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秦汉与罗马(1 / 2)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的秦朝
一
上两章我们讲了周秦之变,从周代的制度到秦代的制度,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利用这一制度,秦代结束了列国纷争,统一了度量衡,破除了封建壁垒。
那么,秦代的这一制度在后世运转得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从这一章起要讲的内容。
公元前221年,39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竹简上大臣们列出来的许多汉字,提起毛笔,圈定了两个字,一个是“皇”,一个是“帝”。
从此,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就从周代的“王”,变成了后来的“皇帝”。
从这两个字,我们能感受到嬴政的非凡自信。
“皇帝”这两个字,“皇”字取自“三皇”,是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帝”字取自“五帝”,是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所以,“皇帝”是三皇五帝的合称。
为什么要叫“皇帝”呢?
嬴政自认为,他的大一统的功绩,是“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他开创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历史上的那些事,都不值得效法。他比一切古人都伟大,黄帝都没有他伟大,“以为自古莫及己”,过去的一切称号都配不上他了。所以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不足以“称成功,传后世”,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功绩,不足以传之于千秋万代。
我们知道,周王除了称“王”之外,还自称“天子”,意为“上天的儿子”。但是请大家注意,秦始皇从来没有自称过“天子”。
这是周制和秦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天子”听起来也很好听,很伟大,但秦始皇为什么不使用这个称谓呢?
因为周代文化有一个重要基石,那就是天命观。周人认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委托,你干得好,上天就眷顾你;如果你干得不好,上天就要换人了,所以天命是可以转移的。
秦始皇不接受这个理论:他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包括天。“天子”毕竟是儿子,不是老子,天的儿子要受制于上天,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不做儿子,要做就做老子。
因此,秦代留下的碑文很少提到天,也很少提到“天命”。一切都要由皇帝一人控制,只有皇帝控制人,不能有什么来控制皇帝。
秦始皇还有一个做法和后世的其他帝王不一样,就是他不立皇后。显然,他认为,天下没有任何女人能够与自己地位平等。
所以秦始皇废除了历代都沿用的一个制度,叫“谥号制度”。什么叫“谥号”呢?就是君主死后,他的大臣们聚到一起,商量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来总结他的一生。比如周平王的“平”字,晋文公的“文”字,都是谥号。后世的汉武帝、隋炀帝,“武”字和“炀”字也都是谥号。“武”就是指武功很厉害,“炀”是指不守礼法,众叛亲离。因此谥号有好也有坏。
秦始皇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家理论认为,人主独尊,不可议论。臣子不能议论君主,部下不能议论领导,不论好坏都不能评价,因为你没有评价的资格。所以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制度,是大逆不道的。
那么,没有了谥号怎么办呢?怎么区分不同的皇帝呢?难道秦朝的皇帝都叫秦皇帝?别着急,嬴政有办法,他说:“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意思是: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接下来按数目依次类推,一世二世三世那样传下去,传个一万代,没有问题。
从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秦始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自信,想废除什么就废除什么,想开创什么就开创什么。
二
秦始皇为什么如此自信呢?当然有他的理由。
秦始皇的一生,就是从一个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他登上皇位后,首先打倒了吕不韦,接着一个又一个消灭了六国。然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每一样都取得了成功。
秦始皇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法家理论的核心,就是一切围绕君主利益出发,因此皇帝的权力是没有任何制约的。
过去,周天子以及各级诸侯的权力都是受制约的:受到天命的制约,受到下一级诸侯的制约,受到权力和责任对应原则的制约。但是在皇帝制度下,贵族都被消灭了,天命被取消了,所有制约皇帝的力量都消失了,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天下所有人,从宰相到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黑格尔说,中国的皇帝制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在中国,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为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一样卑微”。因此,秦始皇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天下没有权力办不到的事。他想干什么,都能干成。
在成功地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又围绕着“如何让天下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问题,动起了脑筋。
法家的政治理论是皇帝一定要做到大权在握,强干弱枝,从制度上防止大臣们架空皇帝,威胁皇权,防止各地百姓造反,推翻皇帝。因此围绕这个核心,秦始皇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规划。
首先,大秦帝国是一个单纯的郡县制国家,分全国为36郡,1000多个县,各地的所有地方官皇帝都可以随时替换,因此地方上不可能分裂,不会出现诸侯争霸的情况。
