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秦以后王朝的周期性崩溃(1 / 2)
关于“封建”与“郡县”的2000年争论
一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个激烈的争论。那就是到底是先秦的那种“封建”制度好,还是秦始皇之后的郡县制度好。
这个争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争论了差不多2000年。西晋著名学者陆机是支持封建制的,他认为三代时期的封建制好。好在哪儿呢?在封建制时代,“民有定主,诸侯各务其治”,民众各自有稳定的统治者,这些诸侯对民众不会像地方官那样残暴,因为这是他们的世袭领地,他们要追求长远利益。“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在上者没有苟且之心,百姓也很团结。而相比之下,郡县制下的长官的眼睛只盯着上面,他们的利益只在于升迁,反正我三五年就走人了,因此很急于出成绩,很容易干出暴虐百姓的事。用陆机的话来说就是“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五等之君就是诸侯,他们的治理是为了自己。而地方官则是为了皇上,很容易贪污腐败,“百度自悖”。而且,在封建制下,如果一两个小国出现问题,也不会蔓延到全天下,即使出现内乱,受害的只是局部。而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一处有乱,则天下大乱,无处能免。
这是一派。
当然还有另一派,赞同郡县制。比如柳宗元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封建论》。他的看法和陆机截然相反。他认为,大一统专制的郡县制度下,可以更公平地选拔人才,因为人才是流动的、竞争的。有能力的人容易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官员。而封建制下,诸侯都是世袭的,不管你有没有能力,你都是统治者。柳宗元的话是“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只有让有能力的人当官,没能力的人被管理,这个社会才能平安。
另一点,柳宗元认为即使从防止叛乱的角度来考虑,郡县制也要比封建制好。秦、汉、唐三代,“有叛民无叛吏”“有叛国无叛郡”“有叛将无叛州”,就是说,官员都是向着皇帝的,即使天下大乱,官员也基本不会叛变。而在封建制时代,周代后期,各地诸侯都不听天子的,天子对此什么办法都没有。
那么,这两种制度到底各有什么长处和短处呢?
二
我们来比较一下秦以前王朝的寿命和秦以后王朝的寿命。
从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后,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梦想着自己一家一姓永远统治下去,所以秦始皇规定自己以下的皇帝依次称二世、三世……梦想能传至万世而无穷。到了最后一个王朝,统治者更是动不动就称,“我大清亿万年无疆之运”,如果非要给我们爱新觉罗家的统治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亿年。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历代皇帝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上几章讲过,皇帝们如何从制度上防范威胁皇权的因素,让天下永远在自己一家人手里。
然而,很不幸的是,秦制下没有一个王朝能达到这个目标。秦朝统一之前,中国王朝寿命都不短。夏、商各500年左右,周朝约800年。
然而,秦代之后,王朝的寿命明显变短。从秦到清,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寿命都远低于三代。我们来直线数一下,秦朝的寿命是15年,西汉是215年,新莽也就是王莽建立的新朝14年,东汉195年,曹操建立的曹魏是53年,西晋是52年,十六国(从西晋灭亡算到北魏统一北方)122年,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加起来142年,南朝东晋103年,宋、齐、梁、陈加起来169年,隋37年,唐289年,五代的五个朝代加起来53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97年,明276年,清267年。如果我们按传统算法,南北朝时期以东晋和南朝为正统,五代时以北方王朝为正统,则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23次,从秦到清2132年,每个王朝平均存在92年。
因此,王夫之认为,“郡县之制”实际上是不利于皇帝的。“秦、汉以降,祚不永于商、周;……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读通鉴论·卷一》)秦汉以后,王朝的寿命远不如商周。看来郡县制这个事,其实是不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导致他们享国时间大大缩短。
三
中国会频繁地改朝换代,一个重要因素是频繁的农民起义。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大的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黄巢赤眉、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200多年间,《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在300次以上,平均每年一次还多。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建立在大规模农民起义基础上的王朝一般都十分长寿。我们前面提到,秦、隋和元都在漫长的分裂后实现了统一。但秦朝只存在了15年。而接下来建立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的西汉王朝却活了200多年。隋37年而亡,而接下来建立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的唐朝也是200多年。元只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分别建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的明朝和清朝存续时间都超过200年。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秦、隋、元前面,没有一个农民大起义来彻底打碎旧的社会结构。而接下来的长寿王朝,都是在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农民起义把原来的社会破坏得很彻底。这就是所谓“大乱达到大治”。[1]
而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农民起义也是郡县制下的独有现象。封建制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夏商周三代,只有一个小规模的“国人暴动”,而且暴动的目的不是推翻周朝,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夏商周三朝的政权变化,包括西周变为东周,都与农民起义无关。而大一统郡县制建立不过1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的农民起义,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就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四
