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历亲政（2）（1 / 2）

第五节 一朝天子一朝臣

历史上，伴随着封建王朝的鼎革交替和帝王的父死子继，必是文武百官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有的人一朝显贵，通达王侯，而有的人则一落千丈，粪土不如。这就是沉浮的宦海，也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破格起用傅恒，这是乾隆摆脱前朝老臣的掣肘之后，培植御用大臣的开始。

乾隆上台之际，没有属于自己的心腹之臣，他承袭的是父亲的统治格局，任用父亲留下的人马，在一群老臣的包围中开始自己的帝王生涯。然而，当他在初政的甘苦中迈出艰辛的第一步，当他以过人的圣明英断树立起慑服群臣的皇权独尊，他同时也培养起一代新的臣僚。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自鄂尔泰、张廷玉两党的势力物故星移，朝廷中年富力强的大臣将帅相继而起，满族中有傅恒、舒赫德、兆惠、策楞、富德、阿里衮等，汉人中有刘统勋、刘纶、蒋溥、于敏中等，连原来张党中的汪由敦、梁诗正也因洗心革面，为乾隆重用。

乾隆登上帝位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排好自己的人，把他们放在重要的职位上。这些人可以不是文武全才，可以不是进士出身，可以不是皇亲贵戚，但必须听从乾隆的号令。

在清除了鄂张朋党势力之后，最能得到乾隆亲信的是傅恒。

傅恒，字春和，满族镶黄旗人，出身于显赫世族富察氏家族，是孝贤纯皇后的弟弟，乾隆的小舅子。这个比乾隆小十余岁的年轻人，他的发迹似乎全凭皇帝的一言九鼎。同满族大多数官员一样，傅恒没有科甲的头衔，以侍卫登上仕途，于乾隆五年（1740年）被用为蓝翎侍卫，为六品以下的官员，两年之后为内务府大臣，乾隆十年（1745年）命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傅恒代替他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不过二十五六岁，可称之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宰辅。

当时，满朝文武，都年长于皇帝，已有主少国疑的危机，作为一个对朝政尚未熟练的皇帝，理应选拔一个年辈较高、威望较重的大臣执掌相权。但乾隆却异乎寻常地起用了资历尚浅、一名不闻的傅恒。这种越格的提拔和任用，在当时确实引来一些非议呢!忠君之士为此而忧虑，奸猾之人也在人前人后搬弄口舌。因为傅恒确实太年轻，他那短浅的为官资历，确实不足以服众望。然而，乾隆看中傅恒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傅恒以青年当上宰相，他不会有那些老臣的奸猾和世故，皇帝无需从那些堆满皱纹的脸上去察看他们的心理，无须从那些废话连篇的奏词中辨别利害，也无须再迁就以老卖老的陈请和要挟。而傅恒为官不久的经历，更使皇帝不必为群臣的趋炎附势、朋比为奸而忧烦。

如果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对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是个难以逃脱的厄运之年，那么傅恒是唯一的例外。对傅恒来说，这是个时来运转、飞黄腾达的一年，是他一生命运转折的契机，而他的幸运与成功，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傅恒之前，最得乾隆宠信的是讷亲。乾隆曾不止一次地说：“我自从登基以来，最亲近的人莫过于讷亲了。讷亲受到我特殊的恩宠，朝廷中的大臣没有谁能够超过他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出身于钮钴禄氏的讷亲，为开国元勋之后，先天优越，而讷亲本人，又少壮显赫，仕途得意。因而，他养成了孤傲的性情，遇事傲慢倔强，待人严苛无情。傲慢，为皇帝所忌；苛严，又被同僚嫉恨。久之，讷亲在朝廷中的地位开始动摇。

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乾隆开始平定大小金川。由于大将张广泗指挥不当，清军屡屡失利。

金川战争失利以后，讷亲作为股肱大臣被派往前线，负有力挽狂澜的重任，乾隆寄希望于有栋梁之才的讷亲，希望他扭转败局，早奏平定金川的佳音。然而，讷亲办事不力，致使金川之役一败再败。这固然有他不谙兵事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恐怕还有宠久而骄和贪生怕死等方面的因素。无论如何，讷亲都是彻底地“栽”到金川之役上了，他的种种弱点暴露无遗。骄横、专横的个性加上用兵的无能，使他在乾隆面前不仅尽失往日的风采，且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酒囊饭袋。

