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战南昌：孙传芳的最后挣扎（2 / 2）
刘玉春的话铿然悲壮，不失燕赵之士的风范，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几乎忘了其是反革命的战俘，所刊稿件都提及刘玉春的忠义之气和国士之风让人钦佩。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邓演达，也深为刘玉春的气节折服，特意叮嘱对刘玉春及所部战俘予以优待。但此时如何处置刘玉春，却成为一件大事，其中原因要从“北伐”说起，“北伐”的概念是南方国民革命军提出的，而北洋军阀则以“南征”作为回应。那时秉承“中立”立场的报纸，则多称为南北战争，国民革命军方面宣扬的是“消灭旧军阀”，而北洋军阀方面则宣扬“南军仇杀北人”，将这场战争异化为“南方人打北方人”，极力误导北方的普通民众，将这场战争形容为地域之争。
在武昌城破之后，如何对待刘玉春、陈嘉谟等北洋军战俘便因为对战争的不同眼光而显出差异：对国民革命军来说，刘玉春、陈嘉谟是“反革命”，而且为了“反革命”还险些搭上武昌城十余万人的生命，是非要除掉不可的；而在北方人看来，刘玉春和陈嘉谟都是北方人，他们是为了阻止南方人北上作战才被俘，南方人杀掉了他们，正是因为“仇视北方人”。当时武汉当地的民间团体也强烈要求将陈嘉谟、刘玉春付诸“人民公审”，尤其是刘玉春其人，因其一意孤行负隅顽抗几乎累及武昌城所有民众，应当“速处极刑，没收财产，移赈灾黎，以平民愤”。社会各方争执不下，国民政府也自感此事关系重大，所以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武昌城破，江西的孙传芳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孤立无援，遂准备返回南京，但因为南昌战事日趋紧张，在部下的要求下孙传芳才暂缓启程，同时下令集结兵力死守南昌。孙传芳总算意识到，这不是他所熟悉的北洋军阀时代的战争，不是冲天上打几枪，靠烟土和银元就能够解决的战事。心生怯意的孙传芳不知该如何是好，只知一味死守下去。在南昌城内坚守的是孙传芳部邓如琢的部下张凤岐、岳思寅、唐福山等部的6000余人，另有谢文炳部、陈修爵部在东乡、广信，蒋镇臣部、杨如轩部、杨池生部在进贤，以与南昌守军相呼应。因为孙传芳部控制着南浔铁路主要干线，所以能够做到机动灵活，而北伐军在南昌的攻坚战始终未能奏效，加上各军又无法密切协商，所以决定暂时在鲁涤平的指挥下先从南昌撤退。
在江西激战的同时，孙传芳治辖的浙江也在暗流涌动。浙江人对孙传芳素无好感，北伐军北上，浙江当地的士绅最高兴，因为北伐军的总司令是浙江奉化人，所以浙江人更乐于见到北伐军尽早进入浙江。夏超是浙江省内的实力派人物，他早已经暗通国民革命军，遂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令其所部保安团共八个营，集结于嘉兴，由松江进攻上海，以切断孙传芳军的归路。同时，在浙江士绅褚辅成的斡旋下，驻守南京的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部，以及驻守常州的周凤岐部同时开拔返浙，彼时孙传芳留驻上海的只有嫡系部队三个团，淞沪局势骤然紧张。
但是，夏超和周凤岐并不打算合作，而驻守徐州的浙军陈仪则公开宣称决不移动。这样一来，夏超便陷入内无应援、外无友军的情形之中，加上夏超自己亦徘徊不定，便陷于孤军深入的尴尬境地。浙军方面互相不合作，而孙传芳部的宋梅村旅却行动快速，很快开到嘉兴，进逼夏超所部，夏超自知不敌，乃将省长印信交由省议会保管，抛下部队逃往杭州。夏超的省长之位是孙传芳给的，当时到浙江作战前，孙传芳曾向夏超示意，“宁弃江苏也不愿放弃浙江”，想不到夏超居然会在背后放火，孙传芳于是悬赏十万元通缉夏超。宋梅村的第十三团开入杭州之后即接管省署，将浙江保安队缴械，孙传芳同时任命陈仪为浙江省省长，宋梅村为杭州警备司令，夏超及许宝驹等的家产悉被查抄。随后，宋梅村捕获夏超，并将其秘密处死。
处死夏超以后，孙传芳已经感觉到东南局势复杂，加上南昌朝夕难保，南京岌岌可危，他也开始陷入矛盾之中。而此时东南地区的乡绅开始为和平奔走，江苏的张一麐和浙江的褚辅成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东南和平运动会派出张一麐和孙传芳的总代表蒋方震在汉口举行和谈。但孙传芳此时却在主和与主战之间摇摆不定，1926年10月下旬，有传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前线督战时负伤，伤势恶化，孙传芳于是发出否认主和的通电，“既已战矣，和复何为？且未和于未战之先，未和于相持之时而和于敌军溃败之后，自计亦过甚矣”。
北伐军便先行集中火力对付江西督军邓如琢，邓如琢部在赣州、樟树一带被北伐军击溃，邓如琢遂于樟树弃守时通电宣布下野，其残部由前敌总指挥蒋镇臣接收，但是士气低落，根本再难有什么声势。在击溃邓如琢部之后，北伐军遂集中全力进攻南浔铁路的孙传芳军主力。南浔铁路于1908年动工，其间几度停工，到1916年5月才竣工通车，全长共135千米，共设九江、沙河、黄老门、马回岭、德安、永修、涂家埠、新祺周、乐化、南昌十站。制订完计划之后，北伐军又自武昌将第四军调至江西作战，随即兵分三路对孙传芳部发起大反攻。
1926年10月28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下达对南浔铁路的总攻击令，“……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能博得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北伐军遂于当日对江西发动总攻，所有兵力向南浔铁路集中。
当时孙传芳的援赣部队35000余人几乎全部集结在南浔铁路上，自九江到马回岭一带为孙传芳部的总预备队，自德安、永修到涂家埠为孙传芳部第三方面军主力及第六方面军一部，自乐化至牛行则是孙传芳部的第二方面军主力。另外，孙传芳布置其所部第五方面军在瑞昌、阳新、武穴、田家镇方面负责策应南浔铁路方面的战事，在抚州、进贤、东乡方面的孙传芳部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谢文炳、陈修爵等部虽然战败，但仍然掌握有13000余人。所以，北伐军右翼第十四军在第二军的配合下，先攻占抚州，切断了孙传芳部进入福建的通道，随后从东南向南昌推进。左翼第七军则攻占德安，新入赣的第四军在独立第二师和第七军的配合下攻占马回岭，第四军、第七军主力随后又在德安以南的九仙岭击败孙传芳部的两个师，从而截断南浔铁路，进攻永修。
南浔铁路被截断之后，孙传芳部的机动性大受影响，江西的战事便急转直下。孙传芳治军，素来就是以机动性著称，但孙氏的机动性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快，一方面是巧，都是打敌人一个防不胜防，对方一慌乱主将就会逃跑，群龙无首，自然不攻自破。其实孙传芳成名，主要是入浙江和驱逐奉系这两场仗，进入浙江钻的是卢永祥和齐燮元苏浙战争的空子，驱逐奉系则是因为杨宇霆和张宗昌忌惮背后的冯玉祥，再者孙传芳打仗靠的就是出其不意，进攻的时候还好说，防守的时候就不灵了。所以固守南昌，孙传芳依赖的就是南浔铁路，一旦南浔铁路被截断，他也就黔驴技穷了。