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欧洲与中国的交错(1 / 2)
中国历史循环中的突破
一
在第四篇中,我们花了好几章的篇幅,来讲述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循环。当然,分析这种循环,并不等于说我认为中国这2000年的历史就是“停滞”的。
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循环当中,其实也有变化、突破和进步。因此,仅仅讲述循环,不讲变化,也不足以全面地了解历史。从这一章起,我们花两章的篇幅,来讲一下郡县制时代的内在变化。
我们说,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郡县制度,终结了贵族政治,对社会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在秦代和汉代前期,皇权通过官僚系统如臂使指地直达社会基层。
但是皇权的控制力不久就遇到了地方豪强大族的重大挑战。
前面我们说过,秦汉两代初期打散了大家族,民众被原子化,政府汲取能力大幅提高。这是周秦之变的最大成果之一。
然而,到了汉帝国中后期,一个重大的制度漏洞导致地方势力死灰复燃,一部分民众从政府的控制下逃离,被豪强大族控制。这样,中央的力量大为削弱,最终导致三国分立。整个社会也进入“士族时代”,也就是“半贵族社会”。
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官吏选拔机制。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员。但是科举制直到隋代才发明,从汉到隋,中国主要用什么办法来选拔人才呢?用汉代发明的“荐举制”,即地方官推荐地方上的人才给朝廷。
推荐人才的标准是德行,重视道德品质,所以“荐举制”又叫“举孝廉”,荐举孝顺和廉洁的人。所以后来的科举有一个环节中有“举人”的称谓,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个制度看起来很好,提倡以德治国,规定德行是唯一标准,打破了门第限制,表面上看起来很开放,很公正。
然而,历史证明了凡是这类只有粗糙标准的选拔,都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可量化的标准,“荐举”很快就被随意操纵,演变成巨大的腐败漏洞。
在汉代也是这样。“德行”这个标准弹性极大,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肯定要举荐自己熟悉的人,只选拔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甚至是互相举荐亲人。这样一来,官位实际上就被社会上层的家庭垄断了,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到了魏晋南北朝,干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士族门阀制度,与秦之前的世卿世禄有异曲同工之处。
与此同时,从汉代起,官员还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为了表示对官员的优待,官员的家庭可以不交税,他的家庭成员甚至他的仆役们也不用去服劳役。
这又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很多人会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们,主动跑到官员家里成为“徒附”,因为交给他们的租子要少于交给官府的赋税劳役的负担。打个比方,如果你的土地归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劳动所得的一半。但是你要是投奔官员家族,你也许只交1/4就行了。
这两个因素一结合,世家大族就形成了。[1]
各大家族世代为官,几百年兴旺不衰,来投奔的人不断增多。因此,到了东汉后期,大族的田庄遍布各地,里面都是来逃避朝廷的赋役负担的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为了抵抗政府来追查逃亡人口,这些大田庄往往还拥有自己的武装,[2]东汉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许多都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警设守备”,成为地方武装集团。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
这个非常厉害。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慢慢变成了地方大户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就收不上税了,中央权力自然大为衰弱。
所以到了汉代后期,天下土地和人口分别被政府和世家大族控制。在政府控制的土地上,仍然编户齐民,东汉三国的资料显示,政府控制下的村子姓氏仍然分散,政府可以收税,但是更多的人口已经不归政府控制,而归地方豪强控制,在这样的地方,政府是收不到税的。
当中央不能控制地方的时候,国家自然分裂了,于是进入三国时代,接下来又是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期。根据王育民的判断,三国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人口有767万,而地方豪强势族控制的人口多达1534万,就是说,豪强控制的人口比国家控制的多了一倍。[3]
“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地主经济就很容易退化到庄园制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势力大得如同小国君主,财力强过朝廷,仆人可以组成军队,关上寨门就成了集市。
那个时代官位虽然不是明确的世袭,却是在上流社会转来转去,财富也稳定地集中于一些大家族,与秦以前的贵族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把从东汉后期一直到宋代以前的社会,叫“半贵族社会”。
二
中央和地方的争夺,造成社会持续动荡,人口大量流失,但是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地方势力不断上升,也导致皇权受到有力制衡。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权力。比如司马睿建立东晋,主要依赖北方大族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因此司马睿举行登基大典之际,突然从御座上走下来,拉着王导的手,非要他一同坐在龙椅上,共同接受群臣的朝贺,因此出现“王马共天下”的谚语。
因此,皇帝与上层精英共治天下的观念从魏晋开始树立起来,到了唐代,大一统郡县制度经过长达800余年的发展,经历了重重挫折,吸收魏晋世族与皇帝共治的政治传统,终于迎来了一个良性的制度成就:封驳制度。
所谓“封驳制度”,就是皇帝的指示,要经过政府部门“给事中”的审查,给事中认为没问题,才能下达。如果给事中认为皇帝的想法不合理,则不给签字。《新唐书·百官志》说:“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皇帝的圣旨有问题,给事中干脆直接在上面修改,退给皇帝,让皇帝重新考虑。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我们知道,在以前,皇帝的旨意,无论臣子们是否理解都得执行。但是唐朝就不一样了,皇帝的想法要经过大臣们的审查,这样,皇帝犯错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这是对“秦制”的重大修正,完全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则。我们知道,法家在君臣关系上唯一的原则是“君为臣纲”,认为“君主必须超乎一切批评之上”。《管子》说:“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
然而,封驳制度的理论却是“君臣共治”,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有集思广益,政策才能合理,因此,大臣不能事事顺从皇帝,必要时一定要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唐太宗鼓励大臣们反对自己。他说,“人之意见,每或不同”,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不同看法,“勿上下雷同也”,不用非得统一思想。因此他要求官员们一定恪尽职守,在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一定要帮皇帝好好把关,皇帝的话如有不妥之处,必须要驳回。
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扩军,因为兵源不足,打算降低入伍年龄,征发年满十八岁者为军。当时魏征出任给事中,坚决反对。唐太宗龙颜大怒,写了旨意强行下发,结果“征又不从,不肯署敕”。最终唐太宗认输了,认为魏征说得有理,取消了这个命令。
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在朝廷上下不可一世,卢粲坚持两次封驳制书,直至获准。
唐代政治文明的另一个进步是完善谏官制度。谏官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唐以前不仅谏官废置不定,而且编制也不固定。唐代谏官制度完善,谏官数量众多。[4]“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谏议大夫四人,正五品上,左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
唐代统治者主动培育诤谏精神。唐太宗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有人说有了权力就要任性一点、潇洒一点,为所欲为。我却认为最好经常怀有敬畏之心,才能当好皇帝。有一次,唐太宗弄到一只很漂亮的小猎鹰,正拿在手上玩,魏征来了,要和皇帝商量事情。唐太宗怕魏征批评他不务正业,赶紧把这个小猎鹰揣怀里了。魏征一看,唐太宗衣服底下怎么鼓鼓囊囊的,肯定有问题,于是就故意说话说得长一点,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等魏征终于说完了,走了,唐太宗把衣服解开一看,小猎鹰已经在怀里闷死了。
