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历亲政（1）（1 / 2）

第一节 大权独揽

新皇继位，重在掌权。乾隆为了实现皇权的至高无上，采取了几项加强皇权的措施：在行政上，他采用了秘密奏折制度，恢复了军机处；在舆论上，他把自己神化为罗汉；在人事上，他严厉地处理前朝中不服新政的官吏。

乾隆一向尊崇“朝纲独揽”，但久居深宫，又怎能通晓庶务、明察官吏呢？他采取了“广布耳目，收取信息”这一策略。一是实行密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将臣僚完全置于皇帝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二是恢复军机处，促成皇帝对国家政权的高度独裁。

乾隆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是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中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三是为防止奏折呈送途中泄密，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

对密折的批阅，乾隆非常认真，只要属于绝密的奏折，他总是亲自拆封。有的是绝密，乾隆就索性把内容记在心里，把原折烧毁。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后，乾隆废止了奏本文书，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如果官员们有了机密的事情要汇报，往往先以密折形式报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确的意图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这时候的请奏仅是走走形式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奏给皇帝的密折，这完全保证了乾隆能把大权独揽于怀中。

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个独揽朝纲的措施即是在乾隆二年（1737年）出台的裁撤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军机处。在刚即位时，乾隆是把军机处当做前朝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头脑敏锐，颇有远见的乾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亲王和重臣把持政务要职。于是，为了充分削弱他们的权力，乾隆又重新恢复军机处并制定相关制度，使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可是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问题需要皇帝阅览处理，仅靠一个人又怎能应付得了？然而这时的军机处，说白了，其实还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些能够贯彻皇帝意旨、通晓文字工作、工作效率比一般臣子高的高级秘书工作而已，军机处，与历史上的丞相权力根本不能相比。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完全是由乾隆一个人拿主意出决策，而军机大臣只需要把乾隆每天说的话从口头上移录到纸上，保证无误翔实即可。他们本身的种种建议仅供皇帝参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势。在军机处的人选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门外，但为了保证满族人在清政权中占重要地位，还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为满人。因为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说了算，便担心军机大臣们有贰心，为了彻底收买他们为自己卖命，又规定凡为军机大臣者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但重要的用人权还是在乾隆自己手中掌握着，他曾说过：“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极其宠信放纵的权臣和珅也未曾左右过皇帝的用人决策，更何况其他臣子了。

在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制中，军机大臣还都是兼职的，不是正式的职务。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为了能更牢地牵制军机大臣的权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小舅子，年仅25岁的傅恒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这样，傅恒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了。虽然乾隆称傅恒“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但傅恒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再有远见卓识，也还不大成熟。蒙乾隆如此抬举，傅恒自然拼命为皇帝分些劳苦，并且对皇帝言听计从，没有任何异议，做个最忠实的传达人。在傅恒之前，乾隆在军机处提拔的还有讷亲，讷亲当时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满人，他也是考虑到诸因素而被特殊提拔的，乾隆用人确是费尽心机。

为了更牢固地独握大权，乾隆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6名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不能有任何越轨之举。他还规定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皇帝。当时傅恒不认识汉字，乾隆特许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入见。对于象征军机处权力的大印，乾隆管理极严，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还规定只能由15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不许任何人在外窥探。

在建立、健全军机处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把权力集中于军机处，由皇帝亲自领导。实质上，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就是皇帝权力的扩大，它不仅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也使内阁形同虚设。过去的公文处理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有了军机处之后，皇帝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下面的奏折也直接可以从军机处递入，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乾隆时的军机处职责主要是：帮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查内阁和翰林院所拟的诏旨；讨论施政方针；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奉旨出京查办事件；陪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事务性工作；对从中央到地力各级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参考意见等等。其实军机处已成为辅佐乾隆行使强权的常设中枢机构，成了全国的政务中心。

乾隆实行的密折制度和军机处为乾隆独揽朝纲，统领国家政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像汉代时的皇帝把自己比为“天子”一样，乾隆把自己神化为罗汉。乾隆宣传自己是金身罗汉转世，是上天派到世间来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志，从而使自己的命令成为佛祖的命令。通过这种转化，乾隆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更高，统治更加牢固。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清帝室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

佛教认为，人修行后可达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为罗汉，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大罗汉。由于中国这块地方太大了，东南西北中，就是一个罗汉管一个地方也够忙的，还需要加强力量，于是又出现十六罗汉之说。直至玄奘法师时，中国才知道这些罗汉的名字，从此十六罗汉在中国才有了“正式户口”。后来有的画家在画完十六罗汉画像之后，没有经过正式“批准手续”，把斯里兰卡高僧庆友和我国玄奘法师也给画上了，变成十八罗汉。但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和章嘉活佛不认账，对此表示反对。

乾隆和章嘉活佛颇有渊源。乾隆在上书房读书时就与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同窗。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生于甘肃凉州，雍正元年（1723年）大兵前往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以若必多吉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护送到京师。二世章嘉活佛系雍正的恩师，因此他的转世灵童若必多吉到京后，备受雍正爱护，多次赐给金银绸缎珠宝，让他仔细诵读大藏经《甘珠尔》。乾隆看到自己父亲对活佛的态度后，主动请求父亲让自己与章嘉活佛一起学经，与这位活佛结下了法缘。乾隆即位后，也给予了这位活佛较高的地位，他让章嘉活佛管理京师寺庙喇嘛，又授予他“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乾隆一生信奉佛教，他认为自己的修行已达到了罗汉的程度，“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他虽不敢与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相比，但认为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为世间一切所惑。乾隆十年（1745年）时，乾隆在《寄题独乐寺诗》中说：“丈六金身应好在，春风过后偶相思。”乾隆认为，罗汉金刚可以长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罗汉，可以永远受人们的供养，叫人思念。于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兴建罗汉堂时，他下令把自己挤入罗汉中。于是便有了今天碧云寺罗汉堂第444尊罗汉，名为“破邪见尊者”，其像脚不高架，双手置于腿上，胸前护心镜上的两条龙在飞腾。

