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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秦汉与罗马(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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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不争论。“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以后这个问题就被列为学术禁区,不能研究了。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能看出,儒家那种从道不从君的劲头,是让统治者感觉很不舒服的。换句话说,儒家学说和大一统专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2]

那么,汉武帝怎么会决定独尊儒术呢?

因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本来面貌已经不一样了。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让儒家思想变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怎么改造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词,叫作“三纲五常”。我们后世一提起儒家,就经常会想起这个词,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三纲”是儒家提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的三纲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三纲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词汇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点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韩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优点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论,而且发展出一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就是通过种种迷信,什么“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断上天对皇帝满意不满意。如果地震了、天灾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点做得不对?就得洗个澡,静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说,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为了强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的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四肢与“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么,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欢什么,百姓就要顺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董仲舒还继承了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强调一定要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春秋繁露》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分则失权。”董仲舒所谓的“威”即是韩非所说的“势”,都是指帝王独断专行的权威。一定要强化皇帝权威,同时还要愚民。法家一直是主张愚民的。董仲舒也说,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无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从上而已”,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上级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经说,董仲舒的这套改革,“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3]。

四

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方面,让皇权获得了仁义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对皇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另一方面,却并不妨碍皇权的实际运作。

我们用盖房子来打比方,如果说秦始皇是浇筑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制度的基础,那么汉武帝则抓意识形态建设,用儒家思想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房子一装修,就好看多了。

但是,这个房子的本质结构并没有变。《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用严刑峻法,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所以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秦汉帝国。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

[1]鲍鹏山:《〈商君书〉:秦王朝专制政治的黑暗心脏》,《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29日第5版。

[2]儒家所极力反对的,是法家扩大君权的做法,儒家是主张贵族政治而反对官僚政治的,强调对君权的限制。所以儒家主张行王道,也就是长者政治。反对霸道,也就是反对强者政治。(参见秦晖《重新认识儒家》)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313页。

秦汉与罗马的神奇联系

一

历史学家通常把中华帝国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帝国,所谓第一帝国。第二个阶段是隋唐宋帝国,所谓第二帝国。第三个阶段是元明清帝国,所谓第三帝国。

长久以来,人们热衷于比较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这是历史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出了很多书和论文。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二”的两个大帝国,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共鸣。

从空间上看,这两大帝国分处欧亚大陆的两端,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从时间上看,两大帝国的诞生大体同时,当然,我们说“诞生”,是指帝国最初源头的诞生。秦汉帝国的诞生,是指秦国这个诸侯国的出现。罗马帝国的诞生,是指罗马城邦的出现。秦国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是公元前750年,秦通过战争占据了周平王口头封给它的土地,正式成为一个邦国。3年之后,罗马城奠基。也就是说,这两大帝国的出生时间只差了3年。

接下来,这两大帝国都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了统一。秦国用了500多年,从一个小小的邦国,变成了吞并六国的统一大帝国,而罗马用了70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城邦,变成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两个帝国的寿命也差不太多。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年),到东汉灭亡(220年),一共是441年。而从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成为皇帝,罗马由共和国转为帝国,到西罗马帝国崩溃的476年,罗马帝国总共存在了503年。两大帝国的寿命只差了几十年。

从领土面积上看,汉朝和罗马帝国的疆域都是500万左右平方公里,都是由1500~2000个行政区划组成。[1]

除了这些大的方面相似外,在一些细节上,两个帝国也很相似,比如他们都非常喜爱黄金。2015年,考古工作队从海昏侯墓中出土了200斤左右的黄金,非常引人注目。和后来的朝代比,汉代黄金的使用量是非常大的,皇帝赏赐功臣,动不动就上万斤黄金。罗马人也酷爱黄金。据彭信威计算,西汉与罗马拥有的黄金总量非常接近,都是273吨左右,“几乎完全一样”。

这两个帝国,当时没有任何直接交往,却出现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这种同步性非常惊人。