其次,秦始皇很注意搞三权分立。秦代的中央政府就是三权分立的,秦始皇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分别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让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制。
地方上也是三权分立的。我们说秦代中央下面是郡,郡的长官叫郡守,主要管理郡里的文官,此外还有两个长官:郡尉和郡监。郡尉管郡里的军事,他直接听中央的命令,不听郡守的指挥;郡监管监察和纪检,也是听中央的。因此,地方上这三个职务并不相互隶属,而是相互牵制。
所以中国的三权分立很早就出现了。有人说,三权分立是西方的产物,其实中国早就有了,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不过中国的三权分立和西方的出发点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为了制约最高权力,而中国的三权分立,是为了保护最高权力不受挑战。
秦代在郡之下,还设立了一层层的机构,郡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乡下面是亭,亭下面是里。里是最基层的,里以下,10家为一什,5家为一伍。
这样,秦代的政治制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皇帝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每一个老百姓都被官僚体系控制起来。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处在可控状态。
接下来,秦始皇突然宣布,没收民间一切兵器,什么刀枪剑戟,都得上交,统一运到咸阳,干吗呢?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金人”,金属塑像。民间因此没有了武器。
接着,秦始皇又进行了一项大手笔的建设: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修“高速公路”,当然在当时不叫“高速公路”,叫“驰道”,就是马可以在上面疾驰的大道。当时的“高速公路”网以首都咸阳为核心,从咸阳出发,向东一直抵达河北和山东,向南一直抵达江苏、浙江和湖南、湖北。驰道宽50步,即今天的六十多米,建筑质量很高,不牢固的地段甚至要用铜桩加固基础。之所以建设这样一个“高速公路”网,当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想致富,先修路”,秦始皇那时候还没这个概念,他修驰道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一旦天下哪个地方有人造反,中央派出的军队就可以迅速抵达。
配合“修驰道”工程,秦始皇还有一个“去险阻”工程。什么叫“去险阻”工程?就是把原来六国修建的军事要塞全都拆除,目的是防止各地凭着这些要塞险阻来抵抗中央。
当然,在拆险阻的同时,秦始皇又修了一个新的险阻,那就是伟大的万里长城,他修了一道长长的围墙,把匈奴挡在北边。
至此,秦始皇把帝国的“硬件”设施都构建完备了。
接下来,他还要构建“软件”。因为天下虽然统一了,但人心却没有一统。
为了统一天下人思想,秦始皇决定烧毁天下所有藏书。书读多了,人的想法就复杂了,不好控制了,所以除了秦国的国史以及一些工具书之外,所有的书都必须在30天之内烧光,30天之后如果谁的家里查出有书,就会被抓去判刑;敢公开谈论诗书的,斩首;敢以古非今、否定今天成就的,灭族。这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1]。
因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周代传下来的大部分诗书都被毁掉了,只有秦朝官方保留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收藏了一些秦代的历史书。可惜7年之后,项羽攻入咸阳,又放了一把火,秦帝国的官方图书馆也化为灰烬。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积累了几千年的很多宝贵文化遗产,被永远毁灭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先秦古籍,都是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部分被永远消灭了。
做完这一切,秦始皇这才放下心来。现在,大秦帝国的硬件和软件都更新升级了,已经固若金汤,看不到任何威胁了。他的帝国,传之万世,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秦始皇万万不会想到,他死后不过3年,这个帝国就灭亡了。也就是说,大秦帝国从出现到灭亡,不过15年。
这个结果秦始皇绝对想不到,更不知道为什么。
三
秦朝灭亡的原因,和后来历代很多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权力系统对民众的过度榨取。
我们说过,秦国的成功,是因为能够高效地集中人力和物力,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之后,这套汲取体系仍然在高速运转,甚至更高速地运转。因为秦始皇所做的那些事,修“驰道”、拆险阻、修长城、平百越、伐匈奴,每一件事都是要花钱的。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搞大的工程项目,搞城市规划建设,修宏伟的建筑。他每灭一国,就要把这个国家首都的宫殿绘下图纸,在咸阳边上照样复制一座。因此,他修的宫殿非常多,“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一共七百多座。秦始皇修的最大的一个工程是自己的坟墓,著名的秦始皇陵,动用了七十余万人。
所以大秦帝国的老百姓,赋税痛苦指数是空前的高。董仲舒说,秦代的田赋数量是以前的20倍。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劳役,就是要为国家无偿地劳动。秦朝规定,每个老百姓,每年都要拿出几个月的时间,给国家无偿劳动。而且劳动纪律极为严格,劳动条件极差。所以当时被押赴北边边疆当劳工的,死亡率达60%~70%。征伐南越的路上因为不服水土,死的人更多。当时有记载,有的人走到半路,实在是不堪虐待,干脆就在路边的树上吊死了。
葛剑雄先生说,如果长期和短期服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一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的50%”[2]。
所以秦朝百姓造反是必然的,因为在秦朝造反的机会成本低。造反成功的概率虽然低,但仍然比你老老实实当顺民活下去的概率高。
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因为他们算过机会成本。这俩人是河南人,要到渔阳(今北京密云附近)去服役。路上恰遇天下大雨,而且连续下了很多天,道路不通,走不了,他们估计走到渔阳,肯定已经超过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规定是该杀头的。