在古代,中国学者热衷对比封建制和郡县制。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则喜欢探讨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式的分裂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启蒙时代之后,欧洲学者关于这一点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这里的所闻所见带给他们很大震撼。当时欧洲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中国却是个统一的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一种文明。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对中国大加赞赏,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当然,还有一类学者认为欧洲模式更好,他们认为,中国大一统有利于稳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而欧洲的动荡纷争,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因此,这些学者对中国有一种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评价。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y)将中国文明比拟为《格列佛游记》里的“斯特鲁布鲁格人”,也就是一种奇特的长生不老之人。他们虽然垂垂老矣,但是永远无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得解脱。麦考莱在论文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1000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五
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两个争论,封建制好还是郡县制好,中国式的大一统好还是欧洲式的分裂好,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欧洲分裂时代,也就是封建制时代。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就是贵族分封、小国林立,和中国周代一样。因此,这两个争论实际是一个争论,那就是封建制和大一统郡县制各有什么优劣。
我们在前面对比了中国历史内部的周制和秦制下王朝的寿命。接下来我们不妨放眼世界史,对比一下大一统郡县时代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以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我们会看到,中国历史上很多现象是其他国家没有或者罕见的。
第一,世界史上极少出现中国这样频繁的“改朝换代”。如果我们只读中国史,也许会以为改朝换代是人类历史发展之常态和必然。但是你看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日本是万世一系,从上古神话时代到现在,日本的天皇始终是一个家族。西罗马(共和加帝国)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英国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只不过英国的王位继承不是中国式的严格的父死子继,而是掺杂了父女关系,兄弟关系,外孙、外孙女关系,以及堂兄弟关系。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英国王位也可以说是千年一系了。
有人说,不对,你不懂英国史,英国历史上1000多年一共经历了9个王朝呢,也是频繁改朝换代。其实欧洲史上的这些王朝和中国王朝的意义完全不同。英国的王朝基本上都是由于上一个王朝的末代国王绝嗣,由亲戚入继大统,才导致改朝换代。比如征服者威廉登基后开创了诺曼王朝,王位先后传给他的两个儿子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三王之后,“绝嗣断统”,断绝了男性继承人。于是亨利一世的外孙继位,称亨利二世,开创金雀花王朝。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本是法国的安茹伯爵,纹章以金雀花为图案。金雀花王朝传了8代,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二世被他的堂弟亨利四世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王位。新上台的亨利四世是兰开斯特公爵之子,新王朝因此而得名“兰开斯特王朝”。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属此种情况。但这种王朝更替,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大王朝内部的纷争,而不是中国式的改朝换代。
中国式的农民起义,也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略略翻一翻世界史,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共和加帝国)一共存在了近千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中西农民起义的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学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中国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叫“皇帝梦”。在中国,成为皇帝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做,因此有一句话叫“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中国历史上,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在皇位面前人人平等,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因此陈胜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豪言壮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而在欧洲,王侯将相确实是有“种”的,要做国王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贵族出身。因此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贵胄间传来传去。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一个农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情况。
日本也是这样。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曾向日本学者请教,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言下之意普通人怎么能当天皇呢?日本历史基本和欧洲一样,也是封建制,贵族一直是贵族,武士一直是武士,老百姓一直是老百姓。印度更是这样,印度实行种姓制度,各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低种姓的人做国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动不动就来场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这个事,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有。
[1]参见许平中《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一
前面我们讲了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频繁的改朝换代,频繁的治乱循环,频繁的农民起义。
如果政治动荡只局限于政治家之间的争斗和残杀,其实无论多乱也没什么了不起。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频繁动荡还导致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那就是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
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人口密度一直是比较大的。因为中国中原王朝均建立在稳定的农耕生活方式之上,加之祖先崇拜和多子多福观念,中国历史上人口密度大部分时间是高于西欧的。