二

任何历史事实背后都有其原因。秦汉与罗马的相似也不是巧合的。

这两个帝国,都是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产物。

我们以前讲过,青铜时代形成的国家规模比较小,因为青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力。铁器普及后,粮食产量增加,人口迅速增长,各文明中心开始直接连接,为统一大帝国创造了条件。

秦汉和罗马这两个帝国的前身,在青铜时代,都是处在文明边缘区的落后小国。秦国远在西陲,一直被文明中心区瞧不起。罗马一开始也是偏远地区的落后小国,当时欧洲的文明中心区是希腊一带,与罗马距离很远,所以当时希腊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并不知道罗马的存在。

新文明总是在旧文明的边缘区成长起来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秦国和罗马处在文明圈的边缘,这样他们一方面能够接收到文明中心的辐射,另一方面,他们身上旧文明的包袱又比较轻,所以在铁器时代到来时,他们就能够最先转型成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罗马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次体制变革,则是公元前509年由“王政”变成“共和”,从此迸发出巨大活力,开始漫长的扩张进程。

三

然而,欧亚大陆两头这两个帝国,在表面的相似下,内在的结构和性格却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皇帝制度。

秦汉和罗马都号称帝国。从字面上看,帝国就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

因此很多中国读者看到“罗马帝国”几个字,也许会产生这样几个问题:汉朝皇帝姓刘,罗马皇帝姓什么?中国皇帝是父传子,罗马皇帝是像汉朝这样父传子,还是商朝那样兄传弟,还是像后来的英国那样也可以传给女儿?

秦汉帝国是皇帝用武力打下来的猎物和私产。刘邦得天下后,得意扬扬地问他老爹:“某业所就,孰与仲多?”你总瞧不上我,说我不如我二哥,现在你看,我的家产和我二哥比,谁的大?

但是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一家一姓的帝国。“罗马帝国”一词的完整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因此罗马帝国虽然是帝国,但是历代皇帝没有一个唯一的姓氏,因为罗马的皇帝不是开国太祖凭一条哨棒打出来的,而是通过选举制度选出来的。按照罗马的律法,任何有能力的人都有可能通过选举成为罗马皇帝。皇权是由元老院授予某个个人而不是家族的,一旦这个人死亡,授权也自然中止。从这个角度说,罗马皇帝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继承问题。

当然,以上我们说的是理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罗马帝国越到后期,越演变为一个专制政体,选举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个形式。罗马皇帝大部分都是传给老皇帝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因此,事实上也有父亲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的,但是起码形式上还都要经过元老院授权,而且罗马帝国父传子(传给亲生儿子)的情况出现得很少。因此,罗马帝国虽然存在了数百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皇帝家族。

秦汉帝国的皇帝制度,和罗马帝国的皇帝制度,法律基础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个帝国的第一个不同。这个不同,显然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文化基因来自希腊文化。

第二,这两个帝国政治结构不同。

秦汉帝国征服各地后,都实行郡县制,地方上整齐划一,中央的政令可以通达全国各地,如臂使指。

而罗马帝国则不同。罗马不是郡县制,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是自治的,罗马帝国征服各地之后,基本上因地制宜,让各地的城市按原来的方式管理,各城市之间一般也没有形成管辖关系。“二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2]我们以埃及行省为例。埃及行省虽然是罗马帝国的一部,但是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自治性。“托勒密时期的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到后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秦汉政府是一个全能政府、大政府,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对全国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罗马帝国对各地的管理是相当松散的,主要关心能不能收上税来。至于各地怎么管,中央政府并不注意。因此,罗马帝国很长时间都是小政府,中央政府主要是一个协调机构。

这就造成了第三个区别。秦汉帝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也是高度统一的,大秦帝国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大汉帝国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总之是要定于一尊,要书同文,车同轨。

而罗马帝国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帝国的东边一直是以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为主流,西边才是以罗马文化为主导;书也不同文,帝国东部即所谓的希腊化世界,通行希腊文,西部则通行拉丁文。甚至罗马帝国都没有一种通行于全国的完善的法律,各行省甚至一些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法律。例如,罗马曾与特尔密苏斯城签订条约,保证该城的公民和他们的后代“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律”。

