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历亲政（1）（2 / 2）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自张照出任苗疆大臣后，整个苗疆地区局势极其糟糕。

雍正死后，这一切改变了。乾隆即位的第二天，便下令召张照还京，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代张照督理苗疆。这表明了乾隆对苗疆一事的态度与雍正完全不同。

乾隆早在为皇子时就开始参与机务，对国事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曾以宝亲王的身份奉命督理苗疆，对苗疆之事的始末，也是一清二楚。他并不赞成父亲对苗疆一事的处理，反而从心里肯定鄂尔泰改土归流的正确。因而，当他在批阅张照奏折时，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雍正十三年（1734年）九月，乾隆颁旨指责张照的奏折说：“你对目前用兵情形，收复与未收复之地的状况，以及日后的用兵方略等均未能一一分析陈奏，连篇累牍的奏折，竟然以巧词猜度，有意迎合。”接着痛斥张照：“你说新开辟的苗疆地区因为叛乱不断而要求我下旨放弃，实在是错误之极。”

张照的错谬还远不止此。乾隆从奏折中，完全洞悉了张照的门户之见，严厉斥责说：“从前，管理苗疆的事物都是由鄂尔泰单独完成的，后来苗人叛乱，你在京时，看到了父皇训斥鄂尔泰，那是因为他总是没有将这件事情处理完备，接着你又见到父皇发出解除鄂尔泰职务的圣旨，因而你以此私下里揣测父皇的意思，落井下石，言辞过于激烈了吧。”接着，乾隆又说：“鄂尔泰解任的理由，主要在疾病而不在有过错。况且是鄂尔泰自请解职，并不是被革职的，鄂尔泰的功过，待将来事情完成之后，自有定论，你们就不要再妄自议论了。”

十一月，乾隆便借口“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的罪名，下令将张照革职下狱。于是，鄂、张两派的第一回合因为乾隆洞悉张照的私心，以张党的失势而告终。

与此同时，鄂派的势力有所抬头。雍正临终前原谅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误，使他仍以大学士身份，辅佐新皇帝。乾隆在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贵州。一时之间，鄂党的势力甚嚣尘上。鄂党摆开了全面反攻之势，并以牙还牙，借机罗织罪名，制造大狱，将张照置于死地，以达到彻底铲除张党的目的。

鄂、张两党较量的第二个回合主要是鄂派的张广泗趁机打击张照。

张广泗，汉军旗人，隶属镶红旗。他没有科举正途的名分，康熙末年由监生捐得了知府的官衔，便一直任职西南，先是在贵州思州府，雍正四年（1726年）又调任云南楚雄，正碰上鄂尔泰在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刚刚开始。于是熟知苗情的张广泗为鄂尔泰所赏识，成为左右手。从此，张广泗以平苗之功，累迁贵州按察使、贵州巡抚，卒至湖广总督，并以才优干练闻名朝野。

张广泗是鄂尔泰部下，与鄂尔泰共事长达七年。后来，鄂尔泰内召还京，张广泗也调任湖广。改土归流虽出自鄂尔泰的运筹和设计，但在执行上，却有张广泗不少的思索和规划。所以，张照攻击鄂尔泰经略苗疆不善，否定改土归流，实际上也是在打击张广泗。因而，这次奉命到贵州接替张照，他是绝不肯轻易放过对方的。

张广泗于十一月到贵州，对战事做了重新的部署。张广泗以他对苗疆军务的熟谙和干练，仅用半年时间，便将各地起义镇压下去。

繁忙的军务并没有使张广泗忘记对张照的还击，而乾隆的称许和嘉奖更使他得意忘形。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张广泗借乾隆的倚重，开始落井下石，奏称“贵州省的军需银两，张照任意浪费，现在马上就要用完了”。

这是一发重炮。

张照督理苗疆时，户部拨解军费100万两。张照将这笔军费收藏在贵东道库，一直不让贵州藩司经手，这使地方官十分不满。当巡抚因军需请张照协济时，张照却说：“此事与汝毫不相干。”这种妄自尊大、傲慢无礼，又不负责任的态度，成了张广泗攻击他的把柄。张广泗上奏，乾隆下令让张照赔偿十分之八，并命户部查明严追。

在乾隆看来，张照作为国家经略大臣，非但没有军功，反而挟私败事，即使处以死刑也不为过。然而，乾隆却不能如此。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场事端的背后，是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大党派之间的较量。所以，当廷议处张照死刑时，乾隆下令将张照宽免释放。而且，在皇帝的关照下，张照出狱未久，便奉命在武英殿修书。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授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乾隆五年（1740年）又授刑部侍郎，次年，官复原职，仍居刑部尚书之位。

在这一过程中，乾隆为张照洗清了冤情。

原来，张广泗弹劾张照的百万两军费用完了。张照上奏辩解说：“由他经手的钱粮只有十三万，都派拨各府，其余与他无关。”乾隆立即令张广泗前去核查落实。张广泗想诬陷张照，给张照重罚，所以，他借故拖延，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在朝廷的屡屡催促下，才不得不以“张照经手银两为二十五万两”汇报给户部。乾隆看到张广泗的汇报十分气愤：“此奏折与原折完全不相符，且推迟了二年才得到回复，显然有回护原参、阻碍处理的地方。”一语道破了张广泗的动机。乾隆随即马上颁旨：“张照经手的二十五万两，都分发给各路为军需之用，本无应赔之项。”

在鄂、张两派的第二次较量中，鄂派的张广泗诬陷张照失败，以鄂派失势而告终。

通过苗族反叛事件，鄂、张两派在较量中各有胜负，而调节两派势力的，则是乾隆的平衡措施。乾隆在张照得势时给张派以适当的压制，提高鄂派的势力；在张广泗打击张照时，又为张照翻冤，提升张派的势力。在这一个左右权衡的过程中，乾隆始终把握着平衡协调的利剑，不让任何一派独占鳌头，让皇权在两派之间起着决定性的权威作用。

在处理前朝遗留的两派势力时，乾隆采取势力均衡的措施，对鄂、张两派平衡驾驭，让两派势力互相牵制，为己所用。

第四节 张鄂党争

在乾隆的心里，清代绝不能像明朝那样盛行门户党援，他必须肃清纲纪。乾隆一方面采用平衡手段，另一方面又适时削弱两派的实力。

乾隆不时对大小臣僚发出警告，禁止朋比结党。他说：“如果一定想要依附逢迎鄂尔泰、张廷玉，日积月累，实在是一种危害啊!”又警告鄂、张二人说：“你们两人应该体谅我的心思，更加小心谨慎。”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嫌隙日深，决不是皇帝的几道谕旨就能使数年的积怨烟消云散的，而官僚政治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相互地倾轧，往往是无孔不入。从而使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更加司空见惯。

