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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循环(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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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葫芦起了瓢”

一

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周秦之变之前。第二阶段是从秦始皇到晚清。第三阶段是从晚清近代化到现在。

为什么要把从秦到清划为一个历史单元呢?因为这2000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很多朝代,其实是沿着一个简单的逻辑前进的,那就是不断完善和修补秦始皇开创的皇帝制度,也就是大一统郡县制度。

二

汉代对皇帝制度进行了重大升级,实现了制度初步稳定。除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重大举措外,汉代还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对秦制进行了修补。

我们说,秦灭亡的基本原因当然是对民众的过度汲取。但是从技术上分析,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那就是没有预立太子。

秦始皇几乎防范了威胁他统治的所有因素,可是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立太子。因为他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对自己的健康太自信了,但他没想到自己的死那么突然。

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外出巡视的途中突然生病了。他预感到自己这次病得不轻,有可能不行了,就连忙写了一道诏书,发给正在北方边境上的长子扶苏,让他马上动身回咸阳。干什么呢?当然是准备接班。诏书还没发出去,秦始皇就死了。

秦始皇活着的时候,他的命令没人敢违背,但死了可就不同了。诏书写完了是要经过太监赵高的手发出去的。但是赵高没有马上发。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让扶苏当皇帝。他想让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继位,胡亥能力比较差,只喜欢吃喝玩乐,好操纵,赵高可以借机获得大权。于是赵高经过与李斯和胡亥的密谋,篡改了秦始皇的诏书,捏造了扶苏的罪名,要他自杀。扶苏很听话,秦朝的政治特点就是执行命令不打折扣,所以马上自杀了。于是胡亥当上了皇帝。

扶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如果他上台了,说不定秦朝能多活几年。可惜秦二世胡亥非常不靠谱,一上台就胡作非为,不断折腾,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汉朝建立之后,立刻吸取了这个教训,汉朝君臣总结说:“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秦朝就是因为没有早早把扶苏立为太子,让胡亥钻了空子,导致灭亡。因此汉高祖二年(前205年),还在戎马倥偬中的刘邦就立了刘盈为太子,堵上了秦始皇留下的一个政治漏洞。

但是堵完了这个漏洞还不算完。皇帝们发现,皇帝制度漏洞太多,按下了这个葫芦,又会起了另一个瓢。刘邦明智地立了太子,却留下了另一个政治漏洞,那就是太后干政。

刘邦死后,年仅17岁的刘盈即位,刘盈没什么经验,主要权力在母亲吕后手里。吕后控制欲特别强,什么事都要管,她强行把自己的外孙女许配给刘盈当皇后。刘盈不喜欢这个皇后,不和她同床,和一个宫女生了一个男孩。吕后把宫女杀了,把这个孩子抱过来,说是自己外孙女亲生的,立为太子。刘盈这个皇帝做得当然很郁闷,只做了7年就死了。小太子继位,吕后干脆就临朝称制,公开掌握了权力。结果过了3年,小皇帝知道自己亲妈是被吕后杀的,孩子太小不懂事,就四处嚷嚷以后要为母亲报仇。“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你居然杀了我妈立我,你看我长大了怎么收拾你!结果吕后一听,把自己的亲孙子也杀了,之后重用自己的娘家人,大封诸吕为王。结果后来“诸吕谋为乱”,想把刘家的天下变成吕家的天下,直到周勃等人诛灭诸吕,才稳定了刘家的统治。

所以刘邦想到了立太子,却没有防范好自己的老婆。汉武帝接受这一教训,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后,就把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杀了,防止她以后专权干政。汉武帝怕大家不理解,还专门进行了一番解释。他说:“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

汉武帝立了太子,又杀了妃子,按理接下来应该政治稳定了吧?结果按下了太后干政这个葫芦,又浮起了权臣这个瓢。

太子没有亲妈,年纪又太小,不能主掌朝政,怎么办呢?汉武帝临死前任命了一批大臣为顾命大臣,为首的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结果霍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权臣。霍光性格很强悍,他掌权后,族灭了自己的政敌上官桀和桑弘羊,还杀掉了皇族中的重要人物长公主和燕王旦。此后霍光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大小事情他一个人说了算。刘弗陵21岁时病死,没有儿子。霍光决定,让昌邑王刘贺,就是著名的海昏侯墓的主人当皇帝,但是刘贺只在位了27天,霍光非常讨厌他,说他不到一个月就犯了1000多条错误,平均一天犯错40次,因此把他给废了,然后又立了汉宣帝。汉宣帝对霍光表面上很尊重,但是实际上非常害怕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不舒服,说“若有芒刺在背”。这就是皇帝对权臣的感觉。霍光本人虽然在历史上是得了善终,但是他死了之后,霍家还是倒了霉,他的儿子霍禹被腰斩,霍云、霍山自杀,霍家一族遭到满门抄斩,妻子、侄子等也全部被杀或者自杀。

