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危机（2 / 2）

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山东省寿张县党家庄爆发农民起义，领导者是当地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

王伦为人机智、勇敢，善拳术。乾隆十六年（1751年），王伦秘密加入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自称教主，并以“运气”替人治病、教授拳术等方式，在兖州、东昌（今山东聊城）等地收徒传教。他的信徒，大都是贫苦农民和游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歉收，地方官加重赋税，人民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王伦利用清水教谶言，决定组织教徒于是年秋起事，并任命了军师、元帅、总兵等官职。

王伦发动起义后，当天夜里就占领了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九月初二日，王伦起义军又攻破阳谷，初四占领堂邑。起义军杀富济贫，“将库存银两搜劫，释放监犯，收入伙内”。因此，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起义军进一步北上，直逼临清。临清是运河重镇，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清政府非常重视。临清有两座城池，一座是旧城，另一座是临清城。旧城土城早已倒塌，清军没有可以把守的城墙，所以，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旧城。占领旧城之后，起义军又包围了临清城的西门和南门。临清城的守将束手无策，因为德州、青州和直隶正定派兵增援，才暂时守住。

九月五日，乾隆才接到王伦造反的奏折。他口头上说：“幺麽乌合，不过自速其死。计余绩、唯一到彼会剿，自可迅即就擒。”其意似乎胸有成竹，但是却知道凭山东的兵力，无法镇压农民起义。山东的绿营懦怯无能，旗兵早已失去战斗力。于是，乾隆在八日传谕军机大臣：

“寿张、堂邑奸民滋扰不法，不可不迅速剿捕。但恐该省绿营兵庸懦无能，且与奸民等或瞻顾乡情，不肯出力。而徐绩于军旅素所未娴，恐不能深合机宜”。

当时，大学士舒赫德正奉命前往河南督视河工，乾隆下令舒赫德临时赶往山东，主持镇压起义军。并且命令天津挑选1000余名绿营军，沧州、青州也挑选一些精兵，准备投入战斗。九日，乾隆又下旨，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和左都御史阿思哈，带着健锐营和火器营的2000余名士兵，从北京出发去山东镇压起义军。十一日，当乾隆得知起义军已经攻到临清时，又急忙下令直隶、河南两省加以堵截，防止起义军向邻省进军。

十二日，兖州镇总兵唯一、德州防御尉格图肯各带兵250名支援临清。唯一“素以勇略自夸”，但是在起义军的突击下被打得丢盔卸甲。唯一和尉格图肯“避贼而逃”，乾隆大怒，下令将这两个临阵脱逃的将领军前正法。

九月二十日，乾隆经过反复思考，批准了舒赫德的三路围攻的计划。东路由舒赫德、拉旺多尔济率领，从德州经恩县、夏津进军临清；南路由阿思哈、徐绩率领，从东昌向临清进发；北路由直隶总督周元理率领，从景州经过故城、油房逼向临清。三路军队约在九月二十四日一起攻击起义军，以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从九月七日开始，起义军攻打临清，历时半个月，攻城没有进展。二十三日，舒赫德军队到临清。起义军排列在城外的东南面，迎击清军。双方展开激战。不久，阿思哈和徐绩率领的军队也赶到了，包围起义军。起义军寡不敌众，退回旧城，与清军展开巷战。旧城中小巷很多，小路纵横交错，起义军化成小股力量，打击清军。二十四日，清军攻入旧城搜捕王伦。王伦部下为了保卫王伦，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王伦义女乌三娘在战争中被清军用炮炸死。二十九日，清军包围了王伦的住处，并劝王伦投降。王伦看到起义军死伤无数，没有力量再与清军战斗，于是举火自焚。

王伦起义规模不大，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它是在清王朝前期鼎盛之时爆发的，对封建统治是一次不小的震动，预示着清王朝盛极而衰，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在双方激战的时刻，乾隆日夜披阅奏章，指挥调度，督责文臣武将严行镇压，“断不可稍存姑息，图积阴功”。并谕令军机大臣一定要生擒王伦：“必当明正刑诛，以彰国法。若掩于枪箭之下，或焚死，或自壮，得免鱼鳞寸磔，尚觉其幸逃重罪”。对被捕后解往京师的起义军首领，都要“将该犯徽（脚）筋挑断，以防中途窜逃”。

