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还李归唐（2 / 2）

这些人的话都说得很中肯，武则天动了心，开始对酷吏加以限制，并整肃告密者。她派监察御史严善思对告密者进行审讯。严善思公正直率，荣命追查，竟查出850多个告密者，其所告内容大多出于虚构。因此对这些人予以严惩。这些告密者其实大多是武承嗣、来俊臣等人的徒众党羽，专以告密为能事。罗织之党受到挫折，他们对严善思加以报复，终使他坐罪流放远州。武则天很快察觉他是被冤枉的，又召他回朝廷。从此，告密之风也一蹶不振，制狱也逐步衰退，刑罚稍宽。不久，来俊臣因犯贪赃罪被贬为同州参军。酷吏王弘义也因罪被流放琼州。侯思止也因违反了禁止民间藏锦的法令被李昭德察觉，武则天下令将他杖杀于朝堂。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对司刑平恕公道的官员加以保护和任用。徐有功是最有名的李派法官。他初任蒲州司法参军。徐有功以用法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徐有功于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前夕被提拔为司刑（大理）丞。在任期间，他多次顶住酷吏的嚣张气焰，将被关押到大理寺狱中的数十近百家无辜之人营救出来。尽管由于他多次与武则天就定罪量刑的问题在殿廷上发生争论，甚至激怒了武则天，但他的职位却不离司法系统，后任为刑部员外郎和刑部郎中。

随着李派势力的逐渐恢复和发展，武则天又不放心了，反过来扶植武派。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来俊臣又坐赃，九月，贬同州参军事。虽然由正四品下贬至从七品上，但同州是紧挨首都的地方。来俊臣的罪行，肯定要比侯思止、王弘义的严重，按理早就该下狱当死了，却一再得到宽大的待遇！要杀来俊臣，罪名俯拾即是，但她舍不得杀，留下他还有用处。果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来俊臣东山再起，他帮武则天再次对李唐派势力加以打击。

来俊臣得以东山再起的原因，主要是武则天对李唐余孽的忧虑，凑巧又因为公元696年与公元697年之际发生了一起谋逆案。那起谋逆案是刘思礼一綦连耀谋逆案。公元697年，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长社人张憬藏是一个著名的术士，他曾给许多人物相命，刘思礼曾从他那里学过相命。他预言，刘思礼以后将飞黄腾达，位至太师。刘思礼认为，太师是人臣之极，绝不是通过一般途径可以爬得上去的。于是他起了谋逆的想法。他企图拥立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做皇帝。他认为綦连耀身上有龙气。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个天官（吏部）侍郎。这就更刺激了人们的幻想。但在他们行动前，此事泄露。告发的人是来俊臣。正全力关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则天已不能容忍，便让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约有36家，都是海内名士，全被族诛，亲党连坐流窜的达千余人。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李、武两派就在这种拉锯战中不断斗争着，而武则天则是平衡这两股力量的那只制衡的手。直到武则天感到自己年岁渐老，她才确定了还李归唐的政策。

武则天的政策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由威酷变得宽仁，这一方面是人老以后，性格渐趋内敛；更重要的是她和平过渡的大方针已定，不愿再为轻易杀戮，而引发人心的动荡。

残忍疑忌是前期武则天的主要心态特征之一。但武则天称帝之后，不免也有所反省。这种反省，使武则天渐渐显得仁慈起来了。当然对臣民的疑忌依然不能消除，所以她表现出了矛盾的心境，时而残忍，继续推行恐怖政策；时而担心刻薄有余，延揽人心不足，于是多施仁政，颇为仁慈。逐渐地，仁慈之心战胜了残酷之心，成为她晚年心境的主导方面。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李旦王妃窦氏之母庞氏被家奴密告，武则天令给事中薛季昶查按。薛季昶将庞氏定为死罪，徐有功却认为庞氏无罪。薛季昶于是奏徐有功袒护逆党，请交法官论罪，竟判处徐有功绞刑。徐有功得知这一判决后，叹息道：“难道只我一人要死，别人就永远不死吗？”说罢从从容容地吃了饭，拿一把扇子遮住脸，躺在椅子上睡了。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大概武则天也对徐有功的态度产生了好奇，认为他表面上装得刚强而坦然，内心必定忧惧，就派了个人秘密地窥视他。窥视者去的时候，发现徐有功已经睡熟了。第二天早晨，武则天召见徐有功，问道：“你近来处理案件，为什么总是失之于宽？”徐有功答道：“失之于宽，不过是人臣的小过，好生恶杀，才是陛下的大德啊！”武则天听了，沉默良久，下令免除庞氏的死刑。这些都是武则天反省的表现。

武则天晚年对嗜杀的反省，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与周围环境作用的结果有关系的。总的说来，武则天心境如何，与她所接近的人有些关系。而佛教特别是禅宗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当她与薛怀义等奸僧接近时，她嗜杀之念较强；当她与神秀、义净等高僧接近时，她嗜杀之心减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种宽仁谨慎的态度还表现在她纳谏上。公元698年以后，武则天接受谏议的事例比以前多了。

武则天迷信佛教，晚年尤甚，却容许某些反佛教言论的存在。例如狄仁杰，就曾提出过极为尖锐的反佛言论。公元700年四月，有个西域僧人邀请武则天到所在寺庙去观看埋葬舍利，车驾已行至半途，被狄仁杰所拦阻。狄仁杰列举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其中的一条是：佛为夷狄之神，不足让天下之主屈尊去拜他。这种强烈的反佛观点，在武周时仅见狄仁杰此例。武周帝国的支柱之一是佛教，从黑河女主说到弥勒转生说，或者以佛教经典，或以杜撰疏注的方式，论证武周帝国是神意志的产物，佛的地位在“天下之主”之上。现在，狄仁杰指斥佛为“夷狄之神”，其地位在武皇之下，真是大胆！但是武则天却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狄仁杰的指责，而且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打道回宫。武则天给自己一个台阶，说这么做是为了培植臣下的凛然正气。

武则天此时的宽仁谨慎还表现在用人方面。在恐怖时期，她也注意搜括人才。那时，她采用的是放手招官的方式。对于通过这种方式当官的人，她不甚爱惜，常常将他们随意杀掉。但在晚年，她对“求贤”采取了慎重态度。一些为武则天所信任的大臣，都有推荐人才的权利。特别是几个著名的大臣，如狄仁杰、陆元方、朱敬则、魏元忠等。他们推荐上来的大臣多被重用，很少被随意杀掉。

结束了恐怖政治的武周帝国，这时能够集中一定的力量，收揽更多的人才来对付严重的外患。负责指挥反击突厥的将领有魏元忠、姚元之、薛季昶、薛讷等，都是一时的人选。他们虽不能彻底消除边患，消灭默啜的势力，但能持重自守，保持与默啜对峙的局面。边境上出现了一种稳定的相持形势。自高宗朝中期开始的军事逆转，至此基本不再发展了。

武则天后期，结束了恐怖政治，她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但是，迫在眉睫的李武争位问题亟待解决，她必须选择，而且要为这个选择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