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欧洲与中国的交错(2 / 2)
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汉文帝病了,长了个疮,怎么也治不好,邓通就给汉文帝吸脓。汉文帝很感动,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过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很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1/3,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将其流放云南。沈万三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的情形。
这就造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秦始皇开创新制度之后,中国人还没有不依靠政治权力而能巨富的。
所以从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无例外都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寻租成功者”。“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政府上之地位,而干商贩之新事业。”[5]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这样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力。
《汉书·货殖传》载:
(西汉)成都罗裒赀至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罗裒大手笔行贿权贵,借他们的威势来经商,所以才能巨富。
王毓铨研究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发现,明代那些能赚大钱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资本而是封建特权和职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强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只有他们,如皇亲寿宁侯张鹤龄,才能‘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只有他们,如勋臣翊国公郭勋,才能‘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6]。清代也是这样。《红楼梦》中的薛蟠是清代“皇商”的典型代表,清代盐商无一不依靠政府给予的专卖权才能发财致富。
今天中国社会流行一句话,“经商要学胡雪岩”。高阳的《胡雪岩》也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
那么,胡雪岩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句话:官商勾结。在官场上找到了过硬的靠山,因此被称为“红顶商人”。
胡雪岩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龄是一只官场上的潜力股,因此投资于他,为此甚至不惜丢掉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收获了第一桶金。
后来,胡雪岩又看准时机,以精心的算计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借官场势力,成为天下首富。然而“红顶商人”毕竟只是权力和市场交媾的私生子。他成因为攀附权力,败也因为攀附权力,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胡雪岩破产之后下场是很惨的,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绝望中痛苦地死去。
四
中国商人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很少有国家如同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方面进行公开性的歧视。即使同样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因为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商人地位也与中国不同。
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说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的巨大,本来能自然地产生规模巨大的民营企业,但是由于政府的刻意打压,导致这样的企业无法出现:“从财源上看,中国本来有希望出现新的事业,但是力量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课税过重,吞噬民营事业以为国家垄断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样一来,个人和集团的自发热情完全被政府熄灭,阻止和妨碍了创建高效率的强大企业。”[7]
日本的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阶层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纵,只是因为封建体制下集权不够,统治者无力控制商人,甚至经常被商人控制。所以和欧洲一样,日本也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这种在中国完全不可想象的情景。因此,在诸侯割据的时代,因为政治权力的松散,日本传统商品经济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愿意扩大投资,更容易影响诸侯的政治决策。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实现顺利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也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生长基础。“把日本的商人,特别是富裕农民与中国比较时,他们比由政府征收企业和课以重税的中国商人、农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其结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农民今天所谓的企业精神。他们肯于为产业和商业进行长期投资,反之中国商人和农民则醉心于通过高利贷和单纯的商业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润,同时大多把剩余利润用来购买土地,认为这才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8]
这一点和欧洲很像,政府权力的涣散是欧洲商业精神生长的前提条件之一。赖肖尔说,欧洲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培养了高度的企业精神,让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所以他说,“欧洲和日本一样,是从多样性的封建体制和充分发展的社会结构的母胎中诞生的”,“在促进日本迅速近代化的诸因素中,有许多因素恐怕也是欧洲近代化的重要因素”。[9]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2页。
[2]《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第10页。
[3]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108页。
[4]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77,第14页。
[5]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第90页。
[6]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上),中华书局,2005,第609页。
[7]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41页。
[8]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41页。
[9]同上书,第43页。
中国历史上的官营传统
一
在中国历史上,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除了文化上的贱商因素外,还有官营工商业的传统。
早在周代,中国就实行“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手工业和商业要国家来经营。当时的政府建立了大量手工业作坊,并设“工官”管理。工匠的吃住由政府提供,所谓“官廪之”。要按政府的要求生产各种东西,“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礼记·月令》)。制造出来的东西上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质量有问题,就要治罪(后世明代的城砖,上面也刻着工匠的名字,目的与此相同)。至于商人,“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官府有专门的官商负责采买等事。
当然,关于周代的这些制度描述过于规整细致,显然是经过了后世的加工,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是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政治家们就不断论述通过国家垄断经济控制民众的意义。管仲除了“利出一孔”理论外,还提出了“官山海”的思路,即由国家来垄断和经营自然资源(“山海之利”)开发的理论。他开创了盐铁专营制度,目的一是“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即通过垄断堵塞民众致富之途,以控制国民经济。因此他规定,所有食盐都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定价销售,即“官收、官运、官销”。据说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
汉代初期,一度奉行黄老无为之治,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制。结果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经济迅速恢复,全国形成关中、巴蜀两大商业城市群,成长出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著名的是“五都”,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或经商,或开矿,家业万贯,实力相当雄厚。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说:“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就是说,富商大贾有的大量役使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囤积居奇;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这一时期,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年……”[1]。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生成和扩展,似乎预示着市场规律会不断冲破各地和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从而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2]