第四,秦汉帝国都实行民族融合。当然,这并不是这两个帝国政府有意识的做法,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文化来划分民族的,如果某个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汉化了,就逐渐成为汉族,这个和血缘没什么关系。所以汉族才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人数不断减少。

而罗马帝国没有这个传统。他们非常重视血缘上的区别。所以罗马人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行省居民,各民族之间很少混血融合。

所以,这两个帝国的性格和结构是很不一样的,命运也各不相同。

[1]沃尔特·施德尔主编:《罗马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10页。

[2]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201页。

为什么罗马帝国分裂后不再统一

一

罗马和秦汉两大帝国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事实上,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也与大汉帝国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在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之间,有一片广阔的草原,由蒙古延伸到乌克兰一带,叫作欧亚大草原,它实际上把罗马和秦汉连接在了一起。这片草原上发生的大事,有的时候也会连锁影响到欧亚两端。

在欧亚大草原的东部,生活着强大的匈奴部族,对秦汉帝国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秦始皇修筑长城,希望把他们拦在草原。汉高祖甚至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匈奴,结果在大同被困7日,差点丧命。

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国才有能力着手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多次出兵。经过持续不断的打击,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成为中国的附庸,而北匈奴依然桀骜不驯。于是到了东汉时期,中国联合南匈奴攻打北匈奴,北匈奴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后,往西迁徙到了中亚,在中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一部分匈奴人继续西进,在4世纪晚期,到达黑海沿岸。

匈奴人的西进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匈奴人的作战方法跟后来被欧洲人称为“黄祸”的蒙古人很相似。欧洲人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民族:

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说他们“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稍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屠戮殆尽……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房屋,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1]

匈奴人的战斗力是如此强大,在他们的压力下,原来生活在罗马帝国边境上的西哥特人被迫离开原来的生存领地,进入罗马帝国境内。378年,西哥特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杀死罗马皇帝。这就是西方历史上所说的蛮族入侵。

西哥特人是东日耳曼人的一支,从那之后,6个部族的日耳曼人相继进入罗马帝国,其情形与中国所谓的“五胡乱华”非常相似。他们的入侵导致罗马帝国分裂。476年,西罗马灭亡,只有东罗马继续存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中国打击匈奴战争的结果。这可以认为是世界历史的“蝴蝶效应”。

而在大致的历史同一时段,在中国也发生了极为相似的一幕,只不过时间上比欧洲早了100年。就在北匈奴西侵前70年左右,304年,南匈奴乘机南下,引起了所谓的“五胡乱华”。311年,在罗马城第一次陷落于蛮族前100年,当时中国西晋的首都洛阳也第一次陷落少数民族之手,中国因此分裂成两块。北边一块,被蛮族占领;南边一块,成为东晋和南朝。这和东西罗马的局面是非常相似的。

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和中国大致上在同时段被蛮族入侵,并导致一半疆土被占领,只有另一半残存下来。

那么,中国和罗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如此相似呢?

放眼世界历史,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和罗马,而是属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前面说过,匈奴部落迁到中亚之后,有一支部落向西进军,导致西罗马灭亡,但是其他大部分匈奴人还是停留在中亚。不久之后,停留在中亚的一支北匈奴,在455年左右,又往南进发,侵入印度,导致印度北部著名的笈多帝国的灭亡。大约在484年,中亚的又一支北匈奴侵入了波斯帝国。

也就是说,3~6世纪,欧亚大陆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被以原北匈奴为核心的游牧民族入侵了。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二次游牧民族大入侵。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段,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心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到了这个时候,世界上大部分文明中心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进入了停滞和腐败期。在中国,从西汉末年开始,政治就开始腐败,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东汉,太监外戚轮番专政,皇帝一个接一个地非正常死亡。而在罗马帝国以及印度、波斯帝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罗马帝国后期的腐败、朝政的混乱,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个原因,是游牧民族出现了第二次技术进步。

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之间,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过一次大入侵浪潮,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战车的游牧民族差不多同时侵入了两河流域,侵入了希腊和印度,也侵入了中国黄河流域。这次入侵浪潮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出现了第一次技术进步,也就是发明了马拉战车。