乾隆六年（1741年），鄂、张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事情发端于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的一份奏疏。三月，仲永檀上奏说：“步军统领鄂善接受京城富民俞氏贿银一万两。俞氏丧葬出钱请九卿吊丧。礼部侍郎吴家驹因参加俞氏葬礼，受吊丧谢仪银五百两，又侵吞分送给九卿炭金两千两。詹事陈浩在俞家陪吊，奔走许多天，而且，前往俞家吊丧的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赵国麟都亲自前往那里。”这一丑闻的揭露，矛头直接指向了张廷玉及其党羽。因事关贪赃，张党狼狈不堪。仲永檀为鄂党立了一功。

仲永檀是山东济南人，乾隆元年进士。曾以敢言闻名。仲永檀虽为汉人，却投到了鄂党的门下，在鄂张两党的斗争中不遗余力。此次，他终于看准了时机，状告张党受贿。

张党何以会受贿呢？俞氏富民又是怎样的人呢？俞氏，名君拐，曾为工部凿匠，钻营至巨富。然而，却命中无子，只好过继了一个孙子。不料没过数年，俞君偶染小疾，竟致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呜呼哀哉。于是，他留下来的家产便成了导火索。俞君还有一个义女，女婿许秉义乃是贪财好利之徒。许秉义欺负俞家嗣孙年纪小，图谋争夺家产。便利用为俞家办丧事的时机，行贿于与他同宗的内阁学士许王猷，让他遍邀九卿到俞家致吊，凡参加吊丧之人都给以重金酬谢。以为这样就可以凭借朝官的势力，达到独霸产业的目的。

许秉义意图重金收买的事很快被朝廷知道了，乾隆大怒，下令将行贿者许秉义逮捕下狱，严加审讯，镇以国法。并将许秉义的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革职查办，然后申斥九卿各官，严禁到俞家吊丧。但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虽然皇帝申饬戒谕，仍有礼部侍郎吴家驹等人前往。就连鄂善也被俞家收买，接受了俞家托人送来的银两。鄂善是满族人，雍正年间的老臣，乾隆即位后，仍予重用，授予号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之职，居禁军头领的地位，又先后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得宠于一时。他并非张廷玉的党徒，但此次却受了张党的牵连。

仲永檀给了张党重重的一击，但他认为这还不够，又接着弹劾张党泄密。他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面很快就能够知道。这一定有人串通自己左右，暗地里泄漏出去了。要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再有耳目了。”仲永檀所说的“权要”就是张廷玉。在这里，仲永檀是暗喻张廷玉的党羽，将密奏留中之事私下透露给张廷玉。而所谓的密奏留中，是大臣们以奏折的形式向皇帝陈奏的机密。按照规制，皇帝阅后，封缄留存，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人不能知道。

仲永檀密折参了两案，两案皆事关重大，涉及权要。乾隆阅后为之一惊。但仲永檀气势逼人，倒使他提高了警觉，他意识到这是党争的信号，必须妥善处理。但是，授权谁去处理呢？乾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为，张党中的主要大臣几乎都被牵扯到此案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派某个人单独承办此案，不论他是鄂党，还是张党，都无法脱去将个人恩怨搞乱是非的嫌疑。

乾隆思前想后，想出成立一个七人办案组的主意，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共同查审此案。这样，既可避免有人做手脚，又可令人信服。

乾隆布置停当，想要穷追到底，但他仍怀疑有诬陷之嫌。他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么鄂善罪不容辞；如果纯属捏造，那么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此事关系重大，如果不明晰辩理，判其黑白，则我将何以任用大臣？大臣又将何以身任国家之事呢？”至于仲永檀指称有人泄密，在皇帝身边弄权，乾隆视为妄词。他批复说：“所谓权要串通左右的言词，我看此时并没有可串通的左右，也没有可串通左右的权要。”他下令让仲永檀明白问奏，并指示办案大臣秉公查清。

然而，查审的结果，却完全出乎乾隆的意外。

数日以后，在王大臣们的严厉质讯下，鄂善及其家人，供认了曾接受俞氏嗣孙俞长庚贿银1000两，鄂善被革职送交刑部。鄂善是乾隆重用之人，他如此欺君枉法，令乾隆大失所望。且新皇帝更看重自己的声誉，在他看来：鄂善一人违法所涉及的问题很小，但皇帝用人不当的过失则关系重大；如果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将会散失殆尽？于是，乾隆赐令鄂善自尽。

这是乾隆登基以来，第一次如此严厉地处置大臣。他是那样的痛心疾首，整整一个多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比起法办鄂善来，张廷玉等大学士更难处置。内心中，乾隆不愿自己所任用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欺君罔上的奸臣。如果不是有干国法，乾隆决不允许他们在这场涉嫌党争的案狱中受到倾轧。因而，在处理了鄂善之后，乾隆只将礼部侍郎吴家驹和詹事陈浩革职，其余均从宽开脱。并颁旨：“仲永檀奏折里面提到的大学士等到俞家送贴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乌有。”

实际上乾隆明明知道，所谓大学士送贴吊奠一案，根本无法查实。因为仲永檀早就声称：“大学士等人已于皇上申斥九卿时，毁掉原贴，送帖吊奠的证据不复存在。”乾隆是何等的精明，他怎会不知呢？而且，在他挑选办理此案的7名大臣中，就有张廷玉、徐本二人是仲永檀点名参劾之人。以当事人办理自己的案件，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乾隆不予追究，又有谁还敢再查呢？

实际上，仲永檀所劾密奏留中泄密于权要之事，并不是无的放矢，他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密奏曾被宣扬于外。

吴士功是张廷玉的门生，河南光州人，字唯亮。雍正十一年（1746年）中进士，颇具才气。由于吴士功与张廷玉的特殊关系，仲永檀所参吴士功泄密，并串通权臣，毫无疑问地指的是张廷玉。而史贻直又与鄂尔泰交好。因而，这件案子所表现出的门户党派之争，实在是太明显了。虽然，乾隆清楚地记得，吴士功去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但他决定放下此事。

对乾隆来说，这种处置，实在是个特例。乾隆最痛恨臣僚泄露机密，常说：“大臣们报告事情，应当谨慎严密，如果有弹劾的奏折，都应当采取密折这种形式，不能泄漏给外人，以擅自做主。”凡是臣下泄密，乾隆往往严惩不贷。但这一次，乾隆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颁旨说：“御史吴士功奏参尚书史贻直一折，我现在姑且不究。让他们二人阅看后，封入内阁。如果你们将来不知改过，再有过错，特此取出，一并从重处置。”如此重大的泄密事件，就这样被乾隆压了下来，史贻直没有因为被人弹劾受到审查，吴士功、张廷玉也没有因为相互串通、泄露机密，受到惩处。

