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武王伐纣（1 / 2）
周文王立太子风波
周武王是周文王的第二个儿子。文献对他形貌的描写也很夸张，身高九尺五寸，国字方脸，面色紫红，龙眉凤目，鼻子高隆，颌下有三须。史载，周武王的同胞兄弟共有十个，生母都是正妃太姒，还列出了十兄弟的名字：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
姬发是周文王的次子，周文王为何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姬发呢？
司马迁说，十兄弟中周文王最喜欢姬发、姬旦，常常把他俩带在身边。而伯邑考很早就过世了（《周庙志》说伯邑考寿二十一岁），所以立姬发为太子。但是伯邑考早逝的原因，司马迁并没有记载。据说是在文王羑里之囚期间被纣王杀掉，炖成肉羹给文王吃。这一传闻流行于战国时期，然而屈原《天问》中叙及周文王时，并未提到食子的事，可能不靠谱。所以司马迁没有采录该传闻，只是留下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意思是说伯邑考后人的封地不知道在哪里。
周文王时期曾经有一场不大不小的立嗣风波。出土的北大汉简《周驯》中记载，周文王为立太子的事而犯愁，他问谋臣闳夭：“我有四个儿子，或贵或爱，或长或贤，就是不知道该立哪一个？”贵、爱应是姬鲜、姬旦，长是伯邑考，贤指姬发。闳夭对立嗣的四条原则，立贵、立爱、立长、立贤一一作了评价，认为贤为嗣子的根本，贵而不贤、爱而不贤、长而不贤，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非徒亡国而已，又将伤其先人”——不仅仅导致亡国，更会累及先人的声誉。周文王听从了闳夭的建议，最后圈定贤能的姬发为太子。
伯邑考也很想当太子，但他有自知之明，看到群臣都站在姬发那一边，就自动引退了。伯邑考可能因立嗣之事，精神郁闷，导致早卒而无后，所以几个兄弟中独他没有封地。
周文王对姬发深寄厚望，耗费了很大的精力，生前反复告诫姬发，要仁政爱民、让利于民、慈惠温良！为了把姬发培养成一位合格的接班人，那位德高望重的吕尚自然成了姬发的老师。吕尚也对这个未来的主子倾心教导，修其正心，育其德行。譬如姬发有一个怪癖，嗜好臭咸鱼。一天，姬发拿着刀子，想要去切咸鱼。吕尚却把咸鱼撤走。姬发很不高兴，将这事告到周文王那儿去了。周文王问吕尚：“发儿那么喜欢咸鱼，你为啥不给吃？”吕尚回答说：“祭祀和宴会上，咸鱼都摆不得。怎么可以用这种违礼的臭东西来养太子？”可见吕尚对姬发用心之苦。
姬发也没有辜负周文王和吕尚的期许，汉简《周驯》里称“太子发勇敢而不疑”，赞扬姬发坚决果敢，是一个明智、理性的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周文王仁慈智慧，处处谨慎，那么周武王则更胜一筹，果断勇猛，充满自信，永不言败，属于开拓型的领袖。
周武王即位之后，任命吕尚为军队统帅，同母弟姬旦（周公）为辅相，姬奭（召公）、姬高（毕公）等为谋臣，组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领导团队，发奋图强，日夜不辍，以继承周文王的灭商大业。
周文王设下的局
根据史书记载，此时的商纣王却是一个彻头彻尾、残暴不仁的“独夫民贼”，与周武王的开明、睿智、果敢形成鲜明对比。商纣王所重用之人，都是奸佞之徒：主持朝政的是贪婪好财的费仲，负责军务的是喜欢搬弄口舌的恶来。
恶来是后世秦人的先祖之一，蜚廉的儿子。蜚廉善于奔走，恶来力大如牛，父子二人都效命于纣王。秦族起源于东方，后迁徙至晋陕一带，附属于殷商王朝。因而秦族首领也是殷商王朝的贵族。恶来可能是亚来的讹误，亚是殷商官职，来是名字。亚，频频出现于甲骨卜辞和西周金文，属于高级武官。恶来是殷商晚期商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吕氏春秋·当染》中说：“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司马迁也批评恶来善毁谗，喜欢背后说诸侯的坏话。实际上，恶来与崇侯虎都不是坏人，不但勇猛而且忠心，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在维护殷商王朝的统治。只不过因为立场差异，所以成了周人的眼中钉，被刻意贬损。
