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武王伐纣（2 / 2）
《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阳侯是传说中的一位诸侯，因溺水而死，化为水神。也就是说，周武王渡黄河之际，突然间波涛滔天，日月无光，天地一片晦暗。军中人叫马嘶，一片混乱。吕尚（一说是周武王）见状，左手高举黄金之钺，右手挥舞白旄旌旗，命令苍兕（掌管舟船的官员）：“你去统领大军，调集船只，速速渡河，迟到的一律斩首！”黄金之钺和白旄旌旗都是军中统帅指挥作战的信物，加上吕尚在朝歌肉铺练就的健壮双臂以及洪亮的叫声，让乱哄哄的队伍顿时安静下来。
周武王渡河，到了中流，一条白色的鱼跃上舟船，周人顿时欢呼雀跃。因为殷商尚白，白鱼入舟（周），这是周并吞殷商的好兆头。武王把白鱼杀了，用来祭天。在孟津渡过了黄河，上了北岸，又有火星从天而坠，落在王屋山脚下，化成一只乌鸦，浑身赤红色，叫声响彻云霄。乌鸦口中还衔着谷穗。贞人都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因为周族尚红，谷穗是后稷的魂灵。
两个兆象，似乎都预示着周将取代殷商。史书上称，这时候追随武王的诸侯有八百个（当然是夸张之词），他们纷纷云集孟津，与周武王会于钩陈垒。诸侯们异口同声，请求武王：“纣王可伐！”
天道人心都在周人这一边，周武王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尔等不知天命，还不能伐纣王！”当即决定退兵。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让周武王对伐商如此的不自信，匆匆忙而来，又匆匆忙而去。司马迁称这次行动为孟津观兵。对此，世人解释是，周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检阅军队，举行一次伐商的军事演习。也有人认为是周武王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进攻，用以试探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同时试探商纣王的反应，其实并不准备与纣王直接开战。
但是孟津观兵之前，周武王祭毕，奉文王木主以伐，郑重其辞地告三司，然后兴师动众，可见这是一次有决心、有信心、有底气的军事行动，绝非仅仅是检阅军队、军事演习或者试探性进攻。
那么，八百诸侯毕会，既渡黄河，周武王“乃还师归”，这是为何？
裴骃《史记集解》中引用马融的话来诠释白鱼跃舟时说：“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
白鱼跃舟当然只是传说而已，但其背后似乎暗示着商纣王的大军已经在王屋山脚下严阵以待，甚至与周人对峙于孟津渡口，发生过短兵相接。真实历史中的商纣王绝非史书上的那种只懂得吃肉喝酒，整天左拥右抱的昏君。商纣王久经沙场，好用兵，伐有苏氏、征夷方、擒文王，无一败绩，所以有“百战皆克”的美誉。而手下多骄兵悍将，《六韬》载称：“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以牛为礼以朝者三千人，举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趋行五百里，而矫矛杀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也就是说，纣王的部卒尽是些亡命之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武王在孟津渡过黄河，准备一举破敌，灭了殷商，却发现殷商军队的强大出乎意料。无论周武王还是吕尚，对能否彻底战胜纣王大军，心中都没底。
这就是为什么八百诸侯会聚孟津之后，周武王反而以“不知天命”为借口，怏怏退兵。
殷商晚期的经略重心
先来看看殷商晚期在地方经略上的基本情况。
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的晚商阶段，殷商王朝在北方、西方、南方以及东南部，都呈现出大幅度的退缩态势。北界退至山西东南，河北唐河、定州一线，南界基本上未越过桐柏山和淮河一线，仅保留在河南信阳罗山县、安徽颍上县一带，整体分布格局呈条状伸向南方。
