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直皖恩怨：主战派逼宫（1 / 2）

在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军阀希冀“武力统一”中国的时候，直系军阀逐渐成长起来，一个是当权派，一个是夺权派，双方的矛盾自然不言而喻。直皖恩怨集中到个人身上，就是段祺瑞和冯国璋的恩怨，也就是新的府院之争。段祺瑞是北洋之“虎”，为人处世比较跋扈，政治手腕高超；而冯国璋则是北洋之“狗”，为人沉稳内敛，但是论政治手腕就要单一多了。论打仗，冯国璋是要强于段祺瑞的，但是论政治，冯国璋就不是段祺瑞的对手了，所以，对冯国璋来说，在北京的日子是他一生里最烦闷的一段日子，而冯国璋的离去，也意味着北洋系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再无调和的余地。

1917年11月18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协同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电，主张停战，长江三督变成了直隶四督，声势上自然不同寻常，这下子算是给了段祺瑞一记闷棍。同日，段祺瑞奉命免兼陆军总长，改由王士珍继任。20日，冯国璋又批准了徐树铮辞去陆军次长的职务。但是徐树铮辞职以后，迅疾乘坐专车前往天津找到曹锟，徐树铮告诉曹锟，国会目前仍然是由皖系控制，只要他支持段祺瑞，皖系必然会扶持他出任副总统。曹锟此时在直、皖之间保持中立，又对副总统的位置垂涎已久，遂于21日自天津给段祺瑞打电话，直言巧电并非他本人意愿。随后，在徐树铮的提议下，曹锟又单独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此时南军已经占领长沙，曹锟此举明里是主和，其实却是对南军不利。随即，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以及其他皖系军阀张怀芝、卢永祥、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通电响应，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

虽然如此，冯国璋仍然想要罢免段祺瑞，而此事正是最好的契机。但是和当初的黎元洪一样，冯国璋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就是在段祺瑞被罢免之后，选择由谁来继任。冯国璋首先想到的是王士珍，但王士珍不愿意“卖友求荣”，别说是国务院总理，连段祺瑞卸下的陆军总长一职他也不肯接手。冯国璋转而又去找熊希龄、田文烈、陆徵祥等人，这些人纷纷表示拒绝。所有的事情就像是黎元洪的故事再度上演，黎元洪找到的是伍廷芳，而冯国璋找到的则是卧病在床的汪大燮。汪大燮禁不住冯国璋的威逼利诱，只好暂时接任，不过据说此老在病榻上还提出了一个古怪的条件，即“只做几天总理，只签署两个公文”，而冯国璋找他也只是一个过渡，他属意的总理人选仍然是王士珍。

就实力而言，此时皖系的力量是最为庞大的时候。首先，段祺瑞本人拥有一个成型的智囊团，以徐树铮、靳云鹏、曾毓隽为中心，身边还围绕着一批如段芝贵、傅良佐、吴光新这样的将领，同时还包括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田中玉等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再加上奉天督军张作霖、直隶督军曹锟这样的实力派外援。虽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段祺瑞已经逐渐替代袁世凯成为新的独裁者，但这并不影响段祺瑞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对皖系将领们来说，段祺瑞愈是独裁，才愈是意味着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况且也正是因为段祺瑞的独裁，他才敢给张作霖、曹锟做出利益上的承诺，而张作霖、曹锟也才会相信。但事情到底是需要分开来看的，独裁既是段祺瑞的长处，也恰恰成了段祺瑞的短处，他在执政生涯中不断地使用“以退为进”来获取东山再起的资本，但就是因为他的独裁行径让他得不到更多的支持。虽然每次他都能东山再起，但是终归是在无形中消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给皖系军阀带来的损伤也是逐步显现出来的。

冯国璋四处奔走寻找段祺瑞的接班人，段祺瑞自然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冯国璋此时非要他下台不可，索性亲自到总统府向冯国璋请辞，又玩起了“以退为进”的老把戏。冯国璋假意要段祺瑞举荐继任者，段祺瑞摸准了冯国璋的心思，随即推荐了汪大燮，并且向冯国璋表示愿意亲自去劝说汪大燮继任总理。11月22日，冯国璋下令批准段祺瑞的辞呈，委任汪大燮代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辞职以后，冯国璋便想仿效袁世凯大权独揽，迫不及待地恢复袁世凯时代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只是将名称改为“军事办公处”。但这个机构刚一成立，就招致皖系军人的极力反对，直隶督军曹锟和奉天督军张作霖也通电表示反对，军事办公处的招牌只挂了两天就匆匆取下。

就在冯国璋和段祺瑞京城斗法的时候，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已经抵达长沙。

赵恒惕进入长沙以后不久，就接到湘军总司令程潜的电报，命令他不要妄自行动，在城中“扫径以待联帅”，这里所称的“联帅”乃是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打走了北军，南军便要来接管长沙，湘军到底不过是南北对峙的一颗棋子。接着，程潜也抵达长沙，于24日接任湖南省长，谭浩明随即致电程潜，要求他“勿得擅有建立，致涉纷歧”，这话再明白不过，就是你别随便发号施令，等老子到了再说。

汪大燮刚刚在国务院总理的位子上待了一个星期，屁股就坐不稳了，日日催促冯国璋寻找继任人选。冯国璋则三番五次去找王士珍，但屡屡被王士珍拒绝。就在此时，王士珍的私邸忽然来了一位贵客，那就是刚刚下台不久的段祺瑞。段祺瑞请王士珍以北洋系为重，至少先就职陆军总长，王士珍算是勉强同意到陆军部去看几天场子。其实段祺瑞最为明白冯国璋的心思，但是段祺瑞也不愿跟直系决裂，因此不如卖个人情，请出无所作为的王士珍。

等王士珍坐上陆军总长的位子，冯国璋也学起了段祺瑞的伎俩，让北京军警推荐代表到王士珍私邸门前请愿。1917年11月30日，冯国璋亲自到王士珍私邸帮助他解围，王士珍只好答应继任国务院总理，冯国璋回到总统府以后，即宣布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同时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以廕昌为参谋总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辞职，由恽宝惠继任。

就在王士珍宣布接受组阁大命的这天，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都到了北京，可第二天，又都不见了，原来他们悄悄去了天津。同时，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军阀代表，以及上海督军张怀芝、在徐州剿匪的张敬尧的代表，都来到天津。除了长江三督，皖系军阀及其他北洋系地方军阀的实力派几乎齐集天津。这是张勋的徐州会议之后，北洋系督军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只不过这一次的“盟主”由张勋变成了曹锟，但是，幕后调控这一切的却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徐树铮于20日抵达天津之后，先是秘密联络各地皖系军阀，同时开始密电各地军阀到天津举行军事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