殷商也不乏受到百姓爱戴、周人敬佩的真正贤者，如比干、商容、祖伊，但他们都被商纣王冷落一旁，都没有好下场。
比干，是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名字为干，因采邑在比（今山西汾阳西北），所以称之为比干。比干生性耿直，对纣王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词。由于他的王叔身份，很令纣王忌惮，因而被纣王剖心杀死。比干犯颜强谏，流芳百世，被尊为圣人。
商容，真名失传，因为他是负责礼乐之官，知礼容，所以称之为商容。商容为人贤明，是一个不同政见者，受到费仲的排挤，只好退隐闾里。商容与纣王叔父箕子齐名，并称为“二忠圣”。祖伊也是殷商贵族，看到纣王长着一颗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脑袋，屡谏不听，失望而去。
然而，纣王“亲小人，远贤臣”的恶行都是周文王设下的局。周文王为了瓦解殷商统治阶层，采取了离间分化的策略。费仲之类的佞臣，是周文王极力扶植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到纣王的宠幸，堪称商朝王廷的“猪队友”。
周文王有一块精致的玉版，纣王让胶鬲去索讨，周文王故意不给。纣王又让费仲去索讨，周文王爽快地给了他。因为胶鬲出身卑微，“举于鱼盐之中”，来自鱼盐贩子，是个贤人。周文王不想看到殷商贤人得志，希望纣王身边被一群阴险小人、无道佞臣团团包围，使他迷失方向，走上亡国丧身的不归路。周文王分化殷商统治阶层的手段大致如此。
对于比干、商容、胶鬲之类的贤人，周文王能收买则收买，为己所用，胶鬲后来就暗通周文王，成了伐商的“第五纵队”；对于收买不了的就借刀杀人，设法除掉，免得资敌。像崇侯虎、恶来那些忠勇双全的武将，是抵抗周人大军的中坚力量，只能在战场上予以扫灭。
为了颠覆殷商王朝，周文王及其谋臣真可谓处心积虑。王朝战争就是一场肮脏的游戏。
周文王从羑里脱身回到岐周之后，看到岐周实力不及殷商，自己不是纣王的对手，突然变得荒淫糜烂，制玉门，筑灵台，击钟鼓，甚至相女童（嬖幸幼女）。当然，周文王自甘堕落，是为了欺骗对手，使纣王丧失警惕心。纣王闻讯后，果然中计，大喜道：“西伯昌改道易行，我高枕无忧了。”于是更加残暴，周文王的计谋得逞了。
周武王问政
周文王将荆条上的尖刺一根根拔除干净，留给太子姬发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条了。幸福的太子登上王位之时，接手的是一个人才济济、兵强马壮的强大国家。而他的对手商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王朝，君主荒淫，臣属无能，诸侯离心，军心涣散，百姓困顿。
战国中山王□铜鼎及鼎上的《武王诫铭》
《武王诫铭》释文：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昔者燕君子哙睿□夫悟，长为人宗，于天下之物矣……”
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力量的天平严重向周人倾斜。难能可贵的是，周武王并未因此而盲动。他怀着戒惧惕厉之心，践阼才三天，就虚心向老师吕尚求治国强兵之道。
周武王问政的内容记录在《武王践阼》中，出土的战国楚简和西汉文献中都有这篇文献。践阼，就是登上王位。武王即位之后，并未改元，而是自称太子发。因为太姒梦中，在殷商王庭种下梓树的是姬发，所以姬昌、姬发父子同时受天命，延续文王的受命纪年当然顺理成章。