乾隆有意神化自己，让全国臣民对自己顶礼膜拜，从而稳固自己的权力。

乾隆初期，在官制上基本沿用前朝官员。有的官员习惯了雍正时期的严苛政策，不能接受乾隆的宽仁政治。为了推行新政，乾隆严厉地处理了这些反对新政的官员。

河南巡抚王士俊就是一个强烈反对宽仁政策的典型。乾隆即位后，户部尚书史贻直多次上书陈述河南垦荒的危害，他说：“河南一带，百姓卖儿卖女，就是为了应付国家的劳役。”乾隆听说后下旨，对雍正苛严政治的积极执行者田文镜予以谴责，说：“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政策为主，而属员对他的命令更加厉害，以至于该地剥削成风，河南人民生活困难加剧。”当时的河南巡抚是王士俊，他督促州县开垦非常严厉，为此，乾隆把王士俊调任四川巡抚，实际上是降了王士俊的职。

王士俊在雍正时期以耿直闻名天下，于是便进言指斥时政，说：“最近的一些奏折，都意图翻前朝的案，甚至有人对大家说，只需要将世宗皇帝（雍正帝）时候的事情翻案就是好的奏折，如果这个言论传到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王士俊的这几句话，十分厉害。他不仅是针对某一事或几件事，而是指向所有之事，是囊括乾隆即位以来11个月的整个朝政。更为严重的是，王士俊指责群臣以翻驳前案为名，影射新君，实际上是把乾隆当做去翻父皇所定之案的不孝之子。王士俊由此彻底否定了以宽代严、革除弊政的指导方针，这不仅涉及对新皇帝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政能否继续施行，若不加以制止，便会混淆视听，扰乱人心，新政就会有夭折的危险了。

看过王士俊的密折后，乾隆十分愤怒，马上在奏折上严批申饬，将原折发于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传阅，又在养心殿严厉驳斥王士俊的欺君悖理之行。他揭露王士俊所言的实质，说王士俊是“大悖天理”，侮骂皇上。乾隆还详细论证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方针的一致性，强调说：“我的爷爷、父亲与我的想法，原本就没有丝毫的差别。任何法律施行久了都会产生不少的弊端，因而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有效性，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这个王士俊却指责我在翻前朝的案，他这话什么意思，又是什么居心呢？”

违反祖制，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当然不会容忍这一指责，他痛骂王士俊说：“你真是一个奸邪小人，投机取巧的恶习牢不可破，外表耿直是为了牟取自己的私利，竟然敢将悖理的言论，擅自陈奏给我。”随即下令将王士俊革职捉拿回京。原本打算斩首，后来又因宽容之策，免他死罪，驱逐返籍为民。

在雍、乾政治交替时，甘肃巡抚许容也是以刻薄而闻名的封疆大吏。当乾隆下令赈恤灾民，树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时候，许容却按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乾隆对此十分不满，下谕说：“宽政莫先于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为国家事业踊跃捐粮，现在遇到歉收，应当加恩赈恤。你做事太实在，而理财过于刻薄。国家救济贫民，不要什么时候都斤斤计较。”但是，许容仍迟迟不予照办。

乾隆对许容无视自己的谕旨大为恼火，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封疆大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其解任，并给以严厉谴责。不久，乾隆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大臣，如果不严办他，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臣违抗自己的旨意。因此，乾隆暗示大学士查郎阿弹劾许容有隐匿灾情、祸害灾民、结党营私的过错，乾隆马上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交刑部治罪，刑部审定后给予了杖责的惩罚。后来乾隆考虑到自己的一口恶气已经出过了，况且这个大臣多少还有一点功劳，同时也为了让其感激自己的恩德，便下旨同意免除他的皮肉之苦。此后，许容虽也复出为官，但名声已经扫地，最后是郁郁而死。

在对其他较为严苛的官吏中，乾隆反复阐明宽仁的方针，让他们以休养百姓为己任。广东布政使萨哈谅奏办理征税情形，乾隆下谕说：“征税骚扰百姓的弊端，我已经非常了解了，看你们办理的情形，仍然沿袭原来刻薄的陋习，但是我特意降旨宽大百姓，想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的恩惠，如果你们稽查不得力，只知道中饱私囊，而百姓不能从我的特旨中得到好处，那么你们这些地方大员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除了此谕外，乾隆还分别给四川总督黄廷桂、广东巡抚杨文斌、福建布政使张廷枚等下谕，要他们减轻百姓负担，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说，对那些“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此则拂人性、逆人情者”，要严以查办。

在清除严苛的官僚时，除王士俊、许容外，因“严刻”被处置的官员还有很多。山东文登知县王维干杖毙二命，是个残忍刻薄、如疯如狂、肆无忌惮、草菅民命的酷吏。乾隆听说后，让巡抚岳浚审定后写出详细的上奏条文，乾隆严厉斥责岳浚说：“像这样酷劣的地方官，你作为巡抚，为什么不进行查参？这次根据我的旨意严审王维干，不得回护他以前的罪行，如果有丝毫的包庇和隐瞒，一定对你从重处理。”

对一批推崇严刻政治的官僚加以处分，表明了乾隆通过法纪来维护自己政治革新的决心。他决心杀一儆百，让其他对新政不满或存有疑虑的大臣官僚们明白，不守新规、不行新政的人下场会和王士俊等人一样。对严苛官员的处置，为他施行新政进一步扫平了道路，使新政在短时间内就收到很好的成效。乾隆曾反复强调过：“安良必先除暴，容恶适足养奸，此为察吏之法。”也正是在这种谋略之下，他对“奸”者毫不留情，对“恶”惩除务尽，从而促进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

乾隆通过一系列的严厉惩处，使得前朝大多数官僚越来越惧怕他，为他进一步实施新政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抑制宗室

乾隆以他散发着青春之气的才干和胆略，推行了他的新政，执著地将国家的治理纳入了自己的意志。就在他刚刚丢掉新皇帝的盲目，开始使统治走向正轨时，他的皇权和皇位又遭到了挑战。

乾隆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皇位宝座，他的继承权应该无可指摘。然而，围绕在皇帝宝座周围的阴谋与怨恨，就如那不违节气的风和雨，发生在皇宫大殿的内外，困扰着初登宝座的皇帝。那些与他身上流淌着同样血液的爱新觉罗的子孙们，导演着一幕幕皇室家族惯有的悲剧。

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十六日，乾隆针对宗室子弟之间的结党，对宗室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由于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给乾隆的皇权带来威胁，乾隆先下手为强，对一拨人等削职免爵。

先是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俱革去王爵，同弘升一起，俱着永远困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普革去贝子，宁和革去公爵，弘晈革去王爵。

