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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秦始皇以前的中国(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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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我从前服侍先王时,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我身上,我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交欢,我尝到了甜头。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而感到愉悦呢?”

政治高层在外交场合聊起性来这样开放而直接,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二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国如鱼得水。

商鞅在秦国打击商业,“废逆旅”,废除旅店,禁止商人随便出行;“一山泽”,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以此谋生。[2]

民众什么都不能做,能做什么呢?只有两件事,耕与战。你或者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或者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一大半粮食充作军粮。

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战,怎么办?进监狱。商鞅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律,民众稍有违反,就割鼻断脚。《盐铁论》形容秦人的苦况说:“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国,杀人如斩草,用兵如弹丸,秦国人或者从军,或者运粮,死亡极众。

这样,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所有秦国人都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丝钉。[3]

这样一种体制当然会引起民间社会的反弹,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商鞅不仅烧了书,还规定,民众“不得议”国家的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除了“不得议”,商鞅还建立了互相监视的“告奸”制度。儒家主张“父为子隐”,而法家却鼓励亲人之间相互揭发,秦律甚至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妻子的财产可免遭抄没;丈夫告发妻子,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赏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自危,“构造怨仇而民相残”。因此商鞅说:“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这一套严酷的反人道的制度,在其他国家难以推行,但是在秦国却很快落地生根,良好运转。秦国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来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的新系统,很快获得了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的庞大兵源和巨额的军费。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说:

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

动员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进行高密度的残酷战争,秦国百姓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不过这一切的背后除了压力也有动力,因为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商君书·境内》中说: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个脑袋意味着一级爵位、一顷良田、九亩(当然,秦国的亩比今天的亩要小很多)宅基地、一个仆人,还有机会进入政府或军队中充当下级官吏。

法家的特点是说话算数,绝不含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你杀敌杀得多,真的可以平步青云,获得荣华富贵。

前有军功爵位为赏,后有严刑峻法为罚,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秦人只好“勇于公战”,“民闻战而相贺也”。整个社会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之中。“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商鞅建立的这种国家结构虽然在文化上落后,政治上残酷,但在军事上却有效。秦国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君一声令下,民众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

“正如野蛮的斯巴达人摧毁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后来亚历山大的帝国又否定了作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腊文明,秦国扫平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了秦国。”[4]原本默默无闻的秦国最终统一天下,证明了法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自边缘的周人创建了完整的“封建与天命”政治结构,同样起自边缘地区、充分吸收了草原文明的秦人,也创立了一个决定2000年文明基本结构的新制度。

[1]徐良高:《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2]为了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商鞅还明令“民无得擅徙”,这是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户籍制度”的起源之一。

[3]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这个理想在秦国真的实现了。

[4]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中国统一与欧洲分裂

一

百家争鸣当中,诸子百家一直在相互攻讦,而且骂得很厉害,比如孟子就攻击墨子的思想是“禽兽”思想。

但是百家在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大一统”。所有的学派都呼吁赶快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都认为天下没有共主是不正常的,这会让人心神不宁,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面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唯一的途径是统一天下。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墨子·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统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二贵”“夫妻持政”(《韩非子·扬权》)是祸乱的原因。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却纷纷反对统一。

希腊在历史上一直没能统一。希腊版图由无数个小小的碎片构成,那些林立的城邦在数世纪中一直动荡不安,这种形势和春秋战国十分相似。不过,希腊人对“统一”从来没有热衷过。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希腊的历史上出现过微弱的联合呼声,不过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统一却从未使他们动心。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时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划一”,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意味着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这正是希腊人反对政治统一的根本原因。

二

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思想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地理环境不同。

与中国的总体环境相似,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以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

中国的农业文明非常早熟,人口增长得也很快,新石器时代后期,各个文明区就已经开始了对土地、水源这些资源的争夺。

我们翻开司马迁厚厚的《史记》,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谁呢?就是黄帝。黄帝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从黄帝时期开始叙述的。

司马迁认为,自从神农发明了农业之后,人们才走出蒙昧。不过,由于天下没有共主,“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各个部落成天打仗,天下一片大乱,百姓生活动荡不安。

