可以伐纣吗？”吕尚回答：“不要担忧，马车陷深水，这是洗濯甲兵，旗杆断三折，这是兵分三路，如此必能斩纣王之首，吉兆啊！”于是武王下令在邢丘休整军队，并将邢丘改名为怀宁，寓意伐灭殷商，天下大宁。

大军自怀宁北上，行至获嘉。据说百姓早已恨透了商纣王，听到武王到来，纷纷箪食壶浆，以迎义师。武王与诸侯、百姓歃血共盟，誓灭商纣王。

自获嘉北上数十里，到了共头（今河南辉县境内的共首山），不料又遇天灾，发生了山崩。泥石流滚滚而下，武王弟霍叔处吓得浑身颤抖，说：“走了三天，降临五次灾害，这行吗？”周公旦回答：“殷商比干剖心，箕子被囚，蜚廉、恶来当政，纣王如此罪恶，怎么不行！”

东进的道路被山崩封死了，伐纣大军只好掉头向南。周公旦下令挑选精壮战马，继续前行。翌日清晨抵达戚（今河南辉县赵固村），大军在此炊饭用餐，夜晚宿于百泉（今河南辉县百门泉）。戚与百泉相距二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行程。百泉北面是豫北山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马平川的牧野，那里将成为历史的大拐弯处。

周武王眺望黑洞洞的东北面，隐约可见一片灯火，那是商纣王的大军！

这一天，是武王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公元前1046年1月18日），两天之后，王朝更迭的决定性战争将正式打响。

商纣王的家底

殷周决战，早在商纣王的预料之中。武王观兵孟津，向殷商示威之后，纣王一度准备先发制人，攻打周人。各种诡异的征兆也预示着殷商与周国之间，将爆发一场惨烈的战争。如乌龟身上长出了毛发，兔子头上长出了角，有一种被称为夷羊的怪兽在牧野现身，这些都是“兵甲将兴”的预兆。

但是，商纣王万万没料到周武王会来得这么快，而且快杀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从胶鬲口中获知周人大军杀气腾腾，直奔朝歌而来，殷商君臣惶惶然，朝歌城中处处弥漫着恐慌的氛围。因为商军主力都派驻在外，朝歌和安阳“大邑商”已经没有几个士卒了。

武王伐纣之时，商纣王手下到底掌握了多少人马？先来看看殷商军队的编制和来源。

殷商军队按兵种可分为步卒、弓箭手、车兵和骑兵。步卒数量庞大，弓箭手也不少，卜辞中有“百射”“三百射”的记录，说明一支弓箭部队的最高人数可达三百人。车兵虽然存在，但是装备落后，殷商晚期的战车基本上就是商王日常出行、狩猎时乘坐的马车，没有打造专业的军用战车。战车制造技术还停留在六百年前的成汤时代，而且从出土的战车情况来看，稳定性和灵活性均不如周人。车战武器更是缺乏，只有三分之一的战车配备弓箭。骑兵数量少得可怜，与车兵一样，在交战中都无法对周人形成威胁。

殷商军队按驻地和职能，可分为禁军、戍卫军、族军和地方军。

禁军包括京畿、王宫卫队，以及商王侍卫军。侍卫军在卜辞中称为多臣、多隶，相当于周人的虎贲、虎臣，是殷商军队中的精锐。多臣、多隶通常由非自由民、羌人组成，还有一部分贵族子弟，他们的长官称为寝，地位在亚之下。京畿、王宫卫队在卜辞中称为多马卫、多射卫、多犬卫，他们除了拱卫京畿重地，还担负起治安警察的职责。

戍卫军，是指商王派往某地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有些要长期戍卫边关重地，有固定的服役期。

族军，属于王室贵族的家族部队，卜辞中也叫王族、子族、多子族。

地方军，就是方国诸侯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如纣王征夷方时，攸侯喜麾下的地方军就参与了战斗。