紧接着，皇帝比照宗人府的议案，量刑从轻发落。庄亲王允禄从宽被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俱被革退；弘皙革去亲王，圈禁高墙，仍准在京郊郑家庄居住，但不准出城；其余弘升、弘昌、弘普、宁和俱照宗人府所议，或圈或革；弘蛟因雍正恩赐世袭王爵，免予革除。

这一次议案涉及的人员全是宗室子弟。庄亲王允禄，是康熙帝的第十六子，乾隆的叔父，他是这群获罪宗室中唯一的长辈，也是他们当中爵位最高的一个。其余几人，弘皙，是大名鼎鼎的康熙帝废太子允礽的嫡子；弘升是康熙帝第五子允祺的长子；弘昌是康熙帝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长子，弘晈是允祥的四子、弘昌之弟，弘普和宁和，均为允禄府上之人，弘普是允禄的长子，宁和是以闲散宗室依附允禄，并承袭了允禄的公爵。

这些人大多受到新皇帝的恩惠，如弘升，其父允祺在康熙年间被封为恒亲王后，他以长子封为世子。但他生性好事，康熙末年，卷入了父辈们的皇位争夺，于雍正初年获罪囚禁，从而丢掉了世子的身份。乾隆即位后，见其仍然忠厚，用为都统，使其掌管火器营，隶八旗禁军的要职，颇有重用之意。还有弘昌，在雍正年间不但没有借父亲是皇帝的宠弟而加官晋爵，反而因鲁莽狂妄，被怕事的父亲奏请圈禁在家，直到父亲死后才被放了出来。乾隆即位后将他加封为贝勒，始有爵位。其余，允禄、弘普父子，更是多蒙“圣恩”，获宠于乾隆。然而，这些人皆辜负了皇恩，迫使皇帝不得不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

这是继雍正皇帝杀戮宗室以来最大的一次皇家祸变。何以一向宽仁的乾隆也痛恨起他的同宗同族来？何以同室操戈的悲剧，又轮回般地在此时重演？何以曾经显赫一时，承先皇顾命，又任新帝总理事务大臣的庄亲王允禄成了祸首？

乾隆在上谕中，只是含含糊糊地列举了他们的罪行：

庄亲王允禄罪有两条：一是没有一点为国家分忧解难的心思，只擅长取悦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责任，生怕事情与自己有关系；二是与弘皙、弘升、弘昌、弘蛟、弘普等诸侄私相交结，往来诡秘。

弘皙之罪有三条：一是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皇帝面前毫无敬谨之意，唯以奉承庄亲王为自己的事情；二是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叵测，例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诞辰，派人制造了一个鹅黄肩舆进呈，好像等待着皇上不要，以便自己留用；三是事情败露之后，在宗人府听审时，不知畏惧，拒不交代。

弘升、弘昌、弘普、弘晈等人，则被指为群相趋奉、结党营私，是一群擅作威福、不安本分的骄奢淫逸之徒。

虽然乾隆没有详细列出各人所犯罪行，但是此次皇室祸变并非一日而成，而是与清朝入关以来宗室干政的祖制有关。大清由马上得天下，宗室子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夺得权力后，便将宗室参与国政立为祖制家法。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宗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

自从太祖努尔哈赤创业以来，清皇室以血缘关系分配权力所导致的矛盾争端已经酿成了几代皇子皇孙同室操戈的悲剧。乾隆不愿这种历史的悲剧重演，更不愿他手中的权力受到他人的威胁，所以一见有宗室联结的苗头，就加以重处。

庄亲王允禄身受三代皇帝的宠爱，在乾隆登基后位高权重。

庄亲王允禄是康熙帝诸子中颇得宠眷的一个。允禄的生母为密妃王氏，苏州人。康熙晚年，康熙亲自教授儿子们功课，允禄得益最多，他的天文、算学、火器（枪炮），都是康熙皇帝亲手教授的，因而幼年即精数学、通音律，以才气闻名。

雍正皇帝统治期间，在诸兄弟中，除了对怡亲王允祥特殊地恩宠外，就数允禄蒙恩最多。相传十三弟允祥曾为雍正争夺储位出过力，雍正看重允祥，当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但他善待允禄，却不知道出自何种缘由。允禄在康熙年间没有封爵，雍正特地将他过继给无子的庄亲王博果铎。博果铎，是皇太极第五子、承泽亲王硕塞的儿子，后改号庄亲王。庄亲王死后，允禄不但承袭了庄亲王的爵位，而且继承了巨额遗产。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死去，允禄的地位开始逐渐提高，雍正帝于弥留之际，命他与果亲王允礼以宗室王爷的身份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同时顾承遗命。而后新帝登基，允禄又因拥戴之功，奉命担任总理事务大臣，位列诸人之首，并以他总理事务有功，给予额外世袭公爵，隆宠至极。

乾隆善待允禄，除了遵从父亲遗命外，似乎因为他与允禄之间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那是在康熙末年，年幼的弘历（乾隆）以禀赋颖异、天资颇高，被祖父康熙帝养育宫中，生活上就由允禄的母亲密妃抚养照看。他除了与允禄同时受教于祖父外，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由允禄作“师傅”，将所学转授给他。两人之间的感情，自然不能与其他的叔侄相比。然而，在人君面前，人世间所有的亲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血缘关系完全被政治关系所侵蚀。当允禄的地位达到了顶点，仅次于皇帝的时候，他的厄运也随之而来。因为，乾隆虽然年轻，却是个极端专制主义的身体力行者。

乾隆鉴于封建专制政体有它难以克服的弊端，一上台就着眼于对它的改进。他除了对母后、外戚、宦官、藩镇等严立章程，事先防范外，则尤其用力解决困扰已久的大臣朋党和宗室干政。而宗室干政的苗头，竟随着允禄权势的日重，引起了乾隆的重视。

因而，乾隆在父亲为他安排的亲贵政治氛围中，度过他居丧的27个月后，便毅然决然地将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排除在国家权要之外。新成立的中枢机构军机处，虽然设了6位军机大臣，却不再有二人的位置，乾隆由此杜绝了宗室干政的弊端，加强了皇权，并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惯例。