起义被镇压后，乾隆为了加强朝廷的控制，从三个方面采取了措施。

首先，乾隆下令对起义军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示以惩做”。清军攻占临清后，血腥屠杀起义军。起义军领袖梵伟、王经隆、孟灿等被凌迟处死，战斗结束后被官兵杀害的起义群众更多。舒赫德等在临清“每日督率官兵，自朝至暮分头搜捕，挨屋逐户严查，下及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而竟有匪党藏匿其内，连日治拿杀死者无数，并自行焚级者，亦到处皆有”。临清旧城街巷，尸体“填积塞路”。直隶总督周元理等奏请将“拿获各犯讯明被胁随行，应行释放”，乾隆批驳说：“触歇被获，该称逼胁，岂可复为轻肴。”“二必当尽行骄诛”。

对逃散的起义群众，乾隆令“直隶、河南两省堵截擒拿”。周元理回奏说“飞伤大名、天津二道及府、州、县、协、营严密稍查。”乾隆朱批责问道：“何不亲往接境处弹压较为有力乎？”又命令南河总督高晋“速驰赴山东连省之徐属丰沛等处，密行调兵，督率防剿，毋任贼人稍有窜越滋事。”

由于王伦是自焚而死，乾隆责备舒赫德派官兵搜捕时“人数本觉太少”，以致未能生擒，下令将王伦的亲属“不分男女大小，尽行处斩”。地方官刨挖王伦等人的祖宗坟墓，毁散尸骨，以发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

此外，许多起义农民的家属被当做“逆属”赏给贵族官僚为家奴，甚至80余岁的老妪也不能幸免。

然后，乾隆下令加紧推行保甲法。

王伦起义被镇压后，乾隆想要寻找一个严密防止人民反抗、以求长治久安的良策，于是，保甲法又一次被提到加强警保的重要地位。

周元理奉命前往山东“会剿”王伦起义后，从大名、广平一带巡查回省，他“再四思维，惟有力行保甲一法”。周元理在奏折中写道：“保甲系旧立章程，惟因行之日久，各属视为具文，鲜著实效。直隶为徽辅首善之区，此次不可不认真查办。”乾隆披阅后十分赞赏，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二十六日下旨：

“清查保甲系孤盗洁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今周元理欲认真立法清查，自属课吏安民切实之道。直隶既如此办理，他省自亦当仿照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

乾隆下令将周元理的原折抄寄各省督抚学习，首先响应的是新调任山东的巡抚杨景素。杨景素对农民起义心有余悸，立即回奏“东省保甲一事，较他省尤为切要。现在贼匪剿除，所有善后章程更应筹之有素。”

杨景素分析山东各地以秘密结社的形式，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山东为九省通衢，山海交错，地广人稠，易藏奸愚，如竟曹沂青一带，每有不逞之徒，结连顺刀会、掖刀会等项名色，沂郑费蒙一带，多有盐枭保镖贩私、抗官拒捕发觉惩治之案。他如学习拳棒，或名红拳，或名义合拳，虽称借以防身，实皆勇悍无赖。而其尤甚者，则惟各项邪教以念经修善为名，愚夫愚妇既易被其煽惑，而王伦等拳棒易托足邪教，尤滋事端，是编查保甲实为第一要务。

杨景素在奏折中提出关于施行保甲的十项条款，他特别强调：“如有倡立邪教、学习拳务及一切违禁之事，并形迹诡秘之人，断难瞄牌、甲人等之耳目。”这份施行保甲条款重在“饵盗”，不但要控制定居人口，同时要严密监视流动人口：“凡有迁移增减户口，牌头随时告知甲长、保长。”“庵观寺院之内，游方僧道借此托足，最易容奸，应随行随即告知牌头人等，查问明确方准存留，仍以三日为限，过期即行驱逐。”“坊店、饭馆，过客往来，其中奸民混杂，最宜加意稽查。向如拿获邻省巨盗及越狱等项人犯，多从坊店、饭馆物色而得，应照例设循环二簿，填注往来客商姓名，所带何项货物及车辆头畜数目，按半月缴送州县查阅。”其他如孤庙土窑，微山湖和登莱海岛的居民，蒙山中搭棚烧炭的住户，唠山上悬崖结宇之僧，或两个村庄接壤之地，或两邑交界之区，以及洞穴幽深的祖徕山，“均易窝藏奸匪，皆须随时严行稽查”。按照这个条款的繁密禁令，朝廷对人民的控制更加强了。

最后，朝廷决定收缴民间的鸟枪。舒赫德镇压王伦起义以后，根据这次镇压的经验，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明令严禁民间铸造和私藏鸟枪。