然而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却令政府非常紧张。《盐铁论》中这样描述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对政权的威胁:
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定以恤下,是以齐国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王权削弱、公卿大夫力量增强的局面,是因为公卿大夫掌握了“山泽之利”,开矿煮盐使他们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独霸一方,架空了王权。如果听任民营经济发展,大商人的势力足以纠集大量民众,就会挑战官府权威。特别是开采矿藏的地点,往往都是高山大谷之中,在这些政府监控不到的地方,如果聚集数万人,将严重威胁政权稳定。因此他们建议中央直接掌握社会的经济命脉,以防不测事件发生。
所以汉武帝为了更好地控制社会,再一次实行大规模“铁盐官营”政策,将原由豪富占有的矿山和产盐滩灶收归国家,由官府直接组织盐业和铁器的产供销。[3]当然,官营的另一个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垄断性的官营企业在汉代大量出现。
也因此,官营企业的弊端在汉代就已经显露无遗。
我们先来看铁器。据当时的历史资料,铁器官营在汉代覆盖得非常普遍。这一方面对私营冶炼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打断了冶铁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也给民众生产带来极大不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品设计不合理。“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官僚主义的解决办法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因为如果官营工商业的利益不能直接进官员的口袋,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优化产品。事实也正是这样,汉代的官营生产,为了自己方便而不是百姓方便,不考虑百姓各地需要的多样化,产品统一规格,全国各地用一个模子生产,“多为大器”,又大又笨重。
第二,官府生产的东西质量差。因为工人,也就是“卒徒”,缺乏责任心,为了节省时间,常常不按规范操作,只顾赶时间凑数量,所产“多苦恶”,质量严重下降,“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割草都割不动,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第三,官营的商店,好坏不能挑选,拿给你什么就是什么。更可气的是有时候走半天山路进城,还经常碰上“关板了”,或者虽然营业,但销售人员开小差,常常找不到人,“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
第四,因为官产铁器质量差,价格高,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贫民或木耕手耨”。然而一旦官铁滞销,政府就强卖强买,强迫摊派,《汉书·食货志》记载:“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这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
除了工业官营,汉代商业也有一部分是官营的。这就是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制度”。汉武帝在长安设了一所“国立贸易局”,网罗天下货物,“贱则买,贵则卖”,叫作“平准”。大体而言,就是凭借强大的国家资本,介入商品的流通买卖,既要打击富商囤积居奇,以稳定物价,“万物不得腾跃”,又要赚取差价发大财。
政策一出,官员权贵纷纷自告奋勇来为国家服务,为朝廷敛财。他们跑到街上,“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不惜自降身份来当商人,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财力,与民争利。结果“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物价越来越高。本想缩小两极分化,但结果反而是权力与经济相结合,官吏利用手中权力经商致富,促使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4]再好的初衷,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最终得益的总是官僚权贵,受损的总是老百姓。
二
至于盐业官营,也存在很多弊端,最主要的是生产、销售成本都迅速上升,盐价迅速上涨,老百姓吃不起盐,“土梗淡食”,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土和草梗,或者干脆不放盐。
关于汉代盐业经营的弊端,留下的具体记载不多,最透彻的讨论发生在唐代。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韩愈与户部侍郎张平叔争论食盐到底是由民间自由销售好,还是由官营好。韩愈说,首先,民间自由销售好处很多,不论多么穷乡僻壤,只要有需求,商贩就可以送盐上门。而官营服务不可能这么到位,偏远山村没法买到盐。“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官府的吏役是“公家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干部”,即使他们“送盐下乡”,去“送温暖”,结果也势必给百姓增加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吏役“到村之后,必索百姓供应,所利至少,为弊则多”。到了乡里,一定要乡干部招待,大吃大喝,临走还要拿上各种土特产。这些费用,乡干部最后还是要摊派到百姓头上。
其次,商人经营方式灵活,农民随便拿什么都能换到盐。韩愈解释说:“所在百姓,贫多富少,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赊贷升斗,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州县人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及头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粜。”
因为民间商品经济不发达,百姓手中现钱很少,所以习惯用农产品换盐。商人什么东西都要,杂物及米谷等都能换盐,还可以赊销,百姓非常方便。而官府卖盐,经办的吏役就没有这样体贴民情,他们“利不关己,罪则加身”,只收现钱,百姓不敢赊销。这样,很多百姓就吃不上盐了。
最后,凡事一经官府介入,就肯定要设定目标,建立考核,在极端情况下,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强迫百姓购买。“若据口给盐,依时征价,办与不办,并须纳钱。”不管你买不买盐,都得按人口交钱。交不上的话,就动用政府强力抓人,“官吏畏罪,必用威刑……百姓转致流散”。百姓无钱还债,只有逃亡一条路。[5]
从汉代到唐代的史料证明,官营工商业垄断相对于民营自然经济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傅筑夫说,正因如此,盐铁官营阻断了中国民营工商业健康发展之路:“(国家)经营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这些工业,而是借以剥削消费者,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达到重本抑末(即工商)的目的。这样一来,最有大量发展可能的工业部门被政府垄断,则一般商品经济自然就难以发展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武帝的盐铁官营等政策,严重打击了“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间工商业,不过政府确实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因此,汉武帝的做法对后世中国社会历史起到了示范作用,以后历朝此类政策一再重复实施。“从而对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创生并沿存下来一种非常有效的束缚和制约机制。”[6]
三
汉代以后,各个朝代通常都很重视官营经济,官营工商业在很多朝代都保持着庞大的规模。在北朝,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被编为伎作户。在东晋和南朝也有大量官营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北宋设有很多专门的政府部门,比如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来管理官营手工业。其中军器监分东西作坊,下属51作,拥有工匠7900多人。少府监分文思院、线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5个部门,其中仅文思院就领有42作,工匠之多,可以想见。[7]
当然,宋代仍然是整个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在官营企业保持巨大规模的同时,民营经济也非常活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400万贯,此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虽然民营经济为国家财政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政治家仍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持负面的看法。比如王安石就这样批评民营经济的发展:“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那些出身贫贱的商人都能操纵市场,获得垄断利润,让无数百姓来给他们服务,从而满足自己的无穷欲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甚至比皇帝还要排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主要的是,财富大量掌握在民间,而政府却没有钱花,这更让手握权力的官员们心理不平衡。
因此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自然又一次瞄上了民间财富,打着“抑兼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号,向民间的“大农”“富工”与“豪贾”等大的土地经营者和工商户开刀,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他设置专门机构“市易务”,建立官营商业,希望由国家垄断巨额商业利润。然而“市易法”和王安石的其他新法一样,在执行中很快变形走样。主持市易务的官员吕嘉问一心追求政绩,尽量创收,商人只要出入城门,一二顶头巾、十数把木梳、五七尺衣布,无不须先交税金。官营商业动用一切手段打击敢于和市易务争抢买卖的市井商人,小则鞭笞,大则收监。
