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息兵富民（1 / 2）

史书记载，高宗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以当府兵为耻，甚至有人蒸熨手足以逃兵役。轮值当兵的大都是贫弱受雇而来。另外，长期的战争也给国内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社会生产受到耽误和破坏。与此同时，国内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河南、河北广大州县，连年遭到水灾，关中也是先水后蝗，继以疾疫，粮食歉收，米价踊贵。

对正在滋长的厌战情绪，武则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就成为她进一步树立自己政治领袖形象的重要突破口，她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息兵富民的《建言十二条》。

所谓势是一个时期最主要的变化趋向，势是潮流，是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转的。如果逆势、抗势而动则有覆亡的危险；如果应势、顺势而动，则能很好地融入潮流之中，成功系数增大；而能把大势为我所用，则所向披靡。善于利用形势是武则天的过人之处。她在咸亨上元年间提出的《建言十二条》就是她顺势应势的典范。

不同时期的大势也不同，那么，咸亨上元年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势，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动态呢？那时的大势并不显露，那就是唐朝虽然表面看来武力强盛，但外交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境地，多年的战争引发了社会基本制度的巨大变化，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平定西域以后，唐朝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他们在亚洲内陆的霸权。并且设置了大量府州，唐朝因此建立起了自己对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西部疆界到达咸海和阿姆河以西地区以及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

但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与西突厥余部在西域连兵，唐朝被迫罢安西四镇，强大的吐蕃帝国开始了与唐朝在西域的争夺，使得唐朝的西线战争不断受挫，安西四镇也时弃时置。唐朝在西域开始陷于被动。

在东线，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中，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死以及继任者与其两个弟兄内部争斗，使形势变得对唐朝有利。当吐蕃的新首领请求唐朝协助对付他弟兄的反叛时，唐朝派出李勣率军对高丽发动水陆大战。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征服高丽，实现了隋唐帝国几十年来的愿望。李勣经长达一月的围攻后，攻陷高丽首都平壤，带着20万俘虏（其中包括高丽国王）返回中国，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一个有两万驻军的都护府在平壤设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丽王国。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控制的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高宗朝对外战争频繁，可以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为分水岭，在此以前是一连串的成功--唐朝领土不断扩张，于公元658年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同时把本来在高昌的安西都护府移至中亚的龟兹国，10年后又在朝鲜半岛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但其后唐对外征战只是胜负参半。

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困扰着帝国内部，滥用军事力量，超过了合理限度，并且过分延长了唐朝的防线；再加上中亚和北亚新的强国的崛起，最终迫使中国收缩自己的边境。公元670年负于吐蕃，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及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先后两次从平壤撤移至辽东。

唐军为何在朝鲜半岛弃守平壤退居辽东？有些学者指出，高丽人并未有“欣然慕化”，他们随即展开了反唐运动。而且，一直与唐朝保持同盟关系的新罗，由于百济和高丽的灭亡，也开始同唐朝发生冲突。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唐在朝鲜半岛势力后退是由于唐室受西北强敌吐蕃的牵制，不得不在东北采取消极退守策略。这应该是令唐室减低东北军力的主要原因。高宗晚年，除吐蕃外，突厥又威胁北边。总而言之，由于西北方面压力，在高宗晚年，唐朝对东北方面也无法实现强有力的控制，只能利用亲唐分子，间接管治高丽。

总之，到咸亨年间，朝廷收到的是前线连连受挫的战报。一代名将薛仁贵先败于青海大非川，再败于新罗，标志着唐朝对外战争进入到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尽管如此，高宗在公元678年末还打算出兵对付吐蕃。可见他的基本态度，仍然倾向于采取积极行动。公元679年底唐军出动18万人去讨伐东突厥。

武则天对当时的战争持什么态度呢？从部分接近武则天的人物的政见中可以去探求她对外政策的见解。武则天立后次年，皇太子李弘于公元668年，唐破高丽后，曾经上表指出军人因疾病、遇匪或其他原因被判定为逃兵需要受刑是不公平而该纠正的，他的建议后来被接纳。另一个例子是张文瓘，他先后担任李弘和继任皇太子李贤的顾问。公元678年，唐高宗一度有意再次起兵讨伐新罗，但在张文瓘的反对下才打消此念头。他的理由是恐怕百姓不堪其弊。由于他早年曾谏高宗减少劳役以安民，可见他反对出兵的意见是一贯的。李弘和李贤兄弟的顾问中，宰相戴至德和李敬玄均非武将。总而言之，武则天两个儿子的几个顾问中，没有积极的主战派。这情形比较高宗任太子时由主战的李勣任顾问的景况，大相径庭。这不似是偶然，而是武则天刻意安排的结果。

高宗晚年时，武则天在对外事务上的总体思想是减少国力的消耗，主张息兵，如不能与邻邦修好，则用以夷制夷方式对抗外敌。武则天何以主张息兵呢？

咸亨年间唐朝在对外战争中的连连受挫，给国内的人民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在高宗初年进行的对外战争中，由于对军功赏赐丰厚，生活上富裕起来的许多平民子弟都希望通过立功获取官职，而且当时的战争时间持续也不长，往往几个月的出征即戴功而还，所以出现了“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的热烈场面。到后来，随着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战事也更加频繁，出征人员得到的勋赏越来越少，并且有因战败受罪责的可能，人们越来越不愿出征打仗，兵募发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