三

因此,皇帝制度的运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清代乾隆皇帝曾对中国传统政治中威胁皇权的因素做了一次总结:

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

威胁皇权的,有强大的地方藩镇,有敌国外患,有权臣,有外戚,有后妃,有太监,有奸臣,有小人。几乎所有人都盯着皇帝的权柄,一有机会,就想取而代之。

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当然是当皇帝的好处太大了。当上了皇帝,掌握了权力,就成了人间的上帝,要什么有什么,尊严、享受、金钱、美女,都不在话下。

但是天下凡事都是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皇帝把所有的好处垄断在了自己一家一姓手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下所有人都是皇帝他们家的潜在敌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就像BBC(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动物王朝》中介绍的,居于统治地位使大猩猩首领尽享一切,但是它谁也不能信任,每只其他雄猩猩都时刻准备取代它。

所以皇帝就要以一人敌天下,以一个人对付所有政治力量。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必须是高压的、排他的,要镇压掉一切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但是皇帝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需要防范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情况下顾不过来,所以就处处都是漏洞,按下葫芦起了瓢。

在传统社会中,对皇帝构成威胁的人通常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皇族。因为身上流的都是开国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论上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点导致了历代王朝无休止的内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残,几乎成了每个王朝都会演出的经典戏码。最有名的例子,有唐朝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以及清代雍正和兄弟之间的残酷斗争。

第二类是后妃,是皇帝的妻子和母亲,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获得大权。从吕后、武则天到慈禧,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第三类是外戚。外戚就是皇帝母亲那边的亲戚,舅舅、姨父之类的。他们往往在皇帝年纪小的时候掌握大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小时候和普通小孩一样,凡事主要是听母亲的,而母亲会提拔谁呢?当然是自己娘家人。所以历史上外戚乱政不绝。

第四类是太监。太监本来地位非常卑贱,可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很容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皇帝生活中处处离不开他们,很容易信任他们,这是历代太监为患的主要原因。

西汉和东汉末年政治的规律是外戚干政和太监干政轮流进行。为什么呢?皇帝小的时候容易被外戚控制,一旦长大成人,就要夺回权力,和外戚之间就要发生冲突。朝廷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外戚的爪牙,皇帝要想夺回权力,只能依靠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太监。因此形成了外戚和太监轮流乱政的局面。

有人说,我们不要唯出身论,后妃、外戚、太监掌权有什么不好?反正总得有人管事吧?

其实这不是出身的问题,是执政能力的问题。后妃、外戚、太监的特点是因为和皇帝个人关系近而掌握权力。他们不是专业官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专权的时期,往往朝政比较混乱。

第五个威胁因素是权臣。后妃、太监、外戚能力通常比较差。但是权臣能力往往比较强,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斗争升上来的,都非常精明强干,如果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常常可以掌握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比如张居正。权臣执政,对百姓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他能力强,措施靠谱,但是皇帝却很害怕,因为他们经常架空皇帝,甚至夺取皇帝的天下。

第六个是朋党。所谓朋党,就是官员们分门别派,分成山头,相互斗争。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韩非子就讨论过如何防止大臣结党,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难以治理。作为个体,官员在皇帝面前当然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成朋党,形势就发生了逆转。他们协调行动,皇帝就很难控制他们了。明代就是朋党之祸直接导致了亡国,所以崇祯皇帝给李自成留下的遗嘱是什么?是杀光所有文臣。

第七个威胁就是地方割据势力。历史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难处理。地方的权力太小,办不了事;权力过大,又会坐大,不听中央指挥。唐代为了平定安史之乱,给了各地藩镇过大的权力,结果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这些权力就收不回来了,导致唐代的藩镇之祸。

第八是敌国外患,就是周围的这些国家,还有少数民族对皇权形成的威胁。北宋和南宋都是被北边的敌国给灭了。

第九个是农民起义,官逼民反,这个就更常见了。

实际上,我只是举其大端,如果细数下去,威胁皇帝的因素还有很多。

所以朱熹说,中国政治很难搞:

措置天下事直是难!救得这一弊,少间就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热药,少间又变成燥热;及至病热,下寒药,少间又变得寒。

翻译过来,就是治理天下真是太难了。你把这个刚搞定,那边又出事了。比如给人看病,这个人是寒病,下热药,结果吃下去又变成了燥热病,你又得下寒药,结果寒病又起来了。

所以中国从秦到清的历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频繁地“改朝换代”。秦制的规律是,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机开机,开始总会运行得比较顺畅。有一段政治清明期,甚至会出现盛世。然而几代之后,就会腐败混乱,官逼民反,各种危机爆发,导致大一统郡县制王朝经常出现系统崩溃,不得不重新启动。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新的王朝,再次开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同样的历程。这个游戏我们乐此不疲地玩了2000年,所以留下一套史书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东西晋,南朝北朝是对头,宋元明清帝王休。”

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加以修补。中国在这2000年间,就是通过皇帝的智力接力,对皇帝制度进行一代代的修补,从秦到清的政治发展,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展开的,由此造成了这一阶段的很多政治循环。

丞相名称背后的权力演变

一

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称一直在变化。

秦朝和汉朝,丞相为文官之长;到了隋唐,三省长官中的尚书令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明代称宰相为“内阁大学士”;清代时,“军机处大臣”中的“领班大臣”是大臣中的一把手。

那么,这个官位名字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呢?仅仅是为了好听吗?显然不是。这背后隐藏着中国式权力演变的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对权臣的防范。

权臣是威胁皇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朝建立了丞相制度,让丞相替皇帝处理繁重的日常政务,但是皇帝制度本质上又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皇帝总是担心丞相夺了自己的大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丞相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戒备的。有一次,秦始皇在山上俯见李斯的车骑队伍滚滚而过,声势很大,他很不高兴,随口骂了一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马上减少了随从。结果秦始皇又大怒,追问左右是谁向李斯透露了消息。随从们没人敢承认,于是秦始皇将当时随侍在左右的几百个随从全部处死了。

这一事件典型地说明了皇帝对丞相的戒心。汉武帝时期,曾经走马灯一样地换了13任丞相,其中除一人在汉武帝托孤时留任外,其他12位丞相中被免职的有7人,有5人因犯罪自杀或被下狱治罪。被免职的7个人中也有2个人是非正常死亡,一位是窦婴,他被先免职后弃市,另一位是田蚡,被惊吓至患精神分裂症而亡。这是伴君如伴虎的真实写照。

汉武帝换了这么多丞相,感觉还是用着不顺手,于是就开始重用近臣,来架空丞相。什么近臣呢?尚书。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里,所谓尚书,相当于部长,中国古代的政府分为六部,每个部的部长叫尚书。

然而事实上,尚书一开始是一个很小的官职。秦代和汉代有六尚: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与尚书,替皇帝管理帽子、衣服、饮食、洗澡、家具这些小事,其中管理书籍的叫尚书,也就是皇帝身边的贴身小秘书,是级别很低的官员、服务员。

但是汉武帝就开始用自己的贴身小秘书来处理重大的国务,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由尚书处理,而不是给丞相。为什么呢?因为小秘书地位低,又随时在身边,很好使唤。宰相除了上朝能见到皇帝以外,平时连见一面都很难,而身边的人长期与皇帝朝夕相处,却逐渐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感。这就相当于今天有些官员会把很多事交给司机去管,为什么?因为司机贴身,靠得住。

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时间长了,“尚书”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职务,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时候,尚书令名正言顺地成了真正的宰相。原来的丞相这个官职还在,但没有了权力,“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

到唐朝,皇帝又感觉“尚书令”的权力太大了,因此,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最高长官全部被称为宰相。所以唐代一开始的时候,宰相的名字就特别复杂,因为三省的长官名字不一样。尚书省的长官开始叫尚书令,后来叫尚书仆射,中书省长官叫中书令,门下省长官叫侍中,名称不统一。后来唐太宗说,统一了吧,都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他们的官品都是三品。所以唐代前期的宰相,正式的名字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很怪的名字。这个名字体现的是三省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思路。

虽然把相权一分为三,但是三省毕竟是外朝,皇帝控制起来不方便,于是,到了后来,唐代皇帝又开始重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的小一级的官员,架空原来的宰相,不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获得了实权。因此,到了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又演变为新的宰相。