司马迁的这个说法是有考古学的依据的。考古发现,从史前的仰韶时代到邦国林立的龙山时代,战争连绵不绝,规模宏大。这一时期,先民墓地中无头墓、无尸墓、身首分离墓,以及身带刀伤、箭伤的尸体大量出现。大量的防御性城池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这其实就是《史记》开篇所说的“诸侯相侵伐”与“暴虐百姓”。这个时候,黄帝出现了,成为自己部落的领袖。

当时有一个很强大的部落叫炎帝部落,凭仗自己武力出众,欲征服其他部落。那些部落不服,都投靠到黄帝部落以求保护。于是黄帝整军备战,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俯首称臣,遂与黄帝组成炎黄部落联合体。

炎黄部落联合到一起后,实力更加强大,就开始征讨其他不服者。黄帝发现南方的九黎族桀骜不驯,于是联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这场战争发生在涿鹿之野。相传这场恶战规模巨大,惨烈异常,以致“流血百里”,“血流漂杵”,最后杀得“九隅无遗”。

纵观黄帝的一生,就是战斗和征服的一生。只要有不服从自己的部族,黄帝就要领兵征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一辈子都在领兵打仗。在两次大胜之后,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皋,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通过武力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后,黄帝仍然保持着一位征伐者的警惕,“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身边总是带着巨大的扈从部队,以保卫自己的安全。

战争的结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灭,更多的部落选择臣服。通过战争,黄帝把原来各自为政、混战累世的众部落变成了一个以黄帝部落为首的部落联合体。中华民族的雏形由此形成。

我们读《史记》的《五帝本纪》,能有些什么启发呢?

第一,黄帝是以统一华夏的丰功伟绩而被载入史册的,也就是说,他是秦始皇之前统一中华的第一人。他的最大成就是实现了统一。

第二,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心理,起源是非常早的。《五帝本纪》告诉我们,分裂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战争和痛苦,只有统一能带来和平与发展。

第三,《五帝本纪》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武力之下出政权的历史。《史记》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黄大战”。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职业军人”。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第一次统一”,和中国历史上以后的历次统一,都是靠武力完成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规律,从黄帝时期就已经确立了。

三

读到这儿,你也许会问,你说黄帝靠武力夺取资源和领地,难道那个时代不都是如此吗?那个时代,世界各地都存在原始部落,这些部落不都是靠战争慢慢联合起来的吗?

还真不是这样。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原始部落间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却没有演变出中国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诸侯相侵伐”的规模巨大的统一战争。他们之间偶尔发生战争,但是大部分时期是和平的。

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环境不同。希腊内部多山,崎岖的山路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希腊海岸线漫长,面对资源贫乏的困境,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或者兴起利润丰厚的航海贸易,而不是向山岭那边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

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令人绝望。

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的特点是资源有限,因此斗争都是内斗。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要激烈和持久,因为在封闭环境下,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

而在希腊,失败的一方会逃往海外,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专制关系。“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内陆文明难以追比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所以希腊人的思维逻辑和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人和人之间必须分出你大我小来,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腊人偏要出两个太阳给我们看。比如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雅典的政权结构更为复杂,由9名执政官轮流执政。

崇尚一元与崇尚多元,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

四

我们知识结构中的春秋时代是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春秋时代的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

可是,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与我们完全不同。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哀叹、抱怨和诅咒,说那是一个“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因为在分裂状态下,连绵不停的战争给普通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动荡的政治让上层社会也没有安全感。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希望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来取代周王朝的统治,以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

因此,中国的统一不是某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驱动下,春秋以降,诸国之间开始了长达五百余年的不间断战争。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地盘,吞并别的国家,以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

即使没有秦国,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无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也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当然,如果是其他国家比如楚国统一天下,中国文化的面貌与后来也许会相当不同。

影响深远的周秦之变

一

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它取代了存在时间长达近800年的周朝。这就是“周秦之变”。

我们一般用秦始皇统一六国,或者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来讲那段历史,用“周秦之变”这个说法的不多。

那么我为什么要用“周秦之变”呢?因为这四个字言简意赅:“周”是指封建分封制度,“秦”是指大一统郡县制度,“变”是指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性的不同。