对允禄、允礼来说，权力受到削夺，终归不是愉快之事。尽管他们与皇帝之间并不曾发生过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却不能不担心这种剥夺会是祸患的先兆。因而他们变得格外地小心，并且消沉起来。允礼因患足疾，出入不便，解职之后，刚好在家养病，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便故去了。于是，允禄与皇帝的隔阂变得更加显眼。

允禄自知不为皇帝所信，处处瞻前顾后，生怕惹来祸患。以至乾隆说他只知道专心取悦于别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责任。而允禄这种小心翼翼的立身哲学，正是来自对君权的畏惧。

允禄的处境，在宗室中引来了同情，在那些贵胄看来，允禄于皇帝有拥戴、辅佐之功，宗室参与国政，乃祖制家法，先皇雍正在创立军机处时，也是以宗室王公居其首席。然而，这一切随着乾隆坐稳了皇位以后，全变了样。他们认为，乾隆在薄待宗室方面将超过他父亲。于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情感困扰着这些皇家子弟，使他们很自然地远离了皇帝而向允禄靠拢，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成了庄亲王府的常客。

专制政治，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皇帝。允禄在宗室中威望的增高，使得乾隆大为不快。虽然他们并未掀起大的政治风波，但是他们相互援引、彼此攀附，已形成一种集团势力，这对需要巩固皇权的乾隆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隐患。于是，为了防微杜渐，实现他所谓的“先机保全之道”，乾隆在观察了一年之后，决定对他们进行惩戒，除了允禄之外，几乎所有获罪的宗室都被贬被革，或被圈禁高墙。

在这次宗室事件所涉及的人当中，乾隆最最忌恨的是弘皙。

弘皙并不是这场“宗室结党案”的主犯，在获罪的这些宗室亲贵中，他排第二。但是，他所受的处罚却最重，不但被革去亲王的爵位，而且软禁在家，不得出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乾隆的眼里，弘皙对自己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允禄。弘皙表现出的狂妄自大、傲慢无礼，以及对他的冷漠，使乾隆感到这位旧日太子的嫡子对自己的敌视和不服。乾隆的感觉，不是没有来由的。

一个多月以后，这一案件又有发展。一个名叫福宁的宗室首告弘皙，说他利用安泰搞邪术，有大逆不道的行径。安泰为何许人氏，已无从考查。有人说他也是宗室，但从他的身份相位看，更像个仆人，乾隆接到告发的密疏后，立即将安泰逮捕归案，并命平郡王福彭与军机大臣讷亲一同会审。会审的结果，竟让乾隆大吃一惊。安泰供认：他曾经自称为祖师显灵，能预先得知将来之事。弘皙对安泰的占卜深信不疑，常常请他盘算，不久前曾问过：“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能活多久”、“将来我还能再向上升？”

这一连串的问题将弘皙窥伺皇位、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乾隆以往所有的怀疑和猜度都得到了证实。弘皙不仅性情浮躁乖张，对自己不恭不谨，而且在心里时时酝酿着篡夺皇位的阴谋。他期待着准噶尔打到北京，盼望天下大乱，好趁乱实现自己的帝梦。他也希望皇帝短命，待皇帝死后，好以旧日东宫嫡子的身份夺得皇位。

弘皙的皇帝梦由来已久。

自弘皙记事起，便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皇太子。并知道等父亲做了皇帝之后，他这个嫡子也会被封为皇太子，然后成为皇帝。幼年的弘皙聪慧过人，不仅为父亲所喜，且尤得祖父康熙皇帝钟爱，与乾隆一样，被养育宫中，而且时间更早、更长。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弘皙应该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

然而，这顺理成章的事，随着皇太子被废化为乌有。但当他的叔父雍正皇帝即位后，弘皙又很快恢复了宗室亲贵的身份。先是被封为理郡王，雍正六年（1728年）又晋封为亲王。而且，雍正皇帝还给了他种种特权，甚至允许弘皙在王府内设立会计司、掌仪司等比同国制的机构。故而，他的藩府体制和服饰均超过一般的王公，以至于在他获罪以后，这也成了他的罪状。

弘皙表面上对雍正皇帝竭诚拥戴，然而，在他的心里，却永远丢不掉那曾经属于他的嗣统，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平。弘皙由“罪人”得赐王爵，本该心满意足了。无奈，他的欲望竟无法填平，他非但不感恩雍正父子，反而时时想着，有朝一日能从他们手中夺过皇权。因为，那金銮宝殿本来是属于他的。

对皇位的窥伺，使弘皙注意到庄亲王允禄，这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叔父，是长辈中唯一在朝廷任要职的宗室。而允禄待人宽厚，遇事模棱两可，既使人容易接近，又便于驾驭。于是，弘皙开始了与允禄的频繁交往。在弘皙看来，一旦遇有国家动荡、皇帝暴崩等意外，他少不了要依靠允禄等人的拥戴去夺回皇位。因为清代的祖制，给予了宗室权贵以议立新君的特权。然而，弘皙的帝梦，不过是一枕黄粱，随着乾隆将他的“大逆”之罪昭示于天下，弘皙只能在高墙之内打发他的余生了。

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初六日，乾隆对此案做出最后判决：

“弘皙听信邪说，应当被处以极刑。但我总是想到他是皇祖圣祖皇帝的孙子，如果给予他太重的惩罚，于心实有不忍。况且他也是误信巫师的谗言，因此对他从宽，免其死罪，但不便仍留住郑家庄，交内务府总管石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

安泰是附和弘皙、传播邪说之人，着从宽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

而后，又下令将弘皙的子孙革去宗室，比照允禵和允禟的子孙，给予红带子。

大清入关之初就规定，努尔哈赤的父亲、努尔哈赤的兄弟，及他的子孙叫“宗室”，系黄带；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以下的子孙叫“觉罗”，系着红带子。乾隆让弘皙系红带子，意味着弘皙一支便成了“觉罗”——皇家的远支。

为巩固和加强皇权，乾隆不遗余力，即使天子支派也须待以国法，而弘皙的谋逆，使他更加注意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宗室的控制。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皇帝颁布调令禁止担任御前侍卫的宗室与大臣及闲散宗室交往；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禁止宗室命名使用内廷所拟之字；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门各录此旨，写在各自的墙壁上。

为了抑制宗室的势力，乾隆把宗室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哪怕才德兼优的同窗好友，他也不予重用。

乾隆即位以后，宗室中除了重用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之外，第三位重要人物，当属平郡王福彭。

