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秦始皇以前的中国(1 / 2)
贵族文化的黄金时代
一
依托分封制,在皇帝制度出现前,西周就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因此孔子虽然是商代王族的后代,却衷心地以身为周人为荣。他一再说“吾从周”,认为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顶峰,一切都达到了完美的状态:“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那么,“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个贵族社会。
对于“贵族”的概念,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的名字,今天的中国人也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相信读过春秋历史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最终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封建天下诸侯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来界定国与国及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亲疏远近。这就是所谓的“周礼”。
因此,所谓周礼就是规定不同辈分的人、关系远近不同的人,见面该怎么行礼,平时该怎么交往。据说这一制度体系完备,煌煌盛美,“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
周礼是很有用的。考察西周270多年的历史,虽然多次有异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机,却基本没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乱,可以说这套礼法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周代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处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因为周代的历史记载到春秋时代才开始丰富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数是春秋时代的。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风貌依然存在,我们从历史记载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张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腐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里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则。
二
那时的战争规则对今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的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郤至怎么回答?《国语》中说:“郤至甲胄而见客,免胄而听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后,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在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的言辞仍然处处得体。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了解了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所为并非心血来潮。作为贵族的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公然嘲笑宋襄公呢?这是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我们的贵族时代在公元前就结束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春秋战国时代老祖宗们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在战争中遵守的这个“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规则过于迂腐,难以理解,那么,打一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中世纪欧洲骑士打仗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第一,不伤害俘虏;第二,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第三,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老人。
宋襄公所说的战争伦理,和欧洲的骑士精神非常相似。所以贵族社会有着共通的精神价值。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欧洲的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就能看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已经非常不一样了,精神世界几乎已经不能相通。
三
同泓水之战一样,春秋时代还有许多故事,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感觉是那么难以理喻甚至可笑。其实,这些故事在一千多年后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时代,都能找到类似的翻版。
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害人不浅:死到临头,还对教条念念不忘。
其实礼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严和风度。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在死亡面前贵族式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邲之战”中的一个场景。那场战争中,晋国落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车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出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多次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14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了粮饷。陷入饥饿、困窘的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要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明显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而是点到为止。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说比中国晚结束了一千多年。这是构成中西历史风貌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乱世的活力
一
讲了分封制的发展之后,我们回过头来需要再分析一下分封制的起源和弱点。
分封制在中国起源很早。中国历史传说中,黄帝就曾经分封过他的众多儿子,“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种传说也不是没有依据,因为分封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政治治理模式。一般来讲,从部落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最容易选择的政治模式就是分封制。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可能发明出一套官僚系统形成对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同时,交通条件也不足以支撑地方频繁地与中央联系。因此,通过分封制给各地诸侯很大的自治权限,是最自然的选择。不光中原民族是这样,草原民族也是这样。《元典章》记载:“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后来成吉思汗担心后代为了领地起纷争,曾经对他的儿子们说了另一句话:“世界之大,江河众多。你们攻占外国,去各自分配,扩大自己的牧地。”正如成吉思汗所计划的那样,后来,已知的全部世界曾一度被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瓜分。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也建立了八旗体制,其实也就是分封制度。在后金时期,八旗相对独立,类似于各个诸侯国,或是蒙古各个汗国。八旗军队互不统属,由各旗旗主、领主执掌。在八旗分封体制下,财物、人口、土地必八家均分,“八旗共议国政”,推举汗王。