乾隆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公允，不使双方失之于均衡。他并非不愿消灭党争，而是实在不愿在朝廷中形成一派独占势头之势，从而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他小心谨慎，在翦除朋党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仍使双方维持势均力敌，以收到相互牵制之效。

在张党受贿和泄密案件中，乾隆庇护了张廷玉集团，只为了起到牵制鄂党的效果。但是，张党的无视朝廷的做法也更坚定了乾隆的打击两党、收归大权的决心。

在鄂、张两党的争斗中，鄂党一直处于上风。乾隆针对这种状况，不断地对鄂派势力从警告到控制，防止鄂派势力的极度膨胀。

在乾隆看来，鄂尔泰生来喜欢虚誉而近乎骄横，张廷玉则善于自我批评而近乎懦弱。所以，乾隆尤其注意对鄂尔泰的压制。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鄂尔泰活着的时候，我多次降旨训斥他，与张廷玉比较，对鄂尔泰更为严厉。”

清代满族贵族一直在政治上享有特权。鄂尔泰在雍正所留下的一班大臣中位居魁首、权势倾朝，而他的骄倨傲慢，更给人以权臣震主的感觉，因此乾隆不断地打击鄂尔泰的锋芒。

雍正生前，曾有意要将他为雍亲王时居住的藩邸旧居改建为庙宇。雍正帝死后，搬出皇宫另辟新居的和亲王弘昼向乾隆索要原雍亲王府旧邸时，鄂尔泰为博得皇帝之弟的欢心，主张将王府赐给弘昼。赏罚只有皇帝能决定，乾隆绝不允许大臣自作主张，何况乾隆本来就认为此府为龙腾所在，不宜再作王府。因而，他断然拒绝了鄂尔泰的建议，将原雍亲王府改为礼佛的喇嘛庙，称“雍和宫”。

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议“三老五更”，这是复行古帝王敬礼老者之意。在古代，以年在八十以上的老者称“三老”。“五更”主要指乡宦的名称。相传，古代设“三老五更”，以尊养年老的官员，而能被选入“三老五更”的人，皆是德高望重之辈。以后，历代间有沿袭此礼者，但年龄则放宽在60岁左右。其时，鄂尔泰、张廷玉俱可当三老之位，但张廷玉遇事谦退，不愿招摇。他以“典礼隆重，名难实付”为由，坚决反对举行此礼，所谓“断以为不可”，并作“三老五更议”陈说己见，这个礼节于是因为张廷玉的奏疏而宣告作废。但鄂尔泰的态度却不一样。他依然我行我素，以耆老自命，并希望由此博取美名。这件事引起乾隆的反感，甚至在四十年以后，年已68岁的乾隆，见到张廷玉当年所作的《三老五更议》时，仍然感触颇深，撰文题记，指责鄂尔泰“因好虚荣，近于骄者”。

在审理永州总兵崔起潜的案子时，乾隆因崔起潜所参有损皇帝的尊严，本想严加惩处，但后来又降旨从宽发落。诏旨下达后，朝廷内外立时纷传这是鄂尔泰上疏所奏，而鄂尔泰在拟罪具题时，确实有疏陈将崔起潜宽释的密折。乾隆明白，“如果不是鄂尔泰把这件事情泄露给外人，其他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乾隆虽然对鄂尔泰这种邀买人心的做法十分不满，但在尚需倚用这些前朝遗老的情况下，未加追究。然而，五年以后，乾隆却旧事重提，当众抖出鄂尔泰泄密买好，有丢颜面的事情，并且公开说：“人情好为揣摩，而反躬亦当缜密……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

乾隆直接拿鄂尔泰与张廷玉作比较，对鄂尔泰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而在一抑一扬之间，失势与得势已有分晓。这实在是个敏感的信号，乾隆的确是第一次以如此严厉的态度对待鄂尔泰，也是第一次历数他的过犯，并点名指责他。而乾隆这样做，无非是因为鄂尔泰在朝廷内外勾结过甚，已经超出了皇帝所能包容的限度。

乾隆是个大权独揽的皇帝，作为宰相的鄂尔泰即使谨小慎微，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也要迟早爆发。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终于惹恼了乾隆。乾隆与鄂尔泰君权与相权的权力矛盾终于爆发出来。

事端起于乾隆赏识的大臣黄廷桂。黄廷桂是汉军旗人，出身世宦之家，康熙末年，由监生袭曾祖云骑尉世职，为侍卫。雍正年间，迁总兵、提督、四川总督。乾隆元年，西部边疆军务基本结束，朝廷裁撤四川总督，黄廷桂降为提督。

乾隆六年（1741年）夏，乾隆出边行围来到古北口，按照惯例检阅当地的军队。当乾隆看到古北口镇的官兵“队伍整齐、技艺拥熟”的演习后，十会满意，称赞不已。乾隆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统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当即赐赏黄廷桂战马两匹。两个月后，乾隆返回京城，便授黄廷桂为甘肃巡抚。

可天下的事情，偏偏有那么多巧合。就在乾隆于北部边境对黄廷桂倍加称道、大有识拔太晚的时候，奉命留京办事的鄂尔泰，却以黄廷桂滥举匪人的罪名，按例议处，降二级调用。于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冲突起来。

原来，古北口守备和尔敦钻营行贿部院被人告发，而黄廷桂又曾经为和尔敦疏陈用为守备，故而黄廷桂也被怀疑接受了和尔敦的贿赂，有贪赃的行为。

鄂尔泰一向讨厌黄廷桂，正好抓住把柄。鄂尔泰是主管兵部的大学士，于是他下令兵部对和尔敦进行严审，兵部审后又交刑部，欲借机整治黄廷桂。可是，虽经两部反复审讯和尔敦却始终供称，不曾有钻营恳请黄廷桂之事。鄂尔泰抓不到黄廷桂有贪污赃私的证据，只好给他安了一个“滥举匪人”，“将劣员蛆越保留”的罪名，议罚降调。

而且，鄂尔泰为了不使皇帝出面干预，他勾结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在乾隆出巡返京之前审理结案，并上奏题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本章决不会比在京城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乾隆岂是能被人欺瞒之主？奏本送到他手中，他就发现了问题。乾隆意识到这是鄂尔泰利用他出巡未归，挟嫌报复，先发制人。他气愤地说：“黄廷桂不过因我出口行围，路经古北，防备守御事务需人料理，是以将和尔敦请调，并非荐举升迁，也不是保举和尔敦久留此任。办理此事的大臣与黄廷桂有不睦之处，说不是挟嫌报复，谁会相信呢？”

