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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循环(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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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规律,也是这个大规律下面的第一个小规律,就是省一级政府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通常会将地方官的权力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比如秦汉郡一级的政权就是三权分立。好处是地方官相互牵制,无法对抗中央,然而坏处是地方政府力量很弱。所以东汉本来地方分权,黄巾起义爆发后,不得不让州牧集权。结果一集权,就造成割据势力,新王朝不得不再度分权。到了宋代,分权达到极致,四权分立,结果地方上没能力抵抗外族入侵,到了元代,再度集权。就这样,在分权、集权中不断循环。

第三个规律,是朝廷总不放心地方官,喜欢派出流动的巡视组来巡视地方,然而时间长了,这些巡视员权力越来越大,就演变成固定的地方官,然后朝廷再一次不放心,再派新的中央巡视组。所以,中国历史上地方省一级官员的名字听起来都不像常设官员,都有个动词,都像是在运动中,比如刺史、行省、巡抚。

汉代刺史的“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刺探的意思,检核问事的意思。所以这个官职本意是临时派出,相当于中央巡视组。结果到了汉末,刺史之权渐重,终于演变为州牧。

唐朝300多个州,管不过来,中央于是分设诸道,在道中设诸采访使,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名字,目的是分巡各州,只是起监察性的作用,帮着中央看住地方官。但是后来又都变成了节度使,形成藩镇割据。

元代各行省长官叫“行中书省事”,本来是作为战时中央代表,临时行使中央特派之事,后来变成了固定的地方官。

明代后来不得不设置巡抚,来统合地方力量。一开始,这个巡抚也是如同汉代的刺史和唐代的诸道的采访使一样,是流动的,相当于巡视员,“巡抚”全称是“巡抚××地方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就是代皇帝巡行地方的巡视组长的意思。然而到了明末,巡行渐渐变为常设,清代就直接把巡抚变成了一省的主官,明代设的布政使、按察使到了清代成了巡抚的副官。

所以中国历史政区的演变,后面体现的是皇帝对于地方官的猜疑和不信任,秦晖先生说,这也是“儒表法里”治理原则的一个体现。

三

我们看中国地图,会发现所有的省界都是弯曲的,非常不规则。为什么呢?因为划分省界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山川形便”。就是把天然的大山大河作为界线,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这样很方便,所以湖南和湖北就是以洞庭湖为界,河南与河北就是以黄河为界,山东和山西以太行山为界。

但是中国政治家划分省与省之间的界线,还有另一条原则,叫“犬牙相入”,又叫“犬牙交错”,像狗牙那样参差不齐。

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山川形便,对皇帝来说有不利的地方:以山川为界,经常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所谓“四塞之国”,周围都有天险,一旦宣布独立,凭险割据,就会变得很难控制。

所以皇帝就要打破大山大河的界线,把你的一块地方划给我,我的一块地方划给你。这样,你要是闹独立,你的险要地方在我这儿,我就很方便地越过天险去打你。

比如秦始皇征服岭南地区后,发现要控制这个地方很难,一个原因是很远,另一个原因是,五岭是天然的分界线,所以秦始皇就最先想出了“犬牙相入”的办法:让长沙郡一块叫桂阳县的地方越过岭南,让岭南的象郡的一部分越过岭北。有了这个地理优势,后来汉武帝才能够很容易地出兵平定南越国,让岭南地区重新统一到汉王朝中。

这个原则在元朝应用得最广泛。蒙古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发现地理因素太重要了,经常一个关口拿不下来,一座山越不过去,征伐之路就要费很多劲。所以元代就广泛运用犬牙相入的原则,让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比如陕西行省越过了秦岭,把原来四川的一块划入陕西。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四川的独立问题。四川盆地北边有秦岭,东边有巫山,关起门来自成一统,易守难攻,是天然的独立区,所以中国历史上凡是天下一乱,四川都会出现一个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公孙述在四川称帝;三国时期,蜀国虽然又弱又小,但是能与魏、吴鼎足而三;东晋十六国时期,这里又建立了一个成汉;到了五代,又出现前蜀、后蜀两个政权。[4]