然而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人口数字又经常减少,而且是非常剧烈地减少。如果只读“二十四史”,读那些人口数字的变化,你肯定会被吓得睡不着觉。
《汉书》说,“汉极盛矣,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有整有零,非常精确。也就是说,汉代的人口高峰是近6000万人。
然而到了三国时期,人口变成了多少呢?唐代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综合《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以及晋代《帝王世纪》的数字,也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人口数字:“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只有人口极盛时的1/8。从字面上来理解,7/8的人口消失了。
隋朝的人口高峰,正史记载是4600多万,经过威武雄壮的“隋唐演义”,正史记载,唐代建立时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隋代的1/5。
到了开元盛世,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正史数字是4844万,然而安史之乱一来,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可见,人口动不动就被消灭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接近90%。这实在太吓人了。
当然,我们要看到,正史记载的数字,往往是官方掌握的户籍资料反映出的数字,并不完全准确。第一,这些数字大部分体现的是中原汉族地区的人口变化,而忽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第二,动乱时期,很多流亡人口往往没有体现在官方户籍之中。
所以近年以来,学术界对正史数字进行了很多修正,其中公认学术水平很高的是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这部人口史的统计分析全面而深入。比如讲到三国时期人口,葛剑雄先生论证说,这一阶段的户口漏计和隐匿相当普遍:世家豪族荫附了很多户口,同时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编户,再加上没有统计的少数民族人口,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应该是2300万左右,而不是767万。
不过,即使按修正后的人口数字,其变化幅度仍然是很惊人的。东汉从人口高峰6000万,降到2300万,也已经减少了60%。
我们在这一章,不妨就参照这部多卷本的《中国人口史》,梳理一下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脉络。
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降为1500万~1800万,损失率为一半多。
西汉末的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成为人口史的高峰之一。然而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让人口又降到3000多万。东汉后期(永寿三年,157年),再一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人口损失达到60%,至2300万。
魏晋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现起落,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期间,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1]只及原来的1/4,损失了3/4。
隋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恢复到6000万。隋唐易代战争让人口再次损失超过一半,唐初中国人口只有2500万。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755年,人口增长到8000万左右,达到新高峰。安史之乱使全国的户口数从891万户锐减到大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万户。人口损失当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幅度也非常巨大。
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只有1000万。[2]1290年,全国人口降为7500万。[3]
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明清易代损失40%,清初时为1.2亿,康熙时恢复至2亿,乾隆时3亿,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创造了4.3亿的新高峰,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后又损失了1亿。
读了这些数字,你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有所谓“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的说法,明白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中国人为什么盼望和平统一。
确实,中国历史上战乱之中的悲惨场景,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目睹三国动乱浩劫的仲长统说:“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那些著名的大城市都成了空城没人居住,走上100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在各地非常普遍。袁谭为青州刺史时,“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很多县人口只剩原来的百分之几。曹丕称帝时,“人众之损,万有一存”,一万个人只活下来一个。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曹操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却并非夸张,而是写实。
在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个省是四川省。南宋时期,四川经济非常繁荣,户数为259万户。宋元之际的战争中,“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元朝建立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户数不过9万余户。这还不是最惨的,其后更有名的是明清易代时的“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屠蜀”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事实上导致当时四川人口大量损失的,除了张献忠的军队外,还有其他军队以及饥荒、瘟疫、虎灾等多重因素。具体人口损失情况,《中国人口史》认为是从崇祯三年(1630年)的735万,降到清初的50万,也就是说,超过90%的人都死亡了。[4]当然,人口损失不可能是均匀的,所以部分地区的人已经基本死绝了。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在答孙可望信中说,他所见的四川,已经不是人间景象,而似乎是在阴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遍地是荆棘塞道,万里人烟断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类踪迹。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委派的四川巡抚张德地抵达四川之后向皇帝汇报说,对四川很多地区来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为事实上已经没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
二
那么,封建制下人口变化情况如何呢?