舒赫德在奏折中说道：

★“此次寿张逆匪王伦滋事一案，虽由满汉官兵鼓勇无前，得以早行剿灭，而亦因贼无鸟枪一项，搜捕较易为力。是知民间藏匿鸟枪所关甚距，若不实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衅。臣愚以为所有商民防御盗贼猛兽应用鸟枪呈明制造之例，请永行停止，其竹铣铁铣之类，亦概不许私自制造。其民间现在存藏在家者，请立定限期，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限不缴及地方官不能查察者，并请皇上饬部严定科条，示以惩做。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臣因逆匪王伦一事起见，是否可行，伏候训示。”

舒赫德从镇压王伦起义联想到民间私铸、私藏鸟枪，“流弊不可不防”，他的疏陈受到了乾隆的重视。乾隆将舒赫德的奏折发交部议，部议“应如所请，令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遍行示谕，严定限期，将民间私藏鸟枪等项令其赴本州县呈缴，查收完后汇送督抚衙门，将收到数目分晰报部”。并且详细议定处罚条款：“民人逾限不缴杖一百，徒三年，私行制造杖一百，流两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实力稽查之地方专管文武各官，罚俸一年。”随后，吏部又制定条款，规定各督抚年终汇奏查禁鸟枪情形时，要将所属道府州县失察民间按用鸟枪应行开参之例汇奏，其处分是：“州县官失察一次者降一级留任，二次者降一级调用。该管道府失察所属一次者罚俸一年，二次者降一级留任。”这就把收缴民间鸟枪定为法令，违者按律处治。

为了防止农民反抗，乾隆一方面对起义军的残余部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又推行了保甲法和收缴民间鸟枪，想以此来稳固统治，但是，由于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各地的起义如星星之火，不止不休。

王伦起义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

伴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乾隆王朝各地烽烟四起，清朝也从鼎盛时期转入衰败时期。

第四节 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乾隆统治的六十年，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六十年。

在乾隆统治的这六十年间，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英国的国力日益强盛；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家日益强盛。

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美国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国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美国开始在北美崛起。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攻占了巴士底监狱，后来把法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并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兴起。

乾隆二十年（1755年），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总的来说，在乾隆时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事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事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而大清帝国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千古第一全人”的迷梦之中。

乾隆统治的早期，由于外族和外国的频频入侵，乾隆为了保卫国土，一律采取强硬的回击政策，保护了国土的完整。到了乾隆后期，西方国家想通过商业与中国加强往来，乾隆却表现出强硬的排外态度，封锁国门，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乾隆时期，北方的沙俄开始强大起来，屡屡进犯我国北方边境，如果不能有效地打击这些进犯者的气焰，势必危及乾隆在国内的统治，为此，乾隆组织了强大的机动兵团守卫边境，同时义正词严地拒绝任何敢于窥视中国领土的谈判，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同时也强化了乾隆对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制衡。

早在雍正时期，沙皇已派遣“堪察加勘察队”到远东和清朝宁古塔将军辖境内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乾隆二年（1737年），由沙皇俄国科学院派出的两名测量人员在哥萨克骑兵的护送下，偷越中国边界到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他们不但越界偷测地形，绘制地图，窃取情报，而且公然于乾隆五年（1740年）炮制了一份关于黑龙江的《备忘录》，肆意歪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性质，硬说该约是“俄国上当受骗了”，是“被迫签订的”，而现在是到了“揭露己犯的错误，赶紧补救”的时候了!韬光养晦的雍正皇帝，曾为谋求边境安宁，以让步的态度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但沙俄政府欲壑难填，对我国东北、西北和蒙古地区继续采取蚕食政策，尤其对东北黑龙江地区更是垂涎三尺。由于国力的增强，乾隆一改雍正时的被动姿态，他满怀重振国威的激情，与沙俄斗智斗勇。他从历史上中俄交涉的来龙去脉中认识到，如果使俄国“收复黑龙江”（实为侵占）的阴谋得逞，那么康熙时期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势必会任其改变，八旗将士们用鲜血收复的雅克萨城将会重新丧失，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沙俄想以“葡萄牙借澳门”的方式来蚕食中国领土，提出俄国船只借道黑龙江的要求，遭到乾隆的断然拒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假道”黑龙江事件。此时随着沙俄卷入对普鲁士与英国的七年战争的展开，无法以武力来谋取黑龙江的航行权力，沙皇的御前大臣便自作聪明，想出所谓“假道”的新招数。经过一番策划，沙皇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决定派大臣勃拉季谢火经办，以“东北沿海居民贫困并且处在极端饥馑之中”为托词，要求清政府准予沙俄“假道”黑龙江航道运载粮食，并沿途给予“可能之协助”。乾隆识破了沙俄这一“假道”的侵略阴谋，他态度明确地给予回绝，并说：“当初与俄罗斯议定的十一条协议内，并没有俄罗斯可以越界运送货物这样一项内容”。为了防止沙俄船只强行闯入黑龙江，乾隆命令黑龙江边防台站官兵必须加紧防守卡座，不得让俄罗斯船只私自通过，如果他们不听阻止，想要凭借武力强行通过，立即派官兵擒拿，按照私越边界的罪名办理。