福彭，是努尔哈赤的八世孙，代善、岳托父子之后。岳托始封克勤郡王，后改封平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王之一。福彭虽是宗室中的远支，却受到康雍乾三朝皇帝的赏识。

福彭年长乾隆3岁，早在乾隆为皇子时，两人就结为同窗挚友。福彭在康熙时就养育在皇宫中，雍正六年（1728年）又奉旨读书内廷。弘历认为福彭器量宽宏，才德优长，把他视为自己的生死兄弟。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乾隆继承了皇位。他没有忘记远在边疆的福彭，立即召他回京，命他协办总理政务。于是，福彭成了宗室王公中仅次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的第三号人物，即使为总理事务大臣的鄂尔泰、张廷玉，也不得不对福彭礼遇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是王爷，更主要的是福彭曾是皇帝旧日的同窗好友，摆在福彭面前的当是无可限量的政治前程。

然而，福彭的政治生命注定了要从属于专制政治的需要。尽管福彭年轻有为，而乾隆又在用人之际，但乾隆鉴于皇家祸变的惨痛教训，已经决心把所有的亲王、郡王，统统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连自己的知己福彭也不例外。福彭的才德和能力，只在乾隆初政时留下了昙花一现的影响，随后便成了乾隆废弃亲贵政治的殉葬品。

自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福彭便随着总理事务处的裁撤，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虽然，此后他被授命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的旗务，却始终不曾大用，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年仅40岁的福彭病逝。为了表达对这位同窗的歉情，乾隆命皇长子携茶酒前往奠祭，又命辍朝两日以示哀悼。

深受皇室之祸震惊的乾隆在心有余悸的同时，不但限制宗室加入权要机构，而且对自己的弟弟也多加提防。

乾隆排行第四，大哥二哥早亡，雍正五年（1727年），三哥弘时削爵身死后，他便成了雍正帝最大的儿子，在他身下，本来还有三个弟弟，到他即位时，也只剩下五弟弘昼和幼弟弘瞻。

弘昼小乾隆三个月，生母耿氏，封裕妃。在乾隆的诸兄弟中，只有这位与他同龄的五弟最为亲密，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长大以后，两人同尊同荣，所享受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也是相等的。雍正九年（1731年），兄弟俩同时受封，弘历（乾隆）封和硕宝亲王，弘昼封和硕和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一同担任苗疆事务大臣，参与政务。所以，两兄弟实际是皇位继承的潜在竞争对手。

历史上，皇帝的御座，不知诱发了多少同室操戈的悲剧，使多少骨肉至亲反目成仇。乾隆与弘昼之间，不曾发生这种流血的冲突。从现有的史籍中，甚至找不到在乾隆即位前二人有过嫌隙的记载。然而，这并不等于弘昼没有成龙的愿望和野心，也不能说明他是心甘情愿地看着皇位为兄长所得，而没有一丝妒忌和怨恨，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们，又有哪一个不是盯着御座、眼睛发红的“野心家”呢？只是皇家子弟，历来只有服从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力。从雍正的言语行动中，不但大臣们已猜测到皇位的继承人，身为皇子的弘昼也有所察觉。但他没有口出妄言，也没有自暴自弃，仍和以往一样，孝敬父皇，友爱兄长。直到雍正去世以前，他们始终是友情颇深的好兄弟。然而，一旦乾隆成了皇帝，一切都变了样。昔日纯粹的兄弟之情，又多了一层君臣关系。即是兄弟，又是君臣，地位、身份、关系的骤然变化，已经预示着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必不可免。

弘昼性格内向，为人孤傲，满朝文武均不放在眼中。一次，在议政时，他和军机大臣讷亲发生冲突，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拳相向。乾隆虽然未作申饬，但对弘昼当众殴辱大臣，很是反感。

又有一次，朝廷举行八旗科目考试。弘昼奉命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殿试八旗子弟。时至中午，弘昼请乾隆退朝歇息用膳，由他继续监考。乾隆是个事必躬亲的人，他担心旗人士子挟私作弊，迟迟没有退朝。谁知弘昼竟因此十分不快，对乾隆说：“你难道连我也不信，怕我被士子买通了吗？”乾隆大为不满，二话没说退了朝。第二天，当弘昼如梦初醒，诚惶诚恐地向乾隆请罪时，乾隆也毫不客气地告诫他：“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该粉身碎骨。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自此，弘昼开始收敛。他谨言慎行，时时检点，不再有从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了。但是，仍然不时受到皇帝借题发挥的敲打。

一次，弘昼与幼弟弘瞻一起到皇太后宫中请安，跪坐在皇太后座旁的藤席上，此座正是乾隆跪坐的地方。乾隆立时责备两个弟弟于皇太后前跪坐没有样子。弘昼因此被罚俸三年。

乾隆十七年（1752年），弘昼与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慎郡王允禧等人奉命一起清点仓储。这些饱食终日的王爷，平日懒懒散散，无所用心，因而干起事来，草率马虎，敷衍了事。想不到，这微不足道的小错，在皇帝眼里却成了无视皇命、未能尽心的大过，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岂敢得罪这些王爷，便以或革诸王所兼都统，或罚所兼都统俸禄，两议上奏。乾隆最忌臣僚顾及情面，宗人府的模棱两可，使他怒从心起，下令将宗人府王公严加惩处，将原案交与都察院审理。

都察院战战兢兢地接过了这个案子，却不知比照哪条律例议罚，揣摩之下，只好从严处置，统统革去王爵。不料，又惹恼了乾隆，他大发脾气，声称：“王公等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从来没有革去王爵、降为庶人的道理？”他又责备都察院：“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下令将都察院官员革职留任，诸王被罚俸一年。

皇帝威慑四海，权秉生杀。乾隆一会儿怪宗人府顾及情面，罚罪过轻，一会儿又怪都察院不遵守朝廷体制，议处太重。天威莫测，无非是警告这些傲慢的王公大臣们要在皇权面前俯首帖耳。

强权之下，弘昼不得不低头，然而，内心中却痛苦不堪。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打发无所事事的生活，他整日出入戏院，醉心于戏曲，尤其偏爱卞阳腔，并在家中养起戏班子，排练由他自己改写的戏文。或许由于改写的水平太低，来客不得不掩起耳朵，借故逃走。