殷商军队的编制主要是师、旅、大行、行，通常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在作战时相互配合、支持。行是最基层的战斗团队，每个团队约一百人。左行、中行、右行，组成一个约三百人的大行。左大行、中大行、右大行组成一个旅，千人为旅。三旅为一师，三千人。殷商征方国时通常出动三千人，也就是一个师。

但在武丁时期，军队编制并没有额定的人数，有时候三千人为一旅，三旅即左、中、右旅为一师，包括九千名步卒以及车兵等部队，共一万人。卜辞中记录，武丁的“巾帼英雄”妇好有一次三千登旅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商王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独掌征兵、统兵、调兵大权。征调的兵员主要来自“众”“众人”，也就是农耕劳作者。“众”属于自由民，社会地位略高于非自由民“臣”“隶”。这说明殷商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闲时务农，战时为兵。商王征调兵员时，称“共人”或“登人”。

在殷商王朝的最后时刻，商军分散各地。《帝王世纪》中记载：“武王乃率诸侯来伐纣，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七十万人，距（拒）周于商郊之牧野。”容闾，是指江淮地区。浦水，在今山西境内。另外沭河以东，今山东莒县附近的上虞，驻扎一支重兵，用以镇压东夷族的反抗。在最后的关头，纣王的“铁杆粉丝”有五十个方国诸侯，他们接到纣王的“勤王诏令”，也会派兵驰援朝歌。

在大决战之前，纣王拥有的兵力即使没有七十万那么多，至少也有一二十万。但是太过于分散，武王已经兵临朝歌近郊，火烧纣王眉睫，商军主力却还驻在千里之外的容闾、浦水、上虞，远水解不了近渴。朝歌和安阳“大邑商”危若累卵，殷商王朝命悬一线。纣王只好下达紧急“登人”的命令，从自由民甚至奴隶中强行征兵。

可是纣王能征到多少兵呢？这取决于安阳殷都的居民总数。根据考古研究成果，盘庚初迁殷都时人口有万余，武丁前后人口暴增，有七万至十万人。文丁时期增至十四万人，到了帝乙、帝辛之际，大概在二十三万人上下。

殷商时兵源主要是自由民，纣王时期安阳殷都的二十三万居民中，王室贵族及中小贵族约占人口总数的7%～10%，自由民约占82%～87%，非自由民包括奴隶和羌人约占3%。安阳殷都居民性别比严重失衡，男女比例为2∶1，男性居民超过十五万人。社会人口自然构成以男性中青壮年和青年女性为主。以此估算，纣王强行征募的士卒在十万左右，加上王宫卫队、纣王的侍卫军、隶属于贵族的族军以及最后驰援抵达的地方部队，总数十二三万，是伐商联军的三倍多。而十二三万这个数字，也远远低于史书中记载的七十万，或者后人臆测的十七万。

陈兵牧野

当周武王夜宿于百泉之时，商纣王的抵抗力量已经在牧野集结完毕。牧野，就是朝歌南郊的总称。古称国都之外为郊，郊之外为牧，牧之外为野。朝歌以南的数十里区域内，土地平坦，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所以也可称为牧畜之野。

商纣王选择牧野为战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朝歌缺乏坚固的城防体系，安阳殷都也没有城垣，小屯殷墟宫殿区周围只有一条武丁时期开挖的人工壕沟，东西约650米，南北1100米，深5米，宽10～20米之间。武丁之后，由于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王宫、京畿守卫制度，因而忽视了城垣的建筑。所以城市防御战一旦打起来，就是惨烈的巷战或者王宫保卫战。

假如商纣王能够设法与武王周旋到底，化空间为时间，等待各路援兵来临，胜负犹未可知。但是商纣王太自负了，他对战胜周武王信心十足，认为自己拥有三大优势：（一）兵力占优势；（二）周人远来疲惫，商军以逸待劳；（三）纣王多次远征夷方，野战经验丰富。