在乾隆看来，大臣与君主休戚与共，君主对大臣的衡量标准也是“唯于重大紧要之关键，方足以见报国之实心”。讷亲恰恰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自己的无用和不忠，他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是注定的。乾隆可以不测之威，使跟从多年的大臣毙命致死，自然也可用逾格之恩令亲信平步青云。

当讷亲以一人之身，兼理数职，操柄军政大权之时，傅恒只不过是个蓝翎侍卫，在讷亲成了军机首辅之后，傅恒才刚进入军机处。然而，在傅恒进入军机处之后的三年中，讷亲与乾隆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傅恒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或者感受到，或者得到了乾隆的某些暗示，总之，他已经预感到仕官生涯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金川失利的消息令乾隆辗转反侧、忧心如焚之际，傅恒首先请命前往疆场。这份为国分忧，为君解难的“挚情”，又怎能不令乾隆感动呢？只是乾隆权衡再三，还是以讷亲久任枢要、位高望重，授以金川经略。

讷亲刚刚离京，傅恒便加官晋爵，由领侍卫内大臣升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开始出讷王命。对于傅恒的一跃而起，举朝上下是有目共睹的。讷亲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尤其清楚乾隆的用意，他已经想到，在他之后奉命督师的必是傅恒。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前往金川。在乾隆的大力扶助和将士的辅助下，傅恒捷报频传。乾隆十四年（1749年）一月，金川土司莎罗奔等因久战乏力，畏死乞降。傅恒既为乾隆解除了金川战争两年来的沉重压力，又为乾隆争回了张广泗和讷亲战败失去的面子，成为功臣。

傅恒终于功成名就，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胜利班师。捷报奏至，乾隆喜出望外，连连称赞傅恒，下令按照开国元勋超勇公的待遇加赐他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以显示对他的恩宠。并公开宣称：“我这次奖赏，实在是出于公心，而且具有深意。”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凯旋，乾隆又举行了最隆重的迎接典礼，命皇长子率诸王大臣等郊劳将士于黄新庄，还朝后使傅恒上御殿受贺。不久，又下旨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的先例，建立傅家宗祠，春秋两季用官礼祭祀，并赐傅恒一栋新宅于东安门内。

从此，傅恒便以本朝第一功臣的地位，在朝廷中树立起权威的形象。他不仅完全取代了讷亲的地位，以保和殿大学士太保一等忠勇公的头衔，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而且备受宠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乾隆朝宰辅大臣。一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傅恒病死，他在朝中执掌权柄达二十余年。

傅恒秉性宽厚谨慎，为人雍容谦和，他不仅临事有道，而且尤其能揣摩皇帝的意旨，很得皇帝的欢心。因而，乾隆对他的关注也非比寻常。傅恒作为椒房贵戚，早年入侍禁庭，论阅历比不得那些起自微官末秩的达官贵人。如果说他的能力和识见高人一等的话，那只能说他有着卓绝的天资。傅恒非科举出身，却能在那些出自文宗士子之手的文翰中找出漏洞，以至于连以文学才子自负的赵翼也心服，足见傅恒的精明和干练。傅恒从不谈诗论文，却能修改文豪笔下的诗文。一次，他为两江总督尹继善在乾隆南巡时增华扬丽之事，命司属代作诗文相嘲，其属员诗中有“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之句，傅恒闻后，将“公”字改作“今”字，使人更觉严谨。

对于傅恒的天分之高，乾隆也不讳言。在清代帝王中，乾隆对大臣是颇为挑剔的一个，但他对博恒却也是极尽称道。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傅恒自金川奏报前线军情，乾隆览后，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不绝口地夸起傅恒来。他说：“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筹划详细，思虑周到，识见高远。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喜悦，经略大学士为有福之大臣。”最后这一句，乾隆尤其没有说错。傅恒的确是个有福的宰相。当别人在战战兢兢、时时担心横祸飞来之际，唯独他开始飞黄腾达，不时承受冠世的殊宠。不仅轻而易举地成了紫光阁群英图的第一功臣，而且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平宰相。