尽管竹简和文献里都掺和了战国儒家、道家等学说的观点，但是武王问政之事并非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河北平山县一座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王□（cuó）大墓中，挖掘出一件青铜鼎，铭文上赫然出现了《武王践阼》中的一句格言：“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这尊中山王□铜鼎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8年，与屈原同时期。两千三百年前的古人是不会撒谎的，《武王践阼》的历史可信度颇高。
周武王践阼之后，到底向吕尚求教了哪些治国之道？
武王问吕尚：“你可否用不到十句话，概括让国运百世昌盛之道？”吕尚回答：“能。”于是周武王站在南边，脸朝北面，洗耳恭听吕尚的教诲。
吕尚说：“意志压倒私欲国家昌盛，私欲压倒意志国家灭亡。意志胜私欲百姓顺从，私欲胜意志百姓造反。戒惧压倒轻慢带来吉利，轻慢压倒戒惧带来灾祸。无戒惧之心就无法求正道，无法求正道就乱政。乱政者使国家灭亡，戒惧者传至万世。使百姓不造反而顺从，百姓就愿意为我所用。”
哈哈！吕尚只说了五六句话，不到十句。吕尚所言的正道核心就一个字“敬”，意思是戒惧。治国理政必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常怀戒惧敬畏之心，国运才能万世永隆昌。
虽然不到十句话，周武王听了却倍感恐惧，汗流浃背。于是他在随身物品、器皿上铭刻下几句格言，朝夕面对，以此来警示自己。这就是著名的《武王诫铭》。
《武王诫铭》有七处。
草席四个角，席前左角写着“安乐必戒”——居安思危，席前右角写着“毋行可悔”——不要做会后悔的事，席后左角写着“眠之反侧，亦不可不志”——睡中辗转反侧时也不要忘记，席后右角写着“所监不远，视迩所代”——殷鉴不远，教训就在你的眼前。
门扇转轴上写着：“皇皇惟谨，怠生敬，口生诟，慎之口口。”——务必谨慎，话能招致恭敬，也能招致诟骂。言辞要慎之又慎。
镜子上刻着：“见其前，必虑其后。”——见其前更应思其后。
盥盘上刻着：“与其溺于人，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溺于人不可救。”——与其溺于小人中，毋宁溺于深渊中，溺于深渊还可游，溺于小人不可活。
楹柱上写着：“毋曰何伤，祸将长；毋曰胡害，祸将大；毋曰何残，祸将延。”——不要说有啥伤害呢？灾祸马上就来了。不要说没啥伤害吧？灾祸马上就扩大了。不要说去残害什么？灾祸马上就延长了。
权杖上刻着：“恶危？危于忿连。恶失？失道于嗜欲。恶忘？忘于贵福。”——在哪里会出现危难？危难产生于愤怒之中。在哪里会失道？道在嗜好和私欲中失去。在哪里会忘怀？忘怀于富贵之中。
窗户上刻着：“位难得而易失，士难得而易外。”——宝座得来难，失去容易；人才得来难，流失容易。
周武王的诫铭，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无不散发出耀眼的智慧之光。他强调“敬”的功用与价值，“敬”就是警惕、戒备，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这是理性的光芒，一位真正的王者应具有的品质。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经世修身的圭臬。难怪两千三百年前的中山国王□会对周武王的盥盘诫铭着迷，并将它镌刻在青铜鼎上。
周人灭耆国
武王践阼之时，殷商王朝已经处在亡国的前夜。各种骇人的诡异现象层出不穷，诸如五星聚于房，鬼哭山鸣，亳都连续落下十天的土灰；六月大雪纷飞，或者下起雨血雨灰，天降陨石，大的如瓮缸，小的如簸箕；等等。
朝歌城角落里有个小酒杯，突然飞出一只乌鸦。商纣王大为惊讶，让一位贞人来占卜吉凶。贞人说：“以小生大，这是罕见的吉兆。国家必多福，大王的英名也将倍加显耀。”这话纣王爱听，从此他整日沉溺于扬名立万的幻象之中，不理朝政，更加荒淫。殷商王朝就像斜坡上的滚石，加速滑向覆灭的深渊。