到底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要讲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个故事。

伍子胥是楚国人,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据说比孔子大8岁。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国的国君楚平王给杀了,他为了报父亲的仇,跑到了楚国的敌国吴国,带领吴国的军队,把楚国给灭掉了。还把楚平王挖出来鞭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复仇故事。

伍子胥在中国文化里当然是正面形象,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人。我们看先秦的史籍,比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提到伍子胥时,都肯定他的光辉事迹,说他是“烈丈夫”。就连楚国后来的大诗人屈原也好几次写诗歌颂他,还表示“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要投入大海,去追随伍子胥的灵魂。

因为我们从小听惯了这个故事,所以习之不察,但是如果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很奇怪。因为按照今天的价值标准,这伍子胥分明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楚国人,父亲被楚平王杀了。那是因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不光不能反抗,还要继续为国效忠。结果他叛国投敌,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这显然是大逆不道,这伍子胥应该是“楚奸”啊!后世岳飞的情况就很类似,岳飞和长子岳云都被宋高宗杀死了,死得很冤枉。岳飞的另外三个儿子活下来了。这三个儿子如果和伍子胥一样,去投奔金朝,帮助金朝灭了宋朝,然后把宋高宗的坟挖了,鞭尸三百,大家会歌颂他们吗?

那么,为什么伍子胥这样一个大楚奸,在先秦会受到肯定呢?

这个故事鲜明地反映出,周秦之变之前,和周秦之变之后,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变了,评价标准也不一样了。

二

在周秦之变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

周代的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周王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他的亲人又在自己的小国之内,再进行层层分封。

这样分封的结果是,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王重要。郭店楚墓竹简上记载,“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思是说,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王,但不能为了国王不管父亲。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大意是说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在前线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生子,我如果战死了,我父亲就没人养了啊。孔子一听觉得这个人道德真高尚。

这个故事当然是把儒家观念推到了极致,有点夸张,不过也确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本质。儒家认为,血缘是至高无上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且给父亲报仇,是绝对正确的,别管对方是国君还是什么,因为“父高于君”。

秦晖先生说,这些故事说明先秦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提倡“父高于君”,正是为了阻止国家权力向家族内部延伸。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后世的观念,先秦人是没有这个矛盾的。

三

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从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

什么叫小共同体?就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帝王世纪》说,夏商之际,天下1800方国,那么按当时的总人口来看,每个方国平均人口不过1300人。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根据夏商之际古城址考古资料,推测当时的平均人口是1500人。周初天下也是一千多个方国,薛涌说:“一千多个国,大体都集中于狭小的中原地区,每国的人口平均也就是几千人。”[1]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因为各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不用往来。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对今天习惯了大共同体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其实,如果对比一下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日耳曼民族消灭了罗马帝国后,各地封建主关起门来过日子,中世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所有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可以自己生产,既种地打粮,也养牛养猪,还有人从事手工,当木匠或者铁匠。也就是说,关上大门与世隔绝也没有任何问题。庄园里的农奴和农民是不能随便离开庄园的。因此“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社会。农民们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跑出家乡十里地以外去;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若没有战争波及这里,它与外界就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当时英国布满大大小小这样的庄园”[2]。

周代社会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当时社会横向的结构是不连贯的,可以互不往来,或者很少往来。

纵向呢?当时社会上当然有等级结构,最上面是周天子,然后是诸侯,然后是卿,然后是士。虽然整齐有序,但是这种结构不像后来的官僚结构那样能“一竿子插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和中世纪欧洲一样,“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每个人只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不对上级的上级负责。

读春秋战国史料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不停地徒劳地游说各国的君主,却不去见最高领导?明明他们好几次路过周天子的领地,但就是不去朝见周天子。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周天子无权,诸侯有权,找他办不成事。可是有人也有疑惑,没权并不妨碍你去尊敬他、朝见他啊,孔子成天喊着要“尊王”,越是没权,你越应该尊重他啊。所以明治维新的时候,有的日本学者抓住这一点,说孔子不忠于周朝。