或许由于傅恒是继讷亲之后，乾隆所倚重的第二个名相，因而时人总好自觉与不自觉地将两人作以比较。两人同为能臣，均练达有为。但比起讷亲的骄横来，傅恒却以谦和有礼，深得人心。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准噶尔之役办理军务不当，被革职查办，黑龙江家产亦被籍没，这是舒赫德最为晦气、众人亦皆远避的时候，傅恒却暗中为他赎回了府第，待他官复原职返京之日，回赠于他。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吏部尚书汪由敦病故，傅恒眷念故人，为其子代请恩荫，赵翼以知情人的身份，十分细致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先是汪由敦之子汪承儒给赵翼寄书告讣。赵翼出自汪由敦之门，与汪师生相称，情谊甚厚。所以，当讣告寄来后，赵翼于悲痛中竟然想到以大臣身份邀赐恤典，为老师争些余宠。因为赵翼清楚地知道，汪由敦共有三子，唯长子蒙恩荫官职，却是早早病死，其余二子均为监生，未第。所以，汪由敦一死，其子嗣中便再也没有登仕籍之人。

为老师计，赵翼函复汪承儒，使其以皇帝有御赐祭葬的恩典赴京谢恩，希冀此举能感动皇帝，皇帝万一眷念老臣，或可再得一恩荫之职，当个内阁中书的京官等。于是，汪承儒欣然从赵翼之言，贸贸然奔赴京师，来朝谢恩。

官场上，向来只讲交易，不论友情，最是世态炎凉之地。汪由敦已死，权势不复存在，其子突然来京，非但无人周济，反而成为势利之人纳凉闲谈时的笑柄。事实上，这种赖以老臣故吏的情分到皇帝门下乞讨残恩的行径，也实在有失体面。

傅恒从赵翼处听说汪家二子来京的实情后，与众人的冷嘲热讽相反，傅恒先是对赵翼所出的主意拍手叫绝，随后便于第二天上朝时，为汪家二子请荫。遗憾的是，乾隆却没有傅恒那么热心。他在召见了汪由敦的二子后，感到他们的学问平常，无意赐官，告诉他们于明年参加地方会考，若试而未中再来。傅恒知道这是乾隆的托词，便赶紧尾随奏称，明年为省级会试，而二人皆为监生，没资格考试。乾隆见被说破，不便拒绝，只好对汪由敦二子各赏一个举人。但傅恒却犹以为不足。他心中的目标，是想给汪由敦之子争个内阁中书。于是他又奏称，汪家二子中，大儿子书法似其父。乾隆嗜好诗词字画，亦珍爱书法。傅恒终于以汪承儒的这一特技打动了乾隆，乾隆命将从前赏给汪由敦长子的荫官赐给汪承儒，于是汪家二子，一个得了户部主事的头衔，一个捐了举人的功名。一时之间，满朝大小臣工无不将傅恒垂悯故人子弟传为佳话。

对于傅恒来说，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赵翼在军机司员中是最贫寒的一个，但却以才学出众、办事敏捷，为傅恒所爱。一天黎明，于隆宗门外小值房当班的傅恒将赵翼召到近前，从怀中掏出50两银给他，是给他买新帽子过年的。原来，赵翼头上戴的一顶貂帽已经三年有余，帽不成其为貂帽，像是刺猬毛。傅恒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计宰相之尊，解囊相助。其时正值残腊岁末之际，赵翼一家资金告罄，50两银子正好派上用场。所以第二天入直，赵翼仍旧破帽照戴，而傅恒只付以一笑而已。