所以元代就一定要把秦岭以南的一大块区域划到陕西,这样,从北边出兵四川就方便了。果然,从元代之后,四川没再出现割据政权。元代行省面积和权力都很大,但没有出现过地方分裂。

[1]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2]参考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及《周振鹤谈政治地理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2月16日)。

[3]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4]周振鹤:《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重要因素》。

中原与草原的循环

一

在中国历史的循环中,还有一个大的规律,那就是大分裂和大统一相间。

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

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的长达500多年的漫长分裂时期,到秦朝获得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一阶段,建立了秦汉帝国。第二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裂到隋朝获得了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二阶段,建立了隋唐帝国。第三次是五代十国宋金辽300多年的分裂到元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三个阶段,建立了元明清帝国。

这种大分裂到大统一背后的规律是,大统一后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的第一个王朝都是起自靠近草原的边缘地区,或者直接起自草原地区。第一次分裂由起自西部边缘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的秦统一,第二次分裂由隋统一,隋是直接建立在鲜卑人的北周基础之上的,隋的开创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因此隋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浓重的草原因素。第三次分裂由元统一,元是直接起自草原的。[1]

由草原民族或者深受草原文化影响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统一,主要是因为草原民族的战斗力强。草原的生活方式本身在不断地训练一代代的骑兵,《多桑蒙古史》说蒙古人是“生而为战士者”。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后汉书·西羌列传》中有描述:“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2]战死是最光荣的死法,死在床上是一件没面子的事。马背上的民族如同野兽一样能耐受饥寒,性格刚强勇猛。

农业文明则与此相反。在封闭的土地上,农民们提高自己生存概率的秘诀是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他们习惯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需的勇敢和果断。因此,在中国历史循环中还有一个循环,就是草原与中原、边缘与中央的循环,也就是游牧民族周期性入侵。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地理位置上大致呈现顺时针的次序。

我们前面讲过,周人是起源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封建制建立了大一统的周朝。

然后,新的西北少数民族犬戎入侵,导致周人东迁,西周变成东周。接下来,游牧民族化的华夏政权,也就是起自西北的秦,统一天下。

到了秦汉晋帝国时代,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的,由西北变成了正北方的匈奴和突厥,为了维护统治,几代王朝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

晋代之后,威胁中原的力量就基本都是从东北部来的了: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最初起自东北地区,鲜卑化了的汉人建立了隋唐帝国,再接下来,仍然是几个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唱主角:契丹人建立了辽,女真人建立了金,蒙古人[3]建立了元,满族人建立了清。

二

那么,为什么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会按照这个顺时针次序呢?第一个因素,是中原统治中心的移动。

周、汉、唐三代的统治中心都是长安,所以西边的少数民族总是被长安的繁华和富裕吸引,不断杀到长安。

后来,因为历代定都,关中平原地力和环境长期消耗,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长安的地下水经过几百年污染,“水皆咸卤”,没法吃了,已经不适合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中国的统治中心渐次移到了洛阳和开封。而洛阳和开封在地理上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这样,正北的乃至东北的少数民族就被刺激动员起来,加入对中原财富的抢掠之中。

来自西北和正北方的匈奴人和突厥人一般满足于掠夺和杀戮,并不想在内地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就不同了,他们对内地的征服越来越深入。一开始是鲜卑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正式的王朝北魏,不过统治的时间不长。而同样起自东北的辽和金就进行了更长期、更稳定的统治。接下来,元更史无前例地征服了全中国,当然最成功的还是后起的、奠定了今天版图基础的清。因此,魏晋之后的中国历史,一半是被“东北人”主导的。

为什么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能成功地统治内地,而来自西北的只满足于劫掠或者当雇佣兵呢?