虽然三代时期人口数据很少,但大多数人口史学家都推测,三代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包括充满战乱的春秋战国,也没有这样剧烈的大起大落现象。从西周、春秋到战国,人口变化的趋势是持续增长的。
如果说中国三代的人口数据不详细,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欧洲。欧洲封建制下小国林立,相互之间的战争打了1000多年,人口有没有这样的大起大落呢?
也没有。
我们来看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a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这本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中,有一份2000年间西欧人口变化的统计数字。
公元元年,西欧人口2470万。200年,2760万。400年,2290万。600年,1860万。800年,2040万。1000年,2541万。1200年,4088万。1300年,5835万。1400年,4150万。1500年,5726万。1600年,7377万。1700年,8146万。1820年,13288万。1998年,38839万。
我们把这个数字做成图表如下。
欧洲人口变化图(公元元年~1700年)
麦迪森在分析西欧的人口变化时认为,造成人口损失的因素是灾荒和传染病,他并没有提到战争。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西欧人口下降出现在两个时段:第一次是200年~600年,第二次是1300年~1400年。为什么出现在这两个时段呢?第一个时段的人口下降是罗马帝国的衰败导致的,第二个时段则是黑死病导致的,此后人口变化又开始呈现为上行曲线。
薛涌说:
欧洲公元二〇〇年前的人口发展,是罗马帝国前两百年最繁荣时期的写照。自此之后,人口不断下降,反映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这种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六〇〇年,其间并没有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罗马的灭亡而出现大的波动,说明“野蛮人”的入侵并没有加速人口的衰减。从公元六〇〇年开始,人口呈加速度的反弹,到一〇〇〇年时几乎接近了罗马帝国鼎盛期,一二〇〇年则远远超出罗马帝国的鼎盛期。到一三〇〇年,西欧人口竟比罗马帝国的高峰时期人口还要高出一倍多。一四〇〇年人口的下降,则体现了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所造成的祸害。这时正好也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5]
也就是说,欧洲历史上的两次大的人口下降,主要都不是因为战乱。我们把这个数字和中国人口数字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面这张图。
中西人口发展对比图[6]
虽然麦迪森认为,这2000年中,欧洲人口变化的步伐很不均匀,然而如果和中国一比,西欧人口的变化曲线就显得过于平滑了。
秦晖先生总结说:
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7]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和动荡,给民众造成沉重的负担和不断的痛苦。高层政治也一样充满阴谋、血腥和野蛮。那么,为什么欧洲历史上的人口损失不如中国剧烈呢?因为在封建制下,天下并非一统,战争通常局限于局部,不会造成全面的破坏。
郡县制下,在承平时代,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显然要比封建制下好得多,这是郡县制的优势。因此,中国的人口密度通常大于欧洲,人口曲线也通常位于欧洲人口曲线的上方。但是一旦政治秩序崩溃,带来的破坏是全面而剧烈的。
正如中国宋代学者罗泌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的:“建封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祸。”封建制下,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失德,只能影响天下的一小部分。郡县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错误,需要全体臣民共同承担,因为你想躲都没地方躲。
[1]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473页。
[2]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认为金亡时人口下降了87%,见第三卷,第383页。
[3]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621页。
[4]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446页。
[5]薛涌:《“黑暗时代”不黑暗:中世纪的再发现》,《书城》,2011年第9期。
[6]中国部分数字如下:前221年,4000万,前202年,165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312页)。2年,6000万,36年(建武十二年),329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11页)。157年,6000万。220年,2300万。300年,35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58页)。320年,1600万(北方十六国期间,最低点人口只有500多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473页。东晋初时人口1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64页)。520年,5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75页)。609年(隋大业五年),6000万。618年,2500万。755年,8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二卷,182页)。770年(大历中期),3000万。980年,3540万(《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100年,1.43亿(《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130年,9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207年,1.4亿(《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290年,75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630年,2亿。1644年,1.2亿。1700年,2亿。
[7]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南方周末》。
为什么秦之后不停地治乱循环
一
为什么秦以后会出现频繁的王朝兴废,人们有很多解释。
中国传统史书的解释将此归因于人类的意志力,或者说皇帝的素质问题。说历代开国皇帝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强人、雄主,很厉害,所以制定了很好的制度,解决了很多问题。然而后来的皇帝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昏聩,终于亡国。这就是所谓的“黄炎培定律”:
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1]
但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中国这种规律性现象。传统时代,各国统治者大都是长成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但为什么大部分国家没有如此频繁地改朝换代呢?
