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武并贵（1 / 2）

立子与立侄的矛盾，是武周后期的一个核心问题。

到了武则天执政的中后期，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就是武周帝国的继承人问题。武则天必须为自己的身后之事作好打算，留给继承人一个稳定的、能够继续发展的帝国。而李武两派已经成为两大势力，再消灭哪一方，都会给政局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不是武则天所希望的。她的目的是两方既共同存在，又相互牵制，保证自己居中掌控的权威地位，再试图将两派捏合在一起。

从李渊建国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唐朝的中央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政治面貌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皇权的继承失去了秩序。中国封建专制王朝长期遵循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在唐代前期，嫡长子继承制相对失去了这种约束力，最高权力的继承靠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唐朝前期的皇位继承，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预立的储君无一能平稳地继承皇位，如隐太子李建成、恒山王李承乾、燕王李忠、孝敬皇帝李弘、懿德太子李重润、节悯太子李重俊等，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

第二，真正继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比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储君。相对于名义上的储君，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竞争对手--“潜在的储君”。

继承人之间互相争斗，大臣各投阵营，从内廷到外朝，由中央而至地方，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集团。这些政治集团以“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出现。一“君”是指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成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护一个皇位继承人选（名义的储君或潜在的储君）；三“方”是指两大政治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

这一政治格局是伴随着唐帝国的创建而产生的，与唐朝开国史紧密相连。自太原起兵开始，李渊一家便是分工合作创立基业。李世民、李建民、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智囊班子、武装力量和外围人员。所以在唐帝国建立以后，李世民等人与高祖的关系，便和以前皇子与皇帝的关系不尽相同。李建成是名义上的储君，李世民、李元吉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继承皇位的某种合法性。特别是李世民，有扫荡天下的大功，是潜在的储君。最后分化组合的结果，是唐高祖、秦王、太子与齐王形成“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太宗既已依靠武力夺取皇位，以他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便成为诸位皇子仿效的对象。李泰很有其父之风，招揽人才，觊觎储位。李承乾也积蓄力量，准备夺权。他们不但想杀死对手，也着手挟持太宗。于是李泰、李承乾与太宗又构成了“三方格局”。作为政治强人，唐太宗果断地将两个继承人集团都消灭了，让李治继承了帝位。但李治的软弱使李氏失去了政治上独尊的地位。

推动这一格局持续影响政治的，是武则天改唐为周。

唐代前期皇位继承混乱的一个重要渊源，就是皇权与贵族的矛盾和斗争。陈寅恪认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以玄宗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前期最高统治集团表面上推属李氏或武氏，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世，百年有余，实际上最高统治者轮转分歧混合，虽有先后成败之不同，但可视为一牢固的复合体，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世局。”

武周代唐以前，皇位继承人选，仅仅在李氏一家中产生。然而武周代唐以后，皇位继承人选的范围就扩大到了李、韦、武几家特殊的贵族：武承嗣、武三思、韦后（中宗李显之妻）、安乐公主（韦后之女）、太平公主等都试图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在武则天称帝期间，特别是王朝后期，李氏和武氏各有一个实力集团，与在位的武则天构成三方格局。作为皇帝的武则天，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唐初延留下来的几大政治势力插手皇位继承人的现实；另一方面，她也在利用甚至导引这种现实，为己所用，维护自己的政权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武则天扶持武氏凌驾于李氏之上。毕竟，帝国的皇帝是姓武的，大部分实际掌权的官员是武氏门下客，许多忠于李氏的大臣被剪除，甚至皇储李旦也改姓武氏了。

太子的缺位，使武承嗣等人因此跃跃欲试。政治上的权威要靠时间来树立，一个家族占据皇权的时间越长，便越具权威性，越具合法性。反之，这个家族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越受到质疑。武周代替李唐，长达数十年，足以使李氏的绝对权威受到削弱，而武氏的特殊地位逐渐为贵族乃至全国老百姓承认。但是李氏也在暗暗积蓄力量，力图恢复独尊地位。尽管诸武子弟来势汹汹，而当时武则天的二子李显、李旦均遭幽禁，形同囚犯，但是诸武的企图却遭到了朝中执政大臣的坚决反对。李武太子之争的问题实质上是诸武子弟与支持李唐宗室的大臣之间的太子位之争。

武则天清楚她所处的环境，在对待李武两大集团上，她始终采取相互制衡的手段，力图避免任何一股势力激增，而对她的权力构成威胁。但立皇嗣的问题不解决仍是武则天头痛的事。她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自古以来，任何帝王都是以自己的儿子为皇嗣，没有立旁支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儿子虽是她生养的，但从宗法关系上说，儿子是李家的，她只是李家的媳妇。只要儿子是皇嗣，这天下终究是李家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困扰着她，她无法果断地作出决定。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把她的儿孙都改姓武。于是出现了两类亲王并立的情况。但令武则天烦恼的是，这两类亲王虽都姓武，却明显是两个阵营，在宗法关系上，他们血质不同，合不到一块儿去。