市易务虽然剥夺了大商人的垄断权利,却建立起官府的垄断经营,在朝廷资本的支撑下,很快演变为最大的垄断商,垄断一切市场,以至连水果芝麻梳朴之类的小商品也不放过,“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也”。
这些严重损害了中小商人的利益。市易务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汴梁市场日益萧条,商户零落,过往商旅都不敢进入都城,“竞由都城外过河”,远远地绕行而去。
这些情景在汉代已经发生过,在宋代又一次完整重复。
王安石青苗法的本质也是由国家垄断贷款市场,打击民间的高利贷。初衷虽好,但是由官僚体系凭权力推行,结果自然是官员强行摊派贷款。富户不愿借贷,当地官府便结罪申报,加害于人;贫穷百姓还不上贷款只好卖田卖地,以致民不聊生。
王安石变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只局限于“富国”,而不是“利民”。政府通过青苗法“岁收息三百万贯”;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据说通过变法获得的财富“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但核诸史实,这种累千巨万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对民间财富的剥夺,民众利益受到很大损害。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传统史家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之后的北宋当政者,分为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两种势力陷入长期而激烈的党争。著名的“奸相”蔡京,是继承王安石衣钵的著名新党人物。他最初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当政以后也效法王安石,继续通过搜刮民间财富的方式支撑朝廷财政运转,为此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为了满足皇帝的欲望,他又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这些举措毫无疑问加速了北宋的灭亡。[8]
因此,韦森总结说,自西汉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沿着一个封闭的圈子遵循:新王朝建立,减轻税负,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恢复和发展,出现繁荣。到了这个阶段,朝廷就害怕了,往往就要强制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以“重本抑末”,导致工商业发展受到打击,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受到制约,财政也陷入困难,只好加重对农民的聚敛,于是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
[1]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第198页。
[2]参考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两千多年中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文集》,2007。
[3]根据出土的汉代封泥中记载的盐官、铁官情况,西汉时期的盐铁官营政策覆盖了全国各地。
[4]冯渝杰:《公私产权制视野下的西汉盐铁专卖之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5]参见汪圣铎《重读韩愈的〈论变盐法事宜状〉》。
[6]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两千多年中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
[7]王海明:《试论中国古代工商业及其经济权力官有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8]无论如何,宋代还是中国商品经济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的改革虽然本质上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毕竟进行了认真的顶层设计。到了明代,中国社会治理出现重大倒退,皇帝们不愿意动脑筋设计王安石这样复杂的制度。他们的方法更为简单,就是只开办官营工业,但是不付工资。具体做法是通过户籍制度,专门设立匠籍,工匠这个职业代代世袭,每年都要无偿地为官营工业服役,一分工资不出。明初全国名列匠籍的工匠近30万,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明初匠户分为坐匠和轮班匠两种。坐匠每年要为官府免费服役120天,并须连家带小迁至工场所在地。轮班匠则每三年服役90天,“从服役时间看,只有住坐匠的四分之一,但他们须奔波往返,荒废时日,对自营事业冲击极大。他们完全是无偿劳动,往来须自筹旅费,在服役期间也不给报酬,要自带薪粮。往往两年的自营,只是弥补当班年的亏空。实际上,它比住坐制度,扰民害民更甚,而工匠的失班、逃亡,也更为剧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第119页)。这种情况到明代中期才结束。
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自治城市
一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古希腊的“理想城市”进行了描述。他说,城市内部设计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卫生。事实上,古希腊城市中也确实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体育场和疗养设施。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建筑师希波丹姆斯的设计思想强调与自然协调,城市的边界以山或者海为界,城墙的形状是不规则的,目的是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不受破坏。[1]
而中国城市的建设原则是“整齐”。《周礼·考工记》这样描述理想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2]特点是方方正正,棋盘式布局,突出政治需要,“非令壮丽,无以重威”。高大的城楼和宫室,是为了突出政治上的威严和压制。
同样,到了中世纪后期,西方城市精神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原则仍然有着极大反差。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基本都是经济原因自发形成的,是“无规划城市”,中国古代的所有城市却都是政治性的,是“规划城市”,作为首都、省级、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出现。在唐朝,中央政府明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在州县政府所在地之外,不许出现自由集市,因此也不会产生经济性城镇。而西方中世纪的城墙大都是市民自己集资建造的,中国城墙则是国家以征发劳役的方式建造的。和上古时一样,中世纪欧洲城市多呈不规则的形状,而中国城市布局一直都是正南正北,四四方方,处处体现规矩意识。
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精神是“自由”,而中国古代城市精神是“控制”。宋代以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目的是对城市居民进行严格的束缚,便于管理。因此,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的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的。长安城内分成了100多个里坊,每个一里以上见方的街区都用高大的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一个小城,只在四方开4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的城市之内只有两个市场。炒个菜炒到一半,发现没盐了,你没有选择,只能到东西两市去买。假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的丰安坊,那么距离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走上整整6里地,来回就是12里,才能买到一包盐。而且出门前你还得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12点到太阳落山前7刻才营业。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为什么太阳已经很高,还在市场外面待着不进市场呢?因为还没到中午,没有开门。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还实行夜禁,也就是宵禁制度。每天黄昏,街鼓响起,每个里坊的四门都要关起,禁止人们出入,“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长安各条大街上人声绝迹,直到第二天黎明,坊门才可打开。夜禁期间,城中禁军整夜在城内巡逻,捉拿违反夜禁的人。要是天已经晚了,你外出办事还没赶回家,怎么办呢?只能随便找个犄角旮旯蹲一宿。如《太平广记》中有一段描写,“(张无是)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只能跑到桥下面蜷缩着忍了一夜。
夜禁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周礼》中即已有记载。《周礼·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专门负责夜禁事宜。
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直到宋代,才出现大规模“破墙开店”的情况,导致城市商业功能发展。但是之后的朝代也常会出现整治“开墙打洞”等情况,里坊制实际上到清末才算彻底废除。
因此,中国的城市的意义与西方完全不同。马克斯·韦伯(M ax Weber)指出:“在统一的共同体意义上,西方世界之外不存在城市。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明显特征是具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自治的行政。在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参与选择行政官员的意义上,个人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西方之外没有城市。”
二