因此,唐代谏官权力极大,而且言无禁忌,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您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问题是现在弄得太多了,缺乏节制啊。“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
有学者以两部《唐书》为根据,算出唐代谏官进谏成功率为68%。而且“唐代虽然拒谏时有发生,但是因进谏而身亡的事件极为罕见”[5]。
唐代封驳制度和进谏制度在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皇帝错误决策方面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唐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写了很多讥讽皇帝的诗,比如著名的《长恨歌》,就是讽刺唐玄宗的。这要是在别的朝代,很容易被抓起来,结果唐宪宗读了,感觉写得太好了,太有才了,“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不但不追究他讽刺自己祖先的罪过,还让他进宫当官。
三
唐代前期虽然建立了封驳制度,完善了进谏制度,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那就是人才选拔机制。
本来隋代已经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制度创设。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从王莽开始一直到隋文帝,历代皇帝都致力于压制地方势力,重振中央集权,为了把人口和资源从世家大族手中抢回来,采取了从王莽的“限田令”,到光武帝的“检核垦田”,再到北魏的“均田制”,最后到隋文帝的“大索貌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到隋炀帝才想明白,世家大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才选拔机制的漏洞。只有打破用人的框框,大家族的根基才会动摇。
因此杨广创立了著名的“科举制”,以打破士族对官位的垄断。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标准统一、可量化,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成功地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这一制度让底层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士族失去了对官位的垄断权,推开了门阀世族势力消失的大门。但是任何一个制度的成长都需要时间和环境,科举制并不是一下子就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隋代很快灭亡,这一制度基本没发挥作用,整个隋代“秀异之贡,不过十数”,一共才取了十来个人。就是到了唐代,科举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仍然只起了辅助性的作用。唐代289年间,进士及第者平均每年只有22名,90%的官员还是因为门第和军功等入仕。因此,虽然唐初皇帝曾经大力打击门阀势力,但是中唐之后,门阀复盛,荥阳郑氏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称;清河崔氏中唐后也陆续有八人为宰相;山东五姓世代通婚,不与外族为婚;高门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愿与皇帝联姻;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宁愿将孙女嫁给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也不肯与皇太子联姻。唐文宗尴尬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6]我们李家当了200年皇帝,仍然比不上世家高门啊。
因此,科举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的装饰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世族政治的种种弊端。唐代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基本上由世族控制的社会,比如在中央,皇族内斗重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出现的问题更为严重,出现了漫长的藩镇割据。事实上,大唐虽然号称289年,但是统一的时段不过137年,藩镇割据却长达152年。接下来的五代十国这另一个分裂时期,其实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
中国古代社会的彻底改变,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为了解决武将当权问题,才开始真正大规模地推行科举,把科举当成最主要的选官手段,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20多人,宋代则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太宗在位21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40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4517人。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赵普等4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
这一局面导致中国社会的运转规则发生巨变。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宋以前的中国,是“贵族—半贵族”社会,宋以后的中国变成了平民社会。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科举制的普及让君主专制制度大大完善,君权的稳定性大幅提高,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由此才达到真正的完善阶段。
[1]秦汉之初全力打散大家族制,而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父子无异财”的观念导致上层社会大家族又开始出现。比如东汉桓帝年间,姜肱几兄弟“友爱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穷人为了避免战祸和谋生,也往往凭宗族血缘关系集体投靠豪强大族。
[2]东汉建立者光武帝本人就是一个土豪,他曾经“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
[3]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30页。葛剑雄先生认为这个数字对荫庇人口的估计太多。但是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说,因为资料缺乏,他也无法估算这个人数。
[4]《“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419页。
[5]《“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422页。
[6]魏风华:《唐代士族政治》。
中国文明的顶峰和衰落
一
中国历史到了宋代,因为科举制的普及,由半贵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一演变,令皇权终于摆脱了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威胁,真正做到了独尊。
在宋代以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其势能严重影响皇权的运行。宋代却实现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科举制导致社会流动性剧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底层爬上去容易,而从顶层掉落到底层则更容易,因为权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因此“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世家大族的命运终结了,地方上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
因此,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赵匡胤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杯酒释兵权,让中国由尚武变成崇文,此外,还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地方权力一分为四,相互制衡。由此皇帝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君权达到空前稳定。