弘昼以另一种方式无言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那就是自己装成死人，由家人演习丧礼。经常是，弘昼高坐院中假死，由王府的护卫侍从，陈设好各种乐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吃着供用，以此为娱。这种变态的举止，给人一种在长期压抑下精神失常的感觉。

弘昼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终年60岁。

在乾隆仁慈的另一面，是对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些对手中有威胁自己权力的臣子，有威胁到他地位的其他阿哥。无论是谁，只要对乾隆手中的权力造成了哪怕是一小点威胁，乾隆都穷追烂打，不把对手彻底击溃不罢休。

弘瞻是乾隆的弟弟，自小就受到乾隆的宠爱。但这种宠爱并没有为他带来幸运和更加美好的生活。相反，在乾隆的宠爱下，他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成为真正的纨绔子弟，干的坏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结果把自己推进了火坑。

弘瞻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比乾隆和弘昼小23岁。雍正帝死时，弘瞻只有两岁。因而，在弘瞻的记忆中，他的一切都是由乾隆这位皇兄安排的。

乾隆对他幼弟颇多关照。弘瞻长大以后，善作诗词，又富藏书，这同乾隆令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人沈德潜做他的师傅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乾隆还将弘瞻过继给果亲王允礼，允礼在诸王中较为殷富，弘瞻即得嗣封为果亲王，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年的盈余可以累积达到数万。

皇家子弟，多纨绔成习。弘瞻倚仗御弟的身份，有恃无恐，放荡不羁。

一次，皇帝令他前往盛京，恭送玉牒。他却上奏要求先去打猎，然后再去盛京。

又有一次，圆明园“九州清宴”失火，诸王都赶到园中救火，住处最近的弘瞻不但来得最晚，且和皇子们嘻嘻哈哈，好似此事与他无关。

还有一次，弘瞻的母亲做寿，乾隆没有称祝加赐。弘瞻以皇帝薄待自己的生母，微词讥讽，怨愤之情，形之于色。

弘瞻如此放纵失检，乾隆对他十分不满，多次申饬。但弘瞻却不知收敛，胆子越来越大。他贵为亲王，巨富无比，却生性吝啬，敛财聚货无所顾忌。不但开设煤窑，强行霸占民人产业，而且还常向母亲索要财物。这种贪得无厌的劣性，终于为他惹下了大祸。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五月，两淮盐政高恒代京师王公大臣贩卖人参牟取暴利一事被告发，弘瞻是被指控的王公之一。在乾隆的眼里，弘瞻“一向不安分守己，往往向人请托，习气最陋”，干出这等事来不足为怪，他命将弘瞻收捕，交军机大臣审讯。

弘瞻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他被哥哥的皇威镇服了。在审讯的过程中，弘瞻供出，他因欠了商人江起滔的钱，派王府护卫带江起滔到高恒处托售人参，牟利以偿还欠债。

身为亲王，弘瞻干出如此有伤体面的事情，乾隆大为恼火。他对弘瞻的任性放纵，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但弘赡却始终不知检点，屡蹈惩尤，反把事情闹大，乾隆决意借此对弘瞻加以惩治。接着，乾隆又查出弘瞻以低价令各处织造、关差购买朝衣、刺绣、古玩，优伶等，并有私自请托军机大臣阿里衮选任王府门下私人为朝廷官吏之事。

乾隆为改变清朝前期宗室王公干预朝政的恶习，对皇亲国戚，包括自己的弟弟在内，虽给予很高的名位、优隆的待遇，却绝对禁止他们干政。弘瞻不但以聚敛好财尽失御弟身份，且又违犯朝规，干预朝廷选拔官员，乾隆不能再容忍了。他厉声责备说：“弘赡想要干预朝政，毫无顾忌，已经到了很厉害的程度。此风一长，内务府旗员也将会效法，这样的话，外面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都将纷纷步其后尘，无法阻挡了。想到这里，我实在是寒心啊。”于是，乾隆将其旧过新犯一总清算，诸罪俱发后，弘瞻被革去亲王的一切差事，永远停俸。

这是乾隆第一次以如此严厉的态度对待他的幼弟，弘瞻大出意外。平时，他以洒脱自居，此时只有大势已去的伤感。从此，他居家不出。郁郁之下，竟然一病不起。病危时，乾隆临榻前视疾，弘瞻在被褥间叩首谢罪。乾隆似乎被弘瞻的软弱和屈从所感动，唤起了他的手足之情。他呜咽失声，泪流满面，拉着弘瞻的手说：“我因你年少，故而稍加处分，以改变你的脾气，想不到你会因此得这样重的病。”乾隆立即恢复了弘瞻的爵位。

两年之后，弘瞻仍然死去了，年仅32岁。乾隆失去了幼弟，却使皇权更加独尊。

作为一名封建君王，乾隆深深懂得欲治天下，先治宗室、内宫的道理。尽管为了政治安定的考虑，乾隆继位后在政治方针上采取了宽仁的一面，昭雪、平反、安顿了不少皇亲国戚、亲王宗室，但皇权斗争毕竟是残酷的，乾隆断然采取了“整顿机制，施政有纲”这一策略，防止宗室、宦官、外戚干政专权。

为了不使母亲干预政务，即位后的第三天，乾隆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内太监女子：“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太后闻之，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它，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之责，并令知之。”这个命令看似是乾隆爱护母亲倍加，感情笃深，其实是为了使皇权独尊，不受母后干扰，避免历史上母后乱政之嫌。皇太后既然彻底与外世隔绝，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乾隆继位不久遇到一件事，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次，太后让乾隆把顺天府东一座废弃的庙宇修葺一下，事虽不大，乾隆却意识到了问题：太后在深官之内怎么会想起来修庙宇呢？乾隆虽然母命难违，派人修了庙宇，却对在太后身边的太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后来，好事的太监将悟真庵的尼姑引入大内，又带领太后的弟弟进宫，这些都是违反后宫规章的。乾隆碍于情面不好训诫母后，但毫不留情地训斥了太监们的多事非礼。乾隆对母后的亲戚非常优待，常常赏赐他们，但是不允许他们依权欺人，以权干政。头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江阿乃太后的亲侄、乾隆的表兄弟，长年患病，不能供职，本应该罢任，乾隆念他是太后的亲戚，“是以特加优公爵，免其革退”。但是他的俸禄却减少了一半。在此严厉的监督和规章制度之下，外戚根本没有参政的机会。乾隆对整个后宫的管束也比较严格，规定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之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嫔妃们的榜样。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会时，乾隆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的娘家中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对于宫内宦官，乾隆更是防微杜渐，极力防范。