因为东北和西北的地理条件不同。西北草原地带降水稀少,只能长草,不能长庄稼。所以西北少数民族只懂得游牧一种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区,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也就是说,东北的降水量,足以支持农业生产。

因此,东北的游牧民族不只会游牧,还会种地。或者用学术语言说,他们兼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活方式于一身。这样的话,他们既懂得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也了解定居的农耕民族的生活特点。

拉铁摩尔最早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我相信(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指出过”,所谓的游牧人征服,主体并不是纯粹的游牧人,而是混合文化人群[4]。巴菲尔德则直接指出,正是因此,“满洲边缘地带”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摇篮。《哈佛中国史》精练地总结,正是因此,“他们能熟练地将游牧者的军队与汉式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5]。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来自东北的鲜卑人创建了一种二元结构,就是把游牧民族的军事体制和汉族的农耕社会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历史上,来自我的老家,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一带的慕容鲜卑,曾经建立了一个朝代叫前燕,这个朝代建立了两种并行的行政体系,一种专门用来管汉人,一种专门用来管鲜卑人。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能成功,因为有汉人负责提供粮食和赋税,有稳定的农耕为基础,[6]经济上已经汉化了。这样的国家在军事上也能成功,因为他们军事上不汉化,保持了马上民族的军事能力,能“理解游牧民族的联盟如何构成以及他们的弱点在哪儿”。

纯汉人政权建立的朝代,统治区域通常都局限在胡焕庸线以南,或者说,通常只在农耕区内,无法对草原进行有效的控制。

葛剑雄先生曾阐明过原因:

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7]

但是,在二元结构下,可以同时对草原和中原进行有效控制。因此,前燕之后,同样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以及继承了北魏遗产的隋唐和后来同样起自东北的辽、金、元、清,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二元或者多元结构的朝代。

三

秦文化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隋朝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深重的草原因素。

其实不光是隋,初唐政治也受到鲜卑文化的深刻影响。统一了整个中国的隋唐,是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对此可能很多读者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里,隋唐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汉人政权。

但是只要深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历史上除了有少数民族“汉化”,也有很多汉族的少数民族化的事实。

我们知道,北魏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很快就分裂成了北齐和北周。北周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齐是汉族人建立的。按理说,北齐是一个汉人政权,应该与北周不同。但是如果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北齐与北周相比,鲜卑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北齐的统治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

“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奠基人高欢是渤海籍的汉人,但是因为祖上很早以前就与鲜卑族杂居,已经完全鲜卑化了。高欢能讲一口流利的鲜卑语,崇拜鲜卑文化,看不起汉人,因此朝廷上下弥漫着“大鲜卑主义”的气氛,“共轻中华朝士”。高欢的儿子高洋经常“散发胡服”,甚至“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高洋的太子喜欢读书,这让高洋很不高兴,说他太像汉人了,“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在他的影响下,北齐朝廷中呈现严重的反汉化倾向。有一个叫韩凤的大臣,也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非常仇视没有鲜卑化的汉人,动不动就宣扬“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向皇帝建议杀光汉人文官:“汉儿文官……宜加诛戮。”而皇帝竟如其言,对汉人文官“并斩之殿庭”。

所以我们通常只知道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却不知道北齐鲜卑化了的汉人主导的“反汉化”运动。正是在这些鲜卑化汉人的主导下,北齐恢复了很多被北魏孝文帝禁止的鲜卑旧俗,比如“鲜卑语复盛,……谓之国语”。比如皇位继承中的“兄终弟及”,北齐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三位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

那么,北齐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反汉化呢?因为有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教训在先。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一开始也是二元结构的,但是孝文帝取消了二元结构,要求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放弃母语,从头学习汉语,用中原制度统一整个帝国。结果不旋踵,北魏王朝丧失了战斗力,迅速灭亡。这一历史教训正是后来北齐和北周反汉化的根本原因。

四

隋朝的创立者杨坚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史载杨坚出自关中名门弘农杨氏,陈寅恪则认为杨坚家族是山东的普通百姓家族。不论如何,这个家族数代都为鲜卑人服务,和鲜卑族生活在一起,已经严重鲜卑化,改姓“普六茹”氏。杨坚娶鲜卑柱国独孤信之女为妻,因此隋炀帝杨广身上至少有一半鲜卑血统。