应该说,君权的稳定,不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愿望,也是秦制下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愿望。因为从唐代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政权的不稳定造成的混乱,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巨大的痛苦。赵匡胤的集权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社会对五代纷乱政治的痛苦反思。北宋因此取得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160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彻底解决了地方分裂势力的问题。科举制普及之后,流官才彻底“流”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世家大族的掣肘,文官主持下的州县也不会像以前武将控制的地方那样演变成威胁中央的力量。从宋代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彻底占了上风,宋、元、明、清四朝从未出现地方挑战中央成功的事例。
二
但是宋代的集权与后世不同的一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成就,同时,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皇帝的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宋史·李沆传》)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
宋代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时候,如果这项政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百姓参加,就像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宋太宗的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的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的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陈恕传》)。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甚至杀猪的、卖肉的,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这在其他朝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宋代政治当然也存在着传统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轻武、防民过甚,导致国防实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权过甚,官员数量过多,造成“三冗”;再比如我们后文将要讲到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体来说,宋代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绝后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小报有自己的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以先得者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种小报非常注重时效性,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利润颇丰,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宋代演戏,经常讽刺朝政。宋高宗时,著名的奸臣秦桧走后门,让自己的儿子成了状元,结果不久,就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一出戏,公开演出,秦桧也无可奈何,没法处罚。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戏的时候,演员在台上公开批评他的政策不好,“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让老百姓受了很多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也不敢怪罪这个演员。
推动文明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中国2000年不停的循环,实际上反映出两方面力量的较量,君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这种较量曾经达到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导致即使在基于君主利益而设计的大一统郡县制度的框架内,君权也曾经得到过比较有效的约束,大一统郡县体制在遭遇危机后终获平衡,因此收获了比较辉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在比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宋代也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的顶点在宋朝。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曲折发展,在宋朝达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说:“(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三
我们头脑中通常有一个错误印象,那就是历史总是进步的,后面的总比前面的要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比较一下宋朝和明朝就知道了。
宋朝和明朝这两个朝代相隔只有89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宣传他要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然而事后我们看到,明朝和宋朝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剧烈的倒退。
我们首先来看财政。
一提到宋朝,我们就想到“弱宋”,感觉这是一个很衰弱的朝代,总是挨打。但是如果从经济角度看的话,宋代其实很强。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时代,国家财政收入接近16000万贯,这个数字是唐代最高额的3倍。明朝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宋朝这个数字的19%。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也就是说,钱是从哪儿来的。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一直是国家收入的主体,国家税收都是从农民手里收上来的。但是到了宋朝,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在中国历史上,像宋朝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这说明,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到了明朝时,农业税又一次占了大头,占了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从这个数字我们能看出,和宋代相比,明朝商品经济是何等落后。
因此,宋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最高峰,社会流动性和平等化的最高峰。[1]学者夏振坤说,宋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高达22%,这是领先全世界的水平。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2]而根据学者张杰提供的研究数字,明清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3]
四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权发展水平也很高。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隶制。
在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使用奴隶或者叫奴婢的现象。大户人家大量使唤奴婢,而且奴婢的社会地位十分悲惨,可以随便买卖,和牲畜的地位差不多。
到了宋代,虽然也使用“奴婢”这个词,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和以前朝代完全不同了: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或者“司机”。他们不是雇主的私产,而是自由民,就是为了挣工资给你打工而已。
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拐卖人口者,会被处以绞刑。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今天我们顶多判上几年。而且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从重惩处,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4]
然而你要是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奴隶现象再度盛行,而且非常普遍。主人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奴婢随意送人。在家里,对待这些奴婢的态度也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虐待奴婢这种情况在明代非常普遍。