既然天命已经在抛弃商纣王，那就应该顺天意而为之。
武王践阼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受命八年（公元前1049年），周武王出兵大举进攻耆国。武王征伐耆的事件不见史传文献，只有清华简《耆夜》中记载。一经发现，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引发激烈争议的焦点在于，攻打耆国的究竟是周文王还是周武王？
司马迁说伐耆的是周文王，而且也得到了上博楚简《容成氏》的证实。清华简《耆夜》却有武王征伐耆的记载。对此，学术界讨论得很热闹。一会儿有人说清华简《耆夜》是伪文献，不靠谱，伐耆的是周文王；一会儿又有人说，耆国在殷商王畿范围之内，宋代就有人怀疑周文王这么一位大圣贤，断断不会以下犯上，杀入殷商的王畿之地，伐耆是武王的事，如今终于被出土文献所佐证；一会儿又有人说，两人都攻打过耆，但不是同一个小国。
那么真相如何呢？
周文王、周武王都伐耆，而且是同一个耆，都在今山西黎城县。山西黎城县出土了西周时期的楷侯宰铜壶，铭文中有“楷侯宰”。根据音韵学知识，“楷”与“皆”“耆”“黎”等是可以通用的，证明了古代山西黎城县确实存在一个耆国。而这个耆国，就是周文王、周武王都征讨的耆国。
耆国是一个叛服无常的国度，被周文王打败表示臣服之后，趁文王死去而又猖狂叛离，不听从周人的号令，所以就有了周武王的第二次征耆之战。
周文王受命四年（公元前1053年）第一次伐耆，四年后周武王再次伐耆。为什么周人会对耆国如此执着呢？因为耆国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且周文王伐耆时，阴沟里翻船，栽倒在纣王手里，被囚禁在羑里。这是岐周的奇耻大辱，武王如果不能一雪此恨，何以立威？又怎么率诸侯伐商？
耆国所在的黎城县，距离安阳殷都不过百余千米，地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交界点。华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自古以来有八条险峻异常的交通孔道——太行八陉。其中有一条自河北临漳至山西长治，称为滏口陉。殷商时期，滏口陉是安阳殷都与西北众多方国之间往来的最主要通道，也是汾河谷地通往殷都的捷径。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脉中部的峰岭上，平均海拔超过八百米，是太行山区地势最高的县城，是滏口陉的咽喉要道，千百年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周人灭了耆国，就切断了殷商与西北方国之间的联系，进而将今山西地区收归囊中。而且站在太行山的顶峰，居高临下，不到几天就可以杀到安阳殷都。
史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九州中只有青、兖、冀三州属于殷商的势力范围，其余六州都依附周人。而青、兖二州，是东夷所居之地，叛服不定，殷商的统治摇摇晃晃。
冀州很广阔，从今陕西渭南华山到今河北燕山之间都是，只要控制了今山西，周人基本上就拥有了冀州，安阳殷都和朝歌就成了纣王仅有的两座孤城。所以，对纣王来说，耆国是一块绝对动不得的奶酪。周文王伐耆，挑动了纣王的敏感神经，纣王不顾连年东征夷方的疲惫，出兵一战而擒文王。
周武王兴兵再伐耆，是在受命八年（帝辛二十七祀，公元前1049年）的深秋，距离文王去世的时间不长。所以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伯夷、叔齐痛骂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你的父亲还没有下葬，你就大动干戈，这是孝顺吗？
武王如此着急出兵，一是他对羑里之耻耿耿于怀，报仇心切，二是立威天下，消除诸侯对自己的疑虑。因而伐耆之役，武王御驾亲征，志在必得，吕尚辅佐，毕公姬高为主将，周公姬旦、召公姬奭、辛甲、作册逸等国中精英全员出动，军中锐卒也整装出发。辛甲的采邑在长治盆地，是这次战争的前进据点和后勤基地。