到了明代,猜忌心特别强的朱元璋连续用了几个丞相都感觉不顺手,不放心,把他们杀掉后干脆搞了一个重大政治创新,废除了丞相制。这样,皇帝就身兼了皇帝和宰相两个职务了,每天不得不亲自阅览大量奏折。《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创造了8天之内批阅内外诸司奏折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的辉煌纪录,也就是说,他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结果时间长了,他也受不了了,实在忙不过来了,就把自己信得过的几个文官任命为“大学士”,临时组成一个秘书班子。

我们一听“大学士”这个词,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是一品大员,其实不是,在整个明朝,大学士都是正五品,是小官。因为朱元璋就是怕大学士演变成宰相,所以特意规定,你就是小秘书,拼命压低官品。

然而不管怎么压低,事实上后来大学士还是演变成实质性的宰相了,因为他毕竟实际权力大。所以明代后来没有宰相,但是像严嵩、张居正那样的大学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乃至权相。

清朝建立后,皇帝又感觉大学士们用着不顺手,因为内阁后来又制度化了,大学士们又获得了制度性的权力,不好操纵。于是雍正帝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秘书班子,叫“军机处”,用这样一个临时机构,来架空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又成了新的宰相机构,军机大臣成为大臣群体之首。

二

所以2000年间,皇帝与丞相之间一直在玩同一个游戏,皇帝总喜欢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架空丞相,临时班子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宰相。可是一旦演变成正式的宰相机构,皇帝又不信任了,又开始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新班子取而代之,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乐此不疲。

这个游戏背后反映出的是法家创立的皇帝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即制衡和防范。皇帝对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在宫中,怀疑仆人和妃子们通奸,干脆把他们都阉了,建立太监制度。在中央,怀疑宰相不听话,用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虽然独尊儒术,但秦代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法家的逻辑来进行的,皇帝们的政治老师一直是韩非子。当然,因为《韩非子》这本书名字已经臭了大街,所以很多皇帝是偷偷地读的。比如和王安石一起搞改革的宋神宗,早在登基之前做颍王的时候,就对《韩非子》非常感兴趣:

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颍王好学,有一天拿出一本《韩非子》,让秘书去校对错字。秘书说,这本书阴险刻薄,不是本好书啊。颍王说,我就是收藏一本,不是喜欢它。

宋神宗虽然知道这本书名声不好,也要偷偷钻研,因为它很实用,是最好的帝王教科书。所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法家文化一天也没有从中国政治中消失。

以上我们讲的是中央。

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皇帝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捉摸。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

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

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但是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是这样。

所以周振鹤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但是轻重之间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很难的,难度主要在于省一级政府的大小的掌握。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省一级政府大到可以集中力量来平息各地起义,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小到没有能力反叛中央。[1]

这就导致中国传统时代的政府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1]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的地方政府

一

中国秦朝和汉朝都是两级政府,郡县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省县两级制。秦代史书上说是三十六郡,实际上是40个左右。到了汉代,感觉40个左右太少,每一个面积太大,不好控制,就变成100多个郡。这样,每个郡的力量都不太大,不足以对中央构成挑战。

但是,当郡级政府的数量变成100多个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数量太多,皇帝不好记,也不好管。

所以汉武帝把全国分为13个部,也就是13个大区,每个大区设一个刺史,每个刺史管几个郡。不过这个刺史不是固定的地方官,而是流动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官,防止皇帝管不过来,地方官在下面营私舞弊。所以他们的级别不高,是13个小官。汉武帝不想让他们成为大区区长。为什么呢?全国13个大区,每一个力量太大了。

然而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整个中国北方陷入一片大乱,每个郡都太小,无法单独抵抗起义军,只有联合起来。怎么联合呢?就是把全国原来的13个大区变成13个战区,叫“州”。13个大区原来级别很低的刺史,变成大权独揽的长官州牧。我们知道,秦代设立的郡县制度,在郡一级原来就是三权分立的,军权、财权、人事权是分开的,但是州牧是集权的,因为这样才有利于集中地方权力镇压起义。这样,中国的行政体制就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了。

然而,由二级变成三级,问题一下子就出来了。全国13个州,每个州的势力都很大,所以镇压完黄巾起义,这13州本身却成了分裂的力量。东汉在13州的结构之下,很快演变成了军阀割据,进入三国时代,东汉灭亡。所以我们读三国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各种州的名字。刘备是豫州牧和荆州牧,曹操是兖州牧和冀州牧,孙坚也做过豫州牧,孙权做过荆州牧。因此,三国的军阀大都是州的长官。