只有在东部地区，晚商势力才出现了扩张。当时的东部地区在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中被称为“东土”或“东国”，范围包括今山东省、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及河北省部分地区，是晚商时期商王重点经略的地区。商王重点经略东方地区的原因，一是为反击东夷族（包括淮夷部落）的进攻，二是为了掠夺人口和渤海南岸丰富的盐资源。在帝乙、帝辛时期，多次东征，导致中原人口大规模东迁，在鲁南和苏北地区泗水流域东侧，出现了大量的商文化聚落。其中，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遗址规模最大，面积超过250万平方米。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上，多数铸刻有“史”“鸟”族之族徽。前掌大遗址是殷商末期商王经营东方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另一个是甲骨卜辞中的上虞，位于山东沭河以东、莒县附近。
作为殷商王朝的西部屏障，在鬼方、土方等戎夷部落的侵扰，以及周人的进攻、蚕食之下，山西境内的殷商文化仅在太行山脉以西晋中地区的灵石县旌介村、汾阳县杏花村，晋东南地区的浮山县浮山桥等地呈现出零星、插花式的分布格局。晋南地区的商文化发现稀少，可能已经全面退出。这说明晚商时期，商王对山西地区的控制相当薄弱，甚至已趋向崩溃。殷商晚期，国势衰微，商王无力处处驻兵防守，只能在太行山东南麓、南麓以及王屋山南麓的“南阳走廊”，设置军事聚落或者地方管理机构，谋求掌控王畿地区（大邑商、朝歌）与崤函险道之间的交通线，以遏阻从丰镐东进的周人大军。
目前已经发现的殷商晚期青铜器墓葬，从朝歌附近的淇县大李庄遗址，顺沿着这条交通线，由东北斜向西南，其间有辉县琉璃阁遗址、焦作聂村遗址、温县小南张遗址、济源柴庄遗址，直至崤函险道之内的灵宝东桥、涧口王家湾、赵家沟等遗址。这些墓葬等级和安阳殷墟同等级的铜器墓接近，所以都属于商王朝控制范围内的商系墓葬。考古发现，这条交通线上的铜器墓与居址在分布空间上几乎重合，聚落中存在家族墓地，可见商王在这片地区采取聚族而居、以族为治的统治模式。聚落使用铜器的高级贵族大多随葬青铜武器，也基本遵循殷商礼制，说明当地的贵族统治者受命于商王的委派。他们手握军权，负责镇守、保护这条攸关殷商存亡的交通线。
太行山南麓一带是殷商王室的田猎区。这个田猎区位于太行山沁水与黄河之间，以沁阳（邘）为中心，东西150千米、南北50千米，大致是今天河南省黄河北岸的西部地区，是晚商时期商王经略的重心之一。在甲骨卜辞中，商王在这片地区设置以“师”“奠”“行”等为名的地方行政机构，委任重臣、驻扎军队，加以管控。
周武王在孟津渡过黄河，要想进攻大邑商或者朝歌，必须穿越以沁阳为中心的商王田猎区，势将惊动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上的各个军事聚落。商王委派的当地军事大员一定要调兵予以阻击，裴骃《史记集解》中的“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商纣王得到汇报，就会迅速做好抵抗准备，纠集军队，与周武王一决雌雄。
周武王与吕尚极善于用间，早已对商纣王和商军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在孟津渡河，继而进攻纣王，无异于捅了马蜂窝，从战略上看，绝非最佳的伐商路线，胜算不大。
那么周武王从哪儿进攻胜算最大？
黄河南岸的郑洛区。
殷商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郑亳）以及陪都偃师商城，都在这一地区。郑洛区与田猎区唇齿相依，但是在晚商时期，商王对两个地区重视程度，经略方式不同。
对黄河以南的晚商墓地与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有三个特点：
第一，郑洛区以郑州商城（郑亳）为中心，聚落与墓地呈现出抱团的倾向，而豫西地区十分罕见。这说明晚商时期，商文化在黄河南岸已非普遍成片分布，而各墓地等级普遍不高。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整体等级明显高于黄河南岸郑洛区。这说明晚商时期，商王更加重视对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经略。
第二，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分布范围比郑洛区更广，这一现象当与交通线的管理有关。而郑洛区的经略方式以据点式聚落管控为主。
第三，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葬，自殷墟一期至四期年代序列相对完整，说明此区域在晚商时期仍然在商王的有效管控之下。但是郑洛区晚商铜器墓零星分布，年代序列不全。这是因为晚商时期国力衰微，商王对郑洛区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放弃直接管理，所以高等级铜器墓少。也可能是郑洛区及豫西地区发生过瘟疫或灾祸，因而在晚商时期人烟稀少。