傅恒的谦和个性，使乾隆时期的政治风格为之一新。赵翼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军机大臣一同觐见乾隆，从傅恒开始。乾隆初年，只有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记忆力强，但对于奏疏的文字意思不太了解，每次传旨，就命令汪由敦撰拟。讷亲唯恐不得当，勒令再撰，有多次修改后而还用初稿者。一稿敲定，又传一旨，改动又跟上次一样。汪由敦十分苦恼，又不敢跟他争辩，当时傅恒在一边暗自鸣不平。恰逢他扫平金川回来，按功居于首位，就说要记的东西太多了，担心会有遗忘，要求各位军机大臣一同觐见，于是作为常例。赵翼曾经做过汪由敦的幕僚，所记当为汪由敦的亲身经历和切实感受。当时，汪由敦以左都御史命在军机处行走，但实际做的却是军机章京的撰拟工作，在讷亲的独断之下，心中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傅恒与汪由敦先后入直军机处，他虽贵为皇亲国戚，却能为汪由敦暗抱不平，这使有口难言的汪由敦心感慰藉。傅恒为首辅之后，立即改弦更张，使军机诸大臣一同面承圣旨，无形之中提高了群臣的地位。这在专讲等级利禄、人人都巴望获宠晋级的官场上也是一绝。而且，傅恒还以军机首辅的身份，改革一些旧的规章制度，命令军机章京具稿以进，既减轻了一些老臣的手笔之劳，又使微末之员因参与机密而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举措无疑成了傅恒得到同僚及下属另眼相看的原因。傅恒的礼贤下士、恭敬事上的作风，不仅使同朝的大臣们有亲切感觉，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信任有加。

傅恒非但没有骄横之态，不揽权生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皇帝面前，诸事谦退，唯命是从，真正是以帝心为心，以帝意为意。

在傅恒建议军机大臣共同觐见皇帝以后，乾隆仍然最信任傅恒。乾隆每天晚上进完晚膳后单独召见傅恒，就批阅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商榷，其时称作“晚面”。晚面独对使傅恒位在权要。傅恒虽居权要之位，却非专权之人。如果说他能给皇帝以一定的影响，并非靠他手中的权力，而是以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傅恒为官多年，由他荐举的官员不计其数。但最能说明他为人的，是他起用了“废员”孙嘉淦和岳钟琪。

孙嘉淦是当时有名的骨鲠之士，连对清王朝不满的人也用他的名字对朝政进行攻击，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伪奏稿。傅恒因钦佩孙嘉淦的直性和耿介，对这位前辈颇多关照。

乾隆八年（1743年），孙嘉淦奉命审理湖南巡抚许容参奏粮道谢济世一案失实，照例革职，回了老家。在朝廷上，接到革职的谕旨，便是皇帝对大臣的严厉苛责。何况乾隆在谕旨中，又口口声声指责孙嘉淦“瞻询”，“唯事虚文”。这使孙嘉淦心灰意冷，求仕之意索然。所以，乾隆十年（1745年）虽经皇帝开恩宽释前罪，给孙嘉淦补了个左副都御史的官衔，但两年之后孙嘉淦仍以年老为由致仕还家，而乾隆也没有挽留。可见乾隆并不喜欢这位耿直的老臣。但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孙嘉淦又突然被召来京，而后官职累进，由侍郎、尚书、翰林院学士，直到进入内阁为协办大学士。乾隆也开始对孙嘉淦满口称道，说他“老成端庄，学问渊博”。这一明显的变化，就是傅恒为之周旋的结果。

岳钟琪是傅恒重用的又一个被废弃的能臣。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年间由捐纳同知改武职，官至四川提督，雍正初年以平定青海之功，授三等公，赐黄带，官川陕总督，成为朝臣中颇负盛名的封疆大吏。他以沉毅多谋和忠诚被雍正帝赏识，是清代以汉臣拜大将军专征、满族将士受其节制的唯一一人。

然而，宦海中骤起的暴风雨，随时都能吞噬任何一个达官贵胄，无论他曾经有过怎样的高功显绩。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发兵准噶尔，岳钟琪为大将军奉命督师。次年兵败丧师。大学士鄂尔泰、总督张广泗先后弹劾，交兵部拘禁，两年之后定罪斩监候，被打入了死牢，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新皇帝大赦天下，岳钟琪才回到家中。