所以纣王毫不犹豫地在开阔平坦的牧野上，摆开阵势，布好战线，准备与周武王一决生死。《尚书·武成》中说：“甲子昧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商军成梯次排列，第一梯队是强行征召而来的自由民，第二梯队是王室子弟、恶来和费仲等大小贵族的族军，第三梯队是王宫卫队和纣王的侍卫军。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周武王来战！

二月二十一日癸亥清晨，伐商大军自百泉朝着东北继续开拔，行走了一天，一二十千米，在夜晚抵达牧野。周武王下令停止前进，摆开队形，就地过夜休息，以消除一天劳顿的疲倦，养精蓄锐，迎接明早的恶战。

伐商大军队形还没有拉开，突然间又下起暴雨来。雷电轰鸣，天空晦暗，牧野上漆黑一片。大军统帅吕尚激动地大叫起来：“太好了！雷电，是天帝在响应我军的脉动！”

初春寒风料峭，然而伐商大军必胜的信念，让他们炽热的激情如同愈燃愈旺的烈火。在暴雨之中，士兵们齐声高唱，伴随着有节奏的战鼓声，欢快地舞蹈起来，丝毫不见疲倦之色。

牧野之战天象示意图

暴雨下了一整夜，翌日凌晨时分终于渐渐停息了。

这一天是周武王十一年（帝辛三十祀）二月二十二日甲子，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尚书·牧誓》说：“时甲子昧爽。”昧就是平旦、寅时，凌晨三时许。暴雨过后的牧野上，到处弥漫着清新的气味。这种清新之感，令所有的人都终生难忘。他们用一个“爽”字来形容。爽，就是精神上轻松，身体上愉快。这就是牧野大战前周人对生死的一种切身体验。

战争，有生还，也有死亡。周武王的伐商大军都称得上是无畏的勇士，他们将成为最伟大的胜利者，留名于青史。

被暴雨洗涤过的夜空异常明澈。这时候人们抬起头，发现了夜空中奇异的天象——木星正当中天，尤其显眼。七天之后，武王身边的史官——右史利，将当时亲眼所见的天象铭刻在一尊青铜器上。这就是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二字。

除了木星现于中天，在牧野之战前后的真实天象还有月亮落在房宿，太阳在箕、尾二宿之间，日月会合于斗宿，火星在女、虚、危三个星宿之间，太阳与水星同时落在北方七宿，也被史官忠实地记录下来。至于东汉桓谭《新论》称，“甲子，日月如连璧，五星若连珠”，是后人不实的附会。

在那个深信天命和鬼神的遥远年代，这些天象被周人视为上天的启示，成为证明“武王革命”合法性最有力的证据，让神圣的“天命”概念，能够在笔端下描绘出来，真真切切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不再那么虚无缥缈。

战争中士兵的情绪和心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周人从天象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未来。这促使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依然面不改色、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地杀敌。

时值夜将明而未明，商军严阵以待，飘扬的旌旗在朦胧夜色中依稀可见。周武王下令点燃油脂火把，火光照亮脚下的道路。

东汉的学者王充说，周人点燃火把，是“权掩不备”。凌晨时分，纣王大军有的还在帐篷里睡大觉，有的已经被雨水浸泡了一个晚上，军心涣散，阵脚不稳，周人趁势发起猛烈的攻势。这是周武王为灭纣搞的两个阴谋诡计之一。另一个诡计是吕尚“奸谋惑民”，也就是喂朱砂给小孩子吃，让小孩子浑身赤红，待小孩子长大后，教他说：“殷商要灭亡了。”殷商民众看到小孩子全身上下红彤彤的，以为他是天神，倍加膜拜。所以听到“天神”说殷商要亡国了，就真的认定纣王快完蛋了。