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原则从来都不是放任,而是控制。这一点在朱元璋设计的明代制度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为了大明王朝的永远稳定,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让社会固化的措施。
大明王朝实行严格的职业世袭制,在把人口分门别类后,朱元璋又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周密的户口制度。全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国家机器清楚掌握。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每10年进行一次户口信息更新。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你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朱元璋就从全国各地调集专家学者到南京,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为天下每一阶层的人制定生活准则。当时制定了诸如《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一是规定了全国百姓如何穿衣。朱元璋对上自天子、亲王、文武百官,下至老百姓的衣服样式,都做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从样式、颜色、花纹、料子,到衣袖的长度、开衩的高度,几乎无所不包。
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
洪武三年(1370年),他规定老百姓不许戴“四带巾”,要用“四方平定巾”。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4种衣料。而商贾则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农民家里有一人做生意的,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还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搞农业的则绝对不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民间有人违禁,做靴子时绣了花纹,皇帝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唯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
二是规定了全国各级别人士的居住面积。皇帝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可以住七间、九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可以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可以三间、七架。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老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不许饰彩色。
三是又对其他一些生活细节做了规定。比如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公侯级,一品、二品级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酒壶。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其中最有意思的规定,是对妇女们发型的严格要求。洪武五年(1372年),皇帝下令,民间没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钗”,而丫鬟们“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丫鬟“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今天的读者看到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却像一个严厉而认真的中学校长,花这么多心思管理百姓穿衣戴帽,也许会感到可笑和不解。然而在朱元璋看来,这却是无比严肃的事。他认为这绝不是为了一己的兴趣,而是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因为透过衣服、皮靴等日常生活细节,也可以看到“顺民”与“乱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把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抓,他认为,只有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
三
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民营经济受到官营经济的挤压,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内部也存在着等级制度。
如前所述,欧洲自由城市内,所有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工人和店主之间也没有尊卑之分。“在工人即所谓帮工与行东之间,除了由于在财产或地位方面的小小的并且常常是暂时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差别以外,再无其他的差别,两者都受过相同的职业训练。工人在与他的行东的女儿结婚的那一天,以及在他聚集了自行开业所必需的小量资本的任何时候,他就可以成为行东。帮工可以自由地从事工作;他仅仅受一个具有一定期限的契约的约束。”[3]
而中国城镇民营工商行业,师傅与学徒、主人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等级森严。明清时代法律规定,“雇工人”不是“凡人”,也就是说,他们在法律上不是自由人,他与雇主是“主仆名分”。雇主可以任意处罚雇工,雇工必须遵守雇主的家法,即使受虐待也没有告发的权利。《大明律》规定,雇主殴打雇工,只要不出现骨折以上的重伤就不追究:“若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而雇工如果骂一句雇主,都要判刑:“若雇工人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4]
西方中世纪城市中的学徒,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的法律地位。13世纪的《巴黎羊毛织工行会章程》规定:“对于学徒他(匠师)应该供应适当膳食,像对上等人的儿子一样,并应给予衣屣。倘使他不遵照办理,学徒可以另找匠师。”[5]
在传统中国,学徒除了学习技艺外,更要为师傅干一些家务活,动不动就受打骂,等同于一个仆人。俗语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还出现了“学三年,帮一年”的规矩,其实这就是变相延长学徒期限。吃饭的时候要给师傅师母盛饭,要等到师傅师母吃完的时候才能吃。
因此,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工商业与欧洲自治城市的工商业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结构。虽然明朝后期因为政治腐败、朝纲废弛,国家不自觉地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约束,导致明后期经济急剧繁荣,江南一些城镇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但是手工工场与资本主义并非同义词。中国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产权保护的不力、过高的交易成本(如赋税太高,官僚体系通过腐败汲取过甚等)、法治的不完善,都是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仅有“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并不足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这些早在中国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李伯重说,中国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出现这一说法,是一些中国学者基于“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对西方的比附。[6]
[1]黎丽:《中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演进及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3。
[2]周代城市要求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天子王城方九里,诸侯的国都方七里,侯伯的城方五里,子男的城方三里;王城城墙高七丈,诸侯的五丈,大夫的三丈。
[3]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16页。
[4]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第136页。
[6]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统一国家和全球化的开始
一
前几章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在西方,商业发展能导致自治城市的出现,而中国却不可能。
自治城市的出现非常重要,它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它助推了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出现。
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历史发展开始重复中国的历程,只不过时间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中国在公元前1000多年就建立起了完备的封建制,而欧洲直到公元后几百年才建立起来。欧洲的封建制和中国周代一样,实行层层分封,大领主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小领主,小领主再将封地分封给更小的领主,最后分封到骑士。封臣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完整的权力,领主干涉不了。欧洲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如周代那样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除非国王本身拥有非常强大的武力,否则基本拿贵族们没办法。比如12世纪的法国,国王的权力仅限于“法兰西岛”的一小块地方、自己的封臣们,安茹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也就是英王)、布列塔尼亚公爵、勃艮第公爵根本没拿国王当回事。[1]这些情景,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八佾舞于庭”“三家分晋”之类的僭越乱象相同,国王们也只能徒唤奈何。