逃过了这场功难，岳钟琪并没有立即被起用，在度过了几乎没有指望的十年乡里田园生活后，却又因金川之役的失利，被召回朝来，以总兵衔随师西征。至前线又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但乾隆的起用，没有改变岳钟琪的处境。当时，金川前线的两员主帅均不把他放在眼里，讷亲刚愎自用，张广泗专横，岳钟琪的用兵之策均不为采纳。直到傅恒出任经略，岳钟琪才得以一展军事才能。这位久经沙场的老臣，不仅以赫赫战功，迫使金川土司俯首就范，且为自己赢得了晚年的前程，找回了曾经失去的高官厚禄。乾隆为嘉奖他，加衔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并荫及其子。乾隆在御制诗中，将岳钟琪列入了五功臣中，称他为“三朝武臣之臣”。但如果没有傅恒的鼎力拔理，岳钟琪也无法以其残烛之年成就辉煌大业。

傅恒在相位二十余年，为他赏识和重用的将士不计其数、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阿桂等位至封疆、官拜宰辅的大吏皆其一手提拔。因而，随着他久执枢垣，拜相年久，在他身边也聚集起奔赴往来的势力，阿附之人比比皆是。早在傅恒发迹之始，即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还是户部尚书的时候，某侍郎就在皇帝瀛台侍宴上向傅恒屈膝请安。这种奴颜之态，是对皇帝重用傅恒的一个直接的反应。

数年之后，傅恒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重臣，他的首席宰辅的权势和地位，更使他举手投足都成了众人关注的目标。与傅恒同时的赵翼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在傅恒跟从皇帝避暑于热河期间，其兄傅成去世。傅恒乞假返京治丧。这期间，傅成家的讣告已遍及京城故旧之家。但在傅家受吊的三天中，前两天竟无一人来吊。第三天，傅恒到京，大小官员无不争先恐后趋势赴吊，以至于傅家周围方圆数里之内挤得水泄不通。

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登仕途者俯首于傅恒的权势，就是傅恒的家婢奴仆也倚势横行，干起狐假虎威的事来。可见，傅恒虽以忠谨传家，并能够得到皇帝的宠幸，但却无法抵御官僚政治中惯有的个人势力膨胀，而傅恒的豪门出身，也使他摆脱不了性喜奢侈的恶习。据说，傅恒的这些作为遭到了以严直闻名的孙嘉淦的指责。当时，孙嘉淦应邀入府，未等入座，即急趋离府。傅恒大惑不解追问其故，孙嘉淦直言不讳，说傅恒不宜居此，并要上疏弹劾。傅恒主动请罪，立改其制，孙嘉淦乃入席，欢饮而归。

傅恒以奢侈违制逾常格，这在等级森严的专制政治中，已有僭越之嫌。但他却能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得到乾隆的宠信，其中的奥秘除了他能以平和待人，不树政敌之外，更主要的是傅恒牢牢把握了皇权独尊的信条和原则。

继傅恒之后，乾隆又同时宠信了阿桂与和珅。

阿桂，字广庭，姓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因驻伊犁期间治事有功，改隶正白旗。作为满族人，阿桂不仅出身满洲世族之家，又以武功受知于乾隆，而且通文学，仕出科举功名，为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

阿桂性情沉稳、端重，却不失为机敏。先是以荫生授职为大理寺丞，累迁至吏部员外郎。乾隆八年（1743年）升任郎中，命在军机处行走。这一年，阿桂25岁，可谓早年得志。但阿桂很快仕途受挫，先是因失察库项银物被降调，接着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政治风暴，又波及他，阿桂被投入了大牢。第二年，这场突发的风暴到了烟消云散的时候，阿桂才因父亲年老，只有自己这一个独生儿子，而罪过又与贻误军机不同，获释回家。