到长寿二年（公元693年），继承人问题再起风波。正月初一，武则天主持祭享万象神宫大典，非常隆重。在这盛大的元日大典上，继武则天之后为亚献、终献的分别是魏王武承嗣和梁王武三思，而没有皇嗣李旦的位置。李旦此时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皇妃刘氏和窦氏（李隆基之母），被告发在宫内搞迷信活动，诅咒武则天，乞求非分之福。正月初二，刘、窦二妃被秘密杀害。窦妃之父润州刺史窦孝谌、母庞氏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在此后也受到奴婢的诬告，差点被满门抄斩。此举目的明显是针对皇嗣李旦，李旦不敢对武则天稍有违拗，事后来到母亲跟前，强装不知，容止自如。

一个月之后，皇嗣李旦诸子全部降低封爵，皇太孙李成器降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降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降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降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降为彭城王。武则天还对儿孙们加以监视、幽禁，怕大臣与他们接触。前尚方监（少府监）裴匪躬和负责宫内侍奉的宦官头领内常待范云仙，因未经批准而私自拜谒李旦，被腰斩于市。这时，她似乎倾向于提高武氏诸王的地位。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前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进入新的回合。

这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因为太平公主的荐引已经来到宫中，以年少貌美得幸于武则天。诸武极力巴结二张，想通过他们谋求储位。神功元年六月底，武承嗣、武三思再度拜相，这是二张吹风的结果。

然而，形势的发展对武承嗣、武三思极为不利。尽管他们打出宗姓继嗣的传统招牌，声言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但立子弃侄已是人心所向。宰相狄仁杰再度依照当年李昭德的思路对武则天进行劝解。他为此事同武则天作了多次交谈。狄仁杰强调：“陛下现在享有的天下，是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矢而开创的，他完全有理由传之子孙。高宗天皇大帝去世时，把二子交托于陛下。陛下今欲将皇位移交给他族，恐怕也太有违天意了吧！”立侄对于武则天来说不仅意味着弃子叛夫，是对自己合法性的否定，而且身后的地位也并无保证。这是武则天多次作出传子不传侄决定的重要前提。为了强李抑武，狄仁杰想办法把庐陵王李显从房州召回。宰相王方庆、王及善等也逐渐站到狄仁杰的立场上，支持召回庐陵王。

而且，这次继承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又和外交问题纠缠在一起。两派都想利用外交压力使继承人的归属朝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发展。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东北的契丹反武周，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率领下，攻陷营州都督府，所向皆下，女皇大发兵以迎战。当大周情势紧急之时，九月，吐蕃遣使来议和交涉，要求割让安西四镇之地；同月东突厥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又遣使来，要求以归还河西降户作条件，换取出兵助国讨契丹。女皇命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往讨。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此时东突厥首领默啜乘间袭击契丹的松漠根据地，使孙万荣军势一时受挫。稍后契丹复振，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又攻满洲（今河北河间县），兵锋深入，河北震动。至翌年（公元697年）三月，与王孝杰军17万会战于东硖石谷，武周军大败，王孝杰殉阵，契丹乘胜攻入幽州（今北京）境内，杀掠百姓，武攸宜不能克。围攻幽州时，孙万荣还以李显、李旦被废为借口，并移檄洛阳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触动了武则天。四月，女皇以河内王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往击契丹。六月，武懿宗至赵州（今河北赵县），不战而南退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屠赵州。

武则天不得不起用李唐派。第一个被启用的人是狄仁杰。之后，年近八十的益州长史王及善，被起用为滑州刺史。武则天和他进行了长谈之后，进一步发现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令，进入宰相班子。这种情况对武派是不利的。河北危机越发展，武派的无能表现得愈充分，李唐派士族被重用得越多。武派氏族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独立解决河北危机，或者让李唐派士族越来越多地夺走他们的权位。这时候，新情况出现了。

这一年六月，东突厥默啜又乘孙万荣进攻幽州的时候，再次袭击他的后方基地，使孙万荣军心恐惧动摇，所部奚人叛变，与武周军夹攻孙万荣。孙万荣大败而逃，中途被部下所杀，传首神都，余众皆降于东突厥。至九月河北大定，女皇大宴通天宫，改元为神功，以示庆祝。殊不知，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正在身边成长。默啜久有东突厥复国之志，借此次机会坐大。默啜借唐兵除去了心腹大患契丹，又得到唐廷的分封和大量物资，兵强马壮，羽翼丰满，意欲南侵，图谋河北。

在战事吃紧之时，默啜进行称臣后的第二次交涉，提出三项要求：

（一）请与女皇结为母子；

（二）请将女儿嫁与“天子之儿”以结和亲；

（三）请将六州降户、单于府之地以及农器、种子赐给东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