乾隆早已对鄂尔泰不满，此事尤其让乾隆反感，认为鄂尔泰非但不识抬举，且欺君揽权，所以不点名的数落他说：“如此办理已经辜负了我以诚待大臣的本意，况且这些事情本来我早就知道其中的详情，而你却仍要一意孤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这样擅自行事的人，竟然都出自我以前十分信任的大臣，你们这样做是把我当成一个什么皇帝呢？”

乾隆越说越气，先时一直没有提到鄂尔泰的名字，这时干脆点名道姓，下令说：“将办理此案的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并对黄廷桂免除处分。

对鄂尔泰来说，这是一次严厉的惩处。鄂尔泰从权臣到被皇帝申饬，他的骄纵之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鄂尔泰像被人猛击了一掌，开始清醒起来。自雍正末年以来，鄂尔泰位至极品，新皇帝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雏儿，虽说天资聪颖超绝，但终归在深宫里长大，阅历有限，在官场政界的风云迷雾中，绝非他这个久经历练的老臣能比。鄂尔泰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以老臣自居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乾隆的眼睛，以权泄愤之事，被乾隆全盘抖了出来。鄂尔泰为之震慑，从心里佩服乾隆的精明。从此，他开始敛迹修身，做起太平宰相来。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宦海中从没有平静的港湾。不管鄂尔泰糊涂还是不糊涂，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太平宰相都不是那么容易当的。虽然，鄂尔泰畏于皇帝的天威，甘于淡泊，不再兜揽事权。但是，依附在他周围的党徒却不甘寂寞。

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与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的事情败露，又累及到鄂尔泰。

仲永檀因在乾隆六年（1741年）弹劾步军统领鄂善贪赃、御史吴士功泄密两案皆实，加官晋爵，由御史授至左副都御史，成为三品大臣，和鄂尔泰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乾隆七年（1742年）二月，仲永檀担任会试副考官，由贵州赶赴京师，一路仗势欺人，令家人鞭打平民，被河南巡抚雅尔图参劾，处以罚俸。但这小小的惩罚，并没有使仲永檀引以为戒，他仍然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京期间，与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商量谋陷他人之事。仲永檀的所为很快被人告发。事发后，两人俱被革职拿问，交大臣会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仲永檀像泄了气的皮球，与鄂容安一一供出他们相互串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的事实。这种无视法网、朝纲，明知故犯的结党营私行为，令乾隆感到发指。乾隆一针见血地指责说：“仲永檀受我的深恩，由御史被提升到副都御史。可他却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与自己不和的人，罪恶实在是重大。鄂容安在内廷行走，且是大学士的儿子，理应小心供职，他却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罪恶也是不小啊!”

仲永檀与鄂容安，一个是鄂尔泰的门生，另一个则是他的儿子，两人皆与鄂尔泰关系密切。且鄂尔泰不止一次地在乾隆面前奏称仲永檀端正直率、可为大用。因而，乾隆对鄂尔泰的不满，也形于辞色。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伤”，有营私党庇之过。

见乾隆对鄂党一派动了怒，张党图谋报复，要求刑讯仲永檀和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乾隆深知：“一国的政治都在于皇帝的贤明。”乾隆明知此事于鄂尔泰罪名重大，如果查个水落石出，鄂尔泰承受不起，故不予深究，从宽了结此案。除仲永檀下狱，后病死狱中外，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不愿造成一党得势的局面，因而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而已知收敛的鄂尔泰，在雍正的一班旧臣中是一个熟悉政务的能臣。这一点，更为乾隆所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的大臣。”鄂尔泰被乾隆宽释了，但乾隆并没有忘记告诫他：“我也不能多次赦免。”言外之意，鄂尔泰如若再有过犯，定会严惩不贷。

只是，鄂尔泰没有等到那一天。自乾隆九年（1744年）入冬以后，他便卧病在床，手脚不能动弹，好像患了中风偏瘫之症。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就病故了。遗书上达后，乾隆颁旨说：“大学士鄂尔泰公忠体国，直谅持躬，久任边疆，茂著惠绩。简领机务，思日赞襄。才格经纶，学有根柢。不愧国家之柱石，允为文武之仪型。”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之论。乾隆还亲至鄂尔泰府第品酒，准予配享太庙，入贤良祠堂，并赐谥“文端”，恩礼俱为隆盛。

鄂尔泰的去世给以鄂派势力严重的打击，鄂党群龙无首，在朝廷中的势力大不如从前。

鄂尔泰一死，张派想趁机致鄂派余党于死地。在乾隆的平衡策略下，鄂派势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还出现了以史贻直为首的另外一些鄂派头领。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有人弹劾鄂尔泰的弟弟、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尔奇有提拿越控、滥用部牌、庇护私人、坏法扰民等罪名，鄂尔奇被革职罢官。但经过诸王大臣会审核实后，提出应加倍治罪。乾隆不容张党趁机倾陷，他虽然认为鄂尔奇理应从重治罪，但仍然声称“我思念鄂尔泰对于国家政事益处很多，以此可以抵消他的弟弟的罪过”，因此，乾隆免去了鄂尔奇加倍治罪。两年之后，鄂尔奇死。

鄂尔泰兄弟虽相继死去，但鄂党的势力却固结不散，大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势。朝廷内有大学士史贻直固持门户之私，朝廷外又有鄂尔泰的子侄和门生故吏相邀相聚，他们朋比徇私、倾轧异己、继续党争，于是大学士史贻直又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史贻直，字傲弦，江苏滦阳人，康熙三十九年（1670年）进士，历任吏部、工部、户部侍郎，署理福建、两江、湖广、直隶等省总督，乾隆年间累迁至尚书、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可谓出将入相的老臣。

有关史贻直善于辞令的传闻，以当年他与雍正皇帝的一段对话为最有趣。那是雍正初年，年羹尧获罪被诛以后。雍正诛谬年党不遗余力，史贻直与年羹尧同年进士，又为年羹尧所荐，所以雍正帝问他：“你也是由年羹尧所推荐的吗？”这本来带有问罪之意，史贻直却不慌不忙，十分平静地答道：“推荐我的是年羹尧，使用我的却是皇上您啊。”一句话，为自己摆脱了干系。当然，雍正不加治罪，反而用他，并非缘于他的巧辩，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可用之处。

乾隆即位以后，史贻直仍以老臣身份得到重用。在汉人大学士中，除了朱轼、福敏之外，就数张廷玉和史贻直的资历最老。而朱轼卒于乾隆元年，福敏于乾隆十年（1745年）以疾解任。其余徐本、赵国麟、陈世倌等人虽比史贻直早晋大学士，但徐本在乾隆九年（1744年）致仕，赵国麟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去职。所以，自乾隆十年以后，汉人大学士除张廷玉而外，便以史贻直、陈世倌居于望位，汪由敦、梁诗正等皆其晚辈，陈世倌虽位在史贻直之先，但科举功名却在史贻直之后，且其属于不好生事的一类。于是，史贻直的所为便突出起来。