历史上宦官弄权的教训不少。明代宦官多数都精通文墨，弄权干政使明代败落，其中魏忠贤之祸更是到处流传。乾隆鉴于宦官之祸，改除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习字的内书堂废掉。他说，内监的职责就是听命行事，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后，内宫便不再有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还有一个禁止宦官纵权的措施，就是让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一来，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仔细，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乱政。如果发现太监们有所非为，定处不饶，有个太监是乾隆的贴身之人，因对乾隆说了几句有关外廷官员是非的话，乾隆马上命令将其处死。乾隆还发谕旨说：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外廷官员可以随时处置行罚。宫中有个叫郑爱桂的太监，经常在乾隆耳边赞扬刑部尚书张照，贬斥户部尚书梁诗正，说他“太冷”。乾隆讨厌太监干政，并洞烛其真伪。事实终于弄清，原来张照舍得花银两破费钱财结交太监，而梁诗正却廉洁自持，不善于笼络太监，所以郑爱桂“喜张而恶梁”。乾隆得知了真相，写诗称赞梁诗正说：“持身恪且勤，居家俭而省。内廷行星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张挥霍，故率称其冷。翻以是嘉之，吾岂蔽近幸。”为此，乾隆毫不客气地惩治了郑爱桂，并降旨要宦官们引以为戒。还有一个在御前听差的太监，被乾隆直呼为“秦赵高”。其实上这个太监也并没有做下什么大逆不道、弄权使坏的事，乾隆之所以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不要向赵高学习，要安守本分。

正是由于乾隆对太监管束严格，清朝再也没有出现像明朝那样太监乱政之事了。

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乾隆在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漩涡中总揽王权，在位六十年，没有谁可以威胁皇位安危，没有后宫作祟，没有宗室内讧，没有皇子争位，没有朋党聚结乱政，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乾隆改革和完善了各种制度，使母后、太后、兄弟、叔父、外戚、太监等均受到约束和牵制，把皇权巩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三节 前朝遗老

乾隆继位之初，朝中大臣大权在握，皇帝年轻势弱。乾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削弱前朝老臣的权势，平息了宫内的朋党争斗，组建起自己的势力，实行“宽严相济”的新政。

雍正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这既为乾隆在继位之初留下了可用之臣，也为乾隆开创大业留下了掣肘之患。

乾隆初年，在他所任用的雍正旧臣中，以鄂尔泰、张廷玉的地位最高。自恢复军机处、宗室王公被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后，鄂尔泰为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居其次，均是位居宰相的重臣。二人虽然各树门户，朋比结党，相互倾轧，但却不曾威胁到皇权的稳定。因而，乾隆在初政的过程中，虽不时给以告诫，却仍倚寄颇深，优容包涵。所以，鄂尔泰和张廷玉均权势显赫，并在朝廷内外负有盛名。

在清人袁枚为鄂尔泰所撰的行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乾隆元年，每推行一个措施，下达一个诏令，全国都欢呼，载歌载舞，认为像尧舜这样贤明的君主又出来了。”

乾隆二年（1737年），在朝鲜使臣回国后的奏报中，也称誉说：“新皇帝政令没有大的失误。阁老张廷玉负天下众望，要求告老回乡，乾隆不答应，人们都认为只要有张阁老在，天下就不会发生大事。”

毫无疑问，鄂尔泰和张廷玉在乾隆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乾隆孤身置于先朝的老臣中，尽管周围有着数不清的欢呼，乾隆仍然从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中，观察到了变幻莫测的官场，感受到了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一个尴尬的事实：乾隆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皇位，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心腹之人。

党争是官僚政治的痛疾。明末以来，官场相互援引，攀附成风。而各个林立的党派之间，你攻我伐，相互倾轧，搞得乌烟瘴气。在清人的眼里，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来之于这种自相残杀的“窝里斗”，因而清朝的统治者最忌党争，顺治、康熙、雍正，屡屡颁诏戒谕，并对官僚士子结党立派的行径进行了不折不扣的打击。然而。这种分门植党，官官相护的恶习，却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由师生、同年（同年考中进士）、同僚官员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竟是那样的牢不可破，往往是旧的朋党铲除了，又结成新的朋党。

尽管乾隆屡次表示党争是他所深恶痛绝的，朝廷还是出现了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乾隆即位时，朝廷上已形成鄂张两党。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鄂尔泰、张廷玉皆为前朝遗老，又均有拥戴之功，两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讦，因此，影响了朝政的统一，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也为初政的新皇帝尽快地熟悉政务、巩固和加强他的皇权，制造了无形的障碍。乾隆周旋于两党之间，既要打击鄂尔泰、张廷玉的势力，又要在自己没有培植起亲信股肱之前，倚靠二人帮助自己处理国政，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地运转。这使乾隆煞费苦心，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鄂尔泰最先形成势力，是在他发迹于云贵总督的时候。

鄂尔泰对待属下颇有长者、前辈的风度，对周围的臣僚部将，凡有一善一技，他均过目不忘，及时给予奖励提拔，所谓“知人善任，赏罚明肃”。因而，在他节制西南的七年中，文武官员张广泗、张允禄、元展成、哈元生、韩勋、董芳等人均乐为其用，并皆在平定贵州苗民的叛乱中立功。他们被鄂尔泰的才干所折服，也为他的赏识而感恩。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使他们固结一体。

雍正的宠眷和重用，使鄂尔泰的威望在朝野大增。雍正皇帝为了嘉奖鄂尔泰的忠诚，曾颁旨天下说：“我有时自信不如鄂尔泰专一。”而且，事无大小多委鄂尔泰督办，所以，鄂尔泰所到之处，巡抚以下官员出城很远来拜见他。久而久之，在鄂尔泰周围便聚集起一帮趋炎附势之人。