第二种解释是气候原因。说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因为遇到了像“小冰河期”之类的气候灾变。有的时候,中原赤地千里,或者洪水遍地,民众没有饭吃,只好起来造反。另一些时候,草原雪灾严重,牲畜大量死亡,游牧民族策马南下,抢得顺手,就推翻了中原王朝。
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也是讲不通的。秦晖先生说,气候变化应该是全球性的,然而西方历史上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却明显并不同步。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正值“贞观之治”。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中国历史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大乱,难道唯独中国历史上每隔一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期吗?
所以这种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的战乱偶尔会有一两次吻合,但是放宽在历史整体背景下观察,是不成规律的。
第三种解释则是周期性的“土地兼并”惹的祸。
据说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农民战争消灭了大量地主,所以土地平均分配了,农民生活好过了点。但是每到王朝中后期,因为贫富分化,又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数地主占去了,所以贫民“无立锥之地”,只能给地主做佃户。而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这类恶霸地主,又把农民压迫得走投无路,农民们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等到农民战争结束后,土地又一次相对平均,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周期循环。
但是近些年历史研究已经梳理出大量新数据,比较充分地证明,传统时代的中国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比,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秦晖先生一直在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积累的大量地册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自从隋唐以后,关中几乎就成了一个自耕农的世界,土地极为分散,地主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不论是王朝初期,还是王朝后期,基本都是这样。
秦晖先生总结说,其实过去的中国,自耕农一直占很大的比重,而且历史上中国土地分配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其实一直是比较公平的。大部分国家比古代中国土地更集中。[2]
这一观点在近年来基本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比如代表官方研究水平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研究的一个大项目,多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这套书中讲到,在整个清代存在“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当然有人因为致富多买土地,由农民上升为地主。但同时,富人也不断分家,由大地主变成小地主再到自耕农,也就是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所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
此外,我们不看土地集中现象,仅看农民起义现象本身,就会发现“地主和失地农民的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逻辑其实也不能成立。比如明代后期,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民为主,南方则是佃户居多,南方的大地主基本把土地租给佃户去种。那么按理在明末,应该是南方阶级矛盾更激烈,农民起义更多,然而事实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因此我们在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佃户以起义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证据,随处可见的倒是农民起义反抗政府的材料。中国历史上描写农民起义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水浒传》,然而这本书里没有反映任何地主和佃户的矛盾,相反,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水浒传》讲的就是一帮庄主(也就是地主)带领庄客(也就是佃户)来造官家(也就是政府)的反的故事。《水浒传》中大地主柴进的第一个大的举动,是劫取“官家”的生辰纲。而生辰纲这个东西,代表的是国家对民众的横征暴敛,而不是地主对佃户的压迫。
二
所以,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农民起义,反映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而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农民起来造官僚体系的反,造国家机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阶级的反。《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真正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所以中国史书中并没有“主逼佃反”这个词,而只有“官逼民反”。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是反抗秦代政府强迫他们服劳役,而不是反抗地主欺负他们。李自成时代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不纳粮的“粮”,并不是给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给政府交的税赋,即所谓“皇粮国税”。如果说中国起义的农民都是佃农,是为了反对地主,那就应该提“免租”,不应该提出“免粮”这种口号,然而事实上,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免租”,提出的都是“抗役、抗粮、抗税”的诉求,所抗的对象,都指向官府。[3]
还有一个证据,历代农民军有目的地屠杀的对象,或者说发泄仇恨的对象,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员和贵族,而不是普通地主。
陈胜初起兵之时,“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将以应胜”。各地民众都痛恨秦朝政府官吏的残暴,争着杀掉地方官来迎接起义军。
东晋孙恩起兵,“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至之处,把各县县令剁成肉酱,让县令的老婆孩子们吃,不肯吃则将其“肢解”。这是什么样的仇和怨?