然而,第二次大入侵,游牧民族不再是站在战车上了,而是骑在马背上。公元前1000年左右,马的主要用途是为了驾车,游牧民族还没有学会骑马。在那之后,游牧民族开始会骑在马上作战,实现了第二次技术进步,发展出骑射技术,机动性大为提高,并且实现了全民皆兵,战斗力大大增强,因此,游牧民族才有可能建立具备国家雏形的更大的部落联盟,对欧洲大陆的众多帝国构成威胁,并且在他们衰弱的时候掀起第二次入侵大潮。

二

这次全欧亚范围内的游牧民族入侵大潮,在欧亚大陆两端所造成的结果很不一样。

入侵了中国北方的蛮族,也就是所谓的“五胡”,不久就先后被中国文化同化。中国历史在经历了一个波动期后,隋朝又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中国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自我循环,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

而在罗马帝国,西罗马一经解体,就再也没能恢复,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蛮族国家,演变成欧洲林立的小国,导致欧洲中世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暗时代的到来。再后来,黑暗当中冒出曙光,诞生了欧洲新文明。因此有学者认为,没有当时的蛮族入侵,就没有今天独特的西方文化。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蛮族入侵,在中国和西方的结果不同呢?为什么中华帝国在崩溃后总能统一,而西罗马帝国一旦崩溃,就再也不能复建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汉帝国制度上的特点是高度划一,而罗马帝国内部没有形成中国意义上的统一。所以罗马帝国打散之后,就很难再统一起来。这一事实也再度证明了,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统一这一内在的基因,而西方不存在这种基因。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文明的统一基因,但是还有一些因素没有讲到。在这里有必要再补充几句。

形成中国统一传统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语言文字。中国自古以来,在语言文字上一直是统一的,而西方不是。

人类文字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是从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发展为表音文字。埃及原来的象形文字非常发达,但是到3世纪时,就开始用希腊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了。

但是中国文化没有跨过很多其他文明跨过的门槛。比如其他文明早就从血缘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但是中国一直停留在血缘社会阶段不往前走。其他文明早就从祖先崇拜跨入一神教崇拜,但是中国人一直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与此相类似,世界上其他文化很早就开始采用表音文字,而中国文字始终停留在早期阶段,也就是表意文字。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跨不跨过门槛”,并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不是说,只有跨过这个门槛才是好的。事实上,是否跨过这个门槛,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那么表音文字有什么特点呢?表音文字极容易学,它只由几十个字母组成,所以更容易掌握。这也是表音文字在西方很快取代表意文字的主要原因。

但是表音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极不稳定,总在变化当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借用这套字母来拼写自己的母语。所以语言很快就变得千变万化,根本没办法统一。如果中国采取表音文字,那么温州话、广东话和山西话将会很快演变成不同的语言,相互听不懂也看不懂。

而表意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固化,从甲骨文到楷书,很多字形还是基本一样的。所以中国境内虽然方言千差万别,相互可能听不懂,写出的字却能相互看得懂。

因此,像中国这样大的领土面积,以及如此复杂的民族,本来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技术上是很难长期保持统一的。中国能成为一个例外,文字上的统一是一个重要因素。

前面讲过,地理环境是中国形成统一传统的重要原因。关于地理原因,我们多次比较了黄河中下游和希腊,在这里,不妨再比较一下整个中国和整个欧洲。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说,从地理上看,中国像是一个由围墙围起来的四合院。而欧洲则是没有围墙的,海岸线曲折漫长,四面漏风。中国只有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两河相距很近,流向相同。中国东部的两大河冲积平原,是连在一起的,人口相对集中。欧洲大陆内部的一些高山,把欧洲分为几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导致欧洲的河流非常分散,多瑙河、莱茵河、第聂伯河、顿河、易北河、卢瓦尔河、伏尔加河等,流向四面八方,中间由一条条分水岭阻隔开来,因此沿河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心,也是分散在各个区域。从地理上说,欧洲就没有内聚力。这也是罗马帝国分裂后不能再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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