这其实就说明了后世的人对周制的不理解。在周制中,只有诸侯才需要效忠周天子,有朝见周天子的义务。孔子和孟子勉强只能算卿大夫一级,他们只需要对诸侯一级负责,轮不到他们对周天子负责。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齐国有一个权臣叫崔杼,他派手下去刺杀他的国君齐庄公。如果故事发生在秦代以后,崔杼这个手下的行为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任何人都是国君的臣子,但是春秋时代的人们并不这样想。齐庄公看到崔杼的部下,说求求你,不要杀掉我啊。崔杼的部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的臣子,我是崔杼的臣子,我只听崔杼的话,“不知二命”。你要有命令,请和崔杼说,和我说不着;我只忠于崔杼,所以必须杀掉你。秦晖先生分析说,崔杼的部下在国君面前能如此长篇大论、振振有词,说明这个道理是当时大家公认的:我们只对我们的上一级负责,再上一级,我们就不用管了。

四

我相信,大家能从前面几个故事中感觉到,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

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的实力来自自己领地内民众的效忠,而不是凭借上级领导的赏识。他们很在乎是否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制定措施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剥削和压迫必须有一定限度。

因此,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力也是很差的。上一级的命令只能到达自己的下一级,而无法穿透一层层的层级结构直接到达社会最底层。与此同时,小共同体社会的信息传递效率是很差的,周天子会了解诸侯国的一些大体情况,但很难掌握具体情况,至于诸侯国下面各个卿大夫领地的情况,他更是完全不了解。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收税,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汲取能力很有限。

因此,这种小共同体的结构显然不利于国家集权,也不利于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统一指挥来办大事。

五

所以周制的社会结构就像是大船中有一个又一个的隔水舱,虽然同处一条大船,但这些隔水舱彼此是相对独立的。周秦之变的内容,就是国家权力打破层层限制,把小隔水舱全部打通,把一个个小共同体连接成了一个大共同体。

首先,各国诸侯国不存在了,贵族阶层被整体消灭了,六国贵族活下来的都被迁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了。原来的封地全部变成郡县,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地方官治理的逻辑和世袭贵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唯皇帝之命是听,不在乎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对他们怎么看,因为他们是“流官”,干几年就走。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贯彻到社会最底层,想要收多少税,马上就能收上来;想要调动多少人修长城,马上就能调动起来,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秦朝和汉朝出现了许多“酷吏”。

接下来,秦始皇又对民间的家族制度动手:贵族虽然没有了,但是血缘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间组织形式,人们如果忠于家族,就会妨碍他忠于国家。儒家认为,孝子就是忠臣,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法家的逻辑完全相反,韩非子认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我们不要孝子,只要忠臣,因为孝子只重视他爹,不能尽忠国家。

所以秦代和汉代都鼓励老百姓分家,甚至强迫老百姓分家。规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就是说姓一个姓的不能住在一个地方,家里有两个成年男人就必须分成两家,父子或者兄弟俩不能住在同一个房间。这样做的目的当然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妇的个体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这样民众就原子化了,变成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

有人会疑惑,说分家,老百姓就会老老实实分家吗?说打散血缘纽带,就真的能打散吗?一个社会的传统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官方的命令在社会上不一定能真的执行。

但是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证明,秦汉三国时代还真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强有力的权力高压实现了基层社会原子化——秦简汉简中有很多证据。

秦晖先生着重研究了20世纪末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他发现在三国时代,长沙一带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极度分散。分散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村子如果有40户人家,那么,这40家至少包含20个姓氏。有一个姓氏在这一带共有70户,结果分散在70个村子里,每村只有一户。这显然是政府强迫原来的家族分家,把他们均匀地迁徙的结果,目的是彻底打散家族纽带。秦晖说,这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的程度已经达到显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怀疑是否有人为的‘不许族居’政策的结果”。[3]

我们知道,三国时代是世家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时期,然而在皇权能控制的直接区域,宗族仍然被打散得如此彻底,更何况在秦朝和汉初。

