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战南昌：孙传芳的最后挣扎（1 / 2）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中有名的“变色龙”，历数他崛起的前后，就是一部军阀投机史。其实在孙传芳之前，北洋系不乏朝秦暮楚之辈，他们大多都是些小军阀，在夹缝中求生存，于是不停地在皖系、直系和奉系之间摇摆，但是鲜有坐到孙传芳这个位置上的。另外，孙传芳还是北洋系中的一个“非主流”，北洋系中虽然不免有顶掉老上司取而代之的情况，但大多情况下，由于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所以打仗归打仗，打完了仗坐下来还是和和气气的。孙传芳是铁了心要蔑视北洋系的规矩、打破北洋系的规矩，他孤立了吴佩孚的同时，也孤立了他自己，所以威风的孙大帅也不得不北上乞援。
吴佩孚自丢失汉阳之后，先退孝感，再退广水，三退信阳。退到信阳之后，吴佩孚的本意是在信阳收拾旧部，率军反扑，但可惜的是吴氏身边此时已经无可用之将，唯有一个田维勤担任信阳以南的防务。靳云鹗自汉口一回到河南，就又回到鸡公山上的“颐庐”去了，对吴佩孚之不满已达极点。吴佩孚在北方尚有驻兵可用，但是自郑州以南到信阳武胜关，沿途的直军派系复杂，虽然名义上有三四十万的直军，但实际上吴佩孚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十余万，战斗力如何暂且不论，单是粮饷筹措起来就非常麻烦。靳云鹗当时虽然在鸡公山赋闲，但所部却在山下驻扎，凡是通过其防区的杂牌军，一律予以缴械，就连吴佩孚的卫队在经过时也被靳云鹗的亲信黄殿臣缴了械。吴佩孚闻讯大怒，声称要拿办黄殿臣，结果当晚信阳附近就发生兵变，吴氏不得不匆忙乘火车奔郑州而去。
吴佩孚为人强势，招致诸多直系军阀对其不满，等到两湖战败，吴佩孚走投无路，直系亦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于是，直系将领便纷纷敦请曹锟再度出山，调解直系之间的矛盾。曹锟在保定当寓公过得很舒服，不想再出来蹚这汤浑水，但事关直系存亡，加上各路直系将领不断催促，遂乘专车抵达郑州。彼时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还有当年湘军援鄂时，吴佩孚出兵湖北，却坐视王占元兵败，坐收渔利后占据湖北，并安排亲信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军。前文说过，相比之皖系，直系素来注重团结，但吴佩孚对王占元“见死不救”，使得许多直系将领对其颇有微词，所以当吴佩孚陷入困境时，直系各将领都不愿伸出援手。
曹锟和亲信夏寿田、张廷谔抵达郑州之后，即下榻于郑州中州饭店，抵达当日即感冒。而此时武昌城正遭遇北伐军围攻，刘玉春苦苦支撑，不断电请吴佩孚派兵驰援，吴佩孚每日都为此事奔走，一直到曹锟抵达郑州两日后，吴氏才抽空在张廷谔的陪同下到中州饭店面谒曹锟。曹锟见到吴佩孚，即痛斥他“居功自傲，不能容物，不能开诚对下，才造成今日直系上下之离心离德”，曹锟语气愤懑，而吴佩孚则低头不敢作答，亏得夏寿田和张廷谔出来劝解，气氛才稍有缓和。
曹锟虽然痛斥吴佩孚，但是仍然努力团结直系，于是又叫来靳云鹗，对其好言相劝。但靳云鹗虽然表面上服从于曹锟，私底下却并不像吴佩孚那样真心尊崇曹氏。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后虽然每日都声称要南下，但始终按兵不动，对吴氏阳奉阴违。自家后院里形势动荡，北伐军自南方北伐，奉系的张作霖也天天致电吴佩孚，询问其日后的动向，真实意思却是希望假道河南南下征讨北伐军。但吴佩孚在南口见识过奉军的厉害，自然不想将河南让给奉军，深恐奉军路过时一并将他的地盘给接管了，到时直系的基业便毁于一旦了。
但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成为奉系的拦路虎，他只顾着提防北伐军出武胜关入豫，却不料奉军发来电报，表示直系孙传芳部向奉系乞援，遂决定渡河向南驰援江西、收复武汉，而奉系所指却是直系的大本营保定、大名。吴佩孚于是派符定一到济南会晤张宗昌，随后又加派参谋长张国溶与刘绍曾及张宗昌部前派至郑州的代表童好古、常之英一同到济南。张宗昌又电请直隶督军褚玉璞到济南洽谈保定、大名事务。
褚玉璞由济南回到保定之后，一面准备援鄂，一面就准备接管保定、大名，直隶保定副司令徐源泉亦由济南赶回相助。保定、大名原本在吴佩孚副帅齐燮元的掌握下，吴佩孚与齐燮元均以为张宗昌与褚玉璞济南会晤，使保定、大名的事态已趋于缓和，哪知道褚玉璞在济南与张宗昌达成密约，褚玉璞一回到保定即率部接管保定、大名，将其掌握在自己手里，光明正大地驱逐吴佩孚的力量。齐燮元自感形势所迫，只好通电保定、大名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将保定、大名让给了褚玉璞。另外，奉系亦开始大肆清除北京城内的吴佩孚力量，吴氏拥立的内阁总理杜锡珪被罢免，改任海军总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此时直奉之间其实已经公开分裂，而奉军入豫也只是时间问题。
北伐军将武昌城团团围住，却并没有再动用重炮对武昌城进行轰炸，主要是考虑到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北伐军派人进入城中与刘玉春多次商讨，而刘玉春为了缓和北伐军的攻势，表面上愿意坐下来与北伐军代表商谈，私下却和吴佩孚、孙传芳暗通消息，希望他们能派兵增援，如若援兵不能赶到，刘玉春便决定以身殉职。彼时的武昌城内尚有十余万居民，北伐军与城内的杂牌军互通消息，并且赠送物资给他们，杂牌军本身便是临时拼凑的，谁给他们好处便投向谁。杂牌军的人数比刘玉春的部队多，只是战斗力太差，虽然哗变，却始终不能取得优势。但刘玉春部的火力亦被压制，杂牌军随即打开武昌城门，放北伐军主力入城。
武昌城被攻破的时候，刘玉春正在蛇山上指挥所部死守，但北伐军蜂拥而至，杂牌军倒戈，所部的防线很快被突破。民初的很多将领，虽然动辄就要“一死相报”，但真正死在战场上的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是发现风向不对就立马逃跑，这也是民初的战争打不了几天的原因之一。但刘玉春确实是做足了赴死的准备，他在所部死的死、降的降之后，随即准备自杀，他身边的旅长眼疾手快，夺下他的枪，和剩余的几个亲兵将他拖到文华书院，保住了他的性命。随后，刘玉春被北伐军所擒，押往第四军司令部。
武昌城破的消息传到江西，蒋介石特意致电第四军司令部，以刘玉春之忠勇而特令优待。刘玉春与湖北督军陈嘉谟囚禁在一起，囚室内烟酒齐备、卧具齐全，刘玉春的部下也都没有上刑具。在武昌城破之后，新闻记者到囚室采访刘玉春和陈嘉谟，陈嘉谟低头不语，而刘玉春却慷慨陈词，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自知战败，羞愧难当，玉帅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不能不报，所以明知不能守也要苦战到底，如今虽可以报答玉帅之恩，却对不起武昌城内的十万百姓，于是做出以刀割肉的动作，“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愿受凌迟之刑来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