因此在中世纪,民众只知有领主,不知有国家,没有对国家产生归属感,没有所谓的“民族情感”之类的特殊情感。[2]传统国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只有边陲而无边界。这些也与中国春秋时代类似。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由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大一统国家。而欧洲是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开始建设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
中世纪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出现,国王们发现他们有办法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了,那就是向财力雄厚的自治城市中的商人借钱买武器,打服手底下这些贵族。
然而欧洲的商人见到国王,可不是叩头如捣蒜,双手奉上金钱,他们是要谈条件的。国王借钱也和普通人一样,需要担保和抵押。其中王冠是最为理想的抵押品,因为体积小、价值高。“134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及其妻子许多王冠中的5个,在布鲁日、安特卫普、特里尔和科隆之间流传。1418年,饰有珠宝的四个大花饰被从法国国王的王冠上拆卸下来,抵押给巴黎和意大利的一群金融家,以换取73000李特尔的贷款。”不但王冠会被抵押出去,甚至国王本人或他的大臣也会被作为抵押贷款的人质。如果你还不上钱,那么就要被软禁起来。“1294年,巴伐利亚的三位维特尔斯巴赫公爵因为欠债而被扣押在雷根斯堡。在尼德兰战争期间,英王爱德华三世不得不多次把他主要的高级教师和权贵抵押出去,1340~1341年,德比伯爵和北安普敦伯爵作为爱德华债务人的人质,在马林和卢万被扣押了几个月。”[3]
国王们肯如此卑躬屈膝,是因为能从中得到巨大好处。能借到钱就意味着能打胜仗。随着战争的胜利,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最终变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元首。比如在西班牙的统一过程中,自治城市对国王的资助就很重要。“西班牙君主曾与城市结盟,联合对付桀骜不驯的大贵族。”[4]“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5]
除了借钱,自治城市还在其他很多方面给了国王有力的支持。在庄园里只有农奴和工匠,而自治城市里却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6]
自治城市愿意资助国王,是因为贵族是国王和商人共同的敌人。有支持自然有回报,国王对商人的回报是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7]。
因此,统一民族国家出现后,除了君主之外,商人阶层是最大的受益者。
民族国家内部市场统一,重重贸易障碍被破除,为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扫清了障碍。因此,由分散的封建制转变为民族国家,是欧洲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正是在转变为统一民族国家之后,欧洲国家才能集全国之力,做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大事。比如资助海外冒险事业,支持海外扩张。西班牙在完成统一之后第二年就资助哥伦布出海,这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这些强大而新兴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地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航海冒险家。”[8]
因此,铁器的普及导致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促进了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出现。同理,中世纪技术革命导致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欧洲各国集权的民族国家出现。
但是和中国由秦国以郡县制统一结束封建制这单一的方式不同,欧洲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了多种道路,出现了西班牙式的极端专制、法国式的集权专制、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和荷兰式的松散联邦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经过长期竞争,最终英国式的国家体制获得压倒式优势,并决定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这是经济发展和自治城市的第一个影响。
二
自治城市的另一个影响是触发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刚刚讲过,民族国家出现后,对海外冒险事业进行了更有力的资助。在西班牙刚刚完成统一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在向各国君主兜售他的全球探险计划无果后,来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女王独具慧眼,慷慨解囊,结果第二年,也即1493年,哥伦布远航发现新大陆,宣布了全球化的开始,也开启了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的序幕。这一系列时间上的紧密相连,并非偶然。
全球化对后来历史的重大影响我们在这里不必详述。在当时,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个影响是宣告了陆地帝国时代的终结和海上帝国时代的到来。在此之前,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帝国无一例外都是陆上帝国,比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帝国都是海上帝国,第一个海上帝国是西班牙帝国。
不过,虽然西班牙是海上帝国,但是它的征服方式和以前的陆上帝国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人组织起一支支军队,举着十字架,拿着枪炮,来新大陆寻找传说中的遍地黄金。
女王一次偶然的资助给西班牙带来了滚滚钱财。不过,这些财富都是通过暴力得来的。西班牙人一开始是直接抢掠印第安人的金银,然后是通过开采金银矿或建立种植园,强迫当地人和奴隶劳动。印第安人和奴隶在繁重的劳动压力下大批死亡。战争的屠杀、残酷的剥削,加上天花、麻疹这些欧洲常见的传染病,使印第安人成千上万地死亡,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曾经急剧减少了90%。
不管怎么样,“甘蔗生产与黑奴贸易、贵金属掠夺一起成为十六世纪中西班牙的巨大财富”[9]。特别是随着众多银矿的发现,滚滚白银流入西班牙。1580年,西班牙帝国吞并了葡萄牙,葡萄牙的东方帝国、非洲殖民地和巴西也同属西班牙所有,西班牙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事实上,“日不落帝国”这个词源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一句得意扬扬的话:“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三
西班牙帝国的成功引发了欧洲各国的眼红,不过欧洲其他国家无法组织起西班牙那样强大的暴力征服力量。
在当时的欧洲各国中,西班牙的政体是最专制的。西班牙位于欧洲大陆和非洲的路口,历来外敌入侵频繁,特别是阿拉伯人入侵,也经历了8个世纪的对阿拉伯人的“再征服”,形成了对军事强权的崇尚。因此,西班牙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是极端专制型的(当然我们说极端是指欧洲内部的对比,而不是说和亚洲或美洲的一些政体对比)。虽然在统一过程中得到了自治城市的大力帮助,但西班牙统一之后不久,就蛮不讲理地取消了境内众多城市的自治权,并镇压了11个自治城市的联合起义,在各地建立起了牢固的专制统治。[10]这种局面是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自治城市希望通过统一王权来抵抗贵族,从而获得国内统一市场的梦想也破灭了。
“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11]整个国家都崇拜地位和权威,一切是权力和暴力说了算,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很难建立起与西班牙相竞争的海上暴力力量。
这些其他国家只好另辟蹊径。西班牙在统一后摧毁了自己境内的自治城市,而荷兰和英国却把自治城市从陆上扩展到了海上,建立了两个移动的自治城邦——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希望用商业的力量而不是军事的力量来征服世界其他地区。
这两个著名公司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后来的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就由这两个公司主宰。
[1]同时,和中国先秦时封建关系比较整饬不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关系有点乱。比如亨利二世既是英格兰国王(1154~1189年在位),也是法国的诺曼底公爵(1150年起)、安茹伯爵(1151年起)和阿基坦公爵(1152年起)。哈布斯堡家族巅峰时期则领有德意志、意大利、尼德兰(荷兰)的封地。很多土地,今天归这个领主,明天归那个,国家的所谓疆界也是经常在变动中。德意志民族在中世纪干脆就长期不统一。因此,中世纪的国家和今天所说的国家不同,是一个组织松散、定义模糊且不稳定的实体。
[2]岳蓉:《“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3]梁发芾:《征税的中国皇帝与借债的欧洲国王》,《新快报》2011年8月15日。
[4]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3页。
[6]同上。
[7]同上。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4页。
[9]M.博德:《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1986。
[10]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2页。
“公司式殖民”的出现
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出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海上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让各国商人眼红。1599年9月,80名伦敦商人聚集在英国市政厅,希望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他们东方贸易的特许权。第二年,也就是1600年,“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成立了。英国商人集资3万英镑,出海远航。
三年后,在海峡对岸,荷兰人成立了又一个东印度公司(VOC),也想在海上贸易中分一杯羹,直接和英国人展开竞争。
