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力统一：傅良佐争夺湖南（2 / 2）
鉴于湖南局势严峻，广东督军陈炳焜急邀护法军政府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到南宁和陆荣廷会商出兵援湘的事，经过商讨最终推广西督军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广西出兵四十五营，广东出兵三十五营，共组成五个军，陆裕光为第一军司令，林俊廷为第二军司令，韦荣昌为第三军司令，马济为第四军司令，林虎为第五军司令。而陆荣廷在会后则继续返回原籍武鸣养病，同时和冯国璋暗中联系。
20日，谭浩明通电就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西南系军阀正式对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宣战。不过，此时的段祺瑞已经有了西原借款撑腰，即便是征湘、平粤、伐桂、讨滇四大战役同时开始也有恃无恐，因此拟派卢永祥为湘粤方面总司令，以驻防山东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继任淞沪护军使；抽调倪嗣冲的安武军二十营及张敬尧部第七师开到湖南；另一方面唆使琼州的龙济光反攻广东，收买潮汕镇守使莫乘宇、惠州督办张六骥做内应；并令福建督军李厚基派兵经海道在广东沿海登陆，调奉军、陕军入川协助吴光新、刘存厚攻击滇军。
另一边，直系的长江三督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和江西督军陈光远也紧急举行会晤，要求停止湖南战事、撤回傅良佐、改组内阁、整顿倪嗣冲部，这等于是直系与皖系正式地针锋相对。直系所提出的前三个条件，完全是在呼应桂系，而最后一个条件则是出于自我考虑，倪嗣冲是皖系的主将，也是皖系中真正的实力派，更是段祺瑞放在长江三督头顶上的一把刀，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倪嗣冲趁机收服了江苏北部徐州、海州一带的张勋旧部，更是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因此长江三督要求整顿倪嗣冲部。如今桂系和直系串通一气，皖系也就拉拢了奉系的张作霖，21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催促其立即出兵讨伐两广。
不过，直系长江三督的激烈态度，让段祺瑞意识到事态日趋严重，只好把皖系大将卢永祥留在上海，以防备江苏、湖北和江西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并且暂缓进攻西南的计划。因为长江三督的态度，使得皖系中一部分激进势力抬头，他们认为长江三督可能是得到了冯国璋的授意，而冯国璋则与陆荣廷来往密切，因此需要发动一次政变让冯国璋下台。于是从10月下旬开始，北京城里谣言四起，传说北京军人密谋发动“兵谏”软禁总统，冯国璋吓得惊慌失措，急忙在22日同意段祺瑞提出的褫夺刘建藩和林修梅的官职及勋章，并且予以通缉。27日，“兵谏”谣言愈演愈烈，冯国璋勉强下令罢免广东督军陈炳焜，派李耀汉兼署广东督军，莫擎宇会办广东军务，李福林接任广惠镇守使。
1917年11月初，关于北京军人可能发动政变软禁总统的谣言满天飞，长江三督受此影响也不再大张旗鼓地发布通电。7日，万般无奈的冯国璋不得不将段祺瑞拟好的通电发出。当时外间的传言之盛，可能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据说当时皖系内部就有“政变倒冯”和“合法驱冯”两种不同的意见。倪嗣冲和张作霖主张“政变倒冯”，就是先宣布独立，随后在天津设立临时政府，推徐世昌为大元帅代行总统职权，然后再转头进兵北京，逼迫冯国璋下台。而段祺瑞的幕僚则提议“合法驱冯”，就是迅速成立临时参议院为代立法机关，修改《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的国会改选总统。
桂系本来依靠直系打压皖系，虽然接连召开护法会议什么的，但从来没有把孙中山和国民党放在眼里，等到冯国璋被迫发出调陆荣廷上京、派龙济光接任两广巡阅使和让李耀汉回到广西的命令以后，才意识到靠直系是不能压制住皖系的，于是只好转过头来又和国民党牵线搭桥。10日，陆荣廷亲自到梧州主持军事会议。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护法军政府代表外交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都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比之前的南宁会议要扩大很多，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党、桂系、广东地方军人的联席会议。会议主要商讨的内容包括：共抗北军要精诚合作，消除内部隔阂，国民党出兵福建牵制北军等。
终于可以发表意见的国民党，趁机提出桂系的广东督军陈炳焜不得人心和攫夺省长亲军等问题，陆荣廷当即接受，随即提出调陈炳焜为讨龙济光军总司令，转由程璧光担任广东督军，将陈炳焜的省长亲军二十营交由陈炯明指挥，并使其进攻福建，但需要受程璧光节制。程璧光是国民党中的温和派，桂系遂推选他为广东督军并节制陈炯明，而国民党此时也力促陆荣廷到广州来主持军事。但陆荣廷表示自己年老多病，因此派广惠镇守使莫荣新在他养病期间代理军务。
就在北京和西南形势发生变化的同时，湖南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王汝贤、范国璋与湘军已经对峙四十多天，始终不能决出胜负。但是湘军无疑更为着急，因为此时已到年底，严冬将至，而湘军将面临“弹药将竭”的局面，到时候很难支撑下去。于是，刘建藩部的黄钺主动要求率领敢死队百余人抄袭到北军后方进行偷袭，但此去袭击的湘军士兵完全是去以命相搏的，虽然最后全军覆没，却给北军士兵的心灵造成极大的震慑。之前就曾讲到，当时入湘的北军很多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不仅在技战术上和正规部队差得很远，心理素质也不够过硬，这些士兵平日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倒是在行，真的面对血淋淋的战场就有些头昏脑涨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对方会用性命来换取胜利，虽然北军赢得了惨烈的一战，但北军的士兵们在精神上却已经认输。
于是，湘军把握机会大举反攻，哪知道双方刚刚交手，北军便已溃散，湘军因此虏获大批的军械弹药，暂时摆脱了困境。而北军仅仅在长衡公路的茶园铺交战一次，就迅速溃退到长沙。傅良佐接到王汝贤和范国璋的电报，随即在长沙下达特别戒严令，断绝市内交通，而他则偕同代理省长周肇祥偷偷爬上军舰，逃往长江下游的靖港。王汝贤和范国璋发出通电之后，退兵到长沙，到长沙以后也不再退，随即发出布告，声称“不愿从事内争，主张和平解决南北纠纷”。随后，长沙各界迅速组成了“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前不久还是攻占湖南的急先锋的王汝贤和范国璋大摇大摆地出任正、副主任。
王汝贤和范国璋在长沙当起和平使者，可苦了在北京的段祺瑞，他本来就受到直系的反对，此时湖南形势又生突变，不久，江苏督军李纯又来电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迅速召开南北和议，更是逼得段祺瑞走投无路。16日，段祺瑞被迫提出辞呈，同时发出“正密”铣电痛陈北洋系团结之必要，以及自己辞职的各种苦衷，随后，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另外发出一封密电给皖系各军阀，希望他们能复电继续拥护段祺瑞。17日，忽然有无数湘军出现在长沙城内，吓得王汝贤和范国璋也急忙弃城而去。18日，段祺瑞发电惩办傅良佐、周肇祥，并勒令王汝贤“严申约束，激励将士，驱除在湘逆军，以赎前愆”，哪知道此时的长沙城内已经没有北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