不光中国这样,外国也这样。罗马帝国崩溃后,各蛮族建立的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分封制”这样一种简单易行的政体。
在众多分封制政体当中,中国周代的分封制因为天命观和“周礼”的出现,而显得最成熟和完备。所以西周初期,王朝纪律严明,君君臣臣,纲纪整饬,出现了所谓的“成康之治”,也就是“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但是,分封制不是完美的,它有着严重的缺点,最致命的一个是它依托血缘关系建立,因此其效能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的淡化而递减,最终会导致内部纷争。
西周的盛世没能像周王朝的开创者设想的那样永远延续下去。时间如水,总在冲淡血缘。在周朝建立初期,周天子和诸侯国通常是父子、叔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是很近的,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过了几代,关系越来越远,彼此又很难见面,就谈不上什么感情了,这样,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因此,到西周后期,各大诸侯国朝拜的频率越来越低,周天子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各诸侯国越来越习惯各行其是。
终于,到了周幽王时代,周王朝衰弱到了这样的程度:当西边的犬戎入侵时,各地诸侯甚至都不来帮周王抵抗,所以有了所谓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什么叫烽火戏诸侯呢?是说周幽王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叫褒姒。这个褒姒太美了,周幽王特别喜欢她,可是她有个缺点,不爱笑,为了逗她笑,周幽王就想了个主意,和她一起来到骊山的烽火台边,点燃了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狼烟警报,以为有敌人打过来了,赶紧率兵前来救援。他们不约而同来到了骊山脚下,却发现没有敌人,这才知道被戏弄了,只好又都灰溜溜地撤走了。褒姒见千军万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不禁嫣然一笑。周幽王大喜,说终于把爱妃给逗笑了。结果后来,一支叫犬戎的少数民族军队打过来了,周幽王赶紧点燃烽火,但是诸侯们都不相信了,没有人来救天子,犬戎最终攻破了周代的首都镐京,杀死了周幽王。
这个故事是被司马迁记入正史的。不过,虽然被载入了正史,我们仍然要说,这显然是一个凭空编造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陕西省的一把狼烟,是无法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诸侯同时看到的。就算各国同时看到了,但是诸侯国离烽火台的距离远近不同,近的几十里,远的上千里,军队根本不可能同时到达。那时候行军很慢,近的走一两天,远的要走几个月,你总不能让周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边上待上几个月,就为了看这样一个笑话吧?
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传说,钱穆因此称司马迁的这一记载为“委巷小人之谈”。不过传说的背后,也总能反映出一定的历史真实。这个故事实际体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西周末年的时候,周王已经号召不了各地诸侯了。所以在公元前771年,周王的领地被犬戎军队占领,周幽王被杀死,他的儿子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阳,这宣告了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中国历史也进入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
二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失效了。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规定和裁决,被管理的各国横向间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的方式,也缺乏协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你争我夺,互相大打出手。史家说“春秋无义战”。
据统计,春秋时代弑君36位,亡国52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战国时代的大小战争约有222次。各国的百姓生活在战争不断的动荡中,当然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黄金年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巨人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百家争鸣,争相著述,互相辩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绚烂夺目的思想井喷。他们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中国人视为永恒的经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为什么乱世会成为黄金时代呢?恰恰是因为“乱”。
西周前期,虽然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然而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也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同时,小国寡民导致各国交往频率不高。除了周公,西周前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
春秋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是因为列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的空气远比西周时代更为自由。
多极的政治格局和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因此对人才不得不特别尊重。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士人能够活得顶天立地的为数不多的时代之一,他们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每以君王的师友身份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置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更为重要的是,春秋之后,经济发展,城市大量出现,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知识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说是“用脚投票”的自由。孔子见七十二君,就是说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72个国家。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所以,自由释放活力,交流迸发智慧。各派学者相互启发、相互攻讦,知识产生和升级的速度大大加快。
三
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活得特别有个性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都知道“魏晋风度”这个词,这个时代的士人给人的印象是都非常有个性,比如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一点和春秋战国时期很像。
为什么呢?因为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士人们的头脑又一次获得了解放。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时代,但是这种创造力主要不是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比如出现了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的千古绝唱。
所以,历史的规律说明,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都诞生于乱世,乱世往往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连中国人自己都说,“乱世出英雄”。
战国史就是变法史
一
我们经常把春秋和战国连称,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春秋与战国之间本质性的差别。