西班牙的征服依靠的是军事力量,而荷兰和英国则依靠的是政治智慧:当时,荷兰和英国在欧洲自治城市中都是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这两个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及组织结构,都从自治城市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第一,自治城市需要向贵族购买某一固定地域的自治权,而两个东印度公司也向议会或者国王购买某一领域的自由经营权。荷兰国家议会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拥有贸易垄断权。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是一开始就向国王购买了东印度21年的贸易垄断权,之后又不断付钱续约,其签约付款的方式与自治城市完全一样。
自治城市可以自己立法,可以组织军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决定如何收税。而两个东印度公司同样如此,它们都从国王和议会那里获得特许,有权组建军队、占有土地、铸造货币、拥有法庭,因此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也就成了两个移动的海上城邦:它可以发动战争、签订协议,甚至建立自己独有的法律及征税体系。
更为相似的是,两个公司都由众多“自由人”组成,并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政府”。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面临着筹集资金和分散风险两大问题。因为当时组建一支船队到东印度群岛需要巨额的金钱,不仅航程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还会遭遇风暴、海盗等重重风险。
以前这类远航通常都是国王和贵族主导,只由少数人出资,与平民无关。英国的国土和国力都是荷兰的几倍,所以英国大商人一下子集资3万英镑。荷兰没有强有力的国王和巨富商人,于是荷兰人脑筋急转弯,进行了一个制度创新,面向荷兰的所有市民公开发行股票,不论你是船夫还是小贩,只要你有一点钱,都可以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分享它的收益。
这个制度创新非常有吸引力。第一,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风险很小。这些投资者仅仅以自己的投资为限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公司最后赔了多少,你投了10荷兰盾,那么最后你最多损失10荷兰盾,不会有债主无休无止来找你。这就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不安感。
第二,股东实行无记名制,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股东只管投资,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权交给董事会,怎么运营是职业经理人的事。正如同在自治城市,市民只需负责投票,管理城市是专业人士的事。
第三,正如自治城市市民可以自由进入,也可以自由离开一样,人们可以随时自愿成为股份公司的股东,也可以随时自由离开。因为荷兰人配合股份公司,又搞了一个制度创新。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
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诞生了。事实证明,这个创意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一出现,就受到热烈追捧。无数商人、水手、技工,甚至女仆,都跑来买股份,其中阿姆斯特丹的居民认购了其中的57%,认购者多达1143人,东印度公司首期就募集到650万荷兰盾,远远超过其他由国王和贵族出资的远洋公司。[1]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出航了。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帝国西班牙用鄙夷的态度看着这个似乎不自量力的挑战者。但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短短5年时间里,它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这个数量超过了当时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数量的总和,让西班牙人目瞪口呆。[2]
凭借股份公司的优势,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崛起。到了1669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拥有超过150艘武装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与1万名士兵,他们如同一个国家一样,在海上攻城略地,先后战胜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从他们手里夺得马来群岛、孟加拉国、马六甲、泰国,在中国广东、印度马拉巴海岸和科罗曼德海岸、日本设立商行。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之上。[3]166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股息高达40%。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4]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它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二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听起来很简单,事实上很不简单。它的背后,反映出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几千人几万人敢于把自己的钱投给一个与自己完全没有私人关系的组织,并且信任这个组织,相信董事会会尽心尽力地营运好这些钱,并且赚了钱后会公平地分给自己,这并不是哪个国家都能做到的。
为什么这个发明发生在小小的荷兰,而不是有着悠久经商传统的阿拉伯,不是有着众多商帮的中国,也不是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帝国西班牙?
因为荷兰和这些国家不同,荷兰是当时欧洲自治城市最发达的国家。一想到荷兰,我们往往会想到“低地”。是的,800年以前,这里还到处是湿地和湖泊,不适合人类居住。不过,位于海边的荷兰的地理条件特别有利于航海,大部分荷兰人选择从事海上贸易,大量的自治城市在荷兰建立起来。欧洲大多数城市的惯例是农奴在城市住上1年零1天就可以成为市民,而在荷兰的城市,农奴只要住上40天就可以成为市民。这样一来,荷兰比别的地方更有吸引力,成为人口的汇集地。到15世纪末,将近一半的荷兰人生活在自治城市中,这里成为欧洲城市化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城市管理上,荷兰人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小群人来集中管理。市民们对议会进行“全权委任”,选择充分信任他们,把征税、城市建设等关乎每个人生活的事情都委托给议会去处理。
与此类似,他们把自己的钱也委托给一小群人来集中管理。只不过市镇选出的是市议会,而公司选出的是董事会。中世纪市镇议会的成员数目都是12的倍数或分数。同样,早期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常见数目也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巧合,它衍生自查里曼大帝和其继承者的12人贵族法庭。[5]
三
而接下来崛起的大英帝国更让西班牙人吃惊。
英国崛起的逻辑与荷兰一样,都是依靠公司的力量。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比起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更为成功。
我们讲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比荷兰的还要早。一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是众商人每人直接出资,荷兰东印度公司发明了股份有限制度后,英国人马上就学会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凭借这一利器,很快就建立起来16个月船期的固定模式,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邦:它们的“公民”是每一个购买股票的本国公民,它们的统治区域就是被赋予特许经营权的地区,它们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
因此,与我们很多人的理解不同,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实现了对印度的占领。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三地总督一开始都是东印度公司任命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务,而不是英政府任命的。
18世纪中英贸易的主导力量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不仅垄断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还在1792年促成了英国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马戛尔尼使团一行的全部费用8万英镑都由东印度公司承担。
英国对美洲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公司,比如弗吉尼亚公司进行的。1606年,在东印度公司成立6年后,弗吉尼亚公司成立,这一公司的任务是沿着美洲海岸组建种植园和定居点。殖民地的所有权和利润归公司的股东,仅需向国王上缴一定的收益。[6]
因此,西班牙的海外开拓基本是以皇权和国家利益为驱动力的,英国则是以商业利润为动力驱动的。从时序上看,西班牙人的行动是军事征服在先,随后的经济利益只是战利品;而英国则是商业活动在先,军事力量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7]“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从政府的角度看,这就像是政府把自己的海外扩张项目承包了出去,减少运营成本不说,更转嫁了风险。”政府把垄断权交给东印度公司,公司则承担风险并将部分利益上缴政府,以换取许可延期。
这一模式在殖民上非常成功。事实上是东印度公司而非英帝国军队向英国政府奉献了一个庞大的印度殖民帝国。大英帝国击败荷兰、法国,最终成为南亚诸多国家的宗主国,这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们苦心经营的结果,而不是大英帝国内阁运筹帷幄的战绩。[8]
公司在商业上也极为成功。从1657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股民每年所获红利可达20%左右,最高可达50%以上,以至于公司股票价格一涨再涨,当时市场上每100英镑的股票售价在1669年为130英镑,1677年上升为245英镑,1683年再升至360英镑。[9]