史称史贻直“器量宏大，风度端凝”，这或许是文人的溢美之言，也或许是只看到史贻直的一时一事，事实上这并非他的一贯作风。

官场上，汉人历来重视科举功名，视为为官的本钱和论资排辈的依据。史贻直19岁考中进士，可谓功名早就。他比张廷玉小了10岁，却与他为同科进士，随后一同考选庶吉士，一同被钦点为翰林，雍正元年又一同入直南书房。只是自此以后，两人的官运便有了明显的不同，距离拉大了。张廷玉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吏部尚书，以大学士出任军机大臣，综理枢要，出纳王命，成了皇帝的心腹大臣。而史贻直只是官居侍郎，外放署理总督，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晋为协办大学士，且始终没有入直军机处。这或许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结怨的潜在原因，而史贻直出于嫉妒，不甘居于张廷玉之后，转而投到与张廷玉对立的鄂尔泰门下。

自乾隆五年（1740年）被隶属张党的御史吴士功弹劾后，史贻直便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只是由于鄂尔泰在，诸事轮不到史贻直出头露面，他才未能如愿。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一死，朝廷中便俨然形成了史贻直与张廷玉对峙的局面。

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史贻直便开始就张廷玉配享太庙一事大做文章。他四处宣扬张廷玉于清王朝无有大功，不当配享太庙之荣，并多次在乾隆面前陈说其词，欲达到使乾隆改变雍正遗命、罢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目的。

乾隆深晓史贻直的用心，虽然他对张廷玉配享太庙素有成见，而张廷玉不亲至朝廷谢恩，这种对皇帝不尊不信又带要挟的态度令乾隆不能忍受，但乾隆还是奉行不为大臣左右的原则。乾隆仅削去了张廷玉的伯爵，没有从史贻直罢配享之请。反而在申斥张廷玉的同时，点了史贻直的名，说：“张廷玉与史贻直一直不相合，史贻直久曾在我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那个时候我就不听他的话。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和，又怎么能够在我的面前加之倾陷呢？”

在乾隆独操国柄、明察秋毫的政治气氛中，史贻直虽有行私之心，却始终不得逞志。

在鄂派势力日渐削弱的时候，乾隆加强了对以张廷玉为首的张派集团的抑制。

张廷玉之所以能与那些满族的“英贤”等量齐观，不过是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好手笔。张廷玉正是凭着自己的好手笔，参与了雍正一朝的最高机密，划策决疑，为雍正皇帝定天下立有大功。因此，雍正帝对张廷玉是倍加称道，视若股肱，赏赐甚厚。在雍正临朝的十三年中曾6次赐金带给张廷玉，每次赏赐都以万计。张廷玉为感激皇帝的恩宠，也为了炫耀自己的体面，将自家花园命名为“赐金园”。

然而，张廷玉虽为雍正帝所宠，却不为乾隆所宠爱。在乾隆的眼里，张廷玉在雍正时仅以撰写谕旨为职责，这是靠文墨为生的文人的资本。对此，乾隆有着他自己的理解，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容忍张廷玉，不过是因为他担任朝廷重臣有一定的年数了，就好比放在柜子里的古董那样，仅仅是一种陈设罢了。”

乾隆满汉之见极深。张廷玉虽以汉人久居高位，却得不到他的信任。只因乾隆深恶朋党，在对鄂尔泰集团势力多方裁制的同时，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力量均衡，收相互牵制之效，不得不庇护张廷玉，但也不时给予裁抑。

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张廷玉以此为荣，乾隆七年（1742年），他请求将伯爵由其长子张若霭承袭，乾隆没有答应。为抑制张氏家族势力过分膨胀，也为了裁抑张廷玉本人，乾隆令伯爵衔只封张廷玉本人，到他死为止。

其时，张廷玉年逾花甲，已是接近70的老人。乾隆准其在紫禁城内骑马，又允其不上早朝。这一方面是出自对老臣的关照，但另一方面，却不无排斥之意，从而形成了由讷亲独自面承圣旨的局面。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张廷玉实在是个意外的打击，白发人为黑发人送终，不能不使他倍觉伤心，更引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这年他已是75岁的老翁了，虽不时上朝奏事，但内廷行走，已是步履蹒跚，需要人来扶持了。乾隆特意命令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但皇帝的关照，却无法阻止他的归隐之心，乞归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求退休，理由是：马上就要80岁，请求能够荣归故里。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专制君主的眼里，却有不肯尽忠之嫌。乾隆认为，人臣事君，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张廷玉说：“你受两朝厚恩，而且奉我父皇的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回归故乡终老的道理？”

乾隆不批准他的请求，而张廷玉极力陈奏，以至于说到动情之处不觉泪流满面。尽管乾隆反复讲明他不应该引退的道理，张廷玉还是不断争辩、不甘罢休。结果是张廷玉被迫留下了，却惹得乾隆不悦。

在张廷玉再三表达请辞的决心后，乾隆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而张廷玉此时却一心考虑自己的配享太庙的问题，反而惹恼了乾隆。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乾隆见他仍然归心热切，且老态日增，精神大减，故而动了恻隐之心。乾隆觉得强留不近人情，乾隆经过长时间的斟酌，派人到张廷玉的府邸，将自己对他依依不舍但又不愿强人所难的意思告诉了他，让他自行抉择。

张廷玉见乾隆恩准还乡，喜出望外。当即表示：“仰蒙体恤垂询，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南巡。”

如果张廷玉就此与乾隆一别，便可以荣归故里，以享晚福了。谁知他自取其辱，反落得蓬头垢面的下场。原来，张廷玉在得遂初衷后，又顾虑起身后能否得到配享太庙的问题了。

太庙，是封建帝王祭奠列祖列宗的庙宇。而帝王至尊，不仅生前要有文武百官俯首听命，即使死后，也要有佐命功臣陪伴。因而，得以身后配享太庙，便成了大臣们无与伦比的殊荣。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弥留之际的皇帝临终留下了令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遗诏。嗜爵如命的张廷玉尤其看重这配享的隆遇，视为光宗耀祖的殊荣，因为在整个清朝配享太庙的12名异姓大臣中，他是唯一的汉人。

张廷玉担心自己回乡后配享太庙可能会落空，于是犹豫不决。他唯恐身后不得蒙荣，进宫面见皇帝，请乾隆赐给自己一个文书凭据。

乾隆因配享出自雍正的遗诏，久成定命，并无收回之意。见张廷玉对自己如此防备，提出这近似要挟的请求，心中十分不快。但乾隆还是勉从所请，答应了张廷玉并写诗一首：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