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都远超过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风度翩翩。因此,春秋时代被灭掉的都是大国身边微不足道的小国,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吞掉另一个大国。比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近100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而战国时代,战争却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越国吞并吴国,开创了一个大国吃掉另一个大国的不幸先例,在那之后,灭国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秦灭六国。
春秋时代的贵族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用遣重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防范森严,日日枕戈待旦,“不择手段”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春秋时代一个重要的战争规则是“师不伐丧”,如果一个国家出兵时遇到对方国君去世,就要主动退兵。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对方国君去世之时却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时机。
因此,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无法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战争通常会在一天之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代,战争旷日持久,十分惨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公元前293年,白起大败韩魏联军,史载被秦军斩首者达24万。而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的他国士兵。
二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铁器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才得到普及。
青铜时代形成的国家规模比较小,因为青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力。我们说过,青铜器很珍贵,所以主要用来做礼器和兵器,农业工具大部分还是木头和石头做的,所以粮食产量不高。
但是铁器出现就不同了。
在历史上,铁的出现是一件大事。铁器价格便宜,同时相比于木犁,能更轻松地耕种土地。铁器的使用使越来越多的森林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我们知道,在铁器普及之前,春秋时代的各国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没有边界。西方汉学家吉德炜说,商代的国家结构如同瑞士干酪,里面充满了空洞。周王分封诸侯,只是派自己的兄弟子侄到一片荒蛮的大地上建立一个又一个殖民点而已。所以西周初期的一千多个方国,其实“领土就好似一个拥有超过1700个周朝堡垒、要塞和据点的群岛,其周围就是由潜在的村民和异族部落组成的汪洋大海”[1]。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是一个一个点,而不是一片一片的,点和点之间是荒野,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华夷杂处”。当时的游牧民族,并非只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北边,很多生活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荒野上。
举个例子,宋国和郑国之间有隙地六邑,相当于今天三个县的面积,整整600年,这片土地一直是没人要的。总之,春秋以前,中国大部分国土是没开发的,开发的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出现统一国家的压力。
但是,铁器普及后,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1石,则战国亩产(以每亩2石计)增加了100%”[2],人口也迅速地爆炸式增长,荒野都被开辟,各国的疆界这时也开始连接,国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就呼之欲出。
三
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春秋时代,人们可以活得很优雅,而到了冷酷的战国时代,人们必须活得精确且无情,才能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
因此,法家学派诞生了。这是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因为大家都出身于同一个家族,或者存在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在人欲横流、生死存亡之秋的战国时代,“温良恭俭让”已经落伍了,没用了,人们必须放下温情,准备战斗。因此法家的思想就是通过变法摧毁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贵族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统治方式,强化集权,扩大军队,提高战斗力,保证国家生存下去。
为什么要强化集权呢?因为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我在前面说过,周代的分封制在过了几代之后因为血缘联系弱化了,诸侯就不听天子的了,而各诸侯国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诸侯也都是把领地分给自己的亲人,让他们当卿大夫。过了几代,这些卿大夫也不听诸侯的了。甚至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仪仗,令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典型的是三家分晋,几个卿大夫干脆合伙瓜分了这个国家,把一个晋国分成了韩、赵、魏三国。
一旦内部分裂,对外当然就失去了抵抗力。所以,君主首先要打击贵族势力,统一指挥,提高国家战斗能力。
接着,要扩大军队。国家要想不被吞并,就要有强大的武装。
要扩大军队,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钱。
战争是最能消耗资源的。因此需要提高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换句话说,要从民众身上获得更多的钱,征到更多的兵。
铁器普及之后,井田制就瓦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农民用铁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原来用木器、石器种一年的公地种完了。种完公地之后还有大把时间,于是就自己开荒——春秋末期,土地还大量荒着。开了荒,打了粮食,不用交公,可以归自己。
这样,大家都忙着开荒,原来那点份地就可种可不种了。井田制就瓦解了,国君和贵族能收上来的粮食就更少了。
所以鲁国最早搞了一次改革,叫“初税亩”。按字面解释,就是第一次开始按亩纳税。也就是说,不管老百姓手里是公田还是私田,都要交税。原来只有公田要交税,现在自己开荒的地也需要交税,这样,国君的税收就大幅增加了。这一制度于公元前594年自鲁国开始,后来楚国、郑国、晋国等国家也陆续跟进。这是国家汲取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强。
国家力量的第二次增强,则是分封制演变成郡县制。郡县制是楚国发明的。楚国原来是南方的一个蛮夷之国,不太懂中原国家的规矩。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打下一块新的土地,都要新封一个贵族。楚王不这样做,他把这块新的土地叫作“县”,就是“悬着”的意思,意指悬在边疆的一块土地。楚王派自己的一个仆人去管理这块土地,收的税直接归楚王所有。这样的县越来越多,楚王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就是郡县制的雏形。制度创新往往是在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
分封制相当于地方自治,国君想直接从各地贵族手里征发百姓、征收赋役,会遇到贵族的阻挠和反对,很不容易。但分封制变成郡县制后,国家取得了对老百姓的最终控制权,无论征税还是发兵,都由国君说了算,贵族不再有发言权。于是,各国纷纷效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郡县制,这就是战国变法的基本逻辑,其实也是一千多年后中世纪后西方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逻辑。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争先恐后开始变法。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举起改革大旗。不久,李悝在魏国又兴起改革大潮。楚国的吴起变法是战国时代又一次著名的变法。可以说,一部战国史就是一部变法史。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仿效。