那么,为什么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成功呢?因为其背后依托的英国更强大。
荷兰竞争不过英国,首先因为它小。到1700年,荷兰的人口才是英国的1/3,领土面积只有英国的1/6。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荷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
荷兰的成功,在于它专注商业。荷兰的失败,也在于它过度专注于商业,而对政治结构的探索不够。在历史上,荷兰人并不在乎政权的归属,并不太关心谁统治他们,只在乎这些统治者能否保障他们自由发展经济。因此荷兰这片土地轮转过很多统治者,先后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荷兰人都安之若素。一直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借战争对荷兰横征暴敛时,各自为政的荷兰各省份才为保护自己的钱袋子团结起来,发起了独立战争。1579年,来自荷兰北方的7个省组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敌。然而战争胜利后,这7个省的人发现他们无法决定由谁来领导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荷兰人不愿意费心费力管理国家,他们只想专心做生意,因此,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最终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不过不久之后,精明的荷兰商人们很快发现,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实际上比西班牙国王还要高。他们只好结束了与英女王的协议,无奈地自己领导自己。1581年,7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由中产阶级建立并统治的共和国。它的结构非常松散,各省之间绝对独立,他们只能在决定税收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如果他们意见不统一,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共和国还有一件事很特殊:没有常备军。因为雇用外国军队作战比征调商人们作战要廉价和方便得多。[10]
这样的国家虽然足够自治,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统一的力量,无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相比之下,英国就更为成功。英国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一个统一的议会,通过这个议会,国家能够获得有效的税收,从而保持国家强大的武力,因此,对东印度公司的支持更为有力。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征服,背后靠的是英国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推动。当然,英国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它又不像西班牙那样专制,没有抑制而是充分发挥了公司的活力。
[1]《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第37页。
[2]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大国崛起:荷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16页。
[3]王宪磊:《全球经济共同性问题的性质和原因》(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0页。
[4]苗延波:《公司的历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第86页。
[5]仲继银:《董事会治理的思想和历史渊源》,《中国新时代》,2014年第7期。
[6]毕竞悦:《弗吉尼亚公司与美国精神的塑造》。_100191010
[7]《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来龙去脉》。
[8]谌焕义:《论东印度公司与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9]同上。
[10]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大国崛起:荷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14页。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一
中学历史告诉我们,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从英国工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开始的。
但是历史课本并没有讲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棉纺业是很落后的。在当时世界上,英国的纺织品一点名气也没有。当时全世界的“名牌”,是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布。中国和印度在技术上和工艺上远比英国领先。[1]
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而是发生在英国呢?
一个原因是英国人口稀少,人力成本高,而中国和印度人口密度大,人工非常便宜。
我们讲过,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在中世纪后期就高于中国,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标志之一是欧洲工人的工资远高于中国。马德斌说,在工业革命之前,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工人工资是同时期中国大城市的3倍左右。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168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是印度工人的4倍。
这种工资上的差别,就造成了生产方式的差别。荷兰学者范·赞登(Van Zanden)和中国学者李伯重的比较研究中都提到,为什么过去中国拉船用的是纤夫,而荷兰用的是马呢?因为荷兰人力太贵,用不起,而中国人的工资非常便宜。
工资高,资本家就有充足的动力去改进技术、节省人力,而中国和印度却没有这样的动力,或者说,动力不是那么足。马德斌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活字印刷。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从宋代出现时起,基本上没有得到过广泛应用,仍然沿用雕版印刷。而欧洲人一旦有了活字印刷技术(有学者说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也有研究认为是欧洲人自主发明),却立刻投入了广泛应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因为中国的人工成本太低了,印刷厂雇人去雕整块的木板,花不了多少钱。而在欧洲,这个成本就很高了。所以,欧洲的资本就要与技术结合起来,想办法取代人力成本。[2]
二
荷兰工资和英国一样高,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荷兰,而是发生在英国呢?
因为机器是用钢铁制造的,所以工业革命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力成本比较高,另一个是有着丰富煤炭资源,能够支持铁矿冶炼业。
英国北部恰好符合这两个条件,工资高,煤资源又非常丰富。《全球通史》里说:“英国享有的另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它很早就开始用煤做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0万吨煤,而法国仅生产70万吨煤。”
荷兰虽然一度领先世界,但是无奈在自然资源上有先天不足问题。“荷兰在17世纪时享有其黄金时代,但是,它缺乏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和水力。”[3]
三
除了工资水平和丰富的煤资源外,英国还拥有巨额的资本。
对殖民地的掠夺,一开始导致了西班牙的迅速富有。1502~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
然而,和后来的英国不同,西班牙极端专制式民族国家的崛起是短命的,它的暴富只是昙花一现,之后便持续衰落下去。
因为白银的流入并没有帮助西班牙的制造业发展起来,而只是助长了西班牙人的炫耀性消费,那些在东印度发财的人回到西班牙以后,在塞维利亚购买了官职、土地和豪华的住宅,把其他的钱都花在了奢侈品上面。国王和贵族们从此沉溺在奢侈和腐化中不能自拔。这一过程与历史上的传统帝国毫无区别。
西班牙人不投资制造业的原因倒并不是西班牙人天性懒惰,而主要是西班牙本土落后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税收。我们说过,西班牙是欧洲最专制的国家,各地关卡林立,反复征收商品过境税。各地势力强大的王公贵族不愿意看到工商业主的崛起威胁他们的特权地位,因此便把数以万计的从事工商业的外国人从自己的领地上赶走了。所以西班牙的制造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经济结构非常落后。在英国、荷兰大力发展毛纺织业和五金业时,西班牙却大力出口羊毛、矿石等原材料,进口五金和纺织品,推动他国的工业化。[4]因此,西班牙帝国极盛一时而后便一蹶不振。到了17世纪,西班牙就陆续被英国等国家击败,从强盛的顶峰上跌落了下来,成了西欧最贫穷的国家。
而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巨额财富,却源源不断地投入工业。因为英国与西班牙政治体制不同,工业的产权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英国也是在中世纪后期,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英国虽然不是很大,但仍然分成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制度、法律不同的地区。在英国的统一集权过程中,过去分散的旧国家机构改革后组成枢密院,产生了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机构。从1543年开始,在威尔士实行英国的一切法律制度,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被英格兰议会迎立为英王,英格兰和苏格兰初步统一。克伦威尔时期,又结束了爱尔兰地区的封建割据。[5]地方关卡被取消,商业活动可以更好地进行。统一之后,英国国力增强,对外战争获得更有力的支持。
但是新型政权也有一个强烈的副作用,那就是国王权力比以前加大,经常横征暴敛,用于个人享受。因此国家管理上经常乱作一团。
公司的成功,让英国人受到了启发:在国家管理上,为什么不能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呢?