这还不是一个地方的偶然现象。秦晖先生考察了上至秦汉,下到唐宋,包括湖南(长沙一带)、湖北(江陵一带)、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阳一带)、河西走廊(张掖—敦煌一线)等地的历史资料,他发现,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乡村,没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的。这说明秦制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气。有人说,不对,我们南方的很多村子只有一个姓。这个基本都是宋代之后宗族复兴的结果。[4]

所以,在周秦之变后,小共同体社会变成了大共同体社会,导致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发生改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社会价值就从“父高于君”,变成了“君高于父”,人们要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家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里不能有其他,只能有君主的新准则,就是所谓的“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举国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后,中国人开始推崇另一种价值,叫“舍小家顾大家”,叫“大义灭亲”,叫“忠孝不能两全”。不管皇帝怎么对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岳飞的儿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国了。

那么这一切,包括建立一个高效严密的官僚体系,包括把血缘组织打散,有什么目的呢?显然是为了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这样,“2000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5]。

所以,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1]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随笔》,2008年第1期。

[2]郭俊岩:《中世纪西欧农民的日常活动与贫困化之探讨》,《台东师院学报》1988年第10期。

[3]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第12页。

[4]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

[5]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第149页。

孔子为什么经常梦到周公

一

周秦之变的第二个变化,是人际关系和人的道德水平的变化。

周制是一个小共同体时代,当时的封国并不大,也就几千人或几万人,里面再分封,每个人具体生活的小社会可能就几百人,就像今天一个大村子那样的规模。

这样的社会,诚信度往往比较高。为什么呢?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来考虑,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都“知根知底”。所有人都要长期地、反复地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人们当然不会选择一锤子买卖,而是会将“诚信”作为处世的基本原则。

这一点我很容易理解,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和城里相比,那时候的农村人情味非常浓厚。一个人去另一家串门儿,如果遇到饭点儿,可以自然地上炕一起吃饭。谁家园子里的豆角、黄瓜成熟了,也会很自然地送给旁边结得比较晚的邻居,大家从来不认为这需要客气。那时候我母亲在山村里做小学老师,是“吃国库粮”的,没有菜地,我家门口早上经常会收到一篮子新鲜蔬菜,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在这样的农村社会中,一个人“人性”好坏,也就是口碑怎么样,决定了他的地位和前途。而且农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谁辈分大,谁就可以坐到炕头,谁就有话语权。甚至直到今天,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不管在外面发了多少财,回到村子里,还是会露出淳厚的笑脸,见了长辈仍然要毕恭毕敬。

所谓小共同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大村庄,民风自然很淳朴。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

而变成了一个大共同体后,中国就从血缘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里,人和人之间都是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锤子买卖”。举个例子,开在小巷深处的小饭店的饭菜通常很可口,因为来吃的都是老主顾;但是火车站边上的饭店就差劲多了,因为来吃的都是流动人口。因此在陌生人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欺诈行为越来越多,甚至亲人之间也很冷漠。所以秦代建立之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种脉脉温情就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冷冰冰的社会。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意思是秦人分完了家,儿子到爹家借个锄头,当爹的都不愿意;母亲到儿子这儿拿个扫帚用,儿媳妇叉着腰就破口大骂。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头再讲讲儒家。

孔子是古今中外最为特殊的一个思想家。为什么这么说呢?

孔子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老子、墨子、韩非子,他们都各写了一本书。只有孔子一个字也没写过。《论语》不是他写的,是他的弟子们写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文笔不好,怕露怯吗?不是。因为他的主张就是全面回到过去,因此不需要创新。

西周之时,并没有“儒家”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所主张的,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是西周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是习以为常的具体生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被抛弃,这时才出现了儒家。儒家其实没有“学说”,它提倡的就是全面复古,恢复西周的一切。也因此,后世历代儒生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回到“三代”,说白了其实就是回到西周。

所以孔子说他“述而不作”。儒家已经有了系统化的经典,周代传下来“五经”,因此不需要他劳神再去写作。他需要做的,就是整理和传授而已。

所以,孔子并没有创新,他风尘仆仆到处游说,是希望当权者能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广收门徒,四处讲学,也是为让更多的人能传承“周公之道”,散播更多的文化火种。所以,儒家这一学派真正的始祖并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自己也说,周公就是他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他经常梦到周公。[1]所以汉代儒生坚持认为,儒门的宗主是周公,周公才是“先圣”,是开创者。孔子不过是“先师”,是传授者。[2]这个想法孔子如果得知,肯定会举双手赞同。