在各国的变法中,最成功、最彻底的是秦国的变法。
[1]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80页。
[2]李根蟠:《从银省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法家的基本思路
一
在战国变法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商鞅变法。
秦国本来在当时的各大国中是最落后的。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
商鞅变法在各国变法中的时间排序也是比较靠后的。在此之前,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商鞅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抄袭者。我们对比一下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发现商鞅变法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吴起变法的翻版。
就说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袭吴起“车辕立信”的典故。原来吴起在魏国做将军时,曾经在城北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厚加封赏。人们都感觉这简直是个玩笑,半天没人去动那根车辕。后来一个傻乎乎的士兵说这有何难,扛起车辕搬到了南门外。吴起当场赏赐给他大笔钱财,士兵们因此知道了吴起说话算数。商鞅效法吴起,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前也立了一根木柱,并承诺谁要是把木桩搬到北门,就给谁一大笔钱,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这是对吴起变法毫不掩饰的简单抄袭。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和楚国变法也几乎如出一辙。商鞅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是把全国土地重新划分成31个县,建立了中央集权,如前所述,这种郡县制改革是楚国首先实行的。商鞅还取消世卿世禄,奖励军功,鼓励耕战,发展生产……这些措施都是吴起做过的。甚至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也是抄袭自吴起的“破横散纵,使弛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变法不过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那么,为什么在战国诸国中,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其他国家的甚至是楚国变法的效果都远远不如秦国呢?
这正是因为秦国的落后。
二
法家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这种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就显得刻板、迟钝和颟顸。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法家学说主要是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它就像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一样,是在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审视政治与国家的产物,……蕴含了足够丰厚的现代性。”[1]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让人感觉振奋。吕思勉说:“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2]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严重缺陷的,它精于算计而不择手段,虽然高效但是残忍。
主导楚国变法的名将吴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过著名的“杀妻求将”来达成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吴起是鲁国人,娶了齐国女子为妻。后来齐国和鲁国交战,吴起因为“善用兵”而为人举荐,然而妻子的国籍成了吴起登坛拜将的障碍。“鲁疑之”,担心吴起不尽力。于是吴起毅然杀掉妻子,用妻子的头颅换来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因此法家提倡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3]
法家学派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它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的工具,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比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民为邦本”,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的存在是为君主服务的。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就是说,百姓对君主有什么用呢?作战的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说认为,君主应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民众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满意,君主才能继续做下去。法家却坚决反对这一点。韩非子在《显学》篇中说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意思是说,不懂得政治的人才会说要争取民心,如果要获得百姓的支持后才能施政,那么要政治家有什么用?人民都像无知的婴儿一样,政府要他们吃点小苦以谋求永久的大利,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竟然全然不能了解。如果治国的时候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那国家必然要陷入混乱。
儒家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的“恒产”,所以心态很平稳。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基础,那么他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会走上歪门邪道。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和“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意为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这是基于什么逻辑呢?商鞅在《算地》中说:
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商鞅在《赏刑》篇中还说: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要消灭民众中那些知识面广的、聪明的、有信义讲廉耻的、有礼乐修养的、喜欢结党的、追求名誉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获得富贵。
因此,儒家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法家却认为知礼义是没有必要的。商鞅认为中产阶级对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畏惧权力。
所以治国首先要让百姓穷下来,失去生存的基础,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所以“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治国的人如果能随便让穷人富起来,富人穷下来,那么证明这个国家有力量,有力量的国家才能称王。
儒家认为,要任用知识分子,选拔贤人去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些聪明人头脑太活跃,不容易统一指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求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知识这个东西虽然有用,但是副作用太大,因此只好割爱。“故遣贤去知,治之数也。”把贤能和有知识的人赶走,这是治理的必需。
那么,用什么人治民呢?