三国之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安全,就不停地把州越划越小,到了南北朝的后期,达到了200多个州,唐代则进一步达到了358个,全国是以358个州统辖1551个县。

对一个皇帝来说,一级政区300多个其实是太多了,连名字都记不过来。因此唐太宗只好把300多位州刺史的名字写在卧室屏风上,天天背诵。但是唐太宗宁肯自己如此不方便,也不愿意在州上面再加设一级,为什么呢?因为他牢牢记住了东汉后期的历史,生怕地方势力控制不住。

结果后来的皇帝没有唐太宗这样的好耐性,这358个州实在是让他们头痛,只好重复汉代的故事,在州上面新设一个级别叫“道”,40个道,但它们并不是固定的一级政府,作用只是分巡各州,也就是替中央监视各州。这种设置和汉代设置刺史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

然而后来的历史又一次复制了东汉三国。安史之乱起来后,300多个州导致地方力量太分散,根本没法组织有效抵抗,朝廷只好在地方上把道变成一级实际的政府,叫作“方镇”,任命了一大批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的节度使,来抵抗安史叛军,两年之间,全国共设置了40多个方镇。然而安史之乱被平定后,方镇就成了州之上的一级政区,也就是“藩镇”,又回到了三级政府。结果就像唐太宗担心的那样,这些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的藩镇,最终演变成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

这给了宋朝一个深刻的教训,宋朝统治者读史,认为唐代灭亡是因为给了藩镇太大的权力,发誓绝不能让地方官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于是设了一个省一级的政区,叫“路”,但是不设集中的路级政府,而是实行多权分立,将路一级政府的财权、人权、物资权分开,设置了彼此牵制的“帅漕宪仓”,即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也不行,四权分立,极无效率,政出多门,终日扯皮,一旦有事则相互推诿,甚至造成政府职能瘫痪。所以,终宋一代,对外御敌的能力都很弱,“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宋史·文天祥传》)。这是宋代打不过辽也打不过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了皇位的安全,皇帝宁肯这样,也不给地方以集权。

到了元代,情况变了,元代认为宋代地方那样太没有效率,因此一开始就把全国分为十几个省,正式建立了省级政府,而且“行省平章”是集权的,大权独揽。

为什么元代皇帝魄力这么大,不怕地方上尾大不掉呢?

因为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汉人建立的王朝,皇帝总担心地方官员与地方社会合作,得到地方民众的支持,运用地方资源与中央对抗。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省一级政府划小,把省级长官权力限制住。[1]

但是,元朝派到各地当省长的都是蒙古人。这些省长以异族身份来统治汉族人,朝廷不担心他们会和汉族地方势力结合起来,对中央构成威胁。所以元代的省很大,省长权力也大。

这一点上清朝也是这样。清代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所以清代一开始就直接在全国建省,任命总督和巡抚,权力也很大。清代的总督基本上也都是满人和旗人,皇帝不担心他们和汉人团结起来对抗他。

但是夹在元和清之间的明朝就不敢这样处理了。明代是学习宋代,虽然有省一级政区,但是不设省一级主官,只设置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让他们分别掌握财政权、司法权、军权,相互牵制。结果这样一来,又和宋代一样,导致明代在防御外敌比如蒙古、女真以及镇压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就很不得力。明代后期不得不设立总督和巡抚,又一次在地方上集权,来对付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但是已经晚了,镇压不力,导致亡国。

不过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制最终也导致民国时的军阀混战,为什么呢?因为清代后期,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满族统治者无法用自己的力量镇压起义,只能广泛起用汉人做总督和巡抚,天下督抚中汉人占了大部分,这样一来,督抚和地方势力就结合起来了,最后形成了分裂局面。

二

中国历史上汉人建立的王朝,秦、汉、隋、唐、宋、明,都有一个特点:一开始都是二级政府,而且坚决不愿设立面积较大或者权力统一的省级政府,但是后来因为省一级政府力量太小,地方动荡无法平定,只好下放权力,让省一级政区扩大,集权,以便有能力镇压起义,结果变成三级政府。然而地方每一次权力太大,总会导致分裂局面出现,新的王朝接受前代的教训,再一次强干弱枝。[2]因此汉人王朝的地方政府设计,就是在二级三级间不停地循环。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即元和清,不存在这种周期性循环。因为他们不担心省级长官和地方势力结合。[3]这是第一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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