所以陈胜、吴广就算了一下:“如今我们继续按规定去服役也是死,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什么不干一番事业?万一成功了还能活下来,而且还会活得很好。”确实,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们造反,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就是必然的了。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地起义军对官员都十分仇恨。他们最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各地地主和富豪,而是压榨他们的酷吏。说实在的,秦朝的忠臣,无一例外都得是酷吏。因为如果不是酷吏,就执行不了那些残酷的法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百姓都纷纷响应,起来杀掉本地的官员。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所有的地方官,一律被干掉。因为秦朝就是通过这套官僚系统汲取民间资源的。
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有叛民无叛吏”,即没有一个官员参加造反。这形成了官与民两个界线分明的群体,因为官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仇人,即使想加入起义也没人接受。
所以秦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它的成功,是建立了高效的汲取制度;它的失败,是这套制度没有可以约束它的力量,导致它汲取过度,超过了民众的承受力。
[1]“焚书坑儒”实际是汉代才出现的一个固定词组。事实上,秦始皇所坑的大部分都是术士,而且焚书和“坑儒”这两件事并不是同一年发生的。
[2]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310~311页。
汉代对秦代的重大升级
一
上一章我们讲了大秦帝国的迅速覆灭。秦国从最早建立邦国到最终统一天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大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家文化是有严重问题的。
法家文化是一种绞肉机文化,是一台没有安装刹车装置的疯狂的列车,它的终点只能是所有人同归于尽,坠入深渊。
我们来看看那些著名的法家人物的下场,他们的结局本身就非常有讽刺意味。
通过杀妻求将,吴起把自己异化成了一只权力野兽。他精明至极,算计猛狠,成功迅速,权倾朝野,但是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吴起在楚国变法虽然风光一时,但是支持他的楚悼王一死,吴起就被射死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他满怀仇恨的楚国贵族将吴起射成了一个刺猬。
从秦国变法的过程来看,商鞅也是一个手腕极其铁硬的人,他把一切人都当成了他成功路上的棋子,结果在变法成功之后,他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复仇者杀掉了商鞅全家,包括他的老母亲。商鞅本人被秦国贵族追得走投无路,出逃到一客栈投宿,客栈主人却说:“商鞅定有法律,谁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谁就要连坐。”商鞅最后被捉住,车裂而死。
韩非子提醒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阴险、自私而贪婪的。秦王也确实贯彻了韩非子的思想,怀疑韩非子来到秦国是一个阴谋,因此把他投入监狱,后来韩非子被李斯毒死,也自然是“死得其所”。
那么,谁从法家制度中受益了呢?秦国百姓受益了吗?并没有。
为了统一天下,秦国百姓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时,秦国百姓独自承受过度的压榨,或被驱往战场,或被束缚在土地上拼命劳作。在繁重的赋役压迫下,在连坐和告奸之法的约束下,秦国百姓手足无措,“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
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过程中,各国百姓对秦国的这套统治制度非常恐惧。《史记·秦本纪》里有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守不住了,不向秦国投降,反而投降了赵国。为什么呢?韩国的使者说:“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也就是说,百姓不愿意被秦国统治,愿意被赵国统治,因为赵国的统治方式不那么虎狼。
然而,在秦国的强大武力面前,天下人逃无所逃。原来的六国,统治是比较宽松的,法律不那么严,税收也不那么重,老百姓的生活自由度比较高。统一之后,税率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户籍制度也一下子变严了,想逃避赋税根本不可能。稍一反抗抱怨,严刑峻法、告奸连坐都跟着来了。因此“百姓愁苦”,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盐铁论》里说:“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百姓几乎一举手,一投足,就会触犯法网,只能侧目重足,活得胆战心惊。
所以秦末起义的时候,人们纷纷大喊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占领秦人故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商鞅之法。
(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所以,包括秦人在内的各国人,在秦制下吃尽了苦头。
所以看来,似乎只有秦国的王族从这个制度中受益了。然而,虽然秦始皇风光一时,但是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长子扶苏被矫旨自杀。秦二世即位后,在咸阳杀死公子12人,在杜县车裂公主10人。继位的秦二世最后也被迫自杀。帮助他谋得皇位的李斯被处以极刑,赵高后被扶苏之子子婴诛杀,子婴又被项羽诛杀。在秦朝灭亡后,秦王族子孙尽灭,就是说,秦始皇的所有子孙后代,都被杀光了。
所以鲍鹏山解读商鞅的《商君书》称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人民的幸福,只追求国家的强大”[1]。结果是没有任何人从这个制度中受益。
二
因此,秦始皇确立的这个大一统郡县制度,虽然设计得很周密,但还是有很多致命的缺陷。
那么,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中国人是不是有机会重新选择,拒绝秦制,走其他的道路呢?