最能代表明代人道主义水平倒退的是殉葬制的恢复。这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习俗,随着文明的发展,春秋之后,殉葬的现象就越来越少了,到了汉朝之后,就完全没有了。
然而明代却把这个事给恢复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临终之前,发布了一生最后一道命令,命令他的妃子们为他殉葬。他的40位妃子都不得不上吊自杀,跟朱元璋埋到一起去了。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1000多年的殉葬制,到了明代中期才废除。
五
为什么由宋到明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倒退呢?主要是元代承上启下的结果。
宋代基本消灭了奴隶制,但是按蒙古军制,战争俘掠的人口可以作为军人的私有财产,所以大量的平民在元代征服战争中被掳为奴隶。元代奴婢数量极大,至少上百万户。
宋代均田制被废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佃户可以自由更换地主,任意徙居。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少有的现象。所以宋代城市才如此繁荣,贸易才如此发达。
而明代却把老百姓强制分成为不同户籍。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否则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不是有手指或者其他部位的残疾。
这也是继承自元代。蒙古军队屠城时,只有匠人不杀,因为有用。随着军事征服不断扩大,为了便于管理,蒙古人就给他们分门别类。建立元朝之后,也就继续这个习惯,把被征服的民族按照职业划成不同的类别,这实际上是把所有百姓变成官府的奴隶。明朝就继承了这种制度。
唐宋时期,臣权对君权形成了有效束缚。而到了元代,君臣关系却出现了重大倒退。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会基本上还处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说的“奴隶制时代”。草原贵族,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在黄金家族面前,地位都是奴隶而已。成吉思汗把手下功绩最著的几名战将称为“四骏”和“四狗”。所以如清代满族大臣对皇帝自称奴才一样,元代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公然自称奴婢。
在君臣地位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元王朝对以前中原王朝已经发展出来的那些制衡君权的有效制度自然不可能加以采用,元代没有恢复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不设谏官,重要政策多用蒙古文直接发出,不必经由中书省。皇帝是主子,大臣是奴才,什么都由主子说了算,奴才没有插嘴的份。因此元代成为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的朝代。
这一趋势被明代继承下来,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在元代君权独大的基础上进一步直接废掉宰相和相权,仅保留由大学士组成的御用秘书班子,这与元朝“家臣治国”的习俗出自一体。明代皇帝多恣意妄为,非常任性,处处流露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这与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一脉相承。
唐宋两朝对大臣基本不用污辱性刑罚,宋代更是“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而元朝皇帝有一个习惯,用鞭子打大臣。这种制度到了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明代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打一顿板子,大臣们在皇帝面前毫无尊严。
唐德刚说:“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王夫之则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六
在继承了明代遗产之后,清朝统治者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今天的旅游景点明孝陵有一个著名的石碑,是康熙手书“治隆唐宋”4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明代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只开创了近300年的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也可以算是他政治思维的产物。
清代对朱元璋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狱上。乾隆皇帝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最酷烈的乾隆朝,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皇权由此伸入臣民的大脑深处,造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因此,回顾中国历史,从汉到宋,中国政治文明虽然发展极为曲折,但大体上出现了一个上升的曲线,并且在宋代达到顶峰。然而从元到清,中国政治文明严重退化,社会也出现全面的衰落。而正是大致在中国的元代,西方开始发力超越中国。
[1]参见吴钩《宋代中国已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南方周末》。
[2]夏振坤:《发展的多维视角:反思与前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第205页。
[3]张杰:《“郑和谜题”:国家的贸易激励、选择权与制度冲突》,《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4]参见吴钩《宋朝政府如何对付“贩卖儿童”》,《各界》2017年第5期。
没有中世纪,就没有新欧洲
一
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提到中世纪,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往往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布鲁诺,荒唐的赎罪劵,罪恶的“初夜权”,还有导致一个城市1/3人口死亡的可怕的黑死病。
所以,被蛮族入侵后,欧洲就如同那个吃了毒苹果的公主一样进入了漫长的沉睡期,直到15世纪才再度苏醒。
然而,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在大量的数据和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发现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并没有那么“黑暗”,或者说,这是一个黑暗与光明并存的时期。而且这个“黑暗时代”恰恰是今天西方制度的形成期。换句话说,要是没有经历中世纪,就没有今天独特的西方文化。
二
历史并不是沿着“进步”这一条单一的线前进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带来了无数的混乱、死亡和毁灭,出现了巨大的倒退,城市被付之一炬,欧洲沦为农村。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确实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和中国隋唐王朝。
关于中世纪的各种说法,有一些需要澄清。比如“初夜权”早已经被学者证明并非一种真正实行过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乡野传闻”或者说对中世纪的污名化说法。现代法国史学家阿兰·布莱认为,欧洲的初夜权是种乡野传奇而非实质的法律或习俗,他的证据是,到现在为止学者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真的实施初夜权的档案资料。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社会是在罗马教会的严格精神统治下的,女性的童贞非常重要,一夫一妻制之严格,国王都不能随意离婚再娶,领主们怎么可能制定初夜权法规来触怒教会呢?[1]
也有一些中世纪的黑暗制度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可能比普通读者所了解的还要黑暗,比如宗教裁判所和火刑。天主教组织结构本身带有专制倾向。“如果有人稍越雷池一步,挑战教皇,便被教会视为背离上帝,大逆不道,重者甚至要处以极刑。”[2]德国的宗教法庭烧死了10万名女巫,法国和苏格兰也差不多处决了1万多名。至于处死异端就更为普遍。仅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判处了38万异端分子,其中被火刑处死的就多达10万人。
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和中国等文明比起来,在很多方面也是粗鄙落后的。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规定:“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我们再来看一段《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每一个人,无论是谁,白天黑夜、餐前、餐后或就餐期间,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原来,西欧宫廷的金色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会看到一堆大便。