1688年,英国人通过“光荣革命”赶走了詹姆士二世,邀请荷兰王子威廉三世(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入主英国。作为让威廉三世继承王位的条件,英国议会要求其签署《人权法案》(Bill hts),保证国王不会侵犯公民权利,王室不会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公民有权拥有枪支武器,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等,这些法律构成了现代英国民主制度的框架。
作为外来者的威廉三世在英国全无统治基础,只能充分尊重英国国民的意愿。这样,立宪君主制度正式在英国诞生。通过光荣革命,“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6]。
自1714年起,入主英国的汉诺威王朝国王逐渐把几乎所有的职权托付给内阁,“王权”的内涵不再是国王本人的权力,而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作为国王的大臣,表面上要听命于国王,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7]大英帝国成了一个公司,议会就是董事会,首相就是公司的总经理。国王有这个公司的所有权,但是并不拥有经营权。国王并不干涉公司的日常事务,内阁大臣如同职业经理人,在经营这个国家。
所有权和经营权捆绑在一起,不利于最优秀的人进入管理层。而两权分离,就意味着帝国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可以延续下去,它可以从最优秀的团队手中发扬光大。[8]这就实现了一次国家管理制度的质变。
世界历史上以前的帝国,经常陷入内部纷争和腐败之中。比如蒙古帝国的历史伴随着不停的皇位之争,不停地动荡。因此,它们的事业往往不能持久。最短的亚历山大帝国不过持续了几十年,大元帝国满打满算也就存在了90多年,西班牙帝国的兴盛期也不过100多年。极盛过后,就是崩溃和衰败。
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英国国势一直起起落落,有时短暂兴起,却也经常沦为一个二流国家。1640年威尼斯大使称,“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9]。
但是创造了公司式的帝国模式后,英国政治获得了空前稳定,不再有内部纷乱,从此持续发力,先是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又成功挑战荷兰的世界海上霸主的地位,最终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并且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治理成绩。
特别是因为私有产权得到有力的保护,英国的商人们更愿意投资工业。别的不论,在1750~1800年间,东印度公司单从印度就掠夺了价值1亿~1.5亿英镑的金币。和西班牙人不同,英国人把海外的利润主要投入国内的制造业中。海外来的金钱大大促进了英国对工业尤其是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这是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公司发展壮大之后,才是工业革命的到来,公司模式的殖民给了工业革命必要的资本前提。工业史学家克宁汉(H.hame)说:“如果瓦特早生50年,他和他的发明一定都同时死了。自有世界以来,可能没有一个投资的收获超过像掠夺印度一样的利润。”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ss North)在《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中指出:“所有权结构在荷兰和英国的发展,刺激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包括鼓励创新和其他各种有利因素。因此说,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提高私人收益率的结果,从而导致人们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
所以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煤的问题,更与政治体制有关。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英国的崛起的解释都是因为工业革命。似乎是发明蒸汽机这一偶然事件才导致了大英帝国的出现。这显然是一个错觉。[10]
四
因此,英国是一个“软硬适度”的,既有中央集权又有强有力制衡的统一民族国家。
那么,为什么立宪君主制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呢?
西班牙等国有强大的军事传统,而英国历史上很长时期没有常备军。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海洋形成了天然的防御,这导致它历史上的战乱要远远少于欧洲大陆诸国。既然很少有外敌入侵的压力,英国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花巨资养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中世纪以来,英国只是在战争时期才召集贵族领地的义勇队,建立临时的军事武装。战争结束后,军队随之解散。直到1645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新模范军法案》,英国才出现第一支常备军。
诺斯总结说:“让我们考察一下代议制议会在英国兴旺而在法国和西班牙衰落和消失的原因。英格兰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岛屿,从而把英国与它的竞争对手隔离开来。外国的入侵不像在欧洲大陆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对英国人不如对法国人重要。”[11]
我们知道,越是外敌环伺、战争频繁的国家,越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国民甘愿把自己的部分自由权让渡给国王,以换取生存。西班牙就是这样。
而英国这方面的需求不强烈。英国的王权相对于西班牙和法国等国,是非常软弱的。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是“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英国贵族基于习惯法,对国王有强大的约束力,在议会上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此外,英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强烈的自治传统。即使在欧洲,英国也算是一个异类。1729年,造访英格兰的孟德斯鸠说,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异之处在于英格兰是一国“自由的人民”,“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格外有利于个人的自由”。恩格斯则称英国为“地球上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而“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1166年,亨利二世颁布《克拉灵顿诏令》,确立了陪审团制度,规定大部分地方案件由当地人自己处理。有的时候,陪审团基于良心和情感,给出的审判结果甚至违反了国王的法律。但是因为陪审团在审判前对上帝宣过誓,陪审团的意志被认为就是上帝的意志,审判结果仍然会得到认可。[12]
这一制度对英国社会和英国人的思想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每一个陪审团都是一个小国会”,这一制度逐渐培养了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对英国普通民众起到非常好的社会参与培训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说:“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需要一系列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制度安排。”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系列偶然汇集到一起的结果:一个软弱的君主政权和强大的议会,一部根深蒂固的习惯法以及常备军制度的长期缺乏,还有自治传统,这些都恰好汇集在了英国,构成了英国崛起的独特背景。[13]
[1]马德斌:《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文汇报》2012年5月28日。
[2]马德斌:《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文汇报》2012年5月28日。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28页。
[5]石庆波:《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6]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7]同上。
[8]《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9]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0]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1]转引自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34页。
[12]郭光东:《陪审团的历史与价值》,博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学院,2004。
[13]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