正是因为已经鲜卑化,所以杨坚从自己的外孙——北周的末代小皇帝周静帝手中夺取政权时,得到大多数鲜卑贵族的明确支持。隋朝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将军,鲜卑贵族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8]这是理解隋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1]参见许平中《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2]草原的风景非常美丽,自然条件却非常严酷。草原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夏天烈日炎炎。一年四季雪灾和旱灾交替出现,对人口的淘汰远远残酷于农耕地带。因此,在这里活下来的人,都是大自然严格选检过的,其平均体能远非农耕区的居民可比。

[3]蒙古人早期被称为蒙兀室韦,主要的生存地域在今天的黑龙江流域和嫩江流域。

[4]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至于蒙古人,虽然最初也生活在东北,但后来是直接在北方草原上崛起的,拉铁摩尔解释说,成吉思汗原本“不是大草原的人,而是草原边缘的人”,不过从小“被放逐到草原上而已”。“当他返回草原边缘时,有许多混合文化的下属,可以引导他从事新的征服。”

[5]陆威仪:《哈佛中国史——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第76页。

[6]前燕奠基者慕容廆非常重视农耕,甚至向晋朝朝廷求取桑种和蚕种。

[7]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第88页。

[8]参见邱久荣《鲜卑贵族在隋代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唐太宗是胡人还是汉人

一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

关于李氏家族的血统,学者历来有所争论。有人说这一家族是少数民族,冒用了汉族血统。早在唐代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时候,就有一个和尚当面对李世民说李唐隐瞒自己的出身,乱认祖宗。唐释彦琮在《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记载,法琳大师对唐太宗说:“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1]即其事也。”您本来是北代胡人的后裔,为什么非要认陇西汉人为祖宗呢?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也很肯定地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历代三》)。李唐本来出自夷狄,所以不像汉族那样讲究礼仪,随便乱来。明代学者杨慎讲得比这更彻底:“唐一·一·乃夷狄,非中国人。”(《升庵集。李姓非一》)

不过陈寅恪先生考证认为,李唐虽然不是出自他们冒称的陇西李氏凉武昭王一系,但应该还是汉人,“本为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

那么,我们就姑且认为李氏的父系远祖确实是汉人,但是由于李唐家庭先是跟着鲜卑人拓跋魏起家,接着又投靠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北国,被赐姓“大野氏",世代与少数民族通婚,所以李唐血统中融入了大量匈奴人、鲜卑人的血液。唐高祖李渊之前的混血情况没有详细记载[2],但是主流的历史研究资料显示,李渊的生母、皇后[3]和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也就是说,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几代连续混血,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3/16的汉人血统。所以如果纯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来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数民族。

不光皇帝如此,唐代很多著名的文臣武将都是鲜卑人。比如现在被我们贴在门上当“门神”的人物尉迟敬德,还有宇文士及、长孙无忌、元稹等22位宰相,还有刘禹锡等诗人,都是出自鲜卑族。[4]

二

只有了解了鲜卑传统,我们才能理解隋唐两朝的许多政治和社会现象。

比如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相当于儿子娶“母亲”,这对汉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对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这正是遵从“父死,妻其后母”的鲜卑风俗。就如朱熹所说“闺门失礼之事不可以为异”,即对唐代人来说,在家里没什么礼仪是正常的。

李唐皇室中,儿子管父亲叫“哥”,父亲对儿子也自称“哥哥”。比如《旧唐书·王据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这里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淳化阁帖》收有唐太宗写给他的儿子李治的信,在信里,唐太宗自称“哥哥敕”。李唐皇族为什么会有此家法呢?方壮猷、胡双宝、赵文工等学者认为,这个“哥”字源自鲜卑语的“阿干”一词,鲜卑人以此称尊长。

唐三彩多是胡人模样,唐朝人“以胖为美”,喜欢体态肥胖的壮实女人,这都是鲜卑人的标准,而不是“纤纤弱质”的汉人标准。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有唐代出现了女皇呢?这也是鲜卑传统的浮现。