此时纣王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力迎战。周人出动战车，将士披甲戴胄，士气高涨，一举攻克耆国，洗雪了四年前的文王之耻。
武王赋诗
大胜之后，周武王凯旋，在文王太室告慰文王在天之灵，并举行饮至典礼，以庆贺这个伟大的胜利。饮至典礼是战争之后，献祭于宗庙、犒赏三军的隆礼，内容包括献俘授馘（guó）、饮至大赏、征会讨贰，也就是清点伤亡和斩获数量，大摆庆功酒宴，论功行赏，举行军事演习，准备下一轮的战斗。当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酒宴行赏。
清华简《耆夜》记录了这次酒宴上，武王君臣尽兴吟诗的情景。酒宴在夜晚举行，地点是祭祀周文王的镐京文王太室。太室，属于殿堂式建筑，建筑布局可以从岐周宗庙看出。有东、西、北三墙，东墙称之为东序，西墙称之为西序。庙堂东侧称东厢，西侧称西厢。北墙开有门窗，通往庙堂后的室。南面无墙，但东西两侧都有石阶，东阶称为阼阶，西阶称为宾阶。周武王走东阶，群臣走西阶。
推测当时武王君臣的具体座次是，武王居中，东厢坐着东道主周公旦，辛甲旁坐，西厢是这次酒宴的客人毕公高，召公奭陪坐。作册逸负责记录，他是武王的国务秘书，在文献中又名尹逸、史逸。吕尚是军队统帅，因而被武王任命为司正，以军纪监酒。这不是寻常百姓的聚餐吃饭，而是国家最高层次的宴会，必须铁面无私，赏罚分明。在周成王一朝，周公旦、召公奭、作册逸、吕尚这四位元老，被尊为“四圣”。
这次酒宴，周公旦做东，请毕公高喝酒吃饭，当然所有的开销由周武王买单。这说明伐耆之役，毕公高担任主将，居功至伟。其后武王将毕公高的一个儿子赐封于耆，称为楷伯。所以有一件青铜器铭文中，楷伯自称“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周武王先致开场白，举起爵杯，敬毕公高，即兴赋诗一首《乐乐旨酒》：
我们畅饮美酒，宴请毕召二公。
兄弟诚信仁爱，百姓臻于和同。
将士威武雄壮，灭耆气势如虹。
速速饮下此杯，美酒无始无终。
向毕公高祝酒之后，武王又举起爵杯，再敬周公旦，也赋诗一首《 （yóu）乘》，接着轮到做东的周公旦赋诗庆贺毕公高和武王。
君臣畅饮正酣之际，一只蟋蟀跃到堂上。蟋蟀是候虫，候虫知时节。周公旦睹物思情，勾想起一桩桩往事，从文王受命到羑里之囚，再到伐崇、迁丰，最后文王之死，感叹时光的流逝，慨然吟诗一首。这首诗就是著名的《蟋蟀》，后来毕公之子受封耆地，此诗也被带到今山西去。由于受人喜爱，广为散播，最终收入《诗经》，成为千古传颂的瑰丽奇章。
周公旦在宴会上吟唱的《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文本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117个字，其中15个字漫灭不清，后者只有96个字。前者文本较为松散、原始，后者句式整齐划一，都是四言句式，有很明显的加工与再创作痕迹。简单地说，《诗经·唐风·蟋蟀》是《耆夜·蟋蟀》的缩写版、改写版。
不过，两首《蟋蟀》的诗旨一脉相承。《诗经·唐风·蟋蟀》的写作背景是，今山西太原一带民风俭朴，终年劳苦不休，而当时的国君晋僖公沉溺于游猎赏玩，生活奢靡，所以诗歌婉转相劝，希望晋僖公行乐之际不要忘记了老百姓的疾苦，要适可而止。《耆夜·蟋蟀》写于伐耆大胜之后的欢庆酒宴上，核心思想是“康乐而毋荒”，也就是有节制地行乐。周公旦身为杰出的政治家，未雨绸缪，提醒武王君臣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胜更须戒骄；不能纵乐过甚，要时刻谨记伐商大业尚未完成，未来的路还很漫长，还很艰难。
在那一夜的酒宴上，周公旦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他写给毕公高的诗中有这么两句：“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慆。”——大王有美酒，我担心失礼被太公望罚酒。喝酒就要一醉方休，但是明天不要犯错误。这两句诗其实是说给周武王听的，提醒周武王勿忘周文王的临终教诲——《保训》，要恪守中道，戒惧惕厉，胜不骄败不馁，方能成就大业。