到了乾隆即位前后，鄂尔泰在朝廷内外已结成以他为首的党派。依附他的著名人物有史贻直、尹继善、仲永檀等人。

同时，鄂尔泰的家族也越来越有势力。鄂尔泰的家族是一个显赫的家族，自从入关，多人得到封侯拜将。鄂尔泰的发迹，使这个家族更为显赫，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官居户部尚书、步军统领。他的长子鄂容安开始担任军机章京一职，后任封疆大吏，为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在西征时任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也是参赞大臣。二人均死于西征准噶尔的战场。三子鄂泥为山西巡抚，出任西安将军。四子鄂宁也是巡抚一级的大官。五子鄂忻是庄亲王允禄的女婿。鄂尔泰的女儿嫁给了宁郡王弘校。侄儿鄂昌担任过湖北、甘肃巡抚。如此一个满门贵胄的家族，本身就有一种咄咄逼人之势，何况还有位居首臣的鄂尔泰。

相比之下，张廷玉似有在鄂尔泰下风之势，但张廷玉的发迹和所获雍正帝的宠爱，却比鄂尔泰早得多。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康熙年间中进士，任内阁学士、吏部侍郎。至雍正朝累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

与鄂尔泰不同，张廷玉出生于书香世宦之家。张廷玉一门朱紫，他的父亲张英以文学之才获宠于康熙皇帝，最早入直南书房，成为康熙身边的宠臣，累官至大学士，死后赐谥“文端”。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他的长兄张廷瑑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张廷璐官拜礼部侍郎。张廷玉的七个儿子也都拜官。长子张若霭、次子张若澄均值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少子张若渟亦自内阁学士起家，历任军机章京、侍郎、尚书等职，堪称满门贵胄。张廷玉历事三朝，蒙恩得以荫袭、议叙之子侄姻戚，更是不乏其人。因此，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上书指责说：“官场舆论都掌握在桐城张姚二姓手上，朝廷官僚半数出自他们的门下。现在张氏做高官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一直都是亲家，姚家做官的人也有姚孔猛（■鋹）等十人。”足见张廷玉势力之大，党羽之众。

张廷玉和鄂尔泰各自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朋党集团，双方势同水火，而两家子弟宾客，更是勾心斗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的情况，就像乾隆指出的那样：“满洲则都想着依附鄂尔泰，汉人则都想着依附张廷玉。”所以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

为了争权夺势，两派每天都在暗中较劲。据传，鄂尔泰与张廷玉同朝十余年，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张廷玉向以谦虚自居，但对鄂尔泰却是寸步不让。本来鄂尔泰一直外任封疆，而张廷玉官居京城，两人互不相扰。但自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内召还京，以首席军机大臣班次在张廷玉之前，张廷玉大为不快。而后，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必冷嘲热讽，使其不得自容。

实际上，张廷玉虽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尔泰高出一筹，常常以口角获胜，但由于清政府的大权操纵在满族上层的手中，乾隆的重满轻汉、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更多的情况下，还是鄂党占上风。

鄂尔泰与张廷玉两派早在雍正统治期间就多有较量。在朝廷处理苗民反叛的过程中，鄂、张两派的势力是此消彼长。

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收复了黔省苗族4万户。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多次奏请后，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政策就是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苗族地区由“无君上，不相统属”到设官建治，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官军驻扎该地后，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加之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名目的摊派，苗民不堪忍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黎平人包利到苗疆腹地古州，以“苗王出世”相号召，大造反清舆论。三月二十一日，包利率众包围台拱番招坉汛城。五月初至六月中旬，苗众先后攻占凯里、重安堡、黄平等府。雍正谕令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筹划用兵事宜，并调兵围剿。苗众见清军云集，弃城回寨。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苗民再次反叛，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雍正帝怒形于色，颇有怪罪鄂尔泰“改土归流”不当之意。

实际上，苗民反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带改土归流最晚，而且由于鄂尔泰、张广泗等得力大员相继调离，归流的工作很是草率，除了添设流官派驻军队之外，未对原有土司势力做应有的触动。而后，随着新派流官横征暴敛、擅作威福，原有的土司势力便利用苗民的不满，鼓动反清。

雍正以果亲王允礼、宝亲王弘历（乾隆）、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专门负责平叛。

鄂尔泰曾向雍正帝夸下海口，声称西南改土归流后，可保百年无事。然而，不过几年工夫，苗事再起。鄂尔泰自觉心亏理短，便以从前管理苗疆筹划布置未周具疏请罪，并请罢免官职，回家养病。雍正帝正在气头上，再加上朝廷中反对鄂尔泰的呼声颇高，便以鄂尔泰有病需要调养为由，解去他大学士之职，并削去伯爵爵位。

鄂尔泰被革职夺爵，意味着鄂党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而张党正在得势。这时，雍正帝又偏偏用了属于张党的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贵州主持平叛。张照见鄂尔泰失宠于皇帝，以为时机已到，可趁机报复。于是，自荐前往贵州督理苗事。

鄂、张两派在苗族事件上的第一次较量便从张派的张照督苗开始了。

张照一心想给鄂尔泰以致命的一击，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退路，因为他既不知兵，又无帅才，手里唯一的一张王牌，便是他得知雍正有放弃苗疆的想法，一旦战败，他可以上奏请求调回。在张照看来，只要能将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针否定，不仅可以使雍正下定放弃苗疆的决心，免去这场战争，而且他还可以一泄私愤，在鄂尔泰站起来的地方扳倒他。所以，张照一到贵州，便为鄂尔泰罗织罪状，每次上奏都说陈改土归流不是可行之策。张照的用心在于推翻改土归流，敦促皇帝赶快废弃此策。

张照把心思都用在整治鄂尔泰身上了，在军事上却一筹莫展。他毫无用兵经验，一到贵州便提出了错误的“分地分兵进剿”之策。张照命将军哈元生率滇黔兵马，副将军董芳领楚粤兵马，分两头进剿。这一大调兵几乎用了半月的时间，几万大军调动，先已消耗了自己，将士苦于奔波，怨声四起。

在用兵上，张照又犯了分兵太重、有守无攻的兵家大忌。哈元生为了保护营地不致失守，沿路分兵把守，以致数万军队，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两千人。董芳完全听命于张照，所以，张照对董芳极力称善，而指责哈元生的错误，导致哈元生与董芳之间相互攻击。将帅不和，已是失败的先兆。

另外，张照野蛮地对待苗人，激起苗人的强烈反抗。张照出于对苗民屡抚屡叛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论降拒，一律剿杀。这种野蛮的屠戮，把苗民逼到了绝路上，反抗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甚至杀掉自己的妻女从军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