没有这个可能。在传统时代,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负面角色,一直被骂为暴君,但是他发明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一致的坚决拥护,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汉代皇帝虽然无一不咒骂批评秦始皇,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废除皇帝制度。因为皇帝制度带给统治者的眼前利益太巨大了。他们只是认为这一制度有缺陷,需要重大升级。
要升级,首先要判断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汉代君臣经过会诊后认为,秦代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汲取过度,兴奋起来刹不住闸。所以要为这一绞肉机安上暂停按钮,为这个高速列车装上刹车装置。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设出了问题。秦朝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法家的那套东西,本身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公开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统治秘诀暴露给了天下。所以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
所以汉代初年遵奉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税赋率,从收一半,到“十五赋一”,就是从50%降到约6%,景帝时又改成三十税一,与民休息。同时改革法律,废除很多残酷的刑罚,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关进监狱,砍手砍脚。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这是汉代吸取秦代教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抛弃法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大汉帝国的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让儒术成为帝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系统,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统一。这是一个比“无为而治”影响更深远的举措。
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事,值得我们细说。
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这个人,看起来并不像个喜欢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汉武帝是一个性格非常强悍、非常想大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他在统治期内,也是拼命地搞财政扩张,千方百计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做大事”: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时还兴修起数十座雄伟的宫殿和自己的豪华陵墓,不断搞声势浩大的巡游。最后搞得老百姓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压力,各地开始造反,西汉差一点儿亡在他手里。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继续用黄老之术来作为指导思想。黄老无为,而他是“大有为”。但是也没法继续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思想已经臭名昭著。
那么怎么办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到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到底应该把什么确立为大汉帝国的指导思想呢?
有一个叫董仲舒的人建议说,不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建议,其实和汉武帝的性格并不那么合拍。儒家和法家不一样。儒家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学派。它是头上长角身上带刺的。法家是拍马屁的能手,“法今王”,谁在位,我就拥护谁。儒家是“法先王”,批评在位的君主。所以法家是没骨头的,儒家是有骨头的。
儒家首创“民贵君轻”之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说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样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然很大胆的话。儒家公开主张称,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所以直到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还有一些儒生坚持“推翻暴君有理”的汤武革命思想。《史记》记载,有一个儒生叫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和黄老学派的黄生争论一个问题:商汤推翻夏桀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正义的革命事业,还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辕固生说,商汤推翻夏桀是合理的,为什么呢?民心就是天命。夏桀胡作非为,失去了民心,就应该被得民心的人推翻,这是天经地义的。
而黄生却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帽子即使旧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不管多新,也只能穿在脚下。“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臣子推翻君主,这就相当于把鞋子戴在头上。君主不管有什么过错,都不能推翻。而且只有臣错而无君错,君主有过错,臣子应该劝谏,你不能有效地劝谏天子,反而把他杀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这没啥说的。
辕固生一听,说了这样一句话:“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意思是那按你这么说,咱们高皇帝刘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这样一来,黄生张口结舌,不敢回答了。汉景帝是个老好人,只好出来打圆场,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吃肉不吃有毒素的马肝,并不说明你不是美食家。学术不研究汤武受命这一段,也不说明你就不是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