隋末农民起义军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唐末黄巢陷京师,“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南宋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
北宋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目的就是发泄仇恨。
而明末张献忠、李自成起义,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斩皇室宗亲及地方官吏。明末起义军的一大特点是在诛戮明皇室成员时表现出的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尽”“皆”“合族”这样的词频繁出现。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抓获福王朱常洵。这个300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趴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当众斥责福王:“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40大板,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300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这些材料,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农民阶级对当时政权浓烈的仇与恨,因为官员和皇族都代表国家机器。
[1]贾思楠:《1915—1976——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第73~74页。
[2]“总体来讲,在中国传统农村中,自耕农所占的比重要比以往所讲的要大得多,将传统农村理解为佃农的农村恐怕是很成问题的……在横向比较中,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分配的不均度小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秦晖:《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3期。)
[3]秦晖:《追怀高王凌兄及论租佃制》。
沉重的“轻徭薄赋”
一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之后,这个制度反复出现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过度发达,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后,几乎中国每一王朝都宣称要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个王朝的后期,官员的横征暴敛都会导致农民揭竿而起。
这是为什么呢?
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区别,就是“名义赋税”和“真实赋税”。名义上,大部分王朝的赋税都是很低的。比如汉初制定的税率,是三十税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但是汉代人写的《盐铁论》却记载,名义上对自耕农虽号称三十税一,但实际是按亩定额征收,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实际的税率达到了50%。
明朝也是这样,朱元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的皇帝,他规定的税率也是三十税一。但是实际上,明朝中后期实际税收是名义税收的十几倍,沉重的赋税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
为什么历代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当然是因为政府的收入不够花,只能变着花样加税。
政府的收入为什么不够花呢?
二
第一个原因,是财政供养人员太多。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间,已达1万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更增加到2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万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刘体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000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这是指官员。传统社会,官吏是分途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数字都是“领导”,还不包括“科员”。至于科员也就是“吏员”数量,更是惊人,传统时代,吏员经常处于严重超编状态。吴思根据《虞谐志》计算,明代后期,常熟县的吏员超编二三十倍,一个县吏员合计为5900人。清代也是这样,比如清代河南山东总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现在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超编十倍。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当中提到,学者、循吏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70人,也就是说,实际人数竟然是规定编制的100倍。
三
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第一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传统王朝承平日久,通常会出现经济恢复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局面。皇帝应对复杂化社会的方式,从来不会是鼓励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他们唯一的手段是“管”,“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通过增加机构、增加人员,来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管起来,以防社会动荡。“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规章制度越来越多,文件越来越厚,机构越来越多。“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1]
因此,社会的发育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官权是皇权的代表,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因此也就没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第二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些特点导致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不断降低。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投瓦砾”。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四
财政供养人数的扩张本身其实并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随着人数的扩张,背后是腐败的加剧。如此多的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并不是为了挣那份死工资,而是为了能获得寻租的机会。
传统时代的社会运转机制是“权力决定一切”。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在传统社会,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失去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式权力又基本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就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因为这个原则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腐败无不迅速发展,甚至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由腐败造成的民众负担加重,往往是官员俸禄的数倍、数十倍。而这种腐败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为在腐败导致王朝崩溃前,官僚集团是受益者,受损的只是老百姓而非政府。瞿同祖精辟地指出:“地方官员与绅商之间、群众与官吏及其从属人员之间、人民与在地绅商之间,都有着一种隐含的冲突关系。所有这些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尽管会有紧张(冲突),他们却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
腐败使得税收大量流失,发展到极端,到了王朝后期,有可能税收最终到达中央的只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税收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被各级官吏贪污掉了。[2]
五
官员人数增多、腐败蔓延,只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的一个原因,传统社会还有其他既得利益群体,比如皇族,也给民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