可见在晚商时期，太行山南麓交通线即王畿西部的田猎区、“东土”，是商王重点经略的两个地区。《左传》中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纣王三次东征，虚耗国力，晚商对“东土”的经略更甚于西部的田猎区。而黄河南岸的郑洛区是当时殷商王朝的软腹部，商文化分布碎片化，墓葬等级低，缺乏高等级聚落。即使有驻军，也只是维持治安的小股部队，是当时商王控制最为薄弱的地区。
而郑洛区的地理位置相当关键，东接“东土”，西连田猎区，与殷商王畿相距最近，跟朝歌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千米。富有战略眼光的周武王、谙习行军用兵之道的吕尚，绝对不会忽略这一点。
与纣王决战时机成熟
商纣王从来就不相信“天命”这种鬼话，《尚书·泰誓上》上说纣王“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蔑视鬼神、上帝是真的，但说纣王不祭祀祖先，那是在贬损纣王。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的“遘（gòu）祖乙肜”“宾文武帝乙”等，说的就是纣王祭祀殷商先王祖乙、帝乙。但纣王过于自负。
《逸周书·酆谋》中记载，王三祀，“谋言告闻”，潜伏在朝歌的周人间谍密报武王，“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商纣王厉兵秣马，正准备出兵攻打周人。
周武王有点惧色，问周公旦：“言多信，今如其何？”——这条情报很准确，现在该怎么办？
武王八年戡耆、九年观兵孟津之后，被激怒的纣王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起兵伐周。
史书上记载：“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这是牧野之战时，纣王大军的分布情况。浦水，就是山西境内的蒲水，有两处蒲水，一处在临汾盆地的隰县，另一处在长治盆地的陵川县。山西境内依附于殷商的方国都属于戎狄部落，所以称之为夷人。容闾，又称容关，今长江下游的句容县，江淮之间是淮夷部落的分布区，也是夷人。纣王大军虽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但分散于从山西至江淮，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
孟津观兵，已经惊动了商王朝。假如纣王“谋建功”，准备出兵讨伐周人，他的目光只会望见王畿西部的田猎区或者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一带，而不会将有限的兵力投放在黄河南岸萧条不堪的郑洛区。
静待了一两年，殷商王朝更加混乱。周公旦兴奋不已，对武王说：“时至矣，乃兴师循故。”——时机来了，按原计划出兵吧！
周武王也一直在着急地等待伐纣时机的到来。
吕尚派往殷商的情侦人员，不时将纣王的情况带回丰镐。《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就是说吕尚擅用间谍。
《吕氏春秋·贵因》中记载，有间谍回报称：“殷商大乱了！”周武王问：“怎么乱？”间谍答：“殷商的佞臣完全压倒忠臣了。”武王很镇定：“这不是乱。”把间谍遣回去，让他再观察。
不久又报：“殷商更加乱了。”武王问：“咋回事？”间谍答：“殷商的贤臣都出走了。”这是指微子启屡谏不听，佯装为奴隶，被纣王囚禁起来。太师疵、少师强，也抱着礼乐之器投奔周国。但武王仍是那句话：“还没乱。”
不久，间谍又回报：“殷商现在非常乱。”武王问：“怎么说？”间谍答：“老百姓都不敢有所怨言。”这次武王只是喜笑了一声，赶紧去找吕尚。
吕尚说：“佞臣压倒忠臣，这叫作戮；贤臣出走，这叫作崩；百姓不敢怨言，这叫作刑胜。动用酷刑来压制民心，殷商已彻底失控了。”
吕尚、周公旦两人分析的结果相同，令周武王望穿秋水的决胜点真的从天而降了。于是伐商战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周人的心脏都塞到气管里去了，期待已久的伐纣大战马上就要付诸行动了。
伐纣大军
按照周公旦的部署，战争动员主要做到三大原则：三同、三让、三虞。三同，是指在官僚中实行亲人同步调，贤能同任用，机密同保守。三让，是指在商业上实行：移近市场，让利于商；降低米价，让利于民；出借资本，让利于贷。三虞，是指实行严厉的地方管制措施，以防备不虞之患，包括边民不得迁入内地，道路不得驱赶牲畜，城郊不得居住百姓。