在阿桂的一生中，作为战争统帅的业绩似乎比他任宰辅还要辉煌。阿桂作为大学士之子获释后，很快官复原职，仍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七年（1752年）继任江西按察使，次年，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内阁学士。但其时正在进行的准噶尔战争，又将阿桂卷入了戎伍的行列。阿桂先是奉命赴乌里雅苏台督理台站。遇父阿克敦之丧，回京丁忧，旋即又返回前线，以参赞大臣、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驻守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皆为清朝的重要驻防之地，足见阿桂此时已开始为皇帝所重视。但这次战役，阿桂虽然得到花翎之赏，却也因“观望”受到责备。

如果说战争为阿桂提供了发迹的契机，那么，阿桂受知于乾隆当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这一年，他因镇守回疆、屯田有功得到了乾隆的称许，在平定回部的功劳中排名第十七位。

此后，阿桂似乎与战争结下了缘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阿桂奉命署伊犁将军，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实授，中间又一度署理四川总督，阿桂皆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镇守边疆、弹压叛乱。在缅甸之役开始后，阿桂很快又作为扭转败局的能将，与阿里衮同为副将军随大学士傅恒征缅。然而，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清廷虽然是最终的胜利者，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小小的弹丸之地不仅丢下了数以万计的官兵尸骨，而且，阿里衮卒于军，傅恒也染疾身亡。

阿桂成了三名主将中的唯一幸存者，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阿桂身上也极为合适。缅甸之役之后，阿桂作为云贵总督留驻云南，却因不合机宜地上疏恳请大举征缅，被夺官留军效力，这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就在这年，金川之役再起，阿桂奉命随副将军温福进讨。但金川之役也是一场蹩脚的战争，清军连连失利，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援军在木果木大败。危难之中，乾隆和在朝的大臣们几乎同时想到了阿桂。于是，于军中屡立战功的阿桂，官阶由提督、副将军、尚书，升到指挥这场战争的前线统帅定西将军。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金川之役告捷，清廷第二次于紫光阁图功臣像，在50人中阿桂居首。阿桂的地位由此一跃而上。是年，阿桂因功记封一等诚谋英勇公，晋封协办大学士，次年五月，又官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行走班次居为首位。

而后，阿桂又三次在紫光阁中图像，但不再以军功，而是以赞襄筹划之劳。第二次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于清朝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后。第三次图像功臣领兵大臣虽为福康安，但阿桂仍以指示方略，位居功臣之首。第四次是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后。阿桂作为朝中的老臣，有协谋大劳，本应居于首功，但“阿桂自以此次未临行阵，奏让福康安为首功”，自己甘居第二。因此，乾隆称赞他“从不言功”。而实际上，在乾隆的十大武功之役中，阿桂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每役都参与的功臣。

阿桂为相不失国体，对属下亦宽仁大度。阿桂得势之后，最不安的是岳钟琪。岳钟琪在第一次金川之役时，以一张奏疏，使阿桂身陷囹圄，丢官解职。数年后，当阿桂出任云贵总督时，岳钟琪降补云南提督，恰好受阿桂节制。因担心阿挂挟嫌报复，岳钟琪整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但阿桂却心无芥蒂，解除了岳钟琪心中的疑惧。

有关阿桂用兵的传奇，在史书上不乏记载，而尤以金川之役为多，其中的每一个传奇故事，皆展现阿桂的勇敢形象，也可反证乾隆的知人善任。

据说，征金川时，一日大军安营已定，但阿桂却突然莫明其妙地传令迁营。官兵人困马乏，诸将皆以天晚力阻。阿桂见众不从，使出令箭为示，声称“违者立斩”。诸将虽被迫从命，却不免怨声不绝。等到入夜以后，大雨滂沱，从前所居的营地已被雨水淹没，水深达一丈多。众人皆为阿桂的神机妙算感到惊诧，而阿桂却谦和而率直地告诉众人，他只不过看到群蚁搬家，知道天势将雨，因营地低洼才强令众人移营，并非有何异术。