伐耆之后，黄河以北的冀州之地基本上被周人控制。站在高高的太行山上，眺望东方辽阔的华北平原，一切尽收眼底。殷商王朝的心脏——安阳殷都和朝歌，已经暴露在周武王的锐利尖刀之下。
然而，周武王并未趁势直捣安阳殷都和朝歌城。这是为什么？
孟津渡河受阻师返
伐耆大胜之后，信心爆棚的周武王开始考虑进攻殷商王朝的作战计划。
《逸周书·和寤》中记载，周武王在鲜原（今陕西咸阳东北一带）召见伐耆之役中功勋卓著的毕公高和召公奭，共议伐商之谋时，教导他们要立足百姓，实行惠民、利民政策，那种腔调，与他刚即位时向吕尚求教的治国之道大同小异。可见，强国安民是周武王发动战争的目的。
为民谋福祉的战争，是圣贤的战争。为私欲而掠夺的战争，是暴君的战争。圣贤之战，虽然力量弱小，但是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彻底消灭比自己强大百十倍的敌人，这就是所谓的王者无敌于天下。圣贤爱惜民力，体恤士卒，所以慎战。他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发动没有把握的战争，让士卒的伤亡降到最少，让百姓承受的痛苦最低。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圣贤。
翦商夺取天下，是公亶父以降所有周人领袖的终极目标。从迁岐下，到迁丰镐，周与殷商的距离越来越短了，这个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了。
灭耆的第二年，也就是受命九年（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率众在毕原上杀俘祭天，宣布向殷商王朝开战。
22年前，周文王初禴于毕，誓言要推翻商纣王的暴政。所以周武王自号太子发，以继承父业为己任。既然是太子，就说明姬发此时是“无冕之王”，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纪元，而是沿袭了周文王的受命年号，否则姬发成“逆子”了。
父在子不得自专。周武王声称不敢擅自做主，讨伐纣王是尊奉文王的遗命。他在中军的帅车竖起了周文王的神主牌，以此来号令诸侯。
誓师时，司马、司徒、司空等高级官员，齐刷刷列队，倾听周武王威严的训话：“诸位，肃静！我本无知之人，只是祖上有德，才让我继承祖先的功业！现在已定下赏罚规矩，以后就按这个来论功。”
申明军纪，检验自己的威望之后，周武王的战车骨碌骨碌地向东方进发。
周武王从丰镐出发，要进攻大邑商（安阳殷都）或者朝歌，只能走崤函险道。崤函险道是上古时期关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最重要通道。此道东起嵚崟山（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硖石乡），西至潼关，全长240千米。此道地形异常复杂，险峻难行。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中说，崤函险道“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如果周人想推翻殷商王朝，就必须把崤函险道牢牢控制在手。周武王也确实这么做了。
这次行动，周武王与吕尚预先商讨过，大军通过狭长险要的崤函险道之后，在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南约10千米）渡过黄河，先占领原（今河南济源）、邘（今河南沁阳附近），以控制豫、晋之间的交通孔道——南阳走廊，而后向东北疾行，直取朝歌或者大邑商。
但是，军队在孟津渡口集合完毕，要渡黄河时，出了一连串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