为了弱民,《商君书·去强》提出要“以奸民治”: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这个国家必乱。用奸恶之人去压制那些有良心的人,国家才能强。
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黑恶势力来统治民众,让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现状,这样民众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一提起性恶论者,大家都会想到霍布斯。因为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人对于人是狼。”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将人性恶推到极致的,正是法家。
秦晖先生说,如果你认真读霍布斯,你会发现,霍布斯的性恶论是有条件、有限定的,主要讲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霍布斯没有说过,熟人、亲人之间也相互是狼。
可是,韩非子却这样说过。
韩非子的原话是什么呢?“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意思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连你的老婆孩子都是在成天算计你。你宠爱某个妃子,但是你知道这个妃子怎么想吗?她正成天盼着你早死,因为她现在正在受宠,她的孩子有可能成为继承人。可是如果你再活几十年,她年老色衰,你就会移情别恋,她的孩子也被冷落了,所以她没事就琢磨着怎么给你下毒。妻子是这样,儿子也是这样。如果你立了一个太子,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吗?恰恰相反,他巴不得你早点死,他好早点接班。
这才是彻底的性恶论者。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样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就是指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所谓“术”,就是权术。韩非子说:“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皇帝出于算计,任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才给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就是相互算计的关系。君臣之间,“一日百战”,一天需要玩100次心眼,因此皇帝一定要精于权术。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势,一种恐怖气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秦国的民族性却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这一点古人早已指明,《淮南子·要略》谓“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所以才出现了商鞅之法。
[1]喻中:《法家的现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
[2]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4,第41页。
[3]法家只求实用,不讲原则。商鞅曾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有害国家的“六虱”。他说,只有杜绝了“六虱”,国家才能强盛。
秦国崛起的秘密
一
秦国是一个蛮夷化程度很深的国家。从西周时代起,中原的诸侯国就认为秦国是蛮夷之邦,认为它是异类,称之为“秦夷”,说它是“戎狄”。秦“辟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列国开会的时候都不叫上秦国。
确实,秦国在很多地方和中原诸侯国不一样。首先是它没文化,李斯所谓“士不产于秦”,荀子说秦国“无儒”,没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所以秦国的人才包括商鞅、韩非、李斯都是从外面招聘来的,没有本国培养出来的;其次,秦国不实行嫡长继承制,没有严格的宗法制,“择勇猛者而立之”(《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老百姓生活当中“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没啥文化的落后地方。
秦国的发展曲线是春秋列国中最为特别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史都是一个逐渐中原化的过程,比如楚国,虽然一开始也是蛮夷,但是后来不懈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成为一个礼乐之邦,文化非常发达,甚至变得比中原国家还讲究。
但是秦国的发展路线与楚国相反,秦国在一开始也曾经努力中原化,但是中间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掉了头。
秦穆公时,西戎的使者由余前来拜访,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
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尚且乱成一锅粥,你们西戎没有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由余笑着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必然骄奢淫逸,下层则以礼义的标准来要求上层,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分裂,造成内乱。而草原民族文化则不然。草原地区物质文化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他们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能吃苦,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
这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吞并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之后,秦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考古发现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原其他国家没有,但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却有。[1]
这种吸收是有意识的行为,是为了竞争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秦国百姓和游牧民族一样,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比,秦国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废止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前678年),殉葬者66人;秦穆公死时(前621年),殉葬者居然多达177人,创了历史之最。
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只求物质利益,不重精神价值。秦国文化的简单直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