因此在中世纪,中国在很多方面遥遥领先西方,这些方面大多已经广为人知,在此就不做赘述了。
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即使是在这种混乱和毁灭中,也孕育着新的生机。
在第二次全球范围内的蛮族大入侵中,中国、印度、波斯也同样遭到了蛮族的蹂躏,但是原有的文明并没有被毁灭,特别是中国文明表现出强大的同化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迅速地消化了蛮族入侵造成的文化不适。“因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8世纪初复活过来,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同小异,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3]
只有一个帝国彻底地崩溃了,文化遭遇了彻底的毁灭,那就是西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体制不如中华帝国坚固,所以崩溃后再也没能恢复,“如果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及其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崇拜……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代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消散殆尽,无法复原”[4]。
马上的蛮族不识文字,基督教被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籍被弃如敝屣,除了在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内被当作古董收藏起来束之高阁外,其他的几乎毁灭殆尽。幸亏阿拉伯人保存并翻译了这些文化典籍,才让它们有机会在文艺复兴时代被欧洲人“重新发现”。
然而,正如同大规模的残酷轰炸一方面摧毁了整个古老城市,另一方面却为重新建设更为现代化的城市扫清了障碍一样,正是因为蛮族入侵的毁灭性,才让西方能毫无束缚地发展起来一种全新的文明。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三
首先,中世纪出现了罗马帝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技术进步。
罗马帝国实行奴隶制,奴隶制是不利于技术进步的,因为奴隶数量巨大,价格低廉。奴隶主不必费心去研究技术,节省劳力。“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今罗马圣皮特罗广场竖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5]奴隶们是没有自主性的劳动者,更没有可能去进行什么发明。
罗马帝国崩溃后,奴隶制也随之崩溃,不再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涌入西欧。相对中国,当时欧洲的人口是很少的。这就促使人们开始琢磨怎么节省劳力。
在罗马,奴隶主高高在上,不跟奴隶共同劳动,也不关心奴隶在劳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情形就像中国的士大夫不会关心农民是怎么种地的一样。
而中世纪的庄园是自给自足的,欧洲陷入封建割据,各地自我封闭,不再有商品流通,庄园主需要什么东西,从外面买不来,只能取自自己的庄园。因此,庄园主要亲自组织生产,亲自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连查理大帝都得操心自己庄园的物产。他在800年左右颁布的敕令中,详细地规定庄园要生产什么东西:“其中必须包括以下项目:饲料草、柴火、火把、木板与其他木材;蔬菜、谷物、稗子;羊毛、亚麻、苧麻;树生水果、大小干果……芜青,鱼池;皮革、毛皮、兽角;蜂蜜与蜂蜡;猪油、牛羊脂油、胰皂;莓果酒、熟酒、蜜酒、醋、啤酒、新旧葡萄酒、新谷陈谷;母鸡与鸡蛋;鹅……每个庄园之中……应当尽量多建造牛厩、猪圈、羊圈、山羊圈,不得缺少……”[6]
因为要亲自组织生产,庄园主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非常清楚农业生产中会遇到哪些具体困难。同时因为自给自足,每个庄园里拥有木匠、铁匠等各种工匠[7],这样也有利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农奴也不同于奴隶,粮食打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水涨船高,因此,农奴也有热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以上各种因素的汇合,就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那么中世纪西欧取得了什么样的技术成果呢?
首先是重犁的使用。罗马时代,欧洲用的是轻犁,就是一根木柱,底下装个犁刀,结构简单,只能在地上划出一道浅沟,所以又称“浅犁”。为了提高生产率,中世纪的庄园主们和农奴们进行“技术会商”,渐渐地琢磨出来一种重犁。什么叫“重犁”呢?就是更重、更大也更锋利的犁刀,这种重犁能够有效地深耕,把土壤翻起搅碎,能把杂草丛生、难以耕作的低洼荒地开垦成良田,扩大耕种面积。
重犁需要更大的牵引力,牛的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到10世纪时,欧洲庄园发明了一种挽具,套在马的肩部,让马也能轻松愉快地拉犁,结果生产效率大增。16世纪一个法国作家曾经计算过,一匹马一天的工作量是牛的3~4倍。正是因为马大量地被用于耕地,13、14世纪后,欧洲原来的荒地大量被开垦,粮食产量迅速提高。
此外,欧洲人还发明和改进了很多利用水力和风力的工具,比如水车和风车[8],其中有些技术,比如水车,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但是直到中世纪才大规模地应用。
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迁》(Medieval Teology and Social ge)一书中说,中世纪最辉煌的成就,不是什么哥特式教堂,也不是什么经院哲学,而是畜力、水力、风力取代了人力,使欧洲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这些技术革命带来什么后果呢?“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地和荒地。……到1300年时,法国的耕地面积比今天还要大。”[9]
结果是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以英国为例,1086~1300年,英国GDP提高了10倍以上,人口从大约110万人增加到330万人。[10]也就是说,财富增长是人口增长的3倍,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还实现了迅速富裕。
我们在前面讲过,西方农奴和农民的负担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农奴们每年收获的粮食大大增长,但是交的租税却保持不变,“佃户每交给领主1个便士,就往自己口袋里放进6个便士”。这就意味着农奴变得越来越富,经济地位大为增长,从农奴成长为农民。[11]
更为主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为商业复兴和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罗马教廷的专制、野蛮和黑暗不亚于其他专制政权,而这种黑暗正是建立在人们的贫穷基础之上的。直到经济发展之后,人们才有力量开始从愚昧中走出来。“1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城市的兴起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现实生活的悲观绝望态度,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而这些倾向是与天主教的主张相违背的。在14世纪城市经济繁荣的意大利,最先出现了对天主教文化的反抗……于是他们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12]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
四
传统的观点是,中国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一直到工业革命结束,也就是19世纪初,西方才超过了中国。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清华大学李稻葵等人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长时间的研究[13]发现,1300年,欧洲部分地区已经领先于中国。
他们认为,在北宋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处于顶峰,确实领先于欧洲,然而中国农业几千年大致保持同一水平,没有出现过质变,发展曲线是比较平直的。而西方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经济曲线迅速升起,到了1300年,也就是元朝建立之后不久,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地区。到1400年,也就是明代建立不久,又被英国超越了。到了1750年,也就是中国“康乾盛世”的顶峰,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14]
当然,在14世纪,中国人和西方人生活水平的差距还不算太大,欧洲人生活条件虽然优于中国人,但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能让辛苦了一天的欧洲农夫心满意足。
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16世纪时,英国一个农民家庭每年生产的粮食是5007公斤,而中国明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江南,一户农民也不过生产2173公斤。也就是说,中国最富有地区户均粮食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