这些应急管控措施，涵盖了人员限制、情报保密、物资保障，完全属于战时思维。周人从上而下，进行全民总动员，都在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将决定周人的命运，更将决定古老文明的走向。
为了确保伐纣战争的胜利，周武王把全部家当都摆出来，文献上的记载大体一致，包括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逸周书·克殷》列出的数目更加具体，说有戎车三百五十乘、虎贲三千五百人、士卒三万一千五百人。
戎车所载的车兵，披甲戴胄，所以又称甲兵，是伐纣的主力部队。虎贲，就是虎奔，取猛虎奔走之意，是周王的卫队，锐不可当，分为左右两队。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师?簋铭文中称之为“左右虎臣”，就是指左右两支虎贲之师。
五六百年前，成汤伐夏桀时出动的兵力不过战车七十乘、死士六千人，武王伐纣的兵力是成汤伐夏桀时的六七倍。战争规模扩大，意味着流血牺牲将更加惨重。
除了周族大军，武王再次竖起周文王的神主牌，檄令依附的方国、诸侯，邀请他们一同出兵。武王的檄文只有十个字：“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纣王罪恶累累，不能不全力攻伐。
根据牧野之战前的武王誓词可知，参与伐纣的诸侯主要为庸、羌、髳、微、（lú）、彭、濮、蜀等八个西南部方国与部落。他们地处偏远，看在“周文王木主”的薄面上，出动的只是象征性部队，勉强组成一支松散的盟军。决定伐纣战争胜负的，还是周人大军。
这八个方国与部落来自何方？
庸，今湖北房县、竹山县一带。羌，今甘肃岷县、临潭一带的游牧部落。髳，大概在今四川境内，也有说在今云南大姚一带，但距离周国超过一千公里，过于遥远，不太可能加入周武王的盟军。微在今陕西眉县。在今四川渠县。彭在今宁夏彭阳、庆阳，也有说在今四川彭州。濮，今重庆巫山以北的濮人。
那么蜀呢？
殷周之际，四川成都平原有一个既渺远不可知，又近在眼前、触手可摸的神秘国度——古蜀国，都城就位于今天闻名遐迩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古国
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是否响应武王的号召，派遣一支远征部队介入了中原地区的王朝战争？
蚕丛是传说中古蜀国的开国君主，与柏濩（huò）、鱼凫并称为三代。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少之又少，只知道这三代各数百岁，鱼凫耕种于湔（jiān）山，后来得道成仙。当时的蜀人非常少，立祠祭祀鱼凫。
蚕丛、柏濩、鱼凫三代时期，是古蜀人由原始氏族社会迈向早期国家的转化阶段，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其历史事实早已消逝在迷雾之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渐渐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让这个中原以外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重现于世。
三星堆遗址巨型纵目铜人像
三星堆遗址金面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以北40千米、广汉市以西6千米处，坐落在成都平原北部一个略微凸起的高地上。它的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以牧马河北岸的月亮湾高台地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月亮湾以南，与牧马河相望之处，有三座高10米许的土堆，被称为三星堆。三星堆和月亮湾，共同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三星伴月”。三星堆周围特别是南北两侧，发掘出大量不可思议的青铜器。
目前，四川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是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300年，年代比中原地区的尧舜时期更早。其后，长江下游百越族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苗蛮族的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相继传入成都平原，催生出成熟的古蜀早期文明。