先皇遗诏唯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这是一首寓意颇深的诗句，它一方面重申了雍正帝的遗命，同意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以唐朝开国功臣的身后之荣作比，声称对他的恩典会超过那些唐朝的功臣。但另一方面，更浸透了皇帝对张廷玉的不满和警告。所谓“漫愁郑国竟摧碑”，是说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封郑国公）树碑立传，也可同样效法太宗仆碑毁文。而“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更是直截了当，说张廷玉的功德不比皋契，实不应配享，将来历史自有评论。

这首诗对张廷玉来说不是好兆头。张廷玉以三朝元老重臣，久经政治风雨，应该完全知道为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道理。可是他一时糊涂，在得到恩准配享的谕旨后，他只是具折谢恩，并以年老天寒为由不亲赴殿廷，让儿子张若澄代往。

乾隆动怒了，他认为这是张廷玉对自己的不敬。恰逢这年由于内忧外困，乾隆心态大变。先是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失掉爱妻。继之，又是大臣辱命，金川败绩。乾隆受到张廷玉这一刺激，不由得大发雷霆。他让军机大臣传旨，令张廷玉第二天回奏。

军机大臣承旨的是傅恒和汪由敦。汪由敦出自张廷玉的门下，浙江钱塘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乾隆即位以后，汪由敦受知于新皇帝，入直南书房，为内阁学士。而后，累迁至侍郎、尚书。乾隆十一年（1746年）署左都御史，为军机大臣。

汪由敦顾及到师生之情分，看到乾隆对张廷玉的事情发怒，当即免冠叩头为张廷玉求情。但乾隆怒气正盛，对汪由敦的请求毫不理睬。汪由敦无奈，又不忍负师生之谊，便不顾军机处的规矩，将乾隆发怒的消息报与师门。

乾隆龙颜大怒，张廷玉已知此番非同小可。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赶到宫廷跪叩请罪。不料，这亡羊补牢之举，非但没有任何用处，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明知，张廷玉的“请罪”并非出自真情，而是汪由敦泄露了消息，因而更加恼怒，对张廷玉大加责罚，历数他的罪状。

第一，配享太庙，乃非常恩典。张廷玉不亲自至宫廷谢恩，是视配享为应得之分。乾隆质问张廷玉说：“你就住在京郊，即使衰病不堪，也应该亲自来表示一下谢意呀。只是写个奏折，竟然不到朝廷中来，你将我给你的如此大的恩惠，看为是你应该得到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呢？”乾隆指出张廷玉这样做是认为皇帝配享之言既出，自无反悔之理，而自己以后再无可视之恩，也无复加之罪了，因而无需顾及君臣之情了。

第二，张廷玉要求兑现雍正的遗言，请乾隆重申配享太庙的恩典，是信不过新君。所以乾隆说：“张廷玉的罪过，本来不在于他不亲至朝廷向我谢恩，而在于他屡次请求按照先皇的遗诏给自己配享。他这样做，是完全不信任我这个新皇帝。”

第三，张廷玉归心似箭，多次上奏皇帝。乾隆认为，张廷玉在尚未龙钟衰老之时，就图谋思退，这是因为自己的门生亲戚不能由于自己的推荐而获得官位或者提拔，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是对新皇帝的要挟。张廷玉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回归故里的举动显然是对新君不予重用的不满。

第四，张廷玉不能亲至朝廷谢恩，却于次日黎明赴朝请罪。汪由敦以师生之情，先是舍身向皇帝请命，后又不顾朝规泄密露情，更加深了乾隆的成见。乾隆痛斥说：“张廷玉，你的得意门生在朝廷替你当耳目，虽然你退出朝廷但却跟自己在朝廷时一样消息灵通，这样的伎俩能瞒得过我吗？你试着想想大学士是什么官，怎么可以徇私引荐自己的门生做官呢？你再想想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又怎么能容忍我大臣们植党树私呢？”

专制帝王最容不得大臣“震主”和“欺主”，张廷玉对乾隆已经犯有不信、不等，外加欺蒙之罪，乾隆忿忿地说：“我大清朝乾纲独断，我即位至今十四年了，事无大小，哪一件事情不是由我来独断。即便是选拔一个县令这样的小事情，都由我来仔细斟酌选择。哪有大学士这样高的官职我不慎重详审，却听凭你张廷玉去安排自己的门生呢？你这个做大臣的，难道就不能不做些收敛吗？”

乾隆于盛怒之下，出言威厉，大有倾覆张廷玉之势。但是，为示宽容，乾隆下令让张廷玉仍以大学士衔休致，身后仍准配享太庙，只是削去了伯爵。而被牵连的汪由敦却被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令在尚书任上赎罪。

张廷玉在遭到乾隆的训斥后，便遵照乾隆的“明春回乡”的旨意，奏请启程。但是，这时正碰上定亲王永璜去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乾隆的长子定亲王永璜逝世，而作为永璜老师的张廷玉，在永璜刚过初祭，就急请辞官回乡，令乾隆非常不快。

乾隆不喜爱永璜，对永璜不予重用。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大丧时，永璜又因礼节疏简被乾隆痛斥，声称绝不立永璜为太子。但父子感情多少还是有的，永璜在遭到冷遇后两年即病死，乾隆深感内疚。因而在永璜死后，乾隆一反切责的态度，丧礼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3天，乾隆下令改为5天，而且乾隆也在永璜初奠时亲临现场。在初祭完成之后，丧服未完，张廷玉便匆匆告归，乾隆觉得张廷玉不近人情。

本来乾隆对张廷玉加恩，宽留原职，准其配享。而张廷玉却是刚过永璜的初祭，就奏请南还，乾隆非常不满：“想想你曾经教过我读书，又作为亲王师傅，却对他的死如此漠然无情，你的人情味都到哪里去了呢？”

或许也是张廷玉的官运到了劫数。这时，恰好蒙古额附、超勇亲王策凌病故。策凌能征惯战，为清王朝拓疆开土，守护边陲立有大功，临终时又留下“自己死后，请求陪葬到公主园寝”的遗言。乾隆听后，大加赞赏，称赞说：“死后还不忘自己的职责，他一生实心为国由此可知。”乾隆于是下令侍卫德山与策凌之子成衮扎布护送其遗体进京，赏银万两办理丧事，照宗室亲王典礼进行。随后，又下令让策凌配享太庙，开蒙古亲藩配享太庙之先。对于乾隆来说，令一个屡立战功的蒙古亲王配享太庙，不足为怪。只是他如此慷慨地把配享的殊荣赐给一个并不为他平日称道的大臣，是对张廷玉邀恩的一种嘲讽和鄙视。