14世纪和15世纪,也就是大约中国的明朝时期,英国普通农民主食中小麦比例增加,逐渐取代大麦和燕麦;农民已经可以定期地喝到啤酒,酒的消费开始成为农民饮食的一部分,许多村庄出现了永久性的啤酒馆。
肉食也逐渐增多,这带动了乡村屠户的生意发展。[15]
我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引用过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
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通常在星期天,人们才吃上鲜猪肉。[16]
这是工业革命早期的情况,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又进一步提高。中等农户的消费清单上每天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0.5品脱淡啤酒。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约曼,还会多出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普通农民是“瓜菜半年粮”,平时只能粗粮淡饭,勉强维持温饱,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挖一些野菜才能度日。
五
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愚昧和残酷,触目皆是。罗马帝国的昏君荒淫暴虐的花样并不比商纣王、隋炀帝少;罗马教廷的酷刑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英国历史上同样不乏血腥变态的国王;社会生活方面,欧洲也长期脏乱差。
但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政治文明都出现了迅速发展,发展的结果不是量变而是质变。而从13世纪起,中国的政治文明却基本是反向发展,因此,双方差距越来越大。
乾隆晚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来到中国前,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富庶而强大的国家,如同马可波罗说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绫罗绸缎。然而到了中国之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远比欧洲人穷困。
英国使臣们在后来写的回忆录当中说,朝廷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生活在水上的悲惨的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17]
英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感到如此震惊,主要是因为那时中英两国人均GDP已经有了巨大差距。李稻葵等人的研究认为,北宋时期的中国要比英国富裕得多,但在那之后,英国人均GDP开始不断增长,而中国人均GDP却不升反降,特别是清代因为人口迅速增长,人均GDP更以每年-0.34%的速度衰退,到184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只是英国水平的15.04%。[18]刘逖也认为中国近代后期人均GDP是反向发展的,160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为白银4.5两,到1840年下降到了约3.4两。[19]
中英人均GDP对比图
注:此图来源是李稻葵、金星晔、管汉晖《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一文,制图为胡列箭。为了对比方便,我去掉了别的数字,只保留了中英对比。他们以1990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为基准进行换算,得到可以用于国际比较的GDP数据。[20]虽然纵轴上的具体数字可能有问题,但是这张图所反映的历史趋势还是大致正确的。
[1]参见王顺君《欧洲贵族真的拥有过“初夜权”吗?》,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搜历史”。
[2]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8页。
[4]同上。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
[6]转引自应志豪《从衰落走向复兴——8—14世纪西欧商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
[7]查理大帝还要求他的庄园中要有“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旋工、木匠、刀剑匠、渔夫、造胰工人,能造啤酒、苹果酒、果酒以及其他饮料,能烤面包与点心的工人……”。
[8]风车的出现需要扇叶具有更好的力学结构,因此,风车的发明得益于帆的技术进步。634~644年左右,波斯人发明了立轴式风车,随后传入欧洲,又发展出水平轴的样式。
[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0页。
[10]谢丰斋:《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11]同样,中国周代铁器普及导致生产力增长,但是井田制税率还是不变。因此,农民在种公地之余,有时间大量开垦荒地,获得大量私田,收入大幅增长。正是这种情况导致后来鲁国的初税亩改革。
[12]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3]进行这项研究的是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北京大学的管汉晖和牛津大学史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等人组成的团队。
[14]1750年即清乾隆十五年。虽然中国部分地区,比如江南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相距还不太远,但整体上落后了。
[15]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16]同上。
[17]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口岸后,当地官员给使团的船只送来大量的补给,其中有活牛、活猪、活鸡、活鸭,在运送过程中,经过碰撞,有些猪和鸡死掉了。过了几天,食物变质,他们就扔到海里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英国人的船只附近,很多天津人跑来看热闹,这些中国人一看洋人的船上扔下了死猪、死鸡,好几十人不顾生死游到船边来争抢。英国人立刻明白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连这些已经变质的死猪死鸡都要抢,可见他们是生活在饥饿当中。
[18]脱胎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加州学派”,以提出道光年间中国GDP占世界的32%而引人注目,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麦迪森认为,宋代中国的人均GDP是450美元,当时是领先世界的,从元到清又提高到600美元。然而16世纪中叶,意大利人均GDP已经达到1600美元。现在包括中国学界在内,学者们一般都认为麦迪森在数据运用和统计技术上存在很大问题,对宋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数字估计得太高。
[19]刘逖:《1600—1840年中国与世界GDP的核算与对比》,《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20]参见Broadberry和Guan Li发表在2018年12月The Journal of Eic History的文章。
“自治城市”:诞生资本主义的容器
一
经济的发展不光改善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罗马帝国拥有大量的城市,有四通八达的道路,有许多可以航行的河流,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因此地中海周围的贸易非常繁荣。
然而“蛮族入侵”破坏了全国性的市场,连接全国的道路被林立的小邦阻断,庄园一个个建起,城市成为废墟,商业完全凋零。法国中世纪史专家乔治·杜比(Gee Duby)说:“在900年时,城镇几乎完全从欧洲大陆上消失,而商业活动事实上等于零。”各地封建主不得不完全依靠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直到中世纪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出现大量剩余,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贸易再次开始,货币流通加快,城镇又一次形成。”[1]商业再次复兴,国王们从商业发展中看到了好处,因为可以从商人身上收到大量的税收。各国纷纷制定鼓励商业的政策,商业在欧洲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尽管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
最显著的影响是商业城市的又一次大面积出现。
如果从人口和体量来看,中世纪再度出现的欧洲城市都不大,有20000人口的城市就算很大的了。不但没法跟中国比,也没法和同时期的印度和中东的城市比。
但是欧洲城市有着世界上其他地方城市没有的特点,那就是“自治”。