三

孔子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呢?主要是他非常反感春秋战国的时代变化,反感人心不古。

虽然孔子活着的时候,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但是随着各国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周秦之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中国的血缘社会正在崩溃的过程中,孔子对“巧言令色”“人心不古”“礼坏乐崩”“世风日下”这些“陌生人社会”的苗头非常敏感和痛心。薛涌说:“从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人的角度看,在这方面,孔子可以说是最早看到专制将腐蚀了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先知。”[3]

所以孔子不光主张文化上要回到过去,连政治结构也要全面回归小共同体时代,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到周初那个一千七百多个小国并立的状态。这就和老子的主张不谋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欢小国寡民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国,才能形成一个“熟人社会”,才能像一个大家庭,才能让“民德归厚”。

孔子反对社会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反对国家组织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对民众的压迫加重。

《礼记·檀弓》记载了一个故事——也许不是史实,但是很传神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气氛: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经过泰山脚下,见到一位妇人在新坟前哀哀恸哭。孔子停下了车,询问是怎么回事。妇人说:“我是在哭三个人。我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先后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很吃惊:“虎患如此严重,为什么你们不离开这个地方呢?”妇人说:“因为这里虽然有老虎,却没有严酷的政治剥削啊!”

孔子听罢,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严酷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猛!

这只老虎,就是越来越集权的国家。孔子虽然未见到商鞅变法,但是他经历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鲁国的“初税亩”。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四上》)

“初税亩”是国家增强税收能力的一种改革。孔子对这种社会变化的趋势非常敏感,明确表示反对。

四

面对“集权国家”这只新出现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想倒推历史的车轮,回到过去,消灭这只老虎;法家却主张前进,主张更快地推动历史的车轮,让这只老虎越来越凶猛。

那么,我们反观历史的发展,孔子的主张显然是脱离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小共同体社会进入大共同体社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央集权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秦王朝统一了度量衡,为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废除了封建等级制,让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平民从底层向上奋斗比以前容易多了。特别是终结了各国混战,天下大部分地区归复和平。这些都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后才结束了封建制,建立统一民族国家。而日本则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做到这几点。

王夫之因而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毁而选举行……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郡县制比封建制有很多优势,因此,它取代封建制,可以说是一种天意。

而且,儒学主张血缘关系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方案——这在小共同体时代也许可以实现,到大共同体阶段显然就不行了。所以现在新儒学认为儒学包治百病,甚至认为“21世纪就是儒家的世纪”,我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启发作用。

是的,中国社会早晚要走出血缘纽带,要走向大共同体,但是大共同体是否一定要采取秦国的方式?是否必然与小共同体不兼容?不见得。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体的传统一直很深。且不说希腊城邦是自治的,罗马帝国结构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是小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庭,能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自治城市,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这造成了西欧近代大共同体即集权国家和中国式中央集权的不同:欧洲集权国家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出现的,因此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因此,虽然现在的西方国家都是大共同体,但是它们都保留了很多自治传统。比如今天美国社会超过一半的公共事务是由民众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国人今天仍然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讨论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没有失去自治能力。当小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如果这种小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消解了。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因此君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正如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一样,“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社会因此沙漠化。事实证明,这不利于一种文明和一个社会持续保持活力。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可能通过“反向的周秦之变”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国寡民。但是,儒家反对权力过度扩张,强调家族自治,对我们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会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后来的大儒顾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来限制皇权,“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没有强大的宗族就没法立国。他说唐代“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唐代的君主虽然知道不能恢复封建制,但是还是保留了魏晋时再度发展起来的大家族制度,这样的话,天下苍黄之时,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虽然他对唐史的这种解读不见得正确,但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贯之的体现。

[1]《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2]汉代儒生并不把《论语》当成经典,只当成普通读物。

[3]薛涌:《学而时习之》,新星出版社,2007,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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