乾隆的政策有力地挫败了沙俄利用“假道”中国内河黑龙江吞食中国领土的特大阴谋。

为了保住大清江山，乾隆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势力非常重视，不断地加强对外国商人在华贸易的控制。

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严格控制的政策。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洼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就近购买丝、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余艘船出海贸易，其中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回京后，发布圣旨，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又发生了洪任辉状告地方官的事件，乾隆进一步感受到洋人多事，坚定了闭关的决心。

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英国人，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755年，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洪任辉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到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官员上奏乾隆，乾隆通知浙江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想通过此手段让洋商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往宁波。于是，乾隆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口岸。

东印度公司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1759年，洪任辉由广州出航，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驶往宁波。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洪任辉便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转呈乾隆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乾隆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洪任辉被驱逐出境。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英国代表马戛尔尼是最典型的一次。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为了通商，派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到中国。

马戛尔尼是在英国任职很久、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有勋爵身份，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的公使，后来英国政府委任他为孟加拉总督，他辞而未去。1792年英国政府委任他为访华全权特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兼秘书，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七百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船只，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通过英吉利海峡，朝中国方向航行。

马戛尔尼乘船从天津上岸，沿运河到了通州。清政府接待使团由圆明园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经过古北口时，马戛尔尼看到了雄伟的长城，非常赞叹。到了避暑山庄之后，和珅陪着他参观了避暑山庄。

在马戛尔尼使团启程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写了一封信，用英文和拉丁文各写了一份，通知清政府马戛尔尼勋爵奉命访华。在这封信里，培林爵士说：“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大寿的时候，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探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从这封信的行文方式、用词和口气看，都是按双方是同等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来叙述的。

郭世勋不敢如实转奏，便把英文、拉丁文的信函原件呈上，又将信译成汉文，把平等的口气译成下对上、外夷对天朝的禀帖口气。其译文为：“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马戛尔尼进献的火枪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乾隆看到郭世勋的奏折及培林爵士之信的译稿，以为强大的远夷国王遣使前来祝寿，非常高兴，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待使者。使团携带的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食物，“赏给一年米石”。

乾隆要接见使团，但是礼仪方面发生了矛盾。清朝要求三跪九叩，但是，在英国没有这个礼节，双方反复地交涉。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受马戛尔尼入觐，马戛尔尼“单腿下跪”行礼。十三日举行乾隆83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

马戛尔尼拜访了中堂和珅，详细说明英国政府的“和平仁爱政策”，对发展中英贸易提出了八项要求。

乾隆于八月十九日，就英国特使请求的事，写了两道谕旨，但未立即下达，延迟到九月初一日，由和珅遣人，恭奉谕旨，以及送给英王及使节团的礼物，送到承德英国使者的住处。礼品很多，英王、正使、副使、司令官、船长、官兵、船员、仆人、厮役，以及留在浙江的官员、船长、船员、兵士，都得到了优厚的礼品，尤其是赐给英王的礼品，又多又“俱系中国出产的精品”。

乾隆给英王的敕谕共有两道。第一道敕谕是正式国书性质的，主要是讲英王“倾心向化”，遣使来庭，“恭赍表章”，“叩祝万寿”，“备进方物”，故特许使臣朝觐，赐宴赏赍，并赏赐其随行人员，及通事兵役。现使臣返国，特颁敕谕，并赐赍英王“文绮珍物”。同时，这道敕谕还专门讲了，英王表内请派一人留京照管英国买卖的要求不能批准的各种理由。

对于英国提出的另外七项要求，乾隆在第二道敕谕中逐条列举理由驳斥，不允其请。英国提出的请求是：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实即护送）下，于五十八年九月初离京，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

乾隆以“天朝上国”自居，马戛尔尼带来了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机会，万里迢迢送到北京，送到承德避暑山庄，但是，乾隆因为对他的一系列要求都予以拒绝，把中西方交流的窗户关上了。

乾隆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和“天朝上国”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大清帝国的封闭和落后。在西方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大清朝依然在封建经济的约束下自以为是，直到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才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强国梦，中华大地沦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繁华落尽，盛世转衰。乾隆王朝由于吏治贪污无法根治，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虽然乾隆从思想上大施文字狱，在国策上闭关以防止外国势力入侵，但是，清朝这艘大船已经破烂不堪，隐伏着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