乾隆十五年（1737年）四月颁布上谕，乾隆列举张廷玉不得配享太庙的理由。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凡得配享太庙的均为立有汗马之功的佐命元勋，鄂尔泰尚有开辟苗疆经略边陲之功，配享已属过优。张廷玉仅以缮写谕旨为职，为文墨者所为，于经国赞襄毫无建树，配享实在过分。

乾隆不客气地对张廷玉说：“明朝的刘基，原来是辅佐朱元璋的助手，有重大的贡献，而当时给他配享还曾引起许多人的非议。现在张廷玉你扪心自问，你的贡献能比得上刘基吗？”接着，乾隆下令将此旨并清朝配享诸臣名单一同交给张廷玉看，让他自己思考一下，看能否与配享诸臣比肩并列。

张廷玉一心想着配享太庙，却遭到了乾隆的否决。到此时，他才如梦方醒，知道如若再行坚持，则不仅自身受辱，还会祸及家门。于是，张廷玉战战兢兢地具折请罪：

“我老眼昏花，不自量力，在太庙配享大典上，妄自上书陈奏要求配享。皇上详加训斥，如梦方醒，惶恐不安。现在再次看看配享诸臣名单，我诵读多次，惭愧不堪。想想我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只知道耍笔杆子。因此我郑重地请求皇上罢免我的配享，并治我的罪。”

乾隆以大学士九卿议奏的名义，修改了雍正皇帝的遗诏，宣布罢免张廷玉的身后配享。

解决了配享问题之后，张廷玉终于告老回乡，回到了桐城老家。

遭逢不际，祸患相寻。刚刚归里的张廷玉，又有祸事跟踪而来。他的儿女亲家朱荃获罪，牵连到他。

朱荃官至四川学政，被御史参劾匿丧赴任，贿卖生童，罢官回籍。乾隆十五年（1737年）三月，行至巴东，于船上投水而死。这种畏罪自杀的行为，自然瞒不过明察的乾隆，他认为这其中定有情弊，于是下令对朱荃的亲戚严加审讯，并让四川总督策楞、湖广总督永兴、巡抚唐绥祖协助审理此案。

在乾隆的督责下，督抚闻风而动。七月，湖广总督永兴具折上奏，声称朱荃家人供出，御史所劾朱荃之罪件件属实。原来，朱荃有家人过世，他接到讣告时，正值地方科举考试临近。按照规定，朱荃该丁忧守制，以尽孝道。但他为了不失掉监考官的肥缺，当即将讣告焚毁，匿丧不报，历考嘉定等三郡一府。当时，地方“童试”两考，本县为初试，学政“按临”为院试，以府为单位，分两场，一场正试，一场复试，取中者都是生员，俗称秀才。朱荃从中贿卖生童9名，贪得银两、貂衣等物。朱荃的弟弟朱英等人也供出，朱荃勒索新进门生规礼约有四五千两。随后，又查出朱荃原为吕留良、严鸿送文字狱大案中获罪之人。

诸罪齐发，朱荃劣迹累累，赃私狼藉，乾隆气愤至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用人的脸面，更主要的是在朱荃一事上他确有被人欺骗之处，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等人都先后举荐、包庇过朱荃。张廷玉在京察大典时，曾把朱荃列为一等，直到引见时，才被乾隆降为二等。他的党羽门徒也处处关照朱荃。汪由敦曾在试差人员中力保朱荃。梁诗正在朱荃交部审议时，声称“功令森严，无人更敢作弊”，言外之意是朱荃被人诬陷。

这种明目张胆的党庇行径，令乾隆震怒。他本对张廷玉余怒未息，于是怒责张廷玉说：“你竟然肆无忌惮到如此地步，难道你忘记了先皇给予你的恩赐了吗？你这样藐视我又是为了什么呢？张廷玉你如果还在任上的话，我一定将你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现在既然批准你回籍，就由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你吧。”随后又将张廷玉罚款15000两，追缴从前赐给的御笔、书籍及一切官物，查抄其在京官邸。兴师动众，严追严查，大有穷治张党之势，张党的重要人物梁诗正交部察议，汪由敦贬为侍郎，均为包庇朱荃获罪。

经过这场问罪，张党完全被击垮。张廷玉以垂老之躯几遭乾隆的严厉谴责，已经是奄奄一息，门生故吏各寻出路，树倒猢狲散。至此，乾隆打击前朝勋臣严禁朋党之患的斗争以皇权的独尊进入尾声。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病逝，乾隆宽恕了张廷玉的过失，令仍配享太庙，声称：“张廷玉所请求对他宽恕的罪过虽然是他咎由自取，但是父皇的遗诏我是不忍心违背的。况且张廷玉于先皇在位时，勤慎赞理，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应该给予优厚的抚恤，所以我仍然谨遵遗诏，将他配享太庙，以彰示我国酬奖勤劳的盛典。”乾隆下旨要求对张廷玉的祭葬按照旧例办理，并给他的谥号是“文和”。直到死后，张廷玉才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鄂、张两党的衅争，随着鄂尔泰、张廷玉一死一去，已经不能再掀起朝廷的大波澜了，但是，十几年的统治经验使乾隆意识到，只要朋党的势力还在，便有滋生的可能，他必须严刑峻法，达到朝野震怖的目的。尤其是鄂党，他们蠢蠢欲动，大有复起之势。于是，乾隆选中了胡中藻，从他的集子《坚磨生诗钞》下手，开始罗织罪名。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的进士，官任内阁学士，兼侍郎衔，鄂尔泰的得意门生，自夸为西林第一门生（因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与鄂尔泰的侄子、官居地方大员的鄂昌关系密切，勾结往来。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接到下臣秘密进呈的《坚磨生诗钞》，便命令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蒋溥暗中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乾隆二十年（1755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查出速奏。

乾隆首先在《坚磨生诗钞》的书名上找岔子，他说：“‘坚磨’出自《鲁论》……胡中藻以此自号，是何居心!”乾隆把“坚磨”解释为《论语》中“磨涅”，套进了一段历史典故。“坚磨”语出《论语·阳货》中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句话是有其背景的，晋国赵简子攻打范中行，范的家臣佛肸在中牟反叛，孔子打算到佛肸那里去，子路坚决反对，孔子对他解释说自己虽然到佛肸那里去，但是自己是坚而磨不破的，白而染不黑的，是不会与叛乱者同流合污的。而乾隆强加意思为胡中藻把自己比作孔子，把乾隆比作佛肸，居心险恶之极。