城里的商人腰缠万贯,庄园里的贵族们却缺钱,特别是没有现金。因为庄园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基本不用货币,大部分庄园里的农民一年到头一个硬币都不用花就能正常生活。甚至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根本就没见过钱长什么样。贵族需要大量的钱买武器和奢侈品,然而手中没有现金。
当然,贵族有特权而商人没有。贵族的特权对商人形成种种难以忍受的限制和约束。“每个封建主,上自公爵和伯爵,下至子爵和小城主,包括国王本人也不例外,对经过领地的一切商人小贩,课以重税。”[3]各地还流行着一些蛮不讲理的“习惯法”,比如“触地法”,凡是装在车上的货物和其他物品,一旦落到地上,则归当地领主所有。如果货车倾倒,则全车货物都要归领主所有。[4]
有钱却讨厌束缚的城市商人,和有特权却缺钱的地方贵族,如同螺丝和螺母,一拍即合,当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现象,那就是城市居民们联合起来,付给贵族一笔钱,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若干年的“自治权”。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m)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这一过程:一位公爵大人因为欠了意大利银行家的巨额高利贷,百般无奈,不得不向城里人要求一笔贷款。商人们商议后答复说“同意”,说他们乐意帮助公爵摆脱困境。“但作为345金镑的交换,他是否能给他们一个书面许诺(另一份特许证),许诺他们,市镇居民,可以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由城市里所有商人和自由公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前述的议会将不受来自城堡一方干涉地管理市政事务。大人怒不可遏。但是他需要这笔钱,只得同意并签署了特许证……市镇居民们还得到了一份新的,允许他们建造一所‘市政厅’及一座坚固的、可以存放所有特许状、防备火灾和偷盗的塔楼,其实那意思是防备将来大人和他的武装随从使用武力。”[5]
双方签订特权证书后,密封于保险箱里,把保险箱保存在市政厅的塔楼中。在欧洲少数没有被毁坏的市政厅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这样,城市的主人就由公爵变成了市镇议会。
市镇议会的出现,是借鉴了古罗马的智慧。自治城市最早出现在11世纪的意大利。古代罗马文化虽然被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淹没,但是在意大利并没有被彻底遗忘。12世纪的奥托这样描绘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的城市:
在管理城市和维护他们的共和国的过程中,他们效仿了古罗马人的智慧。他们热爱自由,因此,为避免滥用权力,他们是由执政官而非指挥官的意志统治的。他们中有三个等级:骑士、小贵族和平民百姓。
为了抑制傲慢,执政官不是从某一个而是从上述三个等级中挑选出来。为了防止他们觊觎权力,他们每年被轮换一次。[6]
1138年佛罗伦萨首次选举执政官,就模仿古罗马的方式。中国人相信天无二日,而古罗马却同时选出两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防止专权。佛罗伦萨也是这样,在4个城区各选一人,选出4名执政官,任期一年。和罗马时期相类,自治城市最高权力属于市民大会,如果对政府非常不满,佛罗伦萨人可以举行公民大会来改换政府。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频繁地举行市民大会,只能由市民们选出议员,组成城市议会。威尼斯的议会有300人,选举产生一个由12人组成的内阁,来管理城市。[7]
意大利各地自治城市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学习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治理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自治城市越来越多。从12世纪起,意大利、法兰西、荷兰、德意志陆陆续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和国、半独立国家、执政官制城市、自由市镇。[8]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由城市议会来管理城市。在议会的决议下,城市可以自己立法、组织军队、发行货币、决定如何收税。
二
“自治”是解开资本主义之谜的钥匙。
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晚明和清代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城镇中出现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如果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不被西方列强打断的话,中国也许会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继续领先世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振羽的说法:明清之际,中国都市资产阶级经济已经得到很好的成长,可惜这宝贵的蓓蕾还没长成,就“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于母胎之内”。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在于手工业工场数量的多少,更关键的是与之配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黄仁宇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杨师群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包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基因细胞的有机结合体。”王家范概括得更为简明扼要:“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
而在这个体系和运动中,“自治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自治城市是培养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器皿。
自治城市的第一个核心特点是“自由”,它的所有居民都是自由人。
欧洲大多数城市的习惯法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的特许状中是这样写的:“任何人在林肯城的居留期达到一年零一日,而且已经照章纳税,……我将准许他与过去那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在林肯城中。”[9]
封建主的领地和庄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矩和束缚,但城市里完全没有。市民拥有一切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与谁结婚,可以自由地搬迁住址,可以自由地支配他的一切财产。[10]
自治城市的第二个核心特点是平等。
这些城市中,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尽管贫富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公民,在法律身份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享有多于别人的特权。[11]“所有市镇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能繁殖的胚芽……市民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有特殊权利。市民、工匠或商人均享有人身自由。”[12]
市民法律地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条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因为经济如水,只有去除种种堤坝和障碍,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
三
经济繁荣的城市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极具吸引力。所以大量的农奴和农民来到城里,大量自治城市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西欧沿海地带生长起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封建主都愿意把城市的自由卖给城里人。因此,除了花钱赎买之外,城市获得自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武装斗争”,通过战争打败封建主,获得自由。
到后来,这些自治城市还能够联合起来,挑战国王们的政治权威:“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组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13]教皇也数次与这些自由城市发生冲突,也曾将一些城市“开除教籍”,但始终无法改变这些城市的独立之风。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的城市商人们凭借手中的巨额资金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力,他们渐渐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共和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商人们得意扬扬地借钱给那些穷困潦倒的国王和贵族,让后者不得不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商人的财富和他的政治权力是同步增长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那么,为什么在欧洲能出现自治城市,而在其他地区,比如商业同样广泛存在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不行呢?