草原民族没有汉族男尊女卑的传统,特别是鲜卑族“贵母贱父”“其俗从妇人计”,妇女在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性格也比较强悍。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隋文帝是一个公认的性格强悍的君主,但也是一个著名的怕老婆的男人,每天在后宫活得胆战心惊,不敢沾别的女人。有一次他偶然临幸了一个宫女,结果独孤皇后马上把这个宫女杀了。隋文帝不敢向独孤皇后发作,感觉非常郁闷,一生气离家出走,一个人策马出宫,跑到二十多里深的山谷。大臣们劝他回宫,他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每次隋文帝上朝,独孤氏都同辇而去,到殿门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宫。鉴于她和隋文帝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宫中把她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读者可能通常会以为“二圣”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称,殊不知是独孤皇后开的头。

我们再往前追溯,《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灵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开始大家管灵太后叫“殿下”,后来称“陛下”,灵太后下达的命令叫“诏书”,自称为“朕”。汉族王朝中虽然也有不少后妃主持朝政,却没有一位后妃公开称朕、称诏、称陛下,这是北魏灵太后开的头。

因此,武则天不过是继承了灵太后和独孤皇后的传统,并且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三

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周期性征服,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后的大统一都是由游牧民族或者游牧民族化了的汉人政权完成的,而且体现在这几次统一都带来了重大的制度创新。

第一次是起源于北方、靠近草原的周人建立了大一统的周朝,周人建立了系统化的封建制,开创了天命观,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

第二次是在中国历史陷入漫长的春秋战国分裂后,吸收了草原文明特质的秦人又一次完成了统一。秦人建立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度,或者说皇帝制度,决定了此后2000年的政治游戏规则。

第三次是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漫长分裂后,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唐,并且继承了鲜卑人的二元结构,在唐前期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包含二元结构的帝国。

唐初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于鲜卑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而汉人负责耕种,缴纳赋税来供养府兵。府兵制带有部落兵制的色彩,军人地位高,有特权,有荣誉感,晋升快,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依靠府兵制,唐代建立了“天可汗”体制,即唐朝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然而后来唐代放弃府兵制,开始募兵,当兵只为吃粮,军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当兵如同当奴仆,大家认为当兵是抬不起头的事,结果军队丧失了荣誉感,战斗力迅速下降。唐帝国只好开始使用安史集团那样的少数民族雇佣兵,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除了开创了二元结构外,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是“均田制”,由国家均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诸大统一王朝中独树一帜。这其实也是鲜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创,隋唐继承。北魏为什么实行均田制呢?因为这是草原传统。草原民族的习惯是牧场公有。唐长孺和王仲荦在探讨北魏实施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把拓跋鲜卑游牧时代的经济制度、牧地所有权观念,看作北魏均田制得以实施的基础。

我们以前读史,可能更多地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中原文化和制度受草原传统影响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阎步克先生多次强调北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北朝历史出口说”。“北朝异族政权的特殊政治结构,进而又为帝国体制的复兴提供了更大动力”,草原民族成了华夏传统复兴的主要承担者,“北朝军功贵族与异族皇权的结合,使北朝成为帝国复兴的历史出口,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陈寅恪先生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学者罗新认为,内亚史[5]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并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但是,内亚史又一直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因此中国史与内亚史的重叠交叉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只是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而已。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中原王朝输入活力。这是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时不可忘记的背景。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冯承钧《唐代华化番胡考》:“唐高祖李渊,其来历颇为不明。《唐书·宗室世系表》列举李氏祖先人名,余以为多出臆造。渊祖李虎,兄名起豆,弟名乞豆,乞豆之母,乃名达磨。达磨者即梵文Dharma之对译,华言法也。起豆、乞豆,与印度似无关系,然与鲜卑人,必有渊源。此可疑者一也。”

[3]冯承钧:“渊后窦氏,实生世民。窦后,窦毅之女,窦威之同族,原姓纥豆陵之鲜卑也。”也有人认为窦毅是匈奴之后。

[4]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黄山书社,1992。

[5]“内亚”一词起初主要是流行于英语世界,即英语的Inner Asia,后来才逐渐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频繁使用的专用词,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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