进入商朝之后，古蜀国的青铜文明繁荣一时。尤其在武丁之后的殷商中晚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阶段，古蜀人四处扩张，向北渡过嘉陵江，翻越米仓山，侵入汉中盆地，向南抵达大渡河中游，向东延伸至三峡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就是当时古蜀王国的心脏所在地。在殷商晚期，古蜀王国内部发生裂变。三星堆文明极盛之际，在其西南40千米处，崛起了另一个青铜文明——金沙遗址（约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650年），最终取代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由此衰落下去了。
三星堆遗址铜神树枝头立鸟
三星堆遗址的中心部位，也就是三个土堆以南五六十米处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奇异罕见的青铜面具，可与文献中古蜀国传说的记载相印证。其中一尊巨型人面具，阔眉大眼，眼球长45厘米，极度夸张，瞳孔呈圆柱状向外突兀而出，长达16.5厘米，直径也有13.5厘米。浑粗的瞳孔最前端呈菱形，还扣着一个圆镯。如此夺人眼目、摄人心魂的青铜面具，令所有的瞻仰者见之而终生难忘。
这个瞳孔长长凸出的怪诞面具，表现的可能就是古蜀国的始祖——蚕丛。《华阳国志》载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目纵，就是眼睛呈竖直状，正如这尊巨型人面具那样。有种说法是古蜀人食用的盐巴中缺碘，患有甲亢病，所以眼球凸出。而中原地区的夏人也称为横目之民，这一横一纵，南北遥相呼应，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神秘与奇特。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些鱼状金器，可能与传说中的蜀王鱼凫有关。更有一条金杖，上面刻着鱼纹、鸟纹。二者被一根箭竿连接成一体，共有四组，完全相同。金杖上的鱼鸟合体，寓意可能是当时蜀人存在崇鸟部落与崇鱼部落，后来统一合并。金杖属于王者之器，是“王权神授”的产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主人无疑就是古蜀国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集王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
鱼鸟合体的金杖，相当于象征上下埃及一统的纳尔迈调色板，意味着世俗王权的出现，是古蜀国家诞生的标志物。文献中记载，鱼凫耕种于湔山，并建立都邑。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就是鱼凫时期建筑起来的。
三星堆古城北面是天然的城壕——鸭子河，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垣。三星堆和月亮湾就坐落在古城的中轴线上。整座古城呈正梯状，南宽北窄，总面积近360万平方米。城市布局大致是这样的：古城北面居中的月亮湾和青关山一带是宫庙区；东北面和西南部是手工作坊区；中南部是祭祀区，已发现八个祭祀坑，其中较著名的有一号、二号和四号祭祀坑。根据测定，一号祭祀坑的年代在公元前1520至公元前1430年之间，相当于商王太甲至太戊之际，四号祭祀坑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052年前后，也就是周文王受命前后；西城墙外面则是墓葬区。
三星堆古城修建于商朝前期，有五个紫禁城那么大，略小于殷商中期的都城——洹北商城（约4.7平方千米），是先秦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古城址。以城区总面积245万平方米计，三星堆古城人口可达76000多人，略少于郑州商城。能够兴建如此庞大的城市，说明古蜀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权组织能力非同凡响。论规模，三星堆古城也仅稍逊洹北商城一筹，所以不可能纳入殷商的内外服体系，而只可能是殷商王朝时期的一个区域性方国。
三星堆遗址鱼鸟金杖及图案
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那么，三星堆古国有可能被周人征服吗？