由此可见，阿桂虽然赋性机敏，却不讲权术，又胸无城府。或许阿桂的这种个性也是他日后对奸猾的和珅无可奈何的原因之一吧。

阿桂虽然对人不善于心计，但在用兵上，却常常有出奇之举。木果木失事后，阿桂奉命为大将军，代为统帅。其时，战局尚未扭转，清军仍处敌优我劣之势。一天，太阳西下，阿桂率十余骑登高处侦察敌营，被敌军发现。敌骑数百从四周呈环形之势包围上来。阿佳急命随从官兵下马，脱掉身上的衣服。当众人大惑不解地于匆忙之中脱掉身上所有的衣裤，并将衣裤撕裂挂到高坡的树上后，阿桂再率众人上马朝另一个方面悄声驰去。这时夜幕降临，当赶到近前的敌兵，见到那些破碎的衣裤随风抖动时，还以为援兵已到，勒马返回。阿桂能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眼皮底下得以逃脱，足见其智勇均非常人所及。

阿桂不仅善于用兵，是个帅才，而且遇事善于筹划，深谋远虑。在清军平定回疆之后，朝廷中就其如何治理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照内地之制设立郡县，但阿桂却主张因俗而治，认为“回部性顽，难治以汉法，宜择邑建国，而驻大将军于乌鲁木齐责其贡赋。”否则，遇有清朝派驻的官员贪族横行，便会激起变乱，并预计“不过六十年后，终当有变”。而后的张格尔之乱，证明了阿桂的远见卓识。

出将入相，对阿桂来说，可谓当之无愧。作为宰相，阿桂凛然一身正气，令人敬畏。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阿桂气度不凡。

缅甸之役以后，西南诸属国安于称臣纳贡。唯安南时有蠢动，双方见以兵戎。两国停战后，安南国王阮光平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京，为乾隆祝寿，遣其陪臣拜见阿桂，并赠以土仪方物，阿桂只礼节性地收下其中一两件，其余全部退回，然后正色对陪臣说：“汝国王既诚心朝觐，其优资厚宠皆出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相公不识顺逆二字也。”言语中的警告和震慑力，令陪臣汗流浃背，归告其主说：“这都是阿桂宰相的话。”

乾隆用阿桂，可谓他晚年的一个英明抉择。然而，盛极而衰，封建统治周而复始的轮回规律告诉人们，在乾隆引以为荣的盛世中已经潜伏着衰微的因素，而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乾隆，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趋势。

对大清王朝来说，和珅是个一等一的奸臣，他中饱私囊，贪污受贿；而对乾隆来说，和珅却是他贴心的小棉袄。

和珅，字致斋，姓钮钴禄氏，满族正红旗人。其家世颇难考订。钮钴禄氏为满族八大贵族之一，其先祖是当年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入关的额亦都，额亦都有十六子，以幼子遏必隆最贵。

和珅踏上仕途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这一年他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开始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很快，他被授为三等侍卫，旋即又被委以重任。可见，和珅入仕伊始，就非庸碌之才可比。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被授为御前侍卫，直乾清门，于是，他等到了一生中最难得的机运。

有一次，乾隆出宫到北海游赏春光，和珅与众多侍卫陪同侍驾。正行间，忽见一侍卫纵马飞驰而来，翻身下马，急急走到舆前报道：“云南急呈奏本，缅甸要犯逃脱。”

乾隆很生气，谕令停舆，接过奏章，龙颜大怒，骂道：“废物！”众侍卫见此情景，刷的一声，全部跪倒，不敢抬头。只听乾隆怒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这是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责问“罪犯逃脱，是谁的过错”。一连问了几声，那些扈从侍卫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皇上所言为何。

突然，只听见一人口齿清晰地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被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乾隆吃惊道：“什么人答话？站起身来。”一人答道：“奴才和珅冲撞皇上，罪该万死！”乾隆道：“正是可以得到褒奖的，怎能说是冲撞呢？你且站起来。”乾隆看着从一大片下跪的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人，犹如鹤立鸡群；再看这个出语不凡的年轻人，相貌俊秀，举止合度。乾隆问起了和珅的出身和学业，见和珅是生员出身，知书达理，于是颇为器重。从那以后，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升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宫中的琐碎事务，诸如仪仗的排列，护从的派遣，车马的准备，以及宫中膳食等事宜，差不多都由他管理。从此，和珅得到乾隆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35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置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这次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和珅依靠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福长安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没有什么本事，但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吹嘘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