[1]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60页。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1~282页。
[3]高德步:《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140页。
[4]参考应志豪:《从衰落走向复兴:8—14世纪欧洲商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
[5]房龙:《人类的故事》,吉林出版集团,2014,第130页。
[6]转引自刘耀春:《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7]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8]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9]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4页。此处进行了白话翻译。
[10]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02~203页。
[11]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2]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01页。
[1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2页。
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
一
上一章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欧洲,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商业也很繁荣,但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才能出现自治城市呢?
首先,欧洲毕竟存在过漫长的希腊-罗马文明,它的历史基因虽然一度潜伏,但是仍然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中世纪欧洲一直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郡县制度,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因此,各地实际上只能选择自治,只不过农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选择了另一种自治方式。城市里的事太纷纭复杂,封建主也不知道怎么管,乐得拿钱了事。
最后,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例如,在中国,政府的职位由学者占据;在日本,武士享有权力;在马来亚地区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贵族管理政府,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占据要津。”[1]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非常直接而彻底,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
二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这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百姓的贫富和生死,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当中,商业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元前3000年,中东的亚述人就开始签订商业合约,那个时候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合伙协议书:14个人集资26块黄金成立一个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尔伊斯塔的商人管理,这个商人也拿出4块黄金加入。基金时效4年,收益的1/3归这名商人。
而罗马人发明了法人制度,创造了公司的雏形。“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2]
古希腊梭伦(Solon)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大致与梭伦改革同时代的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儿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规定商人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4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2种料子的衣服。商人即使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
三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其实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产权比较模糊,有的朝代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是有的朝代规定土地必须由国家来分配,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这两种制度可以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权力的任意控制下。
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古代皇权不尊重私人产权,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传统时代的皇帝,喜欢以“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我们读史书,经常会看到“徙天下豪富实京师”这样的话。确实,秦汉以来,皇帝经常通过把富豪迁到首都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从秦以来,经常不断地徙天下豪富于京师……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占有者,把他们迁离家乡,定居京师,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而不能搬移土地。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便被政府没收。”[3]比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明太祖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14万户到凤阳(朱元璋一度打算以凤阳为首都)。1391年,迁天下富户5300户到南京。1397年,又强迫各地富户14300余户迁到南京。[4]
富人被迁徙到首都,意味着一大家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放弃大量的土地,更别提漫长的迁徙路上老弱人口的生病死亡。这些举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但是历代传统史家习以为常,均认为是雄才大略的举动,以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传统时代皇室和政府的采购中,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白居易的《卖炭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和买”的过程,1000多斤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就换走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明代衙门“和买”时,也仍然如此,只给一半的价格:“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商人虽然抱怨,但是毫无办法。这些现象,几乎历代都有,人们同样习以为常: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还不让人家占点便宜么?
第三,一遇财政困难,国家可以公开掠夺商人财产。比如《旧唐书·卢杞传》记载:
河南、河北连兵不息,……乃……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捶,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
因为战争频繁,财政紧张,所以有人请皇帝下令,天下富商,每个人最多只能留10000贯,多出来的,都要“借”给军队。皇帝同意之后,军队就开始公开搜捕商人,如果不交钱,就酷刑折磨,有人因此上吊自杀,整个京城如同被暴乱的军队抢劫了一样。
在传统时代,遇到财政困难,政府强迫富商捐款甚至扣发百官工资是经常上演的情节。比如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得来的。
除此之外,更别提国家政策朝三暮四,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