不可能。
公亶父迁岐下之后，周人还很弱小，一直受到犬戎的欺压，到了季历之时，才慢慢发展起来。文王即位后，周人迅速崛起，开始对周边部落进行讨伐。但是三星堆古国距离岐周或丰镐有千里之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彼时入川栈道尚未架设，沿途山崖险峻，周人不可能像说话结巴的邓艾那样，偷袭成都时身上裹着毛毯，不要命地往下跳。
而且周人崛起的过程中，也正值古蜀王国如日中天之时。古蜀人四面扩张，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辐射到云南境内的百濮，四川西北的冉、（máng）等西南夷，甚至波及更遥远的东南亚，是西南地区的强权。古蜀王国堪称中原两大霸主商、周之外的第三个力量中心，无论殷商还是周国，将其征服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古蜀国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吞并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拥有独立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是高度独立的青铜文明，从未被外族灭亡过。只是在王国内部出现过屡次改朝易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从蚕丛氏转移到柏濩氏，又转移到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其形成的原因，被认为是三星堆遗址内宗庙两次被毁，并举行祭祀典礼，将宗庙重器埋入土中，从而形成这两个祭祀坑。究其原因，应当与文献中记载的统治阶级权力的转移相类似。其他六个祭祀坑的性质、形成原因，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同。
所以，三星堆古国参与武王伐纣，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已。那么，追随武王伐纣的蜀，或者殷墟卜辞与周原甲骨中频频出现的“蜀”，又是谁呢？应是今陕西南部城固、洋县一带的蜀人。他们是三星堆文明向北扩张时，在汉中盆地建立的地方性政权，而不是古蜀王国的“中央政府”。
汉中盆地是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锋处，在城固、洋县发现的青铜器属于混血儿，既有殷商文化因素，又有三星堆文化因素。青铜器数量众多，门类齐全，包括鼎、鬲、簋等炊器，爵、尊、觥等酒器，戈、矛、钺、刀、镞等兵器。兵器中以戈的数量最多，其中又以三角形援戈居多。
殷商晚期的三角形援戈
三角形援戈是三星堆文化中典型的蜀式兵器，随着古蜀人的开疆拓土，传播至整个大西南，形成一个三角形援戈“大家庭”，是西南夷最主要的作战武器。
城固、洋县的青铜器组合特色是，兵器为主，超过八成，祭器次之，礼器最少。与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器组合大相径庭，后者祭器为主，礼器次之，兵器最少。这反映了两个地区在社会结构与功能上的差异。三星堆是古蜀王国“中央政府”的驻地，是宗教祭祀、文化、政治中心，而今城固、洋县一带是蜀人北进的据点，战争频仍，必须有重兵把守。
与殷商、周人交往密切的正是今城固、洋县地区的蜀人。卜辞中记录：“王供人征蜀”——商王武丁派人征讨蜀，“王敦缶于蜀”——在蜀地打击流窜此处的缶方叛军，“蜀射三百”——蜀人向殷商王朝提供三百名弓箭手，“蜀其受年”——商王关心蜀地的谷物收成。可见蜀是殷商王朝的一个方国。周人崛起之后，尤其是西伯姬昌时期，四面出击，汉中盆地的蜀人也上了征伐的名单，所以周原甲骨上有“伐蜀”“克蜀”的卜辞。
至武王之时，檄令诸侯讨伐商纣王。臣服于周国的汉中蜀人，也应声而起，手执三角形援戈，与庸、羌、髳、微等部落组成联军，追随武王，东征殷商。
除了这八大方国和部落，巴人也是伐纣大军的一分子。《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里的巴人应该是指今陕西宝鸡附近的弓鱼族，他们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因为太伯曾经投奔此国，被周武王视为“友邦冢君”（即兄弟诸邦），所以在牧野誓词中未提到巴人。巴人与各方国和部落一道，响应周武王的号召，怀着满腔赤诚，一起加入了伐商大军，共同书写新的历史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