王充治学态度严谨求实，吕尚喂小孩丹砂的事看似荒唐，也并非空穴来风。但周人擅长运用心理战术，来瓦解敌国的民心与士气，却是不争的事实。周人也善于鼓动民心，激励士气。上万个油脂火把映红了牧野的夜空，周武王身披轻甲，左手拿着黄金斧钺，右手举着白旄旌旗，面对满怀期待的数万将士，发表慷慨激昂的阵前演说，这就是著名的《牧誓》。

改变华夏文明的关键一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历数商纣王的罪行

周武王《牧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远矣西土之人！”——我们来自遥远的西方大地！

接着，周武王厉声训话，整肃现场气氛，号召将士举起手中的武器起誓，“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并宣告商纣王的三宗大罪，以鼓舞军心。

第一宗罪，商纣王唯妇人是用，宠幸妲己，荒淫乱政。

殷商时期，妇女地位之高，在古代社会是罕见的。这是因为殷商时期虽已是父系制社会，但它从母系社会过渡而来为时不长，在许多方面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特点。

殷商王妇直接干预政事，掌控国家的部分权力，主持祭祀典礼，甚至披甲戴胄，挂帅出征，涌现出像妇好那样杰出的女性军事家。她们还拥有自己的专属领地，指导农业耕作，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了半边天的巨大作用。这就是周武王在《牧誓》中指责的“牝鸡无晨”，以及“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但这并非属于周武王个人行为问题，而是殷、周两种文化观念冲突的典型体现。周族崛起于西方，以男权至上的观念来审视殷商妇人干政的政治状况，深为大惑不解。可见，殷周之间的王朝战争，观念上的冲突也是起因之一。西周建立之后，由于礼仪制度的严酷制约，将女性完全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与殷商相比，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

第二宗罪，商纣王废弃享祭宗庙，不信鬼神。

殷商自武乙之后，随着国家机器的强化，王权的巩固，以贞人、巫觋为代表的神权势力受到重击。殷商晚期的帝乙、帝辛，甚至用上了至尊神灵“天帝”的称号。这就宣告，商王就是帝，是天地之间最权威的人。纣王更是崇尚人本主义，淡化祖先鬼神崇拜。在尊祖崇宗的周人眼中，这简直就是罪大恶极，无法忍受。宗教祭祀和信仰上的冲突，也成了殷周战争的一条导火线。周武王灭商之后，敬天、尚德、尊祖、崇礼，由此发展了华夏文明。

第三宗罪，商纣王昏庸乱政，让小人得志，贤臣被遗弃。

殷商从立国之君成汤开始，就自称“余一人”，不断地强化王权。到了纣王时期，王权逐渐凌驾于家族权、宗教权之上。这与周人重视家庭伦理观念的传统格格不入，成为纣王的一宗不可赦的大罪。所以，周武王说纣王“遗其王父母弟不用”，狠批纣王无视宗族观念，摒弃同宗兄弟。

历数了商纣王的条条罪行，周武王申明军纪：“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你们不奋勇杀敌，临阵脱逃的，一律斩首！

最后，周武王端正衣冠，敬告于天，说：商纣王无道，荼毒百姓，欺凌诸侯，骄奢淫逸，毁国灭种。今日我替天行道，伐灭殷商！

随着武王右手一挥，白旄旌旗迎风飘扬。战鼓惊天动地，战马嘶鸣，战车滚滚，碾过泥泞、潮湿的大地。周人高声呐喊，向商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伐纣大军锐不可当，走如疾风，声如震霆。

激战牧野

牧野之战，大约在凌晨四时打响，交战地在朝歌城以南二十里。

伐纣大军摆出雁阵形，吕尚带领最勇猛的百夫长，组成一支突击队，身先士卒，冲向商军。周武王和他的虎贲之师，紧随其后。再之后就是三万名步卒、各部联军、“友邦冢君”的部队。

吕尚矫健的雄姿如鹰击长空，疾驰于牧野之上。四万名士卒在他的激励下，无不舍生忘死，勇往直前。

周人贵族在《诗经·大雅·大明》中，如此描绘了当时振奋人心的战场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