在胡中藻的《诗钞》中，有“谗舌狠张箕”“青蝇投昊肯容辞”之句，这是指责张廷玉及党羽在乾隆面前搬弄是非。乾隆向以乾纲独断自命，最忌臣下对朝政有权臣当道、欺君弄权的评论。因而，胡中藻诗中的“谗舌青蝇”之语，不仅是他攻击张党的罪证，也有指责皇权旁落之嫌。于是，乾隆质问说：“试问此时在我跟前进谗言的人是谁？你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授门户、恬不知耻。”不仅点出了鄂尔泰的名字，而且抓住胡中藻诗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对胡中藻以西林觉罗氏鄂尔泰第一弟子自封的行径大加痛责。

见到胡中藻诗中还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乾隆批道：“加‘浊’字于国号之前，是何肺腑!”其实，这个“浊清”是来比喻人品的卑污与高尚的，而乾隆把它歪曲为污骂大清国，实在是故意冤枉胡中藻。在其诗文中有些歌颂清朝盛世的诗歌也被认为是反诗，比如“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理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之句，形象描绘了清朝一统天下，四海威服的政治局势，分明是赞扬国力的强盛。可是乾隆却说此诗是对清朝统治汉人不满。

在此诗钞中还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燃佛灯”一句诗词，以甘霖、佛灯比喻皇帝普免苛税、拯救生灵的善政。而乾隆却认为它“谤及朕躬”，说：“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见耶？”意思即是说，我乾隆一听说有灾情就马上赈恤百姓，怎么能说赈恤百姓像“佛灯”一样罕见呢？在胡中藻所出的试题中有“乾三爻不像龙说”一题。乾隆说：“乾隆是我的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知！”此外，还在其诗集中找出“又降一世”、“亦天之子”、“与一吐争在丑夷”等数十句。

虽然臣子朋党比起攻击大清王朝的悖逆之罪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是乾隆似乎更想借此打击群臣的朋党恶习，在面谕群臣的最后，他声色俱厉地申饬说：“我见其诗，已经很多年了，而在大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我更不得不中我国法，正尔嚣风，仿效父皇诛杀查嗣庭的办法。”

四月，胡中藻被处以斩决。但案情却越牵越广。

在审理胡中藻一案中，乾隆发现胡中藻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来往密切，命令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将他与别人往来文字中有涉及讥讽和结交同党之类书信等搜查和查封，然后进送到京都”。

鄂昌被革职罢官，锁解京师。因为，鄂昌不仅平日里与胡中藻叙门谊、论杯酒、诗词唱和、引为同调。而陕甘总督刘统勋又从他的书籍和信札中查出所作诗篇《塞上吟》有悖逆之词，诗中称蒙古为“胡儿”，并对其从弟鄂容安被差往西北前线不满，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

在乾隆看来，鄂昌身为满族人，世受国恩，任广西巡抚时，就看到了胡中藻的《诗钞》，本应对其“大逆”之词愤恨谴责，但鄂昌反而与之往复唱和。这是沾染了汉人分朋引类、以浮夸相向的恶习，而丢掉了满族的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的古朴风俗，说穿了就是鄂昌丢掉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因而，他斥责鄂昌是“丧心已极”“悖谬之甚者”，而且胆敢把与满族一体的蒙古称为“胡儿”，自加诋毁，不是忘本又是什么？再加上不愿其弟从军，破坏了满族尚武的精神，乾隆痛骂鄂昌，认为“满洲旧俗，遇有行师，必踊跃争先，以不预为耻，而鄂昌不愿其弟从军西征，实为破坏满族勇敢尚武风气之‘败类’，理当治罪”。最后，乾隆赐令鄂昌自尽。

鄂昌以身封疆重臣，与逆犯胡中藻勾结，成了乾隆整饬满族士风，以树君主之威的牺牲品。在处理鄂昌的两个月中，乾隆两次传谕八旗官兵，令其务必保持满族古朴风俗，尊君亲上，杜绝玩物丧志的汉人陋习，并警告说：“今后如果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之人，一律依照处理鄂昌的办法严惩不贷！”

鄂昌被处以重典，受到株连的鄂党也逐个被人指参。大学士史贻直首先难脱干系。史贻直是继鄂尔泰之后鄂党中的核心人物，他与鄂昌的伯父鄂尔泰为同年举人，鄂昌便效汉人之习，称史贻直也为“伯父”，交往极厚。史贻直见原任甘肃布政使出任河道官职，便向任甘肃巡抚的“侄儿”鄂昌去书请托，替自己的儿子史奕昂谋个布政使之职，书中有“鼎力玉成”之语，而颇重门谊的鄂昌也果真鼎力玉成，为他这位伯父了却望子成龙的心愿。在刑讯的过程中，鄂昌供出了他与史贻直之间的徇私之情，但史贻直却被乾隆杀气腾腾的阵势吓昏了头，在鄂昌供认不讳的情况下，死不认账。这又如何骗得了能明察秋毫的皇帝呢？史贻直以“为子请托于前，又不据实陈奏以图掩饰”的罪名，被勒令以大学士原品退休回家了。两年之后，乾隆南巡，史贻直至沂州迎驾，乾隆赐诗给他，仍然旧事重提，颇带讥讽。在诗中乾隆已经原谅了史贻直当年的护犊之私，而前提是因为史贻直知错能改，足见乾隆杀人立威，以做臣僚手段的成功，致使老于官场，以临事不改常态闻名的史贻直也成了战战兢兢、服服帖帖的“安静之人”了。乾隆的目的达到了，是年三月，他颁布谕旨宣称：史贻直“两年以来，家居安静，业已改悔，著仍补授大学士。”

除了史贻直外，乾隆对鄂党的打击，不遗余力，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之势，甚至连奔赴黄泉已达十年之久的鄂尔泰也没有放过。他指责鄂尔泰过去曾对胡中藻大加赞赏，以致胡中藻肆无忌惮，鄂尔泰对酿成此等大逆之案负有无可推卸之责，下令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乾隆声称：“假使鄂尔泰此时还活着，必将他革职重治其罪，作为意图结党营私的大臣的借鉴。”而任西征军参赞大臣的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在清军平定伊犁，朝廷恩赏官兵时，却不给分毫之赐。不久，鄂容安与其弟鄂实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事中阵亡，才算保住了晚节。乾隆赐谥“刚烈”，亲临奠祭，命入昭忠祠。

乾隆利用胡中藻一案给了鄂党致命的一击，他那五雷轰顶之势，不仅使鄂党为之倾覆，即张党的内外臣工，也无不为之震惊敛绝。

经过胡中藻一案，党争之祸至此宣告结束，正如礼亲王昭梿所说：“时局为之一变。”乾隆终于收拾